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鳳嬌、李佑新｜延安整風運動研究中的“權力斗爭”論評析
點擊： 作者：鄭鳳嬌、李佑新 來源：昆侖策網 發布時間:2022-08-13 22:55:28
延安整風運動是毛澤東和黨中央著眼于中國革命勝利和黨的建設的大局，為肅清黨內教條主義傾向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而進行的一場全黨思想教育運動。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長期革命實踐選擇的結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一書，脫離特定的歷史環境，將整風運動描述為毛澤東與王明等“國際派”爭奪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一場蓄謀已久的權力斗爭，曲解了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發動整風運動的戰略意圖，脫離了歷史的真相。
一、延安整風運動是基于“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的戰略考量
高著提出，“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根本目的——徹底肅清國際派在中共的影響，打擊和爭取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經驗主義’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進而確立毛個人在中共黨內的絕對統治地位”。有學者對這一觀點明確表示反對，認為自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后，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內部都一致支持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已成為事實上的領袖，根本不存在還要為爭奪最高權力而進行殘酷斗爭的問題。
為何要發動延安整風？毛澤東在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明確指出：
“兩萬五千共產黨員發展到幾十萬，絕大多數是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如果不整風黨就變了性質，無產階級其名，小資產階級其實，延安就不得下地……只有經過整風才把無產階級的領導挽救了。”
他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又進一步強調，
“因為我們黨在抗戰時期發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組織的黨員才兩萬多，現在到了一百多萬，這樣大的黨自然不免有各種意見的分歧，所以我們做了一項工作，就是開展整風運動。這是使黨推向前進的運動”。
這些重要論述深刻揭示了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鞏固無產階級領導權，建立一個在政治、思想和組織上高度團結和統一的無產階級政黨。
為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重任，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致力于建設一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武裝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但中國畢竟是一個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農業國家，農民小生產者占絕大多數，產業工人嚴重不足，無產階級基礎薄弱。在這種情況下，如何建設一個具有工人階級先進性質的政黨，是一個重大而嚴峻的課題。
國民革命失敗后，隨著黨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轉到農村，黨的組織開始從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社會成員中廣泛吸收力量，由此也帶來黨的階級構成的變化。據統計，1927年3月至1928年6月，農民黨員占全國黨員總人數的比重由18.7%上升至76.6%，工人黨員所占比重則從53.8%下降為10.9%，1930年9月更是降至1.6%。因此，聯共（布）領導人一度懷疑中國共產黨的純潔性，他們甚至以“農民黨”對中國共產黨進行稱謂。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共產黨的隊伍迅速擴大，黨員人數由此前的4萬人增加到1940年的80萬人。在這些新黨員中，80%以上是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由于沒有經過嚴格的黨內生活鍛煉和革命斗爭考驗，他們必然會把自身固有的弱點和非無產階級思想帶進黨內，導致個人主義、貪圖享受、意志薄弱、左右搖擺等各種錯誤傾向不斷滋長和蔓延。這不僅沖擊了黨的無產階級性質，而且與黨在惡劣斗爭環境下所要求的無產階級革命信仰和艱苦奮斗精神相背離，對于一個擔負著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重任的政黨來說是絕不容許的。
對此，毛澤東尖銳地指出，若依了小資產階級，“實際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就有亡黨亡國的危險”。因此，“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的重任，已經迫切地擺在黨中央的面前。
二、延安整風運動的矛頭對準黨內嚴重危害革命的教條主義
延安整風運動要摧毀的“理論權威”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而嚴重危害中國革命的教條主義。
從黨的創立到延安整風，中國共產黨在21年的革命歷程中，反復受到黨內教條主義的侵擾，尤其是土地革命后期“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帶來的嚴重挫折。領導中國革命，是從中國實際出發，還是從教條出發？答案不言而喻。然而，由于遵義會議后黨中央沒有來得及對黨內歷次錯誤路線的思想根源進行深刻總結，造成了黨內許多同志包括許多高級干部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要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道理依然認識不清。這一情況使得犯過教條主義錯誤的同志繼續堅持其主張，在新的歷史時期重犯過去的錯誤；也導致教條主義流毒全黨，在不斷發展的新生革命力量中滋生蔓延。尤其是抗日戰爭爆發后入黨的大批新黨員，更容易被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教條主義所蒙蔽。這種錯誤傾向的存在和盛行，嚴重危害了黨領導的革命事業。
對于教條主義的危害，毛澤東有著深刻的認識。早在中央蘇區時期，他就對當時紅軍內部“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的現象作了嚴厲批評，指出“它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便是盲動主義”。土地革命戰爭的實踐，特別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切膚之痛，更加深了他對教條主義危害的認識。
因此，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從黨和革命的實際出發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在實踐中努力擺脫教條主義干擾的同時，也開展了批判教條主義的理論斗爭。這一時期，毛澤東撰寫的一系列著作無不闡明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尤其是《實踐論》和《矛盾論》，更從哲學的高度對教條主義者輕視實踐和忽視矛盾特殊性的錯誤進行了批判。
抗日戰爭初期，王明在黨內繼續推行教條主義路線，使毛澤東意識到黨內教條主義之頑固、清理之艱難。于是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向全黨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號召，從而將反對教條主義的斗爭提升到戰略的高度。
