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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水周：由發生在姚賈、韓非間的一樁歷史公案引起的覃思

點擊：  作者：彭水周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1-05-29 12:14:52

 

 一

 

公元前240年前后，秦王嬴政即位不久，太后趙姬淫亂，仲父呂不韋專權，長期以來由復雜的政治土壤培植起來的各龐大政治派系斗爭激烈。剛入弱冠的秦王年輕氣盛，他以武力剪除長期與太后通奸的長信侯嫪毐勢力，削除呂不韋宰相職位，并將其貶黜至巴蜀荒涼之地。經過一番血雨腥風的政治強敵的大清洗，政局甫定的秦國元氣大傷，亟須平穩安定的社會環境休養生息。但就在這節骨眼上，諜報傳來：荊、齊、燕、代四國正在秘密醞釀聯合起來攻打秦國的計劃。

 

秦王心急如焚，趕忙召集群臣商議對策，他說：“荊、齊、燕、代四國決定聯手攻秦，而秦國始戡內亂，政局動蕩，民心未安，一旦強敵入侵，我們盡銳竭力迎戰，勢必導致國力衰弱，民生凋敝，政局混亂，如此一來，內外交困，秦國危矣。你們有什么解救危局的妙計良策?”

 

滿廷六十多位臣僚面對秦王焦渴的眼光，面面相覷，竟沒有一個答得上來的。

 

就在一片難堪的死寂之中，靜立一旁的客卿——受秦王禮遇、去魏投秦的魏人姚賈站出來打破沉默，他口氣堅定地朗聲回答秦王：“我愿為君王效犬馬之勞，出使四國，瓦解他們聯手圖秦戰略，為君王分憂，為秦國解難。”秦王大喜，對姚賈主動請纓甚感快慰。

 

為使姚賈完成這項事關秦國安危的意義重大的歷史使命，秦王配給姚賈隨行馬車百輛，黃金千斤，并讓他穿上自己的衣服，戴上自己的頭冠，佩上自己于平時宴飲時即興起舞所持的寶劍，在給予姚賈特殊恩寵同時，也向荊、齊、燕、代四國明確發出尊崇他們的信號，表明和他們締結友好關系的虔誠心愿。

 

姚賈出使四國歷時三年，竭盡才智，憑借如簧巧舌，在四國間閃轉騰挪，縱橫捭闔，不負秦王重托，毀掉了四國聯合攻秦的原定計劃，撲滅了燒向秦國的戰火，非但如此，姚賈還利用這三年時間，代表秦國同四國建立了深厚友情，促使四國化干戈為玉帛，紛紛向秦國示好。

 

秦王對姚賈以卓越的外交才能取得的非凡成就十分贊賞，為彰其功勛，特授予他上卿之位，封賞食邑千戶。

 

二

 

沒想到姚賈出使四國為秦解危立下大功，及其凱旋歸來受到秦王特別恩寵和獎賞，遭到一個特殊人物的嫉恨。此人就是以飽讀詩書、著書立說聞名天下的法家學派的杰出代表韓非。

 

韓非面見秦王，攻擊姚賈：“姚賈攜君王賜予的黃金珠寶出使荊、齊、燕、代四國，歷時三年，其結果是，雖然四國在聯合攻秦這一原定戰略目標上出現了意見分歧，但他把帶去的黃金珠寶都用光了，這是他盜用您的王權和秦國財寶，為了個人利益而私自結交四方諸侯，內藏不軌之心，愿君王慎思明察。況且君王也知道，姚賈本是魏國都城大梁的一個看守城門的小卒的兒子，曾經為害魏國，后潛逃至趙國，為趙國聯合楚、韓，魏三國攻打秦國，卻又因居心險惡而被趙國驅逐出境。君王將國家大事托付給出身卑賤的看門人的兒子，魏國強梁，趙國逐臣，這不是為秦國群臣樹立可以效法勵志的榜樣啊。”

 

秦王聽了韓非諫言后，不暇多想，招來姚賈質問他：“我聽說你用我給你的財寶私下結交諸侯，有這樣的事嗎?”

 

姚賈坦然回答：“有的。”

 

秦王見姚賈神情自若，毫無愧疚之意，不由得心頭躥起怒火，厲聲質問：“你既然欺君賣國，還有什么臉面回到秦國見我?”

