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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對明代中國的誤解
點擊:  作者:卜正民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發布時間:2021-07-21 08:56:07

 

【作者簡介】卜正民  享譽世界漢學界的史學大家,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歷任多倫多大學、斯坦福大學等校教授,英國牛津大學邵氏漢學教授,美國亞洲學會前任會長。學術視野廣闊,主要從事亞洲歷史和文化的研究,研究領域涉及明代社會和文化史、二戰時期日本在中國的占領等。已翻譯為中文的作品多達十幾種,代表作有《覬覦權力》《縱樂的困惑》等。 

【本文摘編自:卜正民 等著《全球貿易沖突:16-20世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全球貿易沖突:16-20世紀》從近代航海大發現講起,探討了五百多年來貿易與沖突交織的重要歷史事件,如明朝中國南海發生的貿易沖突、葡萄牙在航海大發現時代的崛起、西半球的貿易與革命、拿破侖時期圍繞“大陸封鎖政策”發生的全球貿易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的貿易復興、《關貿總協定》的由來和談判、尼克松主政時美國對國際貿易格局的影響等。書中詳盡的資料和敏銳的洞察,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全球貿易沖突的歷史,也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今世界的經濟貿易格局。

 
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中國廣東沿海,要求獲得朝貢地位,遭到了明朝的拒絕。“將葡萄牙人拒之門外”就被視為中國對外關系的原罪,西方人認為,當時的中國處于“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帶著強烈的民族幻想,做一個不愿醒來面對世界現實的沉睡者,無法對外部世界做出明智的反應。

然而這些都是19世紀鴉片戰爭后西方粉飾自己的論調,但這些論調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加上對共產主義時期的計劃經濟懷有敵意,直到今天,大多數西方教科書中有關中國對外關系的介紹仍然充斥著誤解,如:
·中國奉行傲慢的外交政策;
·中國政府對對外貿易懷有固有敵意;
·中國傾向于壟斷而不是自由貿易;
·中國對貿易伙伴施加不公平的不利條件;
……

是的,在五千年中,中國從未無條件向對外貿易開放邊界。但是除了少數幾個國家,絕大多數歐洲國家也不曾“門戶大開”。
 
葡萄牙人到來之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是怎樣的?
 
海上貿易的主要參與者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是海上貿易的主要參與者。

 
宋朝(960-1279年)對海上貿易幾乎百無禁忌,除了要求外國商人向市舶司報備其貨物外。

元朝(1271-1368年)的建立者忽必烈在13世紀70年代入主中原后,實施了海禁政策,主要目的是阻止宋朝接受外國的援助來抵抗蒙古人。

政權穩定之后,1284年,元朝政府對外貿實行了壟斷,這一次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1303年,元朝對海外貿易實施了完全的國家壟斷。20年后,又取消了對海外貿易的壟斷。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結束了歷代前后不一的政策和寬松的執法。朱元璋在他統治的前幾年里禁止私人對外貿易。這既適用于來華的外國商人,也適用于出境的中國商人。從那以后,所有的對外貿易都必須通過外交渠道進行。

唯一被允許進入明朝進行貿易的外國人是那些作為朝貢使團成員的人。這些使團的規模和日程都經過了嚴格的規定,它們的官方目的是向明朝皇帝進貢,并接受皇帝的禮物帶回送給本國的統治者。
 
朝貢制度

朝貢制度是一種制度上的現實,并且是兩廂情愿的。
 


在中國古代,皇帝認為自己代表天庭統治世界,其他地位較低的統治者應該通過進貢來承認他的宗主權,以示對其權威的服從。

中國以外的統治者也接受了這種假設,因為屈服的姿態讓他們得以通過外交途徑進入中國,并為貿易爭取了空間。

雖然這一制度早在明朝之前就存在了,但正是明政府堅持通過這一機制來規范引導所有的對外貿易。

朱元璋通過朝貢制度規范引導貿易,和元朝阻止海外貿易具有相同的戰略意義。和忽必烈一樣,朱元璋也認為,為了鞏固皇權,控制沿海地區人們的往來至關重要。他認為,不僅要禁止海外貿易,對海外聯系的絕對禁止同樣是皇權永固的基本條件。
 
鞏固皇權還是增加收入?

