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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振起：結緣扶貧

點擊：3842 作者：劉振起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10-30 08: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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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4日下午，作者劉振起教授獲山西省靈丘縣下北羅村榮譽村民的新身份。圖源：中閎教育網】

脫貧攻堅戰，舉國之力，五載突擊，已近收官期。此一治國大舉，下沉村鄉端底，救貧脫貧，功效不菲，必將載入中國史冊。

世間萬事，結緣成行。余本行伍，于軍四十有三。退休后，致力于紅色文化研究，不期結緣扶貧，有幸參與其中，雖似洪流之水粒，亦有向前沖擊之豪情，或探討，或調研，或建言，既有星夜兼程，也有夜以繼日，留下了銘心的記憶與深深的思考。

想起來，這個結緣起于喜事。那是2015年的9月，好友田麗敏婚宴，席間與中國人民大學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王家華相識。田是我的忘年交，其時他在王所長麾下從事農村發展研究。由此，與王所長相識相熟，亦成為好朋友。

王是個有內涵的人。這是我與其初識時，對他的深刻印象。他對農村發展和扶貧很有思考，當時正致力于《中國扶貧志愿服務促進會》的籌建。說實際的，農村和農村扶貧這樣的話題，對于我這個農村長大的軍人來說，猶是無縫隙的勾連與鼓動。于是，便有了我對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邀請函的復函，正式成為了《中國扶貧志愿服務促進會創始會員》。由此，開啟了我的五年扶貧歷程。

五年歷程，五年記憶。

記憶猶新的是，協助王家華完成他的研究專著：《決戰2020》和《決戰2020實戰手冊》，這是我最先介入扶貧的第一件事。

中國扶貧志愿服務促進會成立，王家華當選副會長。這兩部理論專著，是他的自選課題，可謂發心于公。我們說，中央扶貧大策，落地生效是關鍵。怎么落地？如何生效？這樣一個廣域的貧困分布，這樣一個貧情的地域差異，研究探討就是確需的開路工程。而王家華作為一個社團組織的領導，自掏腰包做這樣的研究，無疑是懷揣著一團扶貧的熱情，這給了我很大的鞭策。

理論研究，對我來說，應算是駕輕就熟的事，幾十年的機關和院校工作，已有幾十部的著作付梓面世。所以，課題研究在王家華的基本思路和組織下，又有田麗敏、張媛媛、劉德宇等一干年輕人參與，進展得很順利。令人開心的是，兩部專著出版后，收到了較好的社會反響，書中的概念、觀點和方法，有些被引入地方決策，有些被引入企業籌劃。尤其是《決戰2020》，還被中宣部、國家新聞出版總局組織的聯合評審，評選為2017年度優秀讀物。這又讓我這個長期“紙上談兵”的人，有了收獲的真實。

當然，記憶更多的是心底感受。我們知道，任何研究的起點，是資料的廣泛收集與閱讀學習，這使得我這個剛進入扶貧的外行，一入行便在宏觀層面上接觸了我國貧困農村的狀態。全國832個貧困縣，592個國家級貧困縣；深度貧困農村的貧困戶，年人均收入一兩千元；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房吃穿困難，等等，一系列信息沖擊著我的內心深處。一兩千元啊！不過都市富人的一頓飯錢，甚至有的還不夠，而在貧困的農村，這便是一個窮人一年的生存維系。這樣的貧富懸殊，也著實讓我這個長期生活在都市里的農村人，有些心驚心裂。

我曾以《一個值得鼓掌的社團》為題，介紹過中國扶貧志愿服務促進會。為什么當時寫那樣一篇文章呢？就是看得了這個會確實很有特點，最為突出的就是不忽悠，宏觀上，他們有切實的客觀思考，微觀上，他們有切實的落地舉措，尤其是那股子干勁，十分難得。在一些人眼里，民間社團就是個養“二大爺”的地方！而他們卻是壯勞力，干扶貧的事，視為己任，當成事業，經常是五加二、白加黑，這恐是民間社團中唯一無二的。好友田麗敏，一個朝氣蓬勃的年輕人，中國扶貧志愿服務促進會成立后，任項目部主任，從此與他就難有了約聚，而時時觸到的，卻是他“加班、加班”的脈動。2017年9月，參加王家華帶隊的就業扶貧調研，直下江西的龍南、上猶、于都，北折安徽的金寨、潛山、定遠，十來天時間，馬不停蹄，車上開會，下車進點，白天調查，夜里討論，盡顯個滿滿的決戰姿態，實實個忙的不亦樂乎。想想看，一個民間社團的調研，雖說是受命而為，但這樣一個打法，卻完全是出于自覺，真叫人好不感動。

