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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
點擊:6072  作者:郭沫若    來源:昆侖策網【修訂編發】  發布時間:2023-11-23 10: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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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郭沫若先生早在1928年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就提出了中國存在奴隸社會、封建社會的觀點。1952年,他發表了《奴隸制時代》一文;1959年又發表《關于中國古史研究中的兩個問題》,對中國奴隸制的類型和古史分期的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作了深入探討。1972年《紅旗》雜志第7期發表了他的《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一文,并收入他的史學和考古學論文集《奴隸制時代》一書作為“代序”。郭老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抓住不同社會的階級對立這個“主要矛盾”,才是解決“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的“正確道路”;并分析認為“殷代是典型的奴隸社會”,“西周也是奴隸社會”;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所說的“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這兒的‘周秦’一個詞,就是指周秦之際”;“周秦”二字不能分開來講”,“換一句話說,便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交替,是在春秋與戰國之交。”后來,毛主席在1973年的一次談話中明確表示,“我贊成郭老的歷史分期,奴隸制以春秋戰國之間為界。”(《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第485頁。)但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學術輿論領域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五形態說”及其是否適用于中國歷史分期的否定和質疑聲日甚。為此,我們全篇轉發郭老此文如下,以供研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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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
郭沫若
 

中國社會的發展,曾經經歷了原始公社、奴隸制和封建制,和馬克思主義所劃分的社會發展階段完全符合。這已經成為一般的常識。四十年前,托派所叫嚷的中國社會空白了奴隸制,在原始公社的廢墟之上建立起封建社會的謬論,早已被吹送到九霄云外去了。

但在各個階段的具體劃分上,以前也曾經有過不同的意見,分歧相當大。經過大家的努力,認識逐步接近,在古代史分期上,就只剩下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那就是奴隸制與封建制的交替,究竟應該劃分在什么時期?

殷代以前的夏代,尚有待于地下發掘物的確切證明;但殷代是典型的奴隸社會,已經沒有問題了。殷代祭祀還大量地以人為犧牲,有時竟用到一千人以上。殷王或者高等貴族的墳墓,也有不少的生殉和殺殉,一墓的殉葬者往往多至四百人。這樣的現象,不是奴隸社會是不能想象的。

殷代以后,問題便復雜了。有的同志認為兩周已經進入封建社會,因而奴隸制與封建制的交替便應該劃在殷、周之交,公元前一〇六六年左右。又有不少的同志認為兩周或甚至周代和周代以后(日本學者有人一直推遲到南宋)都是奴隸社會。我自己曾經從周代的青銅器銘文中找到了不少以奴隸和土田為賞賜品的記載,而且還找到了西周中葉的奴隸價格:五名奴隸等于一匹馬加一束絲(見孝王時代的《曶鼎》銘文)。故我認為西周也是奴隸社會。但關于奴隸制的下限,我前后卻有過三種不同的說法。最早我認為:兩種社會制度的交替是在西周與東周之交,即在公元前七七〇年左右。繼后我把這種看法改變了,我改定在秦、漢之際,即公元前二〇六年左右。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初,我寫了《奴隸制時代》那篇文章,才斷然把奴隸制的下限劃在春秋與戰國之交,即公元前四七五年。

我為什么能夠作出這第三次的改變呢?那是毛主席的著作給了我一把鑰匙,使我開動了自己的腦筋,也使我懷著信心去打開中國古代社會的這個關鍵。

毛主席教導我們:“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矛盾的復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毛主席又說:“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

就這樣,毛主席早就把解決問題的一般方法和解決具體問題(在這兒是古代史分期問題)的途徑,很明白地指示了出來。我們以前沒有照著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所以走了不少彎路。我在寫《奴隸制時代》時,是有意識地照著毛主席的指示走路的。那就是抓住在封建社會中的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這個主要矛盾,而且特別是地主階級這個矛盾方面。如果在某一個歷史時期中,嚴密意義的地主階級還不存在,那么那個時期的社會便根本不能是封建社會。這就是我所找到的正確道路。

中國是位于北溫帶的大陸國,在技術尚未精進的古代最宜于發展農業。因此,自殷代以來,中國的農業已經是生產的主流。但生產關系到底是奴隸制還是封建制,由于年代的久遠和記載的簡單,如果單從農民方面來著眼,是容易發生混淆的。從事農業生產的奴隸和封建農奴的區別,往往不很顯著。由于土地本身有很大的束縛性,耕者一離開了土地便很難生存,奴隸主便利用了這種土地的束縛性來束縛耕奴,而不必格外施加刑具。有時狡猾的奴隸主還可以把一小片土地給予耕奴,并讓他們成家立業。這樣施予小恩小惠,使男女耕奴于生產農作物之外,還能生兒育女以繁殖勞動力。特別是成立了家室,家室本身又具有更大的束縛性,因而做耕奴的人便更不容易逃跑了。所以奴隸制下的耕奴和封建制下的農奴,往往看不出有多么大的區別。如果著重在農民方面來看問題,那就會“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而生出分歧的見解。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之所以不容易解決,其主要的原因就在這里。

