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諱莫如深的真相——會理會議考辯

點擊：作者：思目（jocole) 來源：百年風云從頭閱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6-11 10:34:11

諱莫如深的真相

會理會議考辯

1935年5月12日，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會理的鐵廠召開了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即史稱的“會理會議”。

起初，大概因這次會議在文獻資料上著墨不多——只有少數高級干部才知曉內情，且因涉及的人和事相當敏感，很長時間內鮮有人提及或吐露會議的來龍去脈，故被認為是“在黨的歷史上算不上是最重要的會議。”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此次會議的影響卻深遠異常，“到1959年為止的24年中，毛主席對這件事提到過4次。”（注1）

時至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爆發，出于批判林彪的需要，有關此次會議的一些細節才逐漸被披露出來。令人惋惜的是，由于披露出來的內容基本都集中（局限）在林彪身上，難免給人以此次會議就是批判林彪錯誤的印象。

之后，隨著文革的結束以及彭德懷和張聞天等人的平反，一些參加此次會議親歷者透露出更多的內容和細節，有關“會理會議”的端倪及輪廓才大致顯露出來。隨后此次會議的論述（評價）有所改動——除了批判懷疑中央正確領導的“右傾錯誤”之外，被視為毛澤東“誤會”彭德懷和張聞天并對日后的歷史產生不良影響。

起初，筆者對這個結論也是篤信不疑，但隨著學習和探討這段史實的深入，感覺如此評價首先在邏輯上說不通——如果其時只有林彪一人懷疑中央領導的“右傾錯誤”，整個會議怎會是正確的？！而且會后又怎可能起到良好作用?。?span lang="EN-US">

那么，歷史的真實到底是怎樣的？這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

一、會議的緣由與背景

1935年5月9日，中央紅軍在毛澤東等的指揮下，巧妙地渡過了金沙江——將數十萬國民黨圍追堵截部隊大都甩在金沙江南岸及東岸。判斷國民黨軍追擊部隊短時間內難以逼近，毛澤東提議召開中央政治擴大會議，解決隊伍中存在的“右傾錯誤”，以利于更好地執行下一步戰略行動——會合紅四方面軍并建立新的穩固革命根據地。

綜合文獻史料記載，此次會議的主旨是總結執行遵義會議精神，特別是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以來作戰行動的經驗教訓，重點討論關于林彪提出更換軍事領導的來信以及劉少奇、楊尚昆二渡赤水后發報給中央電文提出的相關問題，解決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懷疑不滿情緒等右傾思想，并研究確定中央紅軍下一步戰略。

此時，距離遵義會議結束還不滿四個月，按說超過半年進行總結較為合適，而且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目標尚未達到。既然如此，又為何急匆匆地召開會議呢？依據毛澤東在會上一反常態大發雷霆推斷，顯然他對存在的問題已是忍無可忍！以此推斷，毛澤東此時提議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應該是經過深思熟慮的。

嚴格說來，此次政治局擴大會議是遵義會議斗爭的延續：根據遵義會議親歷者們的回憶，博古、李德及凱豐等對遵義會議的結果和決議并不那么服氣——據聶榮臻回憶：“遵義會議以后，教條宗派主義者們并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忽然流傳說毛澤東同志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注2）之后因毛澤東指揮的第一仗（土城戰役）出師不利，于是更被他們找到了攻擊的借口——“看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注3）

由于當時的情況緊急，毛澤東對于土城之戰的失利沒有作過多的解釋，而是為了大局只進行了簡要總結。重新登上戰爭指揮舞臺的毛澤東意識到，經過之前的一系列作戰及長途跋涉，加上傷亡、戰損及疲勞引起的士氣低落，已使整個部隊的戰斗力嚴重下降！因此為了保全革命力量，毛澤東盡可能避免或減少不必要的作戰?？纱撕笠欢杉岸沙嗨膩砘乇疾ǎ鹕仙舷孪聦γ珴蓶|一味的只走路不打仗，產生嚴重的懷疑和不滿。

根據楊尚昆回憶：“那時，三軍團打得最苦，下面講怪話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將從部隊中了解到的情況加以綜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見，擬了一份電稿，交彭總和我簽發。彭總認為下面有些意見，主要是對上面的戰略意圖不理解，加強思想教育就可以解決了，所以他沒有在電報上簽字。電報是我和少奇同志簽發的。”（注4）而時任紅三軍團第四師政委的黃克誠，則把他對土城戰役的一些意見及看法，“后來他直接向中央寫了信。”（注5）