 

面對秦王雷霆之怒，姚賈仍然鎮定自若地回答：“魯人曾參事親至孝，父親去世，七天不進飲食；慈母催歸，嚙指而感其心，天下凡做父母的，都祈盼擁有像他這樣的兒子。伍子胥事君至忠，屢次泣血諍諫吳王夫差慘遭殺身之禍，天下君王都希望擁有這樣的賢臣；一個女子如果既賢惠又心靈手巧，那么天下男子都愿意娶其為妻。眼下，我披肝瀝膽效忠君王，君王卻不識我一片忠心。請您認真想想，如果我不拿您給我的黃金珠寶去結交四國，攻破他們執掌決策大權者聯合構筑的堡壘，我怎么能取得破壞四國聯合攻秦圖謀的成果？假使我對君王和秦國懷有貳心，四國君王憑什么信任我、親近我？我的一切，包括取得的全部功勞和所擁有的全部榮耀都是您賜予的啊。沒有我托付忠誠的君王和國家，無君王、國家可賴，作為一介使臣的我，在諸侯的眼中就一文不值。驕奢淫逸，草菅人命的夏桀聽信讒言殺害忠良關龍逄，國滅身戮，被成湯放逐于南巢；荒淫無道、拒諫飾非的紂王近讒遠賢，挖取忠臣比干之心，導致商朝覆滅，自己被武王梟首，懸于旗竿之上以儆天下。今天，如果君王您偏聽讒言，加罪于我，只怕今后就沒有忠臣敢立于朝堂。”

 

秦王聽了姚賈引經據典的一篇大道理，慍怒地反唇相譏：“你不過是魏國大梁城里看門小卒的兒子，魏國的盜賊，趙國的逐臣，有什么資格和我談論這些大道理？”

 

姚賈一腔血氣沖上心頭，依舊引經據典、慷慨激昂抗詞力辯：“被周武王尊為‘師尚父’的周朝開國元勛——姜太公呂望，早年因家境貧寒，在市井做過鼓刀賣肉的屠夫，開過酒肆當壚賣酒，聊以糊口度日；曾入贅女方家中卻因不擅生計而被趕出家門，做子良的家臣遭到驅逐；年過五旬，在黃河津渡出賣勞力乞食而遭人嫌棄；年近八旬，垂釣渭水之濱，才被慧眼識珠的周文王拜為太師，輔佐國政，成就霸業。圣人之師管仲早年因家道中落，為了求取溫飽，干起地位卑賤的小商販營生，但屢屢蝕本，身處南陽，窮困潦倒，后因卷入齊國政治斗爭，避難魯國，身陷囹圄，險遭殺身之禍，幸被胸襟豁達的齊桓公救拔于危難之中，委以相國重任。管仲輔佐齊桓公四十余年，使其位尊春秋五霸之首。春秋虞人百里奚，自幼家境赤貧，游學齊國因饑寒交迫，乞食于市井，被蹇叔收留，滿腹才學卻因致仕無門，不能在齊國施展鴻鵠之志，轉而返回虞國，被虞君拜為大夫，后因鼠目寸光的虞君不聽其強國富民良言，終為強晉所滅，百里奚成為晉人階下囚，幾經蹭蹬，淪為為楚人放牛的奴仆，后被雄才大略、隼目如電的秦穆公以五張羊皮贖身拜相，主政秦國，使秦國稱霸西戎。狐偃本是土著賤民，白狄中山強徒，被文韜武略、知人善任的賢達君王晉文公擢為上將軍，取得奠定晉國春秋霸主地位的晉、楚對決的城濮之戰的勝利，開創了晉國綿延百年的霸業，晉文公盛贊狐偃為晉國立“萬世之功”…… 我這里列舉的四個人，其出身和人生軌跡都有被世人以勢利心態鄙棄的污穢地方，飽受天下正人君子垢病、責難，但都被開明君主賞識、重用。因為這些目光如炬、明察秋毫的明君，深知他們的天縱雄才可以輔弼自己成就蓋世功業。假若這四位賢臣效法卞隨、務光、申屠狄之流，不屑與流俗為伍，自廢滿腹才學而超脫名韁利鎖，偏執高潔，強自取柱，世間明君又能到哪里去發現、任用他們呢？而國家、百姓又能仰賴何人振興、安撫呢？所以歷代開明君主善用具有真才實學、忠君報國的人，他們只相信自己洞幽燭微的眼光和基于實事的理性判斷，不受誹謗、誣陷他們的世人口舌蠱惑。因此凡是有利于社稷、百姓的謀略、行動，雖有攻訐、中傷的流言蜚語而充耳不聞；反之，對于名噪天下，卻沒有為國家建立半點實際功業的搖唇鼓舌、華而不實之徒棄如敝屣。如此一來，做臣子的就不敢用紙上談兵、虛妄宏愿邀賞于上，舉國上下形成實干興邦的良好風氣，國富民強指日可待。”

