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8日，在蘇聯白俄羅斯邊境別洛韋日森林中維斯庫利政府官邸，來自俄羅斯聯邦、烏克蘭和白俄羅斯三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簽署《關于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宣布“蘇聯作為國際法主體和地緣政治實體已經終止存在”。30年后，冷戰早已遠去，而冷戰思維卻并未退出歷史舞臺，“民主”“自由”仍然被美西方視為維系霸權的重要工具。在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光明日報記者專訪俄共領導人，回顧和解析蘇聯解體這一影響深遠的“全球性悲劇”。
德米特里·諾維科夫，俄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副主席。1969年出生在哈巴羅夫斯克，職業生涯始于在布拉戈維申斯克擔任大學歷史教師。韓顯陽供圖
就在鮑里斯·葉利欽簽署解散蘇聯共產黨的當天，諾維科夫聲明入黨。此后，他積極參與恢復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阿穆爾州分部工作。2004年，他當選為俄共負責宣傳思想工作的中央書記。自2013年起，他擔任俄共中央副主席。2011年至2016年，諾維科夫擔任俄國家杜馬（議會下院）科學與先進技術委員會第一副主席。2016年至今，他擔任國家杜馬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在蘇聯解體30周年之際，諾維科夫接受了記者的獨家采訪。諾維科夫說，蘇聯解體是一場全球性悲劇，它也破壞了國際力量的平衡。繼而上臺的“民主派”奉行親美政策。葉利欽執政時期，俄羅斯事實上放棄了“國際獨立玩家”的角色。而中國則走上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在鄧小平領導下，中國自1978年開始推行利用市場機制促進經濟增長的改革開放政策。同時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絕不放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出色地證明這一點。自重建以來，俄聯邦共產黨始終堅定不移地加強與中國同志的聯系。在此進程中，俄共及其黨主席根納季·久加諾夫本人為鞏固俄中友誼做了大量工作。諾維科夫在分析蘇共和蘇聯的命運時指出，蘇聯的解體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集體行動的結果。不幸的是，華盛頓實施的破壞性活動在蘇聯內部找到了合作者，由那些所謂“持不同政見者”實施。蘇共領導層中的戈爾巴喬夫支持者棄守關鍵性意識形態原則和黨在社會中的領導地位，是當代俄羅斯共產黨人需要汲取的最痛苦的歷史教訓。
更為準確的說法，不是蘇聯自己“解體”，而是被“毀滅”。其中，國外勢力在這一進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蘇聯解體以來，西方對俄羅斯生活的影響成倍增加。直到21世紀初，其表現都一直非常強烈。兩年前，時任美國總統比爾·克林頓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在1996年的通話內容被披露出來。兩人交談內容顯示，克林頓向葉利欽承諾美國將如何支持其競選連任俄聯邦總統。已經曝光的事實真相清楚表明，美國每天都在干涉俄內政。第二，蘇聯民族主義情緒急劇上升，造成社會拒絕蘇維埃國家思想。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出現通過投票來脫離聯盟國家的聲音。那些日益抬頭的民族主義者，不遺余力地向人民鼓吹脫離統一國家后所能獲得的種種好處。各種所謂的“人民陣線”紛紛成立，并竭盡全力進行破壞性宣傳。在那一刻，民族主義情緒蔓延開來并且無處不在。在蘇聯的不同地區，種族和宗教原因引發了一系列武裝沖突。今天已經證明，煽動“民族主義精神病”以及普遍反蘇情緒是在國外勢力策劃和積極支持下進行的。第三，蘇共拒絕在社會中發揮領導作用，破壞了蘇聯國家治理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初階段，紅軍失去了基輔和明斯克，但不允許敵人越過“底線”。蘇聯政府和聯共（布）決不放棄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和莫斯科，因為這三座城市分別是“列寧之城”“斯大林之城”和蘇聯首都。蘇聯解體的慘痛教訓，是以戈爾巴喬夫為代表的蘇聯領導層棄守“底線”，即放棄蘇聯共產黨在聯盟國家的領導作用。