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沈：一支不發軍餉的隊伍，卻所向披靡

點擊：7839 作者：馬沈來源：總字部隊子弟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9-29 11:41:45

描繪紅軍長征到達哈達鋪的畫作

從1927年的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開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誕生了。之后22年的武裝斗爭中，無論同國民黨反動派還是與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它都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奇跡——這支不發軍餉的隊伍，卻所向披靡，打敗兵力遠超自己，武器完全占優的敵人，建立新中國，完成偉大民族復興的第一步。

何以做到這一點？除了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貫徹官兵一致原則是極其重要的。

1、 打破“當兵吃糧”天理

在中國，“當兵吃糧，拿餉賣命”似乎天經地義。清末編練北洋新軍，入伍者以三年為期，期滿退伍，當兵管吃管穿，每月有銀四兩二錢，能養活五口之家。上世紀20年代，士兵軍餉一般為每月大洋八元，也夠五六口人家用，軍官就更高了，連長月餉上百元，當年肥田不過每畝幾十元，當上一兩年軍官，就能買房置地。但事情另一面，卻是一旦軍餉短缺，軍隊就會嘩變潰散，或被能發餉的派系收編。

共產黨領導武裝斗爭，不得不走農村包圍城市的路線，部隊能吃上飯都不容易，籌集大筆軍費，更是天方夜譚。從1927年三灣改編到1929年古田會議，人民軍隊逐步建立和完善官兵一致原則，內容包括：在部隊中取消軍官的特權，規定官長不得打罵士兵，官兵在政治上平等。連以上各級建立士兵代表組成的士兵委員會，參加部隊行政與經濟管理，并有監督軍官之權。

基于這一原則所確立的制度保障了同為階級兄弟的新型官兵關系，特別是取消軍餉并改為供給制后，部隊不發錢只發基本吃穿，每人每天只有三至五分錢的伙食費，每至月底，官兵同樣發一點伙食尾子，在這種待遇下，部隊依然團結如初，開創了中國治軍歷史的奇跡。三灣改編及后續的建章立制，首先強化了政治領導，把黨支部建在連上，并實現軍內政治經濟民主，軍官不允許打罵士兵；待遇雖差，但賬目公開，士兵參與管理，舊軍隊司空見慣的“吃空餉、喝兵血”現象蕩然無存。士兵一下子有了和軍官平起平坐、當家作主的感覺，官兵同穿粗布衣，同吃紅米飯，同住茅草房，士兵的熱情被大大激發，對部隊有很強的向心力。

2、 公道正派得人心

經過三灣改編的新型人民軍隊，看似裝束寒酸、裝備簡陋，卻與國內其他軍隊徹底劃清界限，擁有遠超外表的生存力和戰斗力。當年，江西中央蘇區民歌唱到：“如今好，紅軍興，官兵夫，一家親，吃穿用，一樣同，官長們，不打兵。”這形象反映了人民軍隊的新型官兵關系。

土地革命時期，紅軍堅決廢除打罵士兵、肉刑等雇傭軍隊做法，用民主方法帶兵，軍官要尊重士兵人格、堅持為兵服務，同時激勵廣大士兵的責任感和主人翁精神，使官兵之間、上下級之間，患難與共，生死相依，始終保持高度的統一。1928年的井岡山上，寒冬臘月，毛澤東把自己領到的棉衣送給暫時還沒有領到棉衣的戰士。長征勝利的“奠基禮”——直羅鎮戰役中，毛澤東親臨前線，逐個查看傷病員的傷口，一個一個地喂水。紅三軍與敵人激戰中，軍長賀龍提槍策馬兩救警衛員。長征途中很多人受凍挨餓，干部把干糧勻給戰士吃，首長把馬匹讓給病號騎，關心戰士勝過自己。這種“把生的希望讓給戰友、把死的危險留給自己”的精神伴隨著紅軍的發展壯大，團長、師長乃至軍長都是沖鋒在前、后退在后的楷模。