毋庸置疑，從上到下這些針對作戰方針的意見及看法，局勢又是那樣的嚴峻，使毛澤東倍感壓力！仔細咀嚼品味毛澤東此后所寫的那篇著名的《憶秦娥·婁山關》，就可領會其時他心中的壓抑和沉重。吊詭的是，隨后由他謀劃指揮所取得的遵義大捷——長征以來的空前大勝，卻依然沒有贏得大部分馬列書生們的認可！

在之后不久舉行的茍壩會議上，毛澤東成了孤家寡人——幾乎所有人都反對他打魯班場。正當兩種意見爭執不下、毛澤東以辭職為要挾時，某人張口說道“‘少數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主持會議的張聞天按照一般的組織原則，少數服從多數，作出打的決定，并且要彭德懷暫代前敵司令員。”（注6）

幸好毛澤東沒有顧及個人的榮辱得失，冷靜下來后說服周恩來并改變了決定，然后經過三渡、四渡赤水，南渡烏江，兵臨貴陽，示形于東等一系列操作，將圍追堵截的國民黨軍搞得來回奔走團團亂轉?？蓢@的是，毛澤東的指揮不僅使敵軍叫苦連天，就連“新‘三人團’中，王稼祥對毛澤東的辦法也不理解，向張聞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注7）事情發展到林彪公開給“三人團”寫信要求更換軍事領導時，進入到了最高潮！

彭德懷（圖片取自網絡）

可此時正是最為緊張的時刻：毛澤東剛指揮示形于東的部隊返身奔向西南，兵峰直指兵力空虛的昆明！所以，一來沒時間來解決這些問題；二來毛澤東深知，僅憑“講道理”是說服不了懷疑者的！因此還得繼續忍耐，待到順利渡過金沙江，將國民黨軍追擊部隊徹底甩開之后，解決這些錯誤思想和認識的時機和條件才能成熟。

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魯口哨、水平子召開會議——研究北渡金沙江的具體行動部署。毛澤東在會上作總結性發言時，明確指出：“遵義會議后，我軍大膽穿插，機動作戰，把蔣介石的尾追部隊甩在側后，取得了北渡金沙江的有利時機。我軍不宜在昆明東北平川地帶同敵人進行大的戰斗。應趁沿江敵人空虛，尾追敵軍距我尚有三四天行程，迅速搶渡金沙江以爭取先機。”（注8）

時至5月9日，中央紅軍全部渡過金沙江。12日，軍委縱隊行進至會理北側（偏東）不遠處的仙人洞一帶，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在鐵廠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隨即，中革軍委發電通知：“黨中央決于今十二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望彭、楊、少奇三人及林、聶趕于今午十四時到鐵廠。”（注9）

之所以要在當日下午召開會議，主要因紅一軍團路途遙遠——從其駐地至鐵廠的空中直線距離超過四十華里，騎馬要一上午時間。紅三軍團駐地雖然只有不到二十華里，但因此前遭敵轟炸楊尚昆腿部受傷，需要用擔架抬著去參加會議。奇怪的是，上述電文并未提到紅五軍團的首長。那么，紅五軍團首長到底是否出席了此次會議？

根據史料記載，其時紅五軍團駐扎在會理城西南進入城東側的交戶（蘆）保、杉松坡地域，擔負警戒阻擊可能到來的敵援軍以掩護紅三軍團攻打會理城的任務。從地圖上測量，紅五軍團駐地距離鐵廠最近——大約只有六華里左右。更何況之前的遵義會議，軍團政委李卓然也是參加了的，所以會議不太可能缺少紅五軍團的首長。

時任紅五軍團參謀長的陳伯鈞在其當日日記中明確記載：“午后，首長們去軍委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解決目前行動問題。”（注10）另據陳云所著《紅軍第五軍團長董振堂同志》一文記載：“當其（董振堂）進入總司令部時，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及總政治部王主任稼薔（祥），一一為之握手言歡，慰勞備至。”（注11）由此可見，不僅紅五軍團政委李卓然，軍團長董振堂也出席了此次會議。