但如果我們把視線的焦點,轉移到封建制的主要矛盾中矛盾的另一個方面,即是地主階級的有無這一方面,那么,彼此之間的分歧,是比較容易被消除的。


古代中國的土地所有制,在殷、周時代是土地國有制。這是沿襲著原始公社的習慣而被固定下來的。那時的國家是奴隸主階級專政的工具,是幫助奴隸主壓迫奴隸的。耕種土地的奴隸離不開土地,是土地上的附屬物,因此,耕種土地的勞動力也隨著土地的國有而同歸于國有。周代的詩所說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表明的就是這種土地國有制的實際。一國的統治者,自殷代以來,是具有很高的權力的。據說,國王是天的兒子(“天子”),天(也稱為“上帝”,它其實是國王的影子)把全國的土地和人民授予給它的兒子讓他統治,一國的土地和人民都是國王的家產。國王把他所有的可耕地和勞動力,分配給臣下們使用,因而臣下們所有的土地和耕者,只是他們所享有,而不是他們的私有。臣下們有罪或以其他的原因,國王可以隨時收回所分配的土地和勞力。這樣的情形,在春秋時代的前半期,都還常常見于記錄。盡管當時的周王已經淪落得可憐,如同一個小小的諸侯,而他對于他所直屬的臣下,仍然有奪回土地另行分配的權力。

古代中國毫無疑問地施行過井田制,就平坦的地面劃分出有一定畝積的等量的方田,以分配給臣下作為俸祿。這一方面可以作為規定俸祿多寡的標準,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考驗耕者勤惰的標準。這種辦法不僅限于中國,古代羅馬的百分田法,同中國的井田制是十分類似的制度。凡是屬于井田范圍內的田都是公家的田,也就是所謂“公田”。這些公家的田被分配給臣下,同時也把一定的生產者分配給他們。制度施行既久,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有一些臣下們超額地榨取耕奴們的剩余勞動(即在應有的耕作之外的超額耕作)以開墾井田以外的空地。這被開墾出來的田地,便成了私家的黑田。這私家的黑田不可能再是四方四正,也不可能有一定的畝積,在初公家是不收稅的,是純粹的私有物。這樣的墾辟一經久了,黑田面積的總和或者某一個臣下的黑田總和,會超過公家所有的井田,因而私門也就富于公家,形成為上下相克的局面,實際上也就是一種階級斗爭。公家為了增加收入,終于被迫打破了公田和私田的區別而一律取稅。這是承認臣下所享有的公田索性成為他們的合法私有,而他們所私有的黑田卻不能再自由漏稅了。這便導致了井用制的破壞,也便導致了奴隸制的滅亡。《春秋》在魯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有“初稅畝”的記載,雖然僅僅三個字,卻含有極其重大的社會變革的歷史意義。它表明著中國的地主階級第一次登上了舞臺,第一次被合法承認。在此以前的奴隸制下,中國是沒有所謂“地主階級”的。地主階級既不存在,則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對立的這個主要矛盾也就還未成立。那么,在春秋中葉以前的中國社會便不是封建社會,而是奴隸社會,應該是沒有什么可以爭論的了。

促進了這一變革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那便是在春秋年間鐵器登上了舞臺,促進了農業生產。鐵制耕具的使用在戰國中期已十分普通,文獻上和地域發掘上都有充分的證據,無疑鐵器的開始使用是在春秋時代。這種新工具的發明和使用,比起前人的木耜、石鋤來,效力會遠遠超過。這就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力,其必然的結果也就迅速地使私有的黑田超過了有限的井田,因此破壞了舊有的生產關系。奴隸制與封建制的更替發生在春秋戰國之交,鐵的使用更是一個鐵的證據。

中國的疆域,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相當廣大,因而社會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就《春秋》的記載看來,制度的變革,魯國是最早的一個國家。就在魯國,這一制度的變革,自魯宣公十五年(前五九四年)起算,還經歷了五十多年,直到魯昭公五年(前五三七年)才全面完成了。其他的國家都比較遲,而秦國卻最遲。秦國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前三五〇年)由于商君的變法,“廢井田,開阡陌”,重耕戰,圖富強,才揚棄了奴隸制而轉入封建制。這和魯國的開始變革相差有兩百年之久。