紅軍連隊的伙食賬

正是基于官兵平等，發揚民主，人人都是革命隊伍的主人，紅軍內部活力得到充分釋放。紅軍初創時期，就推行三大民主：政治上，士兵開會時有說話的自由，可以監督批評干部；經濟上，實行賬目公開，伙食由士兵自行管理；軍事上，實行官兵互教，戰前聽士兵建言獻策。這些民主作風極大匯聚了官兵的才智，形成了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戰爭中，部隊無論選人用人還是評功評獎，只看戰績，只看貢獻，有功提升，有過則降，“今天是排長、明天是連長；今天是團長、明天是營長”，這種公道正派的作風非常利于戰斗力提高。另外，不斷完善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不僅是對戰士的規范，也是對各級干部的要求。

3、 別的軍隊學不來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一文中就指出：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斗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散，除了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廢除繁瑣的禮節，經濟公開。中國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是破壞封建雇傭軍隊的一個重要武器。

紅軍戰士筆記里記載的三大任務

1935年10月，張學良奉蔣介石之命，率領東北軍圍剿長征剛剛到達陜北的紅軍。短短三個月，東北軍就損失兩個師又一個團。對此，張學良感慨說：“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途疲憊，還能擊敗東北軍，是值得深思的。”他還對其部下說：“我們都是帶兵的，這萬里長征，你們誰能帶？誰能把軍隊帶成這個樣子，帶得都跟你走？還不是早就帶沒了！”

紅軍總政治部《紅星畫報》刊登的連環畫《發揚階級友愛》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國民黨也想打游擊戰。1938年，國民黨軍委會在武漢開會，有“小諸葛”之稱的桂系將領白崇禧稱，既然共產黨八路軍能在敵后打游擊戰，國民黨軍同樣也能。他提議，黃河以北的國民黨部隊一律不過河，就地開展游擊戰。蔣介石點頭稱是，宣布二期抗戰以游擊戰為重點，調動50萬之多的兵馬進入淪陷區，準備開展游擊戰。為了訓練部隊打游擊戰，蔣介石后來在湖南開辦“游擊干部訓練班”，班是有了，老師從哪來呢？當時誰會打游擊戰呢？當然就是共產黨。時值國共合作期間，國民黨邀請葉劍英率領一批共產黨教員授課。課上講了什么呢？游擊戰的經驗不是怎么打，而是怎么組織，共產黨這邊的老師就說了，要做到官兵平等，同甘共苦，比如八路軍總司令和士兵吃一樣的伙食，穿一樣的衣服。還要做到軍民緊密結合，充分發動和依靠敵后民眾的力量等等。來聽課的國民黨軍官當場就泄氣了，表示自己根本做不到，別說軍長師長，就是連長也不可能和士兵生活一樣。至于發動民眾，更是不會做，也不愿意做，用山西軍閥閻錫山的話說：“民眾不發動是個空子，發動起來是個亂子”。果然，后來國民黨軍的游擊戰確實搞不下去，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國民黨軍官貪圖享受，做不到官兵平等！

回望人民軍隊成長史，一條最基本的經驗，就是堅持官兵一致，部隊拖不垮、打不散，一路走過千山萬水，從一個勝利走向又一個勝利！

毛澤東在福建連城新泉村與紅軍政工人員交流心得

習近平主席多次強調，要始終保持我黨我軍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這是對我軍建設提出的政治要求。貫徹落實這一要求的重要方面，就是弘揚我軍官兵一致的優良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斷增強向心力凝聚力，保證部隊團結統一和純潔鞏固，真正做到“能打仗、打勝仗”，不辱黨和人民賦予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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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一支軍隊所向披靡的脈動密碼