 

秦王被姚賈的這番辯詞深深打動了，稱贊道：“你講得真好啊，就是這個道理。”充斥心頭的疑云、怒氣一掃而空，韓非和姚賈在他心中的地位來了個乾坤顛倒，他對以“實干”說話的姚賈更加器重了，而曾經的偶像韓非以其冷峻、犀利的法家學說在他心頭形成的絢麗光環消褪。

 

三

 

在歷史的浩繁卷帙中，在歷代人們，尤其是文人、士大夫的口口相傳中，韓非與姚賈的歷史地位和份量不可同日而語。在各類史書中，對韓非的人生歷程和思想學說的記述、渲染都是不惜濃墨重彩，而對姚賈人生軌跡及其建立的功勛的記述卻是簡明扼要，且在所費不多的筆墨中，占據主要篇幅的是與韓非之死相關聯的對秦王陳述的辯詞，——這從側面表現為出現在史書中的姚賈這片綠葉對韓非這朵紅花的烘托作用，而姚賈自告奮勇出使荊、齊、燕、代四國，憑借過人膽略散四國攻秦之“合縱”，為秦國消除外患，贏得寶貴的治亂和喘息時間的傳奇過程以及建立的巨大功勛寥寥數語，一筆帶過，更遑論論及姚賈“破縱”成功對秦滅六國、統一天下的深遠意義。史家于著述中對韓、姚著墨兩相對比，不難看出囿于中華傳統文化定向思維的文人潛意識里“厚貴陋賤，厚文薄質”的痼疾。

 

韓非乃韓國宗嗣，出生于韓國貴族之家，自少年開始便披覽鉆研商鞅、管仲、孫武、吳起等代表法家、兵家最高水平且應用于實踐取得輝煌成就的系列著作，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唯物哲學思想和法家治國思想。公元前262年，秦將白起率兵攻打韓國，一口氣攻取五十座城池，驚恐萬狀的韓國統治集團開始分崩離析。此間，年輕氣盛、目光如炬的韓非屢次上書韓桓惠王，抨擊凝滯固化的朝綱、政弊，厲言疾呼改革官吏擢拔、任用機制，摒棄投機鉆營、浮夸不實、貪財蠹祿之徒，起用品行端方、具有經世韜略和家國情懷的志士、賢才，但都未引起平庸顢頇的韓桓惠王的重視。當權者的冥頑不化令韓非心灰意冷，他轉而將滿腔激憤、宏大抱負付諸筆墨，自我幽囚一方書齋，埋頭著書立說。公元前253年，“后圣”荀子來到楚國收徒授業，韓非投其門下，學治國理政、兼濟天下之道。韓非潛心治學，嘔心瀝血著《孤憤》《五蠹》《說難》《說林》《內儲》等書，文以載道，洋洋十萬余言，其思想學說融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于一爐，形成自己“法治、術治、勢治”三者合一的法家治國思想體系。其學說一經推出，名動天下。秦王披閱其著述后，對書中俯撿皆是的關于治國理政的真知灼見由衷折服，將還未曾謀面的韓非視為和自己志同道合的神交摯友，進而發出“如果我此生能夠與此人義結金蘭，相互學習、切磋，死而無憾”的興嘆。

 

反觀姚賈，他的“世監門子”（由其父親上溯到祖輩，世代都是從事看門的營生）的卑賤出身與韓非在人生的起點上有著天壤之別，姚賈自幼年開始，接受的教育程度及游學經歷一片空白，更無著作傳世，其人生經歷更是飽受世人非議：在魏國干過偷雞摸狗的勾當，后逃至趙國，又被趙國驅逐出境。他人生、事業的輝煌巔峰是在秦國鑄就的，他載入史書的唯一業績便是奉命出使荊、齊、燕、代四國，為秦國“散縱”解危，而這一謀略的成敗對秦國“滅諸侯、一天下”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我們今天知曉的姚賈這一唯一“高光”功績足以讓他名垂青史。