筆者推測，之所以缺少紅五軍團首長參加會議的記載，大概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駐地很近，派通訊員通知即可。二是之前“左傾”中央領導始終不信任起義將領，董振堂等從未參加過擴大的政治局會議。三是會議氣氛嚴肅，軍團政委李卓然未作發言，作為初次出席如此高規格會議的董振堂更不會發言，因此無二人參加會議的記載。

對于此次會議的召開與主持，史料記載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毛澤東召開并主持了會議。另一種則是張聞天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主持召開了會議。但以毛澤東一貫的做事風格，顯然不可能越過其時黨的一把手張聞天，去召開并主持會議。此外，以毛澤東的睿智，怎么可能自拉自唱呢？！一定會事先同張聞天等商量妥當。

根據相關資料推測，會議原本應該是在會理城內召開，但因紅三軍團沒能打下會理城，只好選在中央（軍委）縱隊駐地附近的鐵廠舉行。為了防止國民黨軍飛機的轟炸，會議先是在附近的一片樹林中臨時搭建的草棚子里召開的，當天晚上為保證會議的正常進行，又轉移到平安寺的殿堂內繼續開會。

綜合明確的史料記載及親歷者回憶，林彪寫給中央的那封信開會之前就已印出，并在會議正式開始之前，分發到所有的與會者手中。要知道，那時可沒有什么復印機，文（信）件等都是通過刻蠟板油印出來的。這說明毛澤東不僅事先已有充分的準備，而且連會議的議程以及如何引導會議的進展，恐怕早已是了然于胸！

這里首先要搞清的問題，是林彪那封信到底是于何時所寫？不少相關文章及著述，都描述為過了金沙江之后，召開此次會議之前的一天（11日）。

但這個說法，很難經得起時空的考證：25日紅軍已改道北上，不再走“弓背”路，而且行進的路程也開始減少——除紅一軍團趕往皎平渡那天。巧渡金沙江之后，鑒于國民黨追擊部隊已被甩在身后，紅一軍團開始休整。林彪怎么可能此時給“三人團”寫信？依據他與聶榮臻４月23日簽署的“盡可能避免走弓背路”建議電推測，信應該就是在那日所寫并發出。

從披露出的內容來看，林彪那封信的大意是要毛、朱、周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出任前敵指揮，迅速實現同四方面軍會合。主要是擔心走“弓背”會拖垮部隊，搞不明白為何老是指揮部隊走“弓背”路。從信中透露出的這些信息不難判斷，林的意思是毛、朱、周定下“大計”后，具體指揮由彭德懷負責實施。

實際早在林彪這封信之前，中央紅軍所部就對不停頓的迂回（曲折）行軍普遍抱有怨氣，其中以紅三軍團為最——彭德懷在同遵義會議后調到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的劉少奇交談時，就反映道：“現在部隊的普遍情緒，是不怕打仗陣亡，就怕負傷；不怕急行軍、夜行軍，就怕害病掉隊，這是沒有根據地作戰的反映。”（注12）

對于這一時期的行進，“洋顧問”李德在其回憶里有一段較為詳實的描繪：“行軍越來越變為一場退卻，有時竟成了道地的逃竄。為了盡可能地避開戰斗，紅軍在一條彎彎曲曲的路線上行進。道路漫長，沒有盡頭，隊伍時而并行，時而前進和后退，時而迂回和佯攻，有時甚至兜圈子。每天行走四、五十公里的強行軍是家常便飯，有一次，通常比戰斗部隊少走些彎路的中央縱隊，一下子就走了七十公里。”（12）

那么，在此期間中央紅軍大約損失多少兵力？

根據“洋顧問”李德回憶：“根據總參謀部統計，這時戰斗部隊的實際兵力為二萬二千人（應該不包括紅九軍團的兵力，筆者注）。這就是說，自遵義會議以來，中央紅軍已喪失它原有兵力四萬五千人的一半多。……。這完全是行軍中的損失，也包括許多不是計劃內的而是迫不得已的戰斗的損失。與之比較，毛在遵義決定打的唯一的一仗，所付出的代價比較小，然而這一仗并沒有能起到決定性的作用。至于中央縱隊和后勤縱隊，他們總計還約有三千人，……。”（注13）

