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放
最近,讀了浙江作家富曉春贈我的《報人趙超構》( 文匯出版社2017年版),對于毛澤東的待友之道,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澤東說過:“待朋友:做事以事論,私交以私交論,做事論理論法,私交論情。”似乎公私分明,不講情面。其實 ,毛澤東對于私人交誼,還是很講“朋友義氣”的,他與著名報人、雜文家趙超構(林放)的關系,就是著名的一例。
林放,即著名報人、雜文家趙超構(1910—1992),生前曾任新民晚報社長,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上海雜文學會名譽會長等。林放一生為百姓代言,為平民辦報,留下了“飛入尋常百姓家”、“短、廣、軟”等辦報思想。他是我們新聞界的楷模,雜文界的巨擘,曾七次受到毛澤東主席接見,毛主席關于雜文的論述大多是對他談及的。毛澤東接見民主人士林放,是朋友式的談心,大多是鼓勵,也有諍友式的批評,對林放的“雜文片面克憂論“,就是這樣。
阿達為林放畫的漫畫像
當年,我住在上海海倫路上,與林老就在一條馬路上。上世紀八十年代中葉,我應河北《雜文界》雜志和《民主與法制畫報》之約,曾三次采訪林放,聆聽他對雜文的見識,目睹他的高風亮節,深有啟迪。現今回憶起來,依然歷歷在目。
河北《雜文界》《雜文報》一刊一報創刊于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由河北省雜文學會會長、原《河北日報》副總編輯杜文遠主編,我因平時也喜歡寫雜文,與他多有往來,成了忘年交,老杜來滬時我還陪同他參觀了上海魯迅故居。老杜認為上海乃雜壇重鎮,多有雜文高手,囑我為《雜文界》雜志新辟的欄目《雜文百家》寫專訪。要寫上海雜文家專訪,我第一個采訪的便是被夏衍稱之為“雜文宿將”的林放,他當時是上海雜文學會名譽會長,頭炮當然非他莫屬。
林老住在瑞康里的一座老式的石庫門房子,通常是從后門進出的,跨進門檻,即是灶披間。記得那天林老精神矍鑠,氣色不錯,雖然當年已經76歲了,但是身板硬朗,臉色紅潤,絲毫沒有老態。他把我讓進了前面的客堂間,揮手示意我坐三人沙發,他自己卻隨手拿過一把折疊椅。我一看,哪里肯依,忙請他坐沙發,我坐硬椅。林老笑了,說:“那我們一起坐在沙發上談吧!”
為采訪林老,我做足了功課,將他當時已經出版的雜文集《世象雜談》、《未晚談》和有關材料全部讀了一篇,準備了20多個有關雜文創作的問題。我們談了近二個小時,林老對我的問題,一一作了回答。以后我寫了篇3000多字的專訪《評說世象五十春——記雜文名家林放先生》,刊發于1986年第五期的《雜文界》,主要介紹了林放雜文的主旨、取材以及“未晚談”的特點等,因限于篇幅,好多問題沒有提及,現翻檢當年采訪筆記和有關剪報,這里披露一二。
在采訪中,記得林老強調要做一個合格的記者,就要會寫言論。他就是從上世紀30年代開始,一邊從事新聞采訪,一邊撰寫“小言論”。他說當時也沒意識到是在寫雜文,只是不平則鳴,感到有話要講。比如是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上海祖界、香港相繼淪陷。四大家族中的孔祥熙的老姿急著用飛機運自己龐物狗,而杭日志士卻因無交通工具滯留香港,遭到日寇殘害。林放出于義憤,寫了篇《“洋狗”乘機辨》,進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抨擊。當這篇雜文被國民黨新聞檢查官無理扣壓時,他又在自己主編的重慶《新民報》的副刊頭條地位開了天窗,以示抗議。
當我問林老,中國有句古話:"眾人拾柴火焰高"。戲劇、小說等文體常有集體創作的。您在1982年9月2日《雜文之味》一文中說:"雜文是最不宜于搞集體創作的",為什么? 他想了想,回答:雜文不像總結報告,也不像評論文章,雜文要有自己的風格。各人的筆調不同,各人的風格就不同,怎么能搞集體創作?末了他又補充說: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體會。
1986年第五期的《雜文界》上刊登的專放文章
我請教林老:短小的雜文怎樣避免片面性?林老沉吟了一會說:這個問題,我也沒有做好。但我認為好雜文是可以避免片面性的,魯迅后期的雜文就沒有片面性么,所以要多讀些魯迅后期的雜文。