 

如果說姚賈的人生是成功的，那么他與韓非走向成功的途徑和表現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韓非是通過向前人著述和當代賢哲不斷學習，結合自己對統治者推行的政治制度和戰亂頻仍、血雨腥風的現實社會的深刻洞察和切身體會，通過筆墨抒發自己的憂患、激憤，闡述自己經天緯地治國韜略，而鑄就讓統治者膜拜效法的理論高峰；姚賈則始終在走一條身體力行的實踐的道路，他遭世人詬病的出身及復雜坎坷的人生經歷，恰恰說明他不能像出身名門、生活優裕的韓非那樣走以學致仕、成功的道路，他生于亂世和貧賤寒門，或許自小就要為維持家人的基本生計而努力打拼。俗話說：禮義生于富足，盜賊出于貧窮。他在社會最底層卑污環境中，和三流九教各色人物打交道，在正、邪并存的嚴酷現實中磨礪自己的辨識能力和堅韌品性，在血與火的生活淬礪中提升自己的學問，增長自己的才干。姚賈作為一個毫無家庭背景的貧民子弟，能夠憑借自身發憤努力，躋身官場，且一度成為群雄逐鹿的戰國亂世風云人物，成就一番驕人事業，在歷史的天空占據閃亮一角，是多么不易。歷代史家及社會上人們對他的指責、詈罵盡管出于正統的道義激憤，但同時，我們也應清醒地認識到，他的一切有損道義的行為的根源，乃是他不可更改的貧苦出身，這是封建社會森嚴的階級制度和傳統文化意識為他鑄就的悲劇宿命。

 

四

 

姚賈的非凡才能能夠在人才濟濟的戰國亂世脫穎而出，得益于那個特殊時代。當時，大中國版圖被各諸侯國分割為數十塊碎片，為侵奪土地，掠奪財產、人口，贏得霸主地位，各諸侯國間相互攻伐、殺戮，一派血雨腥風的末日慘象。為了內強國力、外拓疆土，各國求才若渴。共同的先祖、共同的象形漢字語系，為腹蘊錦繡的天下才俊提供了自由流動和施展才能的廣闊舞臺，“英雄不問出身”的豪言壯語，在戰國時代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在國家時刻面臨生死存亡的非常時期，不務空談、講求實效的實用主義和腳踏實地的實干精神，還有為了達到目的，不惜采用一切卑劣手段的謀略，成為國家用人、施政和對外戰爭遵循的圭臬。而這一切，在姚賈身上得到了很好地體現。

 

秦王嬴政便是戰國時期不屑虛飾、只求實效的求真務實者的典型代表。

 

魏人姚賈一介布衣，毫無資歷可言，且聲名狼藉，由魏國流竄至趙國，憑借雄辯的口才和過人的見識得到趙王垂青，進入趙國決策中樞。非常時期，被趙王委以聯合楚、韓、魏三國攻打秦國的重任，卻被洞若觀火的秦國暗中使用反間計，摧毀了趙國圖謀，不僅使姚賈功敗垂成，而且還被趙王以“里通外國、圖謀不軌”的罪名驅逐出境。具有博大胸懷的秦王并不因姚賈背負惡名而嫌棄他，而是透過表象，洞悉他胸中非凡丘壑，煞費苦心地將他攬至麾下，拜為上卿。而姚賈終不負秦王厚望，在國家危難的關鍵時刻挺身而出，挑起出使荊、齊、燕、代四國“散縱聯橫”重任。臨行前，秦王以罕見的“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冠，舞以其劍”的頂級規格、待遇為他壯行。姚賈于四國間奔波三年，憑借如簧巧舌和過人的才智、膽略，出色地完成使命，使拆散的四國紛紛倒戈，爭相向秦國示好，同秦國結盟。

 