朝貢體系對國家收入的貢獻非常小,它存在的意義完全是外交層面的。

事實上,明政府支出的外交費用遠遠超過了它收到的禮物和款項。
 


然而,海上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逐漸鼓勵了一些對外貿易頻繁地區的官員,尤其是最南端的廣東省,他們考慮通過對外貿易來增加收入。這樣做意味著要把對外貿易從朝貢制度中分離出來,而朱元璋曾明令禁止他的后代改變他所確立的基本制度。

在葡萄牙人到來之前,圍繞能不能把外交和外貿分開,明朝官員已經開始了爭論。

廣東一位叫吳廷舉的官員,是主張外交和外貿分離的主要代表。他是一個身材高大、不修邊幅的人。他同樣也是一個值得信賴、治理地方卓有成效的官員。在他主政地方期間,他重振了縣域經濟,掃除了民間弊病,拒絕了上級索賄,在他職業生涯的頭25年里,他大部分時間都在廣東度過,而且是不斷地履新。

而主管朝貢事務的禮部則多次上疏告狀,認為廣東對朝貢使團限制進口的政策沒有得到執行。

16世紀頭10年圍繞明朝對外貿易政策背后的政治博弈是錯綜復雜的。一些官員認為只能跟獲得授權的朝貢使團進行貿易;另一些官員認為,應該把海上貿易作為國家收入的一個可靠來源,只要外國商人繳納關稅,就應該允許其進港卸貨而不論其朝貢地位如何。

所以,明朝中國政府并非一直對對外貿懷有敵意,而是內部就有觀點分歧和政治博弈。一開始吳廷舉開放貿易的觀點極具說服力,反方舉棋不定。
 
葡萄牙人就是在這種背景下到達中國的,他們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將對這種背景產生重要的影響。
 
葡萄牙人的到來

葡萄牙人在向東繞過印度洋進入中國南海的途中,遇到的大多是規模較小的國家。因此他們對明帝國這樣一個制度如此復雜的國家毫無準備。
 
1514年葡萄牙人第一次到廣州,并沒有引起明政府的主意。1517年,葡萄牙人費爾南·佩雷斯(Fernāo Peres)率領由八艘全副武裝的船只組成的艦隊抵達廣東沿海并要求以朝貢的名義登陸。

海道副使不得不將其請求轉呈至廣州。

但佩雷斯缺乏耐心,他將部分船只開到珠江入海口,以給明政府施壓。中國人認為這是一種充滿敵意的舉動。


最后,他被允許在廣州港靠岸停泊,但他依舊懸掛了葡萄牙國旗,并鳴炮致意。

掛國旗和鳴炮都會被明政府認為是敵對行為:一種是對外國主權的不正當主張,另一種則是軍事威脅。

佩雷斯因此受到了吳廷舉的斥責。吳廷舉擔心這種高壓行為可能會影響當時有關海上貿易的微妙政策環境,不利于實施他所主張的開放海上貿易的政策。佩雷斯對此一無所知,他解釋了自己的行為并表達了歉意。

隨后,佩雷斯得到機會,向吳廷舉的上級——兩廣巡撫提出請求:承認葡萄牙為明朝的朝貢國。隨后,巡撫同意將奏請呈至京城。
 
葡萄牙被拒絕的真正原因

然而,問題不單純是明朝是否會承認一個新的朝貢國,而在于滿剌加。
 
1511年,葡萄牙人用武力顛覆了滿剌加的蘇丹穆罕默德(Mahamet)政權。問題是,滿剌加是受明朝保護的合法朝貢國。

出于支持穆罕默德并反對武裝入侵的義務,明政府并不愿接受葡萄牙人的請求。佩雷斯并沒有意識到滿剌加成為中葡關系絆腳石。最終,葡萄牙人等來的消息是:“令諭還國,其方物給與之。”

后來,費爾南·佩雷斯的兄弟西蒙·安德拉德接替了他的位置,并且“很快就犯下了一系列暴行,完全摧毀了佩雷斯建立的中葡友好關系,甚至把中國變成了死敵”。

此處的“暴行”包括在明朝疆域內燒殺搶掠,以及在葡萄牙貨物售罄前阻止其他國家的船只登陸。

但即使這樣,由于國內官員的辯論,開放海上貿易的可能性尚存,禮部在這個問題上依然舉棋不定。

然而1521年上半年發生的兩起事件徹底摧毀了這種可能性。
 
關  閉

其中之一是汪鋐和杜阿爾特·科埃略之間的海戰,葡萄牙人已經證明他們對明朝邊境安全和主權構成了直接的軍事威脅,所以他們被禁止入境。
 
另一純屬偶然的事件是1521年4月20日明武宗駕崩。其影響不是即刻顯現的,但是明武宗與他的堂弟嘉靖皇帝(明世宗)之間的皇位繼承事宜使朝廷政務暫停了半年之久。隨著皇位繼承演變成一個巨大的政治問題,它在朝廷內部產生了兩極分化。