乍看起來，蘇聯解體似乎是在簽署“別洛韋日協議”時發生的。1991年12月，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烏克蘭總統克拉夫丘克和白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舒什科維奇在別洛韋日森林中簽署了建立獨立國家聯合體的協議，讓蘇聯解體這一事實落到紙面，蘇聯不復存在。此時，戈爾巴喬夫沒有履行其作為總統維護蘇聯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憲法義務，而是下令逮捕“政變”參加者。事實上，摧毀蘇聯的決定性步驟在此之前已經邁出，那就是在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宣布放棄共產黨在蘇聯社會的領導作用之時。失去蘇共這一全蘇社會和國家建設的核心，蘇聯很快成為西方及其追隨者侵略行為的受害者。蘇聯解體，與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這個名字有密切關系。正是戈爾巴喬夫在這一復雜時期領導了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當選蘇共中央總書記后不久，戈爾巴喬夫就走上了“加速”和“公開”道路，隨后發起了改革（“重組”）進程。然而，他所推行的改革既沒有明確目標，也沒有調整戰略和明確行動計劃。上述一切行動都引發了經濟危機，破壞了黨和國家的思想統一。國內政策不斷翻來覆去地變化。戈爾巴喬夫一直在操縱和掩蓋。與此同時，他很快就開始向美國做出重大讓步。由于其退縮，蘇共和整個蘇聯都走上了歧途。雖然這個國家正式名稱中有“蘇維埃”和“社會主義”兩個詞，但大眾傳媒中充斥著反蘇、反共宣傳。政黨、工會和青年組織的作用遭到削弱，國家權力巧妙地轉移到所謂“民主派”“改革者”手中。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士氣低落。從蘇聯當時發生的一切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位睿智、堅定和威望高的領導人對國家和人民是何等重要。作為足以警醒我們的另一個慘痛教訓，就是共產黨人永遠不能放棄意識形態這一武器，不能逃離“信息戰”戰場。戈爾巴喬夫推行“改革”政策時期，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一直到1991年12月蘇聯解體。為這一政策辯護的關鍵人物，是蘇共中央委員會負責意識形態的書記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早在1985年，雅科夫列夫就利用蘇共中央宣傳部長身份上書戈爾巴喬夫，提出了“民主性、公開化、多黨制、總統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議”。由此，他成為戈爾巴喬夫智囊團的核心人物。掌握了蘇共意識形態機器后，雅科夫列夫開始通過作報告、發表講話或撰寫文章鼓吹所謂“民主化”，到處灌輸反共思想。與此同時，雅科夫列夫開始任命自由派人士出任蘇聯主要報刊的總編輯，以潛移默化的破壞性言論和行動搞亂了蘇聯人民的思想，讓社會迷失了方向，消磨了群眾回擊反共言論的意愿。當時，《蘇維埃俄羅斯報》總編輯瓦連京·奇金在久加諾夫的倡議下發表《致人民書》。文章說，共產黨不應放棄原則去詆毀包括斯大林時期在內的蘇聯歷史成就。但當時，掌握在戈爾巴喬夫團隊手中的輿論工具卻鋪天蓋地攻擊《蘇維埃俄羅斯報》編輯部“反對民主”和“非議改革”。總體而言，蘇聯當時形成了一種令人無法接受的氣氛。一方面，一些人不斷向社會發出信號，聲稱攻擊蘇聯及其歷史是“現代的”和“民主的”；另一方面，掌握在蘇共手中的電視、廣播和印刷媒體也在詆毀蘇聯政治制度，即便是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官方機構也沒有捍衛蘇維埃時代。廣大黨員和群眾對此深感失望。很明顯，導演這一幕的不僅是雅科夫列夫，還有戈爾巴喬夫本人。在采訪結束時，諾維科夫強調：“缺乏理論就意味著死亡！”無視這一鐵律，是蘇聯社會主義失敗的原因之一。因此，共產主義者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共產黨得以健康生存的首要要求。（來源：昆侖策網，本文原載《光明日報》 2021年12月09日11版，莫斯科12月8日電，本報駐莫斯科記者 韓顯陽，轉編自“教員追隨者”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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