中國扶貧，中國特色。中央一聲令下，黨、政、軍、民、學、商、衛、科、體，所有說得上來的系統，從上到下，無不披掛，標語上墻，口號陣響，有錢的出錢，有智的出智，領導包縣，領導包村，領導包戶，攻堅克難，動足了腦筋，用盡了氣力，完全是人民戰爭。這樣一個陣勢，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是想也別想的。

一個千來口人的貧困村，除去外出打工做生意的，可能就剩下不足百十人，但扶貧投入的人就近乎二十，從駐村第一書記，到扶貧工作隊，還有結對幫扶的單位。民情記錄本、會議記錄本、學習本、考勤本、請銷假本、為民辦事記錄本、接待記錄本，各種的方案、計劃，臺賬，這表那冊，證書、照片，無不反映著扶貧痕跡。

駐村第一書記，一個很響亮的頭銜，從上級機關下到貧困農村，每個人月補助一百兩百不等，吃住在村部，案板刀勺，鍋碗瓢盆，一應生活家什，件件俱全，距家遠的兩三個月不回趟家，扶貧之事，不管大小，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雖無人權，又無財權，可責任扛在肩。“不光扶貧的事，一家一戶，鄰里的疙瘩，家庭的矛盾，也找我這個第一書記，有時碰到貧困戶用錢的節上，順手掏個百八十都是正常事”。一個軍轉干部的第一書記感慨多多！

何止駐村第一書記呢？一個縣常委級的領導，第一次去他包聯的貧困戶，正好趕上有兩戶貧困戶的孩子考上了大學，正為沒有路費而發愁。“不能耽誤了孩子上學啊”！這個縣常委領導很動情，像是說給貧困戶，又像是說給自己。他沒有猶豫，每個孩子3千元，自掏腰包解了兩個孩子的困。

一個國家級貧困縣，把產業扶貧的重點投向殘疾、智障、孤寡貧困人群，縣辦福利總廠，鄉鎮辦福利分廠，貧困村辦車間，出不了門的家辦作坊，通過這種組織起來的形式，使得全縣殘疾、智障、孤寡貧困人口脫了貧。第一次發工資，當他們拿到兩三千元鈔票時，好幾個人竟激動地淚流鼻翼，撲通一聲跪在了地上，直給領導磕起頭來。是啊！怎能不激動呢？一個40多歲的殘疾人，原來在村里以撿垃圾為生，時常遭人白眼歧視。在縣福利總廠上班后，身上有了錢，再回村時，他挺起了腰桿，第一次有了做人的尊嚴。可想想，這一跪也很尷尬，社會主義國家，人民當家作主，何用得著下跪啊！

做了扶貧理論研究，參與了扶貧實地調研，接觸扶貧的面愈加寬泛，走訪的地方也越來越多，曾到過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的勐臘縣、勐海縣，去過銅川市的耀州區，河北省的行唐縣、望都縣、懷來縣、順平縣，內蒙古自治區的科爾沁右翼前旗，安徽省的靈璧縣，四川省的通江縣、平昌縣，陜西省的華陰市，還又次到安徽的金寨縣。到這些地方去，是應民企邀請，參與他們扶貧項目的考察與籌劃。他們想做些事，既發展企業，也幫幫地方，但不能不說，愿景美好，都沒能走下墻壁。

五年歷程，五年思考。

脫貧攻堅，五年鏖戰，全部摘帽，這個責任壓的是實實的。中央的這樣一個政策，無疑是正確的。打一仗，總得有一個結期。而關鍵的問題是，要鞏固住勝利成果，并進一步擴大戰果。這是一個非常嚴峻而又現實的問題。以筆者觀察，五年之戰，從中央到地方，是舉大力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輸血注水，所以效力是顯現的。但這種方式，最大的特點是補救性的，而補救性的就不能是常態化的。可問題是，貧困農村個體經濟，會不斷的產生新的貧困人口。所以，后扶貧時期，保證脫貧的不返貧，就是一道難題。這道難題，就是貧困農村的單干經濟，沒有共同富裕的保障機制。

誰都明白產業扶貧是出路，可在貧困農村搞產業談何容易。無論搞什么產業，都是需要條件的，而大多貧困農村恰恰是沒有這些條件。一個駐村第一書記說，“一家一戶的，你家種點這個，他家種點那個，這一點那一點，形不成產業規模，就是消費扶貧也搞不成。”

是的，在產業扶貧調研中看到的，農業產業都是以合作社形式實現的，一個能人組織一個合作社，其他人以土地入社，集中土地成一定規模，或種植或養殖，入社的農戶通過土地和參加合作社勞動獲得收入。這種形式，由于成規模形成產業，便于計劃，便于管理，利于訂單式生產，相對地增加了收入。但它不是以村為單位的集體，多是一小部分人的集中，是一種變相的“集體”，是不牢靠的組織體，對宏觀上的扶貧不具決定意義。