這里的疑問是，“洋顧問”李德回憶的這個數據是否準確？

按照軍史中的明確記載，遵義會議時中央紅軍為三萬七千多人，那多出的人又來自何方呢？李德在其回憶里的解釋為：“實際的損失還要多些，大約是三分之二，或者用絕對的數字來表示，基本部隊損失了三萬人，因為它的實際兵力通過招募志愿兵已增加了大約六分之一。”（同注13）由此可知，李德是將遵義會議前后擴招的新兵，統統計算在內。

李德這個“通過招募志愿兵已增加了大約六分之一”的說法，基本可得到文獻史料中有關記載的印證——是年的4月5日，“《紅星》報刊出紅軍總政治部‘擴紅工作的總檢查和今后工作’。稱‘綜合各軍團的擴紅報告’，‘突圍以來擴大新戰士’，‘總計五千四百余人’。”（注14）此時紅九軍團尚單獨在外，所以肯定不包括紅九軍團遵義會議期間擴招的那二千四百多人。如此算來，加在一起可不就是約四萬五千人！

聶榮臻的回憶也能印證：“一九三五年五月上旬，三軍團包圍了四川會理縣城，這時中央紅軍又達到四萬人，在會理附近休整了幾天。”（注15）聶榮臻顯然記混了，這應是扎西整編時的數據——根據林、聶于5月9日上報的電文：紅一軍團自從趕渡金沙江至現在減員甚大，目前既無補充希望而戰斗又日益緊張，如繼續現狀實不便作戰，我們意見擬將兩個師合編為三個團，取消師部直接受軍團指揮，多余干部編入教導營，編成一教導團，此外偵察、工兵、炮兵各編一連，將來有兵能補充時，干部均在，較易擴大。

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洋顧問”李德回憶的這總兩萬五千多人（加軍委縱隊）中，同樣不包括其時還單獨在外行動的紅九軍團。所以，加上紅九軍團是年5月21日歸隊的那四千多人，渡過金沙江后中央紅軍總共還有約三萬人。簡單測算，拋去遵義會議期間派回閩贛蘇區的一個營和紅三軍團留下的四百人游擊隊以及寄養在老鄉家的傷病員，遵義會議之后近四個月的征戰，中央紅軍大約損失一萬三千人之巨！

在損失的這一萬三千人中，除了作戰犧牲的約五千人之外，絕大部分為遵義會議前后擴招的那些新戰士——估計是因掉隊找不到隊伍失散或回家了。剩下的應該為近兩千名跟不上快速行軍的傷病員們，之前大部分還可勉強找回到自己的隊伍，但中央紅軍渡過北盤江后已無可能！他們大都在尋找隊伍的途中，被當地的民團等反動武裝殺害了——如被周恩來譽為“前三杰”之一的錢壯飛，就是在南渡烏江期間失蹤（犧牲）的。

林彪心中所擔心的是，如果再這樣走下去，部隊會因更多的掉隊被拖垮！此外，隊伍里的傷病員大都是戰斗經驗的閩贛籍老兵，如果不是繞來繞去連續不斷地急行軍，他們就能跟上并傷愈歸隊?？闪直霙]有意識到的是，其時如果紅軍不采取來回兜圈子迂回前進的戰術，如何能夠突破國民黨軍幾十萬人的包圍圈？！而且每多打一次戰斗，就會相應地增加傷亡，唯一的辦法只能是兩害相較取其輕。

按照有關文章著述對此次會議的記載，此次會議的主旨是：通過批評黨內對失去中央蘇區而缺乏勝利信心和存在懷疑不滿情緒的右傾思想，尤其是林彪提出的要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隨軍主持大計由彭德懷任前敵指揮的錯誤意見，達到統一對遵義會議以來中央關于軍事戰略戰術的認識，從而進一步確定今后的行動方針。

但對于此次會議的緣由及背景，李德的回憶有所不同：“與此相反，部隊越向西行進，了解實際情況的領導干部的情緒就變得越來越壞。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不滿情緒，已經發展到了幾乎要發生一次新的改組和一場新的派別斗爭的地步。”“這次延續了數星期之久的領導危機，不像在遵義時那樣是人為地造成的，而是真正的領導危機；可能是關于這次危機的過程和經過，不管在哪一方面的歷史記載中都找不到一點痕跡。”（注16）

讀過李德《中國記事》的大抵都曉得，他的這本回憶錄主要是針對和