來源：解放軍報作者：解辛平責任編輯：康哲

新的歷史征程的強軍脈動 ——寫在全軍“戰斗力標準大討論”深入開展之際

（一）

一支軍隊所向披靡，不僅在于演兵場上掀起的塵沙硝煙，更在于內心深處升騰的烽火狼煙。

承載著歷史之痛與使命之重，一場群眾性的戰斗力標準大討論在全軍部隊蓬勃開展。

從領率機關到基層一線、從作戰部隊到保障單位、從中軍帳到演兵場，處處奔涌著一種激昂的強軍脈動——學習教育越深入，準備打仗的思想發條擰得越緊；討論辨析越激烈，革故鼎新的頭腦風暴來得越急；實踐轉化越自覺，敢打必勝的亮劍底氣蓄得越足。

這是軍事領域的一次思想大解放，是和平積習的一次思想大掃除，是聚焦打仗的一次思想大發動。

大討論像一副“清醒劑”，喚起大國軍隊的大憂患。

大討論像一塊“磨刀石”，砥礪大國軍人的大擔當。

大討論像一通“催征鼓”，推動強軍興軍的大進軍。

（二）

“香格里拉”，人人向往的世外桃源。

然而，6月2日閉幕的第13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某些大國奉行的則是冰冷的“叢林法則”。

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哲學家安提西尼，用寓言詮釋了這一法則：面對兔子、山羊等弱小動物“所有獸類一律平等”的訴求，獅子大吼一聲：“你們的利爪在哪里？”

何謂“利爪”？就是一些人“永遠不需要征求別人許可”的“例外論”，就是一些人“我們的航母在哪里”的“大棒論”。

馬克思主義戰爭觀告訴我們，只要存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戰爭就不會自動從人間消失。能戰方能止戰，準備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這就是戰爭與和平的辯證法。

當今世界，戰爭的本質沒有變，戰爭的根源沒有變，制止戰爭的途徑沒有變，把戰爭利器“送到古物陳列館去，跟紡紗車和青銅斧一并陳列起來”的時代遠遠沒有到來。

今日中國，民族復興的目標從未如此之近，民族復興的阻力也從未如此凸顯。這種阻力，突出表現為錯綜復雜的國際戰略形勢，表現為日益嚴峻的國家安全發展環境。我國周邊熱點增多，燃點降低，個別大國在亞太地區煽風點火，日本軍國主義欲借尸還魂，少數亞洲國家拉大旗作虎皮，不斷在島嶼歸屬和海域劃界問題上挑起事端，東海、南海波譎云詭，我們家門口生亂生戰的可能性增大。

面對復雜多變的安全形勢，反躬自問，我們拿什么來保證國家不被侵略不被顛覆不被分裂？拿什么來保證改革發展穩定大局不被破壞？拿什么來保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不被打斷？

（三）

“軍人在戰場上用槍拿不回來的東西，不要指望外交官在談判桌上用嘴拿回來。”

對于一支軍隊來講，只有真正具備打贏能力，才能懾有效果、談有砝碼、打有本錢，以不變應萬變，不戰而屈人之兵。反之，軍事實力弱，戰斗力不強，不僅會受人欺辱，而且戰爭最終還會被強加到自己頭上。

習主席主持中央軍委工作以來，強調最多的，就是要求軍隊能打仗、打勝仗，并從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高度，鮮明提出了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這一重要戰略思想。

強軍目標的核心是能打仗、打勝仗，強軍目標之“強”，說到底是打贏能力強，是戰斗力強。戰斗力始終是軍隊興衰成敗的最終決定力量，戰斗力標準始終是衡量部隊建設的硬性標準。戰斗力標準的高度和硬度，決定強軍之路的寬度和厚度。戰斗力標準起點高、落點實、要求嚴，強軍之路就能開拓得更寬、更廣、更長。