在中國扶貧志愿服務促進會推進的扶貧項目中，我們看到，他們十分注重強調集體經濟的積累，以集體經濟為前提，設立諸多崗位，通過第二次分配的形式，實現對貧困戶的扶貧。在江西調研時，也看到了這種以村集體經濟通過第二次分配扶貧的案例。這里的關鍵是必須有村集體經濟積累，而問題是絕大多數的貧困村沒有集體經濟。我去過的貧困村，除有一個不錯的村黨部辦公場所外，沒有其它任何的集體積累。這個辦公場所，還是這次扶貧攻堅戰，在上級支援下新建的。看到這里，你可能就明白了前面說到的駐村第一書記自掏腰包的原因。沒有集體經濟，又趕上貧困戶有過不去的坎，你總不能見困不解吧！

當然，一次兩次，甚至十次八次，都可以承受，但非常法，也非正途。駐村第一書記不常駐，縣常委領導不常在，況且他們也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搖錢樹。所以根本的出路，還是組織起來，以集體公有保證共同富裕。前不久看到信息，南街村向疫區捐贈醫療物資，事情很平常，但說明的道理很深刻。南街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集體公有體制，他們不但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有著雄厚的集體經濟積累，所以他們能夠集體決策，以集體公有的經濟實施支援。試想，如果那里也是單干私有，此種疫情時刻，能一家一戶斂錢去支援嗎？我看辦得到。你可能會說，不能說絕對，是的，我同意，但起碼是這次大疫情中沒能看到。

有人算過賬，那個最早誓死分田單干的村子，分了30年也沒脫了貧，最后還是舉國家之力，每戶補助達到近小百萬元才富起來。這換一個角度看，是舉公有補了私有的漏。這種補法，在資本主義國家絕不可能有，你窮是你的事，國家沒這個錢。可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每個貧困村也不能做到都這樣補。這樣一說，我們就知道了南街村的方向性意義。堅持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集體公有，從而真正實現全民的“兩不愁、三保障”。而且意義重大的是，南街村村民享有參與管理的權利，可以監督干部，監督黨委的領導，這樣就避免了領導干部腐敗的發生，保證了經濟行政決策的相對正確，保證了全體村民的共同利益，共同富裕。這種共同富裕，在政治上體現的是人民當家作主，是共產黨對人民的服務，人民群眾與管理干部是一家人，因此，不會有人把領導干部給人民辦事看作恩賜，也就不會出現下跪的尷尬。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自有階級以來，都是一少部分人占有更多的社會財富，成為富人，成為統治者和剝削者，而絕大部分的人成為窮人，成為被統治者被剝削者。只有社會主義社會，才真正實現了先進意義上的社會，人民政權，人民管理，人民民主，沒有剝削，共同富裕。站到老百姓的角度看，這無論是以往的任何社會，都是不能比的。有人贊美西方民主的自由投票，認為那是自己的權利。可看看那選戰，不都是財團之間的爭斗嗎？你那個票，說白了不就是這一財團或那一財團的幫兇嗎？我可能說的不清楚，但特朗普說的明白，美國政府就是資本家的一條狗。當然這不能聯系起來想，否則，看作是被買的g，就大大不雅了。偉人講過，人民最大的權利是管理國家的權利。人民民主，就是勞動者管理國家，勞動者管理軍隊，勞動者管理企業，勞動者管理文化教育。

“各界愛心人士伸把手”，是五年脫貧攻堅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不少的愛心人士，不少的愛心民企，響應中央的號召，向貧困地區，向貧困人口，伸出了熱情的援助之手，在扶貧奔小康的路上作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是應該大大點贊和宣揚的。但毋庸諱言的是，民企首先考慮的是市場，是資本的回報和利潤，不可能做賠本生意。所以，民企在一個大額度的扶貧捐贈時，都是事先做好了一個算法，無非是走個一個外循環。從國家看，后扶貧時期的扶貧路徑，就應在改變組織形式上找突破。70年的發展，我們的經濟不成問題，技術不成問題，人才不成問題，設備不成問題，只要組織形式科學，脫貧不返貧，一起奔小康就會有保障。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解放軍原后勤指揮學院教授、博導，《毛澤東精神》作者，中國扶貧志愿服務促進會創始會員，中國紅色管理研究專家，泰山紅色文化研究院院長，汪清童長榮紅軍小學紅色教育顧問，下北羅村榮譽村民。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一家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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