時代長遠,史料喪失,各國變革的詳細情況不大明了。但有一點是值得重視的:隨著私田的大量墾辟,在公室與私門之間不斷地展開了爭奪人民(主要是農業勞動力)的斗爭。在春秋末年,各國的私門每每反用大斗小秤的辦法,同公室爭奪人民。他們用大斗出、小斗進,大秤出、小秤進的辦法以籠絡人心,把公室的勞動力抽成一個真空。這樣私門終于把公室吞并了,所依靠的主力軍其實就是人民,是人民的力量完成了由奴隸制轉變為封建制的歷史使命。

魯昭公三年(前五三九年),齊國的晏嬰和晉國的叔向有過一段對話,敘述到當時齊、晉兩國的國情,記錄在《左傳》里面,是值得重視的史料。晏嬰的話比較詳細而具體,說到齊國公室沿走著奴隸制的老路,對人民進行超經濟的剝削,使下層的官吏都饑寒交迫;老百姓則不斷造反,受刖足之刑者多,致使全國的市場上草鞋跌價而義足漲價(“屨賤踴貴”),可以想見,階級斗爭是多么激烈。在這種情況下,齊國的私門田氏(也就是陳氏,其先世的代表人物是田成子,亦稱陳恒)卻反用大斗小秤以爭人民,人民也的確被他爭奪過去了。姜姓的齊國終于變成了田姓的齊國,也就是奴隸制的齊國終于變成了封建制的齊國。

叔向的話比較空洞,只是說晉國的公室也是一樣腐敗,被私門抽成了真空。私門采用了些什么辦法,他卻沒有吐露。但我們從他的話中盡可以馳騁想象,即晉國的六卿,后來歸并為三家,他們所采用的辦法決不會同于晉國公室所沿襲的奴隸制的辦法,而是接近于田成子在齊國所采取的新法的。晉國和齊國的情形還有些不同,齊國的私門是田成子一家獨霸,而晉國則是六家分爭,因而在私門與公室之間的斗爭之外,在私門與私門之間也還有斗爭。私門要爭奪人民,在籠絡人心上彼此之間必然還要勾心斗角地進行比賽。六卿被吞并成三家,這里在施行“惠政”上一定還有各種不同的花樣,終而形成為優勝劣敗;可惜史籍失傳,其詳不可得而知了。但晉國終于為三家所瓜分而成為韓、趙、魏(梁)三國,也就是奴隸制的晉國終于分裂成為封建制的韓、趙、魏三國。

由奴隸制轉換為封建制,在齊、晉兩國是采取了革命的形式,而革命的主力軍則是人民。楚、燕、秦三國的情況卻有所不同。

楚國的白公勝在魯哀公十六年(前四七九年)也曾經鬧過一次革命,把令尹子西和司馬子期都殺了,把國王也囚禁了起來,幾乎得到成功。但由于他自己的不徹底和疏忽,結果被那位“好龍”而怕真龍的葉公打敗了,終致身首異地。白公勝的革命力量是怎樣聚積起來的呢?《淮南子·人間訓》中留下了一段故事,說他“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家里的倉庫不用關鎖;“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納”,和田成子們所用的辦法完全是一樣。楚國后來又經過了吳起的變法,進行了自上而下的變革,和他的晚輩商君行之于秦的變革是大抵相同的。

燕國,在燕王噲和宰相子之之間,鬧過一幕禪讓的悲喜劇,仿效傳說中的唐堯、虞舜傳賢而不傳子,表示其大公無私。在那時候,可能也進行過自上而下的變革,但遭到齊宣王的武裝干涉而失敗,鬧到幾乎亡國的地步。繼承者燕昭王,招集賢士,奮發圖強,得到樂毅等人的輔助,曾經盛極一時,把強大的鄰國同時是敵國的田齊也幾乎滅亡了。在燕昭王的統治下,想來也一定施行過不少的重大變革,可惜史冊上一點也沒有保存下來。

秦國變法最遲,是自上而下的變革,在前面已經說過了。然而秦自孝公以后至于始皇,相傳六代,沿守著商君的法制,獎勵耕戰,勤儉建國,發奮圖強;又加以得到地理上的形勢,居高臨下,俯瞰著關東六國,遠交近攻,進行蠶食;而關東六國則與此相反,法制不定,內亂時起,互相攻伐,彼此削弱,終至遭到秦國的各個擊破。因此,秦雖變法最遲,而卻收到了最大的成功,變法以后僅僅一百三十年,在秦始皇的手里終于完成了統一全中國的大業,同時也完成了此后統治全中國二千多年的中央集權的大封建局面。假借攻擊秦始皇來攻擊革命,這種觀點是阻礙歷史前進的反動觀點。