當前，我國正處在由大到強的關鍵階段，軍事力量在國家戰略全局中的作用越來越大，國家安全和發展對軍隊的依存度越來越高，國家的命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與軍隊的強弱、戰場的勝敗緊密聯系在一起。一旦發生戰爭，軍隊必須能決戰決勝。如果軍隊在戰場上打不贏，那是要產生嚴重政治后果的。

然而，“兩個不相適應”“兩個差距很大”“兩個能力不夠”的問題，依然很現實地擺在我們面前。能打仗、打勝仗方面存在的短板和弱項，是最致命的短板，最要命的弱項。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軍隊能不能始終堅持黨的絕對領導，能不能拉得上去、打勝仗，各級指揮員能不能帶兵打仗、指揮打仗？這“三個能不能”如黃鐘大呂，振聾發聵，是當代革命軍人必須直面的“時代之問”，更是軍隊建設發展必須解決的時代課題。

（四）

法定而事遂，本立而功成。

商周時期，周武王提出：“王者舉兵，三軍器用，攻守之具，科品眾寡，豈有法乎？”對這個關于“法（標準）”的提問，姜太公作出了“攻守之具，各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的回答，說明治軍打仗不僅有標準，而且這些標準直接關系到部隊的威力發揮。古今中外，戰爭形態有不同，軍隊性質有區別，但一部世界軍事史說明，堅持“按標準辦事”，軍隊才有戰斗力，才能打勝仗。

習主席把握天下大勢，縱觀時代風云，著眼戰略全局，要求全軍“牢固樹立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按照打仗的要求搞建設、抓準備，確保部隊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強調“軍隊建設各項工作，如果離開戰斗力標準，就失去其根本意義和根本價值”。這些重要論述，把戰斗力標準的權威性提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把戰斗力標準的實踐性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標志著我們黨對軍隊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一個新的高度，標志著我軍對軍事實踐活動的探索達到一個新的水平。

“唯一的”“根本的”這個雙重定語，就像一條經線和緯線，標定出戰斗力建設在強軍興軍征程中的歷史方位；就像一條橫軸和縱軸，確立起戰斗力標準這個衡量部隊一切工作的時代坐標。

作為根本標準的唯一性，意味著軍事領域的一切活動，包括軍隊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各方面建設，軍事、政治、后勤、裝備各方面工作，具體標準可以有所不同，但共同的根本標準只有一個，即戰斗力。作為唯一標準的根本性，就是說在軍事領域各項活動中，戰斗力這個貫通和總攬全局的唯一標準帶有基礎性和支配性，是管根本、管方向的。如果把“唯一”當“之一”、視“根本”為“基本”，各種土標準、潛標準、偽標準就會滋生蔓延，戰斗力建設的大廈就會搖搖欲墜。

戰斗力標準既是軍事標準，更是政治標準。聽黨指揮不是一句空洞的政治口號，而是要通過能打勝仗具體體現；踐行宗旨也不是一個空泛的政治表態，而是要通過提供堅強安全保障充分彰顯。

戰斗力標準既是工作標準，更是戰斗標準。盡管我軍的歷史方位發生變化，但戰斗隊職能始終沒有變；盡管我軍的使命任務不斷拓展，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始終是最重要的責任。“對于這一點，不能有任何的誤解和動搖”。

戰斗力標準既是作風標準，更是能力標準。能力之痛是根本之痛，能力差距是致命差距。一旦有事，軍隊不僅要豁得出去，還要頂得上去；不僅要敢于亮劍，還要決戰決勝；不僅要讓人民愛，還要讓敵人怕。

“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

那種認為打仗就是打軍事，政治教育、文化工作等與戰斗力標準關系不大的觀點，是一種“單純軍事”觀點，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狹隘了。那種認為戰斗力標準可重可輕、可硬可軟，甚至用某個領域、某個方面的標準取代戰斗力標準的觀念，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泛化了。那種對“米秒環”戀戀不舍、對“跑跳投”念念不忘、對“鐵流滾滾”津津樂道的心態，對戰斗力標準的理解滯后了。澄清這些模糊認識，糾正這些錯誤理解，戰斗力標準才能成為引領部隊發展的“風向標”、統一行動號令的“指揮棒”、檢驗工作成效的“試金石”。