一些史書，以及一些歷史學家將韓非入獄被秦相李斯用鴆酒毒死，歸咎于李斯、姚賈的合謀和秦王對韓非非秦人的猜忌，這一結論雖然乍看起來合乎情理，但從戰國時代諸侯混戰的大背景及大量史實分析，這種觀點也客觀存在主觀思想先入導致的謬誤。戰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極為特殊的時期，一統大周被分割成無數大小諸侯國，極像是同祖同根大家庭中的兄弟鬩墻，各兄弟（各諸侯國）的用人機制都是“五湖四海”，腹蘊宏謨的各國才俊可以自由流動，雖然作為韓國人的韓非對于秦王來說，不能排除“間諜”的嫌疑，但依秦王的雄才大略及吞吐日月的胸襟，韓非不過是其牢牢掌控權力的巨掌中的一介文儒，他不大可能忌憚韓非是韓國“間諜”的捕風捉影的傳言；而另一個有力證明是，當時秦國無論疆土面積、人口數量、國家財力、軍事力量對比鄰的韓國都呈壓倒性態勢，韓國君臣伴秦如伴虎，隨時面臨被強秦“探囊取物”的滅國危險，他們巴結秦國都來不及，秦王怎么會對一個來自韓國的客卿耿耿于懷呢？韓非的取禍固然離不開李斯對其才學的忌恨，但與姚賈并無多少私人恩怨因素，倒是韓非因嫉恨姚賈散縱歸來受到秦王進爵封賞，以“莫須有”的說詞在秦王跟前構陷姚賈，姚賈向秦王引經據典予以反駁，自證清白，暴露出韓、姚二人的真實品行。通過這一情節，我們清楚看到，不是姚賈誣陷韓非，而是韓非率先向秦王構陷姚賈，而恰恰是韓非無事生非地尋釁姚賈自取其禍，致使秦王通過對韓非攻擊和姚賈自辯之詞的理性甄別，以事實為判斷標準，作出棄韓保姚的決定。由此不難得出，韓非之死實屬咎由自取。

 

從韓非對姚賈的攻擊和姚賈的自辯兩篇說辭中，稍具理性思維的人，便可看出韓非誣陷之辭的干癟、蒼白和以精英者自居、對出身卑微的姚賈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以及姚賈自證之言的勢雄力沉、切中肯綮。韓非誣蔑姚賈出使四國多年，是盜用秦國的資財私結諸侯，藏匿賣國禍心，但他卻拿不出絲毫實事證據，純屬信口雌黃，空口白說。而姚賈成功拆散四國聯盟、破壞四國聯合攻秦的原定計劃，為秦國消除外患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這一成果的取得自然要破費疏通人情關節的一定財物，這些通往成功的因果鏈本身以其客觀自在，給予韓非非議姚賈說辭的有力回擊。姚賈只須在向秦王申辯中，原原本本地復述一遍，便可喚醒秦王的理性思維。至于韓非極力貶斥姚賈的貧賤出身和諸多劣跡，并將它上升到為群臣樹立完人楷模的政治高度，則是與“本案”無關的書生意氣之論，屬于多余的贅述。

 

而與韓非蒼白的說辭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姚賈的激憤辯駁可謂字字如拳，拳拳到肉，他列舉一連串彪炳史冊、出身卑賤、赤膽忠心輔佐君王成就霸業的名臣賢相，表明自己報效秦王和秦國的赤膽忠心，且于稱頌明君們的知人善用中，間接表達出自己對他們的景仰；通過列舉自己欽敬的一干歷史賢臣在歷史的每個階段建立的不朽功績，自然得出“英雄不論出身”“明君不求人小過”“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樸素用人、治國道理。而姚賈以史實和自己取得的實績為砥石，磨礪的話鋒鋒芒直指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名播天下，畢生務“書”，但在現實中對國家無論是政治、外交還是對外攻伐上并無什么建樹的韓非，其在秦王心里對韓非的殺傷力無疑是巨大的。

 

在戰火紛飛、爾虞我詐的殘酷環境中長大的秦王嬴政，練就了看人辨物直抵本質的識別能力，不因韓非博學高才、名重天下而輕易聽信他對姚賈的中傷、詆毀，不因韓非在治國思想上與自己志同道合、曾經是自己崇拜的偶像而在政治斗爭中對他網開一面，作為雄心勃勃的大政治家、大戰略家，他對人、事的論斷多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實際功效為標準，所以他的抉擇多建立在乏有私情干擾的冷峻的理性基礎上。即便偶爾惑于人言，但事后通過兼聽良言和自我反思，順著理性思維的軌道矯偏糾錯。如以“韓奸說”蓄意加害韓非的李斯，逼韓非在獄中飲鴆自盡后，幡然醒悟的秦王對自己當初默許李斯將韓非下獄追悔不已。