后來,13歲的嘉靖皇帝繼位,他對海事問題一無所知,也毫無興趣。

那年夏天,葡萄牙指揮官馬爾提姆·阿方索請求廣州地方政府允許他卸下為外交使團提供的貨物。廣州將這一要求轉呈給北京,后者予以駁回。

但就在幾周后,葡萄牙人與明朝海軍開戰,并在兩次交戰中損失慘重。這場小沖突決定了葡萄牙人的命運:他們被明政府拉進了“黑名單”。

在這種緊張的政治環境下,明朝關閉了所有的海上貿易,迫使商人成為走私者。

這未必是最終結果,但葡萄牙選擇采取的武裝沖突的形式,與中國的外交準則極不相容。

實際上,關閉明朝貿易大門的是葡萄牙人自己,而非中國人。
 
回顧那段歷史,我們發現:

1. 葡萄牙人嚴重誤判了廣東的形勢。

他們在東進的過程中遇到了一連串的弱小國家,這些國家通常缺乏制定貿易條件的政治影響力或軍事實力。葡萄牙人從這些小國獲得的經驗是:以訴諸武力和恫嚇的方式解決貿易沖突能帶來諸多好處。

當他們到達中國的時候,葡萄牙人才發現他們面對的是一個長治久安的國家,而且這個國家有足夠的海軍力量來強制要求外來者遵守其律法。

明朝海軍發現葡萄牙人在海上射擊方面確實存在一些優勢,并迅速獲得了這些技術,那時候中國和西方的武器差距并不足以削弱中國的自衛能力。

2. 政治領域,時機往往決定一切。

葡萄牙人在滿剌加和中國南海訴諸暴力的時機極其不當。這樣的行為可能幫助他們在南海的周邊攫取到了暴利,但并不會讓葡萄牙進入明朝的貿易體系。事實上,葡萄牙人挑起的沖突恰恰產生了相反的效果。

盡管葡萄牙確實在1557年設法獲得了將澳門半島作為貿易基地的使用權,但它失去了建立更密切有效的商業關系的機會,而這種關系本來有助于避免其在亞洲建立起的短暫商業帝國的衰落。

3. 明朝并非沉睡的帝國。

明朝中期的中國貿易政策是不穩定的,而且對中國境外世界正在發生的變化非常敏感。貿易本身沒有好壞之分,它的優缺點取決于它滋生沖突還是化解沖突。

一些明朝官員,最具代表性的如吳廷舉,看到了貿易對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的好處,而國家財政收入的增加可以用來加強中國南部海岸的國防安全建設。

另一些人看到的只是外國水手在中國海岸制造的暴力和混亂,他們認為貿易上沒有任何收益足以抵消這些損失。

朝廷的決定可能是基于認知不足或對短期利益的考慮,但這是國家決策的普遍特點。

可以更直截了當地說,明朝在16世紀頭10年為保護邊境和本國利益所采取的措施與歐洲國家在同一時期所做的幾乎沒有區別。

如果武裝的中國船只出現在葡萄牙的沿海邊界時,葡萄牙王室也會采取同樣的行動,捍衛其對疆域內海上貿易的壟斷。

所以明朝時的中國并不是歷史學家所認為的文藝復興時期歐洲的反例。
 
西方對中國的誤解根植于迥異的東西方土壤:西方對共產主義時期的計劃經濟懷有敵意。

早期,西方重商主義者認為中國是一個“仁慈的專制國家”,后來,他們堅信“只有武力才能推倒長城”,再后來,“中國反對對外貿易”就成為普遍公認的觀點。

而當我們認真審視歷史,就能發現這些見解的謬誤:世界歷史并不是分裂成東西兩極,一方是另一方的反例,而是相互參與,時而穩定時而不穩定地復雜推進。
 
(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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