皖南事變后，黨的革命力量又一次因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遭受嚴重損失，這使毛澤東更加深刻認識到黨內歷次路線錯誤的思想根源，在于不了解中國具體實際或不能揭示中國革命客觀規律的主觀主義。
因此，針對黨內仍嚴重存在的主觀主義作風，他大聲疾呼：“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害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害了革命……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才會抬頭，黨性才會鞏固，革命才會勝利。”
由此可見，毛澤東反對教條主義的力度之大、愿望之強烈。正是教條主義在黨的歷史上帶來的沉痛教訓，特別是現實中的嚴重危害，使毛澤東將反對教條主義視為關乎中國革命成敗和黨的前途命運的根本性問題。
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破除教條主義的思想武器
高著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就是毛澤東與留蘇勢力進行權力斗爭的工具。不可否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并非無矢之的，因為這一命題本就是毛澤東針對黨內存在的教條主義提出的，是黨內思想斗爭的武器，體現了鮮明的戰斗性。這種斗爭的背后反映了黨內長期存在的一個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是脫離實際、教條式地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書本詞句，還是從實際出發、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解決中國實際問題。
毛澤東與王明等人的斗爭，其實質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將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兩種不同態度的分歧，是關于黨的思想路線這一原則性問題的斗爭。毛澤東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是要回答“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始終關系黨的事業全局的重大問題，解決中國革命如何擺脫教條主義的危害并不斷走向勝利的根本問題。
毛澤東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個國家具體的革命實踐相聯系的。對于中國共產黨說來，就是要學會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應用于中國的具體的環境”，這是黨領導革命成功的前提和保證。
然而，由于黨在幼年時期理論準備不足，對馬克思主義缺乏正確的理解和運用，在現實斗爭中犯了“左”的或右的錯誤。歷次革命的嚴重挫折帶來了深刻的教訓，促使中國共產黨人逐漸形成了正確對待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也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應用于中國特殊的社會歷史環境以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的意識。
國民革命失敗后，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本著對馬克思主義、對中國國情的科學態度，領導工農紅軍取得了創建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粉碎國民黨多次軍事“圍剿”等重大勝利，開啟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實踐歷程，也深化了對這一根本問題的認識。
針對黨內“唯書”“唯上”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他在《反對本本主義》中鮮明指出：“我們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糾正脫離實際情況的本本主義”。這一論述闡明了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觀點，并從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如何實現中國化的問題。
然而，這種思想在當時很難被習慣于照搬馬列教條、將上級指示奉為馬克思主義化身的黨員干部所認同，反而被認為是對馬克思主義信任不夠。正是這種教條式地理解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態度在黨內長期得不到糾正，才又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將黨和革命事業置于生死邊緣。
這些慘痛教訓使毛澤東深刻認識到理論與實際相結合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極端重要性。在總結國民革命時期和土地革命時期錯誤和失敗的原因的基礎上，他指出，所有這些情形，仍然是因為一部分同志“對于中國的歷史狀況和社會狀況、中國革命的特點、中國革命的規律不了解，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沒有統一的理解而來的”。直到遵義會議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思想才逐漸深入人心，中國革命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迎來了嶄新的局面。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隨著國際國內局勢的深刻變化，如何應對錯綜復雜的革命形勢、如何鞏固和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如何爭取抗日戰爭勝利等現實問題接踵而來，這對黨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中國革命提出了新的考驗。
然而，黨在歷經十多年的革命斗爭后，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和實際運用能力的不足依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一方面，抗日戰爭后加入革命隊伍的大批新黨員缺乏系統的理論教育和革命鍛煉，不理解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道理；另一方面，即使是有著豐富革命經驗的老黨員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理論水平偏低、對黨和革命的一些原則性問題認識模糊的情況。
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了這一點，他指出：“我們隊伍里邊有一種恐慌，不是經濟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領恐慌。過去學的本領只有一點點，今天用一些，明天用一些，漸漸告罄了。”這種本領就是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的本領。“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正是從革命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毛澤東向全黨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戰略任務。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要求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并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要求“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就是要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思想打破教條主義的思想禁錮，從根本上端正全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態度。