 

最為難能可貴的是，出身寒門的姚賈在命賤如土、朝不保夕的混沌亂世，不甘沉淪，逆風奮翮，沖破傳統禮教和封建社會階層的樊籬，以毫無門閥背景、學術資歷的一介賤民，逆襲精英權貴，以卓著的功勛在戰國歷史舞臺上綻放異彩。姚賈非“自古華山一條道”——僅靠讀書致仕、致功的成功，放在今天，仍然具有深遠的現實意義。

 

五

 

值得玩味的是，姚賈為自證清白向秦王激憤陳詞中列舉的史上賢才巨擘——商末周初的大政治家姜太公呂望、春秋時期的“圣人之師”管仲和一代名相百里奚，都是出身貧寒、命運多舛的“下里巴人”，它說明了距今二千多年的春秋戰國時期用人制度的自由、開放，那時的學子學習沒有后來儒風興起的科舉時代許多限制性條條框框。春秋戰國時期以不受圍墻限制的天地、社會大學堂，給學子思想注入了激情奔放的活力，給學子的精神注入了桀傲不羈的血性。沒有森嚴制度樊籬的教育模式，自王公貴族到蓬門篳戶，鍛造出大批具有真才實學、知行合一、思想新銳、志存高遠的俊乂之士，加上各國統治者均采用不問出身學歷、唯才重效的用人方式，激活了人才自由流通的一池活水，使廣大才俊才學得到充分發揮、理想抱負得以實現，而他們的學習能力、對書本知識與現實世界互聯共融的穎悟力，以及將知識與現實世界、與自己的獨立思想熔于一爐，應用于現實的實戰能力都達到后世難以企及的高度。

 

六

 

由春秋戰國時期自由開放的教育模式聯想到后來的封建社會實行的科舉制致仕模式，以及今天實行的應試教育模式。今天應試教育模式下的用人制度，將學歷、文憑作為首要硬性條件，迫使每個人的人生從幼年開始便身不由己地套上了為“美好前程”奮斗的“緊箍咒”，在自幼年走向青年的人生最美好的十多年中，和全國的同齡人在通往社會“金字塔”頂端的唯一狹窄道路上競逐，許多孩子的自由活潑天性就在這似乎望不到盡頭的不堪重負的道路上扭曲變形，甚至有些花一樣的生命尚未開放就過早地凋謝了。“千人一面”無差異化應試教育制度和唯文憑學歷的“鐵板一塊”的錄用機制，使得社會運行軌道越來越逼仄、畸變。阻礙人的全面發展，唯單一書本知識學習的脫實向虛的教育痼疾，唯市場功利塑造出學子病態“三觀”，教育的病態癥候由走出校門的學子傳導至他們工作的社會運行鏈條，而病態教育模式倒模出來的“接班人”流水線式遞代輸往社會，將導致社會活力漸行衰弱，最終累積鈣化為國家的致命癥結。

 

今天的應試教育體制和唯學歷文憑用人制度，實則脫胎于自漢以降封建社會千百年來科舉致仕制度的母腹，雖然它能在一定的特殊歷史時期取到進步作用，但時間一久，必將因走入教條的死胡同而散發僵化腐朽的氣息，就像一條嗜血的水蛭，在適宜自己成長的腐臭泥淖里，以與生俱來的天性和后天養成的慣性，貪婪地附著在社會的肌體上，直至吸干最后一滴鮮活的血液。

 

呂望、管仲、百里奚、韓非、姚賈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的教育，尚未套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枷鎖，各諸侯國統治者的用人觀，沒有后來源于儒學的繁文縟節的階層禮教束縛，沒有科舉制下的“文憑、學歷”的阻礙，它使得那個時代成為中國封建歷史上思想、文化最為輝煌燦爛的時代，各種思想、學術流派爭奇斗妍，整個社會充滿激流勇進、恣肆跌宕的活力，若如后來統治者出于維護自身統治和階級利益需要，加諸“科舉”桎梏，編織重重制度樊籬，扼殺人們自由天性和獨立思想能力，那么出身卑微、沒有文憑學歷，甚至背負諸多劣跡的 “社會閑散人員”“盲流”姚賈、姜子牙、百里奚們都將寂寂無聞地湮沒于歷史塵埃之中。

 

作者：彭水周   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