（五）

沙化的土壤，保持不住必要的水分；板結的土地，涵養不了發達的根系。不打仗思想、本位主義、守舊觀念等不破除，官兵的頭腦就會“沙化”和“板結”，戰斗力標準就難以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在戰斗力標準大討論中，一位領導深刻反思了幾年前親身經歷的本單位的一件事：某新型火箭彈下發部隊后，恰逢單位軍事主官在外集訓。按照訓練計劃，部隊應該馬上組織打實彈。但思來想去，反復斟酌，怕出事的想法占了上風，單位最終取消了計劃。

這種事情也許只是個例，但背后的不打仗思想值得警惕。

只想在部隊舒舒服服地過日子、悠悠哉哉地混日子，只想混個一官半職、謀取待遇，只想把部隊管住不出事就行，只想綠化美化不想實戰化，只想“當兵兩三年、平安把家還”，這些不打仗的思想，害莫大焉。

部隊建設像個大棋盤，而部門、單位和個人是小棋子。大棋盤容不得“小算盤”。建設中“你有，我也要有”的攀比，部門間“你重要，我也重要”的紛爭，演訓中“你主導，我也要主導”的掣肘，提拔時“你上，我也要上”的角逐，名利前“你爭，我也要爭”的計較，都是本位主義“小算盤”惹的禍。

一旦陷入本位主義的泥淖，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上打轉轉，只想本位利益的“口袋”鼓鼓的，戰斗力標準就會成為立不起來的“空口袋”。

海灣戰爭結束后，得勝而歸的美軍前線指揮官施瓦茨科普夫，沒有要求加官晉爵，而是堅決要求退役，理由是自己的觀念“已經不適應下一場戰爭”。

英國軍事家利德爾·哈特說：“唯一比向一個軍人灌輸新觀念更難的，是去掉他的舊觀念。”照一照信息化戰爭這面“鏡子”，那些守舊觀念、守常思維、守成思想，是多么刺眼和不合時宜！

如果嘴上說的是明天的戰爭，實際準備的是昨天的戰爭，就會成為蘇聯話劇《前線》中那個固步自封的戈爾洛夫；如果嘴上說的是信息主導、體系支撐、精兵作戰、聯合制勝，實際上對現代戰爭的制勝機理卻一知半解，就只能是看西洋鏡，不得要領；如果嘴上說的是不改革不行，但改到自己頭上時這個也不能動、那個也有困難，就打不了仗、打不了勝仗。

任何一支變革圖強的軍隊，都涌動著奔騰不息的“觀念洪流”；任何一種戰斗力生成模式的轉變，都經歷過鳳凰涅槃的“思想陣痛”。只有打破守舊觀念的禁錮，突破守常思維的羈絆，沖破守成思想的藩籬，在變革中找出路、在創新中謀發展、在進取中求跨越，才能搶占先機、制勝未來。

（六）

一位學者曾對近百年中國舊軍隊的衰敗規律做過統計分析，結論是“從組建到喪失戰斗力大抵30年左右”。衰敗的一個共同原因，就是作風腐化。

雖非燃眉之急，恰是危亡之漸。不良作風對戰斗力標準的腐蝕是漸進的、隱蔽的，卻是致命的。猶如溫水之于青蛙，使一支軍隊在不知不覺中陷入絕境；猶如蟻蛀之于長堤，在日侵月蝕中潰于一旦；猶如流感之于人群，在相互傳染中失去抵抗；猶如膏肓之于肌體，在無可救藥中徒喚奈何。