就這樣,制度的變革,在齊、晉是經過劇烈的斗爭而完成的。楚、燕、秦的情形,仿佛是“和平過渡”,其實并不“和平”。鄰國的不懷好意,本國的革命趨勢,壓力都是很強大的。燕王噲為齊國所乘而幾至亡國,不得其死,白公勝功敗垂成,吳起在楚國變法遭到了反動派的射殺,商君在秦國變法最后也遭到了車裂(同于“五牛崩尸”),那斗爭還不算劇烈嗎?由春秋時代的十二諸侯被兼并為戰國七雄,由戰國七雄被兼并為秦代的大一統,幾百年間不斷地進行戰爭,動輒就是十幾萬或者幾十萬人的死亡,成為名實相符的所謂“戰國”,哪里有什么“和平過渡”可言?事實上是流血革命的階級斗爭的不斷繼續。在這斗爭里面,人民是主體,是創造歷史的動力,但卻沒有成為真正的主人。一種剝削制度代替了另一種剝削制度,農民階級同地主階級的矛盾發展起來了。后來兩千多年的封建史實都是這樣。對歷史上的政治斗爭不作階級分析,否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否認封建制戰勝奴隸制的斗爭是一場劇烈的革命,這種觀點是反動的。

總之,春秋和戰國是劃然不同的兩個時代。春秋和戰國之交恰好是古代社會的發展由量變達到質變的時期,當時的整個中國都沸騰了。天子倒楣了,諸侯起來;諸侯倒楣了,卿大夫起來;卿大夫倒楣了,陪臣執國命;一直發展到陳勝吳廣以農民起義而稱王,項羽、劉邦以破落戶或游手好閑者造反而做到霸王與皇帝;在歷史舞臺上短短的兩百多年的期間不斷地翻騰著軒然的大波,這決不是什么“和平過渡”!


春秋和戰國的不同,無論在經濟基礎上,政權性質上,意識形態上,都有劃時代的區別。我在這里只想舉出一件比較有趣的對照,以顯示春秋和戰國時代的中國社會是怎樣地劃然不同。

上面已經敘述到齊國的晏嬰和晉國的叔向的對話,那是在魯昭公三年(前五三九年)。晏嬰是齊國的宰相,他所說的全國的市場當然包含著首都臨淄在內,不景氣的情況是“草鞋跌價而義足漲價”,是造反的被統治階級砍斷了腳的人占多數。經歷了二百零六年之后,臨淄情況卻起了很大的變化。齊宣王十年(前三三三年),蘇秦游說,在齊宣王面前盛稱臨淄的殷實,有戶七萬(每戶平均五口,當有三十五萬人),市民都在享受文娛活動,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賽狗,下棋蹴球;街道上車子的軸頭互相撞碰,人的肩頭互相挨擦,把衣襟舉起來可以連成帷幕,把汗水揮灑出去可以成為大雨;大家都趾高氣揚。這和晏嬰時代的臨淄,不是改變了面貌嗎?蘇秦是在齊宣王面前夸講齊國的首都,當然是站在統治階級立場上的片面夸張,但他總不至于夸張得完全沒有譜。我們就把這作為一個例子,可以推想到齊國的全貌,也可以推想到其他六國——韓、趙、魏、楚、燕、秦的全貌。這不劃然是兩個時代嗎?

舊時代的“學者”總是囫圇吞棗地把春秋、戰國看成為一個單元,而且以為每況愈下,戰國還不如春秋。那是大錯而特錯的唯心史觀的看法。

毛主席早就明白地說過了:“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其政治是封建的政治,其經濟是封建的經濟。而為這種政治和經濟之反映的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則是封建的文化。”  

這兒的“周秦”一個詞,就是指周秦之際,猶如我們把戰國時代爭鳴的百家稱為“周秦諸子”一樣。“周秦”二字不能分開來講。“自周秦以來,中國是一個封建社會”,換一句話說,便是:中國古代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交替,是在春秋與戰國之交。

注釋
①據《史記·六國年表》,秦簡公七年(前四〇八年)“初租禾”,但在秦孝公十四年(前三四八年)——商鞅變法后第三年,又書“初為賦”,足見簡公“租禾”,遭到新興地主們的反對,未能行通。又據《秦本紀》,獻公十年(前三七五年)“為戶籍相伍”,但到商鞅變法時又“令民為什伍”(見《商鞅傳》及《韓非子》),亦足見獻公的戶籍制也遭到抵抗,等到商鞅執政又才另起爐灶。
 “葉公好龍”的故事是比較有名的。據說葉公喜歡龍,畫的龍、雕塑的龍等等,他都喜歡。有一次真龍出現,卻把他駭倒了。這顯然是一個有諷刺意義的寓言,因為龍是想象的產物,不可能有什么“真龍”。估計“龍”是人民的象征,葉公這個反動階級的代表,平時也假仁假義地接近人民,但等人民起來造反,他就反過來屠殺人民了。“好龍”的葉公,無疑就是打敗白公勝的葉公。

(來源:昆侖策網【修訂編發】,原載《紅旗》雜志197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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