當時對此問題,我也沒多注意,近幾年看了幾本寫趙超構傳記的書,才知道上世紀中葉雜壇曾發生過一場風波:1956年12月19日林放在《解放日報》剛創刊不久的《朝花》副刊上發表過一篇雜文,題目叫《“片面”無憂論》說,雜文篇幅短小,所論難免片面,并進而提出“雜文片面無憂”的觀點。這一下,好像平靜的湖面扔進了一塊石頭,一下子文壇掀起了風浪,招來了不少批評意見,為此報紙發起了論爭,自詡為“左派”的張春橋、姚文元也參與爭論。林放接連寫了四篇文章《從何說起》《聲明和解釋》《“片面”三題》《續“片面”三題》為自己爭辯,結果驚動了高層,連毛澤東也參與了進來。毛澤東在1957年3月12日的《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不點名地批評了趙超構。
這篇講話共講了八個問題,其中第六:片面性問題。毛澤東首先從思想方法上分析,說:“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絕對化,就是形而上學地看問題。”然后說:“ 有人說,發長篇大論可以避免片面性,寫短篇的雜文就不能避免片面性。雜文是不是一定會帶片面性?我在上面講了,片面性往往是難免的,有些片面性也不是不得了。要求所有的人看問題都必須很全面,這樣就會阻礙批評的發展。但是,我們還要求努力做到看問題比較全面,不管長文也好,短文也好,雜文包括在內,努力做到不是片面性的。有人說,幾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雜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說,怎么不能呢?魯迅不就是這樣的嗎?分析的方法就是辯證的方法。所謂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對于所論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魯迅后期的雜文最深刻有力,并沒有片面性,就是因為這時候他學會了辯證法。列寧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說是雜文,也有諷刺,寫得也很尖銳,但是那里面就沒有片面性。魯迅的雜文絕大部分是對敵人的,列寧的雜文既有對敵人的,也有對同志的。魯迅式的雜文可不可以用來對付人民內部的錯誤和缺點呢?我看也可以。”
毛澤東很講朋友之道,但又光明磊落,注意內外有別。他的這些意見,在接見新聞界代表時,就當面告訴了林放。當時林放雖聽得頭上直冒汗,但心悅誠服,他牢記主席教導,學習辯證法,多讀魯迅后期的雜文。因此他的后期雜文寫得筆意縱橫,曉暢明快,也沒有了片面性,成了新時代雜文的典范。
也是在這次接見時,毛澤東聽說新聞界對趙超構提出的辦報口號:“短些、短些、再短些,廣些、廣些、再廣些,軟些、軟些、再軟些!”有爭議,毛澤東也以朋友式的口吻說:“我對你的短些、廣些兩個口號沒有意見;‘軟些,再軟些’要再考慮一下。報紙不要辦得太硬,太硬了人家不愛看;太軟了也不好。要把軟和硬兩個東西統一起來,也就是說,軟中有硬。” 然后指出:“報紙文章,對讀者要親切些,平等待人,不擺架子,這是對的,但要軟中有硬。”細細品味,毛澤東這番講話,完全是朋友式的平等交流,沒有架子,更無居高凌下之勢。從內容看,這里說的是辦報風格,但寫雜文又何嘗不是如此!
過了幾個月,也就是1957年6月31日,形勢急轉直下,全國開展反右斗爭前夕,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林放,林放是“懷著非常惶恐沉重的心情”去的, 因為當時上海市委已點名批評他。但主席慈祥親切,說:好啦,知道錯,就改正。改了就好了嘛。說到辦報要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勉勵他好好工作。當下毛澤東還問趙超構:“你當新民報總編輯可是有職有權?”趙回答:“怎么沒有權,如果沒有權,我也不會犯這么大的錯誤了。”毛澤東笑笑:“寫雜文也不容易,所以,我要保護幾個寫雜文的朋友。”主席這一聲“保護”,還真保護了林放這樣的雜文家。
當時主席又說:“如果讓我選擇工作的話,我倒很愿意做個雜文家,給人民日報寫寫雜文。可惜,我現在沒有這個自由。”談到中午,毛澤東留他們共進午餐,吃了餃子。當時林放已內定為“右派”,連批判他的文章也已寫好,不是毛澤東保護,林放在劫難逃。
那次采訪臨別時,林老在我帶去的《世象雜談》、《未晚談》上簽了名。多年來,我將林老的兩本簽名雜文集置于案頭,隨時師法學習,從中得到很多的教益。
(作者為昆侖策研究院特約研究員,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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