中外歷史上，多少軍隊曾摧枯拉朽、不可戰勝，威風八面、稱雄一時，但最后都無一例外地倒在了作風上。無論是古羅馬大軍，還是拜占庭帝國軍隊；無論是蒙古鐵騎，還是滿清八旗兵；無論是李自成的大順軍，還是洪秀全的太平軍，其衰亡至今仍讓人唏噓不已、引為鏡鑒。

不管曾經創造過多少輝煌，贏得過多少勝利，一支部隊只要作風壞了，戰斗力的瓦解就不可逆轉，戰斗力標準的銹蝕就難以遏制。

北洋水師校閱，“徒求其演放整齊”，為讓“看官”盡興，竟請來雜耍助陣，故一臨戰事，便分崩離析，全軍覆滅。“來遠”艦大副張哲榮在甲午一役后痛陳：“我軍無事之秋，多尚虛文，未嘗講求戰事……雖職事所司，未諳窾竅，臨敵貽誤自多。”

軍事訓練不是演戲，角色、道具、布景、走場都事先設計好了，大幕一開，鑼鼓一響，上去就照設定的套路一板一眼地演，演得再好也沒有什么實效。訓練場上唱“折子戲”，戰場上必然沒戲可唱。

習主席強調，軍隊抓作風建設，最重要的是聚焦能打仗、打勝仗，貫徹和體現戰斗力這個唯一的根本的標準。抓戰斗力不抓作風不行，抓作風必能提高戰斗力。

我軍的赫赫威名和良好形象，是浴血奮戰打出來的，也是優良作風樹起來的。從井岡山的挑糧小道，到南泥灣的大生產運動；從西柏坡最簡陋的指揮部，到朝鮮長津湖那不屈的“冰雕”，正是這種優良作風，催生了我軍強大的戰斗力。

承平日久，其弊必生。為什么個別單位“硝煙味”日淡，“生活味”漸濃？為什么有些部隊養兵環境越來越好，練兵條件卻不見改善？為什么有的人想生活享受多，想打仗事情少？為什么“舊五多”還沒有完全遏制，“新五多”又粉墨登場？為什么急難險重任務結束了，快捷高效的工作作風就不見了？諸如此類的“為什么”，都與不良作風對戰斗力標準的侵蝕密切相關。

兵不在眾，以治為勝。抓作風與抓戰斗力同向用力，立新風與立戰斗力標準一同推進，作風建設與戰斗力建設就會同頻共振、同生共長。

（七）

這次戰斗力標準大討論，上至領率機關，下到基層班排；上至軍委領導，下至普通一兵，層層深入發動，人人全程參與。范圍之廣，力度之大，影響之深，在我軍的集中教育活動中是少有的。

隨著大討論的深入，一方面“抓手”越來越往下沉，向一兵一卒延伸；另一方面“層級”越來越往上移，向領率機關聚焦。如果說前者意味著討論的廣度，后者就標志著討論的深度。因為“層級”上移源于這樣的共識：影響戰斗力標準樹立的深層矛盾和思想根子主要在領率機關，打破瓶頸的主要責任和推動力量也在領率機關。

領率機關肩負著把方向、議大事、樹導向的重要職責，作出的每一項決策、拿出的每一個主意，都可能對戰斗力標準的樹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領率機關與基層部隊是中樞與末梢、決策與執行的關系。上面偏一寸，下面就會偏一尺。如果討論來討論去、抓過來抓過去都在基層，就是本末倒置、主次不分，就抓偏了、抓虛了、抓空了。

在一次跨區機動戰役演習中，廣州軍區某師的一輛戰車在狂風大浪中意外沉海。演習是停下還是繼續？各級心里都在打鼓。軍區首長擲地有聲：“打仗會死人，訓練也可能死人，演習照常進行，有什么責任我來擔！”試想，要是高級指揮員不敢擔當，部隊怎么能放開手腳去對抗？演訓怎么能貼近實戰去組織？