為此，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將延安整風運動作為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戰略的重要舉措，并從整頓學風問題入手，將肅清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風氣，確立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作為著力解決的關鍵問題。
在整風運動中，毛澤東反復強調不應當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當作教條，而應當作為行動的指南，不應當只學習馬列的詞句，而應當把它們當作革命的科學來學習。他關于“什么是馬克思主義者”“什么是知識分子”“什么是理論和實際相聯系”“什么是實事求是”的一系列論述，都是對“什么是馬克思主義、怎樣對待馬克思主義”這一原則問題的科學闡釋。
四、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是中國革命歷史的選擇
在高著看來，毛澤東自上而下發動全黨整風運動，實質是為了處心積慮打壓競爭對手，親自將自己的“新解釋”——毛澤東思想推到至尊地位。然而，這樣的論述根本不符合史實。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并不是依靠整肅異已的權力斗爭奪得的。毛澤東思想反映了馬克思主義必須與中國革命具體實際相結合的客觀要求，是經過中國革命實踐反復驗證的科學理論。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是黨和人民在長期革命斗爭中不斷探索和選擇的結果。
中國共產黨開展革命斗爭，不僅需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更需要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進行科學理解、闡釋，形成一系列符合中國國情、能科學指導革命行動的思想和理論。
在艱苦的斗爭實踐中，毛澤東不斷探索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從國民革命時期對中國社會各階級和農民運動的認識，到八七會議后“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和“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革命道路理論的提出；從遵義會議前后對黨領導革命的路線、方針和策略問題的思考，到抗日戰爭初期《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理論著作的撰寫，毛澤東逐漸形成了關于中國革命和黨的建設的一系列思想。
他不斷總結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的教訓，認識到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就在于領導革命的同志不了解中國的歷史和社會狀況，不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和規律，沒有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踐統一起來。
為此，針對黨內盲目迷信共產國際，理論嚴重脫離實際的傾向，他第一個旗幟鮮明地發出了“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呼聲，擲地有聲地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的號召，在與教條主義的長期斗爭中深入闡發了“實事求是”的思想，并通過整風運動的實踐，在全黨確立了“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根本理論原則。這不僅使中國革命在遵義會議后呈現出煥然一新的局面，也使毛澤東思想在經受各種復雜斗爭的考驗后逐漸獲得黨內的認可。
通過整風運動，全黨在深入總結歷史問題的基礎上，更加清晰地認識到中國革命從失敗走向勝利的過程，就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結合起來的過程，認識到毛澤東思想正是這種結合的集中體現，是合乎中國革命發展規律的獨創性理論。尤其是一些在歷史上曾犯過教條主義錯誤的領導人，對毛澤東思想給予了心悅誠服的贊譽。
如張聞天在認真研究黨的歷史文件和毛澤東的全部著作后由衷地認識到：“毛澤東同志不但是中國革命的行動家，而且也是中國革命的理論家”，“他能夠精通馬克思主義的實質，所以他能夠使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起來，而加以發展。他對于中國革命的每一個問題的處理，也是采取這樣的態度”。
王稼祥也認為：“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解放的正確道路是在與國外國內敵人的斗爭中，同時又與共產黨內部錯誤思想的斗爭中生長、發展與成熟起來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的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的布爾什維主義，中國的共產主義”。
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使全黨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的認識達到一致，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思想贏得了全黨一致認可。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思想”最終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這既反映了全黨的共識，也是中國革命和黨的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反映了全黨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一規律的深刻認識。它使黨在中國革命艱難曲折的道路上有了團結奮斗的重要思想基礎和凝聚全黨意志的精神支柱，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來說，意義重大。“為什么要提毛澤東思想？有這個需要。如果中國共產黨不提毛澤東思想，很難在全黨形成思想上的統一。……黨內各方面的關系，黨同群眾之間的關系，都在毛澤東思想基礎上確定下來。為什么四十年代中國黨能夠在那么困難的條件下取得那么大的勝利？根本原因是黨正確解決了這個問題。這一點就是到今天也仍然顯出它的重要意義”。正是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全黨在政治上、組織上、思想上空前一致地團結起來，加速了中國革命奪取勝利的歷史進程。
綜上所述，延安整風運動并不是毛澤東以奪權為目的的預謀，而是為著中國革命勝利進行的戰略布局。
正如胡喬木所指出的：“如果不經過整風，全黨在這個問題（從中國實際出發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上的認識是解決不了的……只有把這個講清楚，整風運動才能講清楚。不然一般人對整風不太容易理解。”
這句話很好地回答了如何從本質上理解延安整風的問題。高著脫離中國共產黨肩負民主革命和自身建設重任的歷史背景，將延安整風運動理解為毛澤東從王明等“國際派”那里奪取意識形態領導權的一場蓄謀已久的權力斗爭，曲解了毛澤東發動整風運動的戰略意圖，脫離了延安整風的歷史本質，是在“還原歷史”面目掩蓋下歪曲歷史的敘述。
（作者：鄭鳳嬌，湖南人文科技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李佑新，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湘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來源：昆侖策網，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2年第6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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