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中國企業里推出的《鞍鋼憲法》，講的是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在技術革新與技術改造上，實行干部、工人與技術人員的三結合。這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這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文化。

大約在八十年代前后，當時也正是很多部門都在學習管理學的時候，出現了一種觀點。這個觀點是說，我們現在有很多廠長或者車間主任總要下到車間生產一線去走一走，看一看，這是不必要的。廠長就是廠長，廠長要做廠長的事情。車間主任就是車間主任，車間主任也要做車間主任的事情。如果廠長和車間主任都到了生產一線了。那么廠長和車間主任的工作就做不好了。西方企業就是講的各司其職。廠長不需要管車間主任的事情，車間主任更沒有權利管廠長的事情。這種各司其職的做法才是符合管理科學的。要不然，廠長和車間主任什么都要自己伸一把手，那么企業就會搞亂了。

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從某種意義上說，廠長要管的事很多，沒有必要去車間插一杠子，把車間主任應該管的事也管起來。車間主任也有自己要管的事，沒有必要到生產一線而工段長或者班組長管的事也插一杠子。這話聽起來都沒有什么大錯。

然而，在實踐中，如果廠長總不去車間，車間主任也總不去班組一線，他們對基層的很多具體情況都不甚了解。一旦發生了什么問題，他們甚至不可能真的知道這些問題是怎么發生的。如果由他們來指揮處理這此事情，估計一定要出亂子。

而且，這種觀點對中國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的指責，是不是還有另外的別的意思，那就不好說了。在中國，我們不僅要求廠長要經常下到車間，車間主任也要經常下到班組生產一線，而且還會要求廠長或者車間主任要經常到生產一線參加勞動。這不是簡單地到車間晃一下，也不是糊弄半個小時，做做樣子，擺個pose，然后擺個照片就算完事了。這些干部參加勞動至少要一天半天的時間。

1969年，在我們即將分配工作前夕，我們全年級的同學都分別到北京的一些企業去勞動一段時間。我們班有幾個同學到了北京醫療儀器修理廠。這個廠子在今天宣武醫院往北的一個大廟里。估計今天這座廟已經不存在了。據說這個廠子后來搬到盧溝橋去了。現在那里還有沒有這個廠子，也不好說了。估計已經不存在了。

當年我們去勞動的時候，廠子并不大，也就幾十個工人。我們中的大多數同學都分到機加工車間開車床。我們經常看見一個五十來歲（在北京話里，五十來歲表示還不到五十歲，但也快到了。而五十多歲還意味著已經超過五十歲了）的中年男子，總是拿個板凳坐在車間里。當工人們的活都干得差不多了，有點空閑的時間的時候，這位中年男子也就跟工人們聊上幾句天，說說笑笑一番。我們開始都有點納悶，不知道這個中年男子是干什么的。后來一問車間里的工人師傅們，他們說，這是他們的廠長。我問他們，廠長為什么不在辦公室坐著。工人師傅們說，他坐在辦公室里也沒什么事，所以經常到車間來看看。

后來，我有點明白了。作為修理工廠，沒有生產企業那樣每月都有明確和清晰的生產計劃。他們是醫院里有什么儀器需要修理了，就送到他們這里來。修完了再讓醫院拉走。這樣的生產，根本就沒有辦法制定什么生產計劃。而且這樣的工廠，如果活多了，忙起來就得不得了。如果活不多，要閑下來也是挺閑在的。

我后來又問車間里的工人師傅，說廠長既然事不多，為什么不跟你們一塊干活呢?工人師傅們說，我們廠長是個老干部，原來就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沒有什么生產技能，可是他也不愿意總坐在辦公室里，所以就經常到車間來。工人師傅們說，這樣其實也挺好。我們總能見著他。如果有什么事，找他也很方便。他雖然不干活，可是跟我們說說話，聊聊天，大家相互之間的感情也都不錯。

我后來也想，凡事都要講個實事求是。如果老廠長是干技術的出身，或者原來也會一兩門工種的手藝，那么老廠長一定會到車間里找個活來干。現在他沒有技術，不知道能做什么樣的活計，那么經常到車間來接近工人，也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我們黨從來就要求干部要參加勞動，有一段時間還要求干部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對農村的基層干部，也都有過這樣的要求。而且企業的領導，無論是廠長還是車間主任，經常到車間或者生產一線中來，既有機會接觸工人群眾，也能及時掌握企業的具體情況。特別是企業在生產中遇到什么問題，他們如果能在現場解決問題，那是最好不過。如果當時不能立刻解決，那么回去經過考慮，經過研究，也總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來。所以，干部參加勞動，干部深入群眾，總是有很多好處的。

但是后來，在所謂企業正規化、現代化的要求下，干部們不再經常到生產一線了，也不再和工人群眾們有更多的接觸和聯系。干部們開始成了官老爺，而工人們對于干部們的這種脫離群眾，因而造成他們更多的官僚主義，造成他們不懂群眾的疾苦就非常有意見。這樣一來，干部與群眾之間的隔閡就增加了，矛盾也產生了，有的時候，這樣的矛盾如果處理不好還有可能被激化。

這樣看起來，所謂企業的正規化、現代化，不過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管理模式與管理文化。這種管理模式與管理文化與社會主義企業是有著顯然區別的。在日本企業里，如果上級干部對下級職工工作不滿意，隨便抽倆大嘴巴似乎都是天經地義的。下級也不敢說什么，更不會提出什么批評意見了。歐美的企業，雖然不至于隨便去抽工人的嘴巴，但上下之間的等級依然是非常分明的。

六十年代，中國企業里推出的《鞍鋼憲法》，講的是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在技術革新與技術改造上，實行干部、工人與技術人員的三結合。這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這是非常具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文化。可惜的是，經過了文革，這種好的傳統和做法沒有繼續得到發揚光大。

在今天的國有企業，我們的這些良好的傳統和作風是不是還要繼續保留，繼續發揚?我想這應該是理所當然的。我們不需要把從資本主義那里拿過來的所有觀念都看成是完全科學的，完全是天經地義的。這其中必然有資本主義剝削與壓迫工人勞動者的因素在內。我們對此是應該有所分析，有所批判的。我們不能把明明是我們自己的好的東西，一定要當作破抹布給扔舊，也不應該把帶有資本主義腐朽氣息的東西一定要當作什么寶貝看得那么珍惜。凡事都要經過我們自己頭腦的分析和思考。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北航老胡之閑話”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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