領率機關是戰斗力標準這把尺子的制定者。尺子合不合用、能不能管長遠，取決于頂層設計的科學性、前瞻性。

早在2000年，美軍參聯會就制定了20年后的聯合構想，成為指導美軍聯合部隊建設和未來聯合作戰的綱領性文件。這種頂層設計的理念，值得借鑒。把戰斗力標準落到底，既要重視從工作指導上研究解決問題，又要通過加強頂層設計來規范和引領，確保長期堅持、有序推進，避免亂鋪攤子、亂建項目，“村村點火、戶戶冒煙”。

直面問題不回避，深挖根源不遮掩。討論中，有些問題基層部隊認識到了，但自身無力解決。比如，作戰訓練條例更新難，實戰化訓練環境構設難，軍兵種互聯互通難，裝備革新經費保障難，新型裝備人才補充難，等等。這每一“難”，都像一根繩索，捆著戰斗力建設的手腳。而解決每一“難”，都需要領率機關主動作為。

有些問題，牽一發而動全身，移一子而活全盤。比如，領導管理體制不夠科學，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不夠健全，力量結構不夠合理，政策制度改革相對滯后，等等。這些弊端不克服，就不可能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戰斗力。領率機關應該拿出壯士斷腕的決心、自我革命的勇氣，敢于啃硬骨頭、攻難關，敢于打破條條塊塊、現有格局，為促進戰斗力躍升提供體制機制保障。

（八）

戰斗力標準具有鮮明的實踐性，思想上立起來不易，實踐中落下去更難。

一個單位提倡什么反對什么，重視什么輕視什么，既反映對待戰斗力標準的態度，更體現落實戰斗力標準的力度。導向立在哪里，官兵心思就會往哪里聚焦，各項工作就會向哪里用勁。樹立了正確的用人導向、工作導向、評價導向、資源導向等，就等于繪出了何去何從的路線，提供了孰對孰錯的答案。

--選人用人的“刻度”，什么時候都應定在打仗上。如果平時重用熱衷“點菜的”、冷落善于“點兵的”，偏愛會來事的、疏遠會干事的，戰事興起，誰來指揮？鼙鼓催征，良將安在？

--有時候做“減法”比做“加法”、知道“不干什么”比知道“該干什么”更重要。那些只為利想、不為戰謀的忙，那些只愿栽速生楊、不愿種公孫樹的忙，那些周旋于迎來送往、沉湎于文山會海的忙，忙得越多對戰斗力建設的危害越大。

--刻度越清、精度越高，評價就越準。作為一把評價的標尺，戰斗力標準需要量化、細化。如果刻度不清，黑哨裁判、暗箱操作、人情干擾就很難避免；如果精度不高，模糊判定、概略標定、主觀認定就很難杜絕。

--戰備需求、戰場需要就是資源投向。把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刃上，讓每一滴油都用在緊要處，才能確保有限的軍費、寶貴的資源最大限度地發揮效益。“不當處若靡費千萬，該用時必捉襟見肘”，決不能讓國家投入的錢打了水漂。

落實“鐵標尺”，需要“硬規矩”。戰斗力標準的硬度，取決于平時獎懲的力度。賞一人而三軍樂者，賞之；罰一人而三軍震者，罰之。如果對違背戰斗力標準的人和事，睜只眼閉只眼，在處罰上失之于軟、失之于寬，就會使追責問責的“快刀”鈍化。

對那些輕視、漠視、無視戰斗力標準的行為，就是要板子打在具體人身上，讓他們確實吃到苦頭、受到懲罰。對那些真想、真用、真抓戰斗力標準的官兵，就應該讓他們嘗到甜頭、得到獎勵。只有讓規矩“硬”起來，戰斗力標準才能貫穿到軍事斗爭準備的全過程，落實到部隊建設的各領域。

（九）

“論事易，作事難；作事易，成事難”。

有人說，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從頭到腳的距離。因為從思想到行動，必然會遇到許多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矛盾，面臨許多無法選擇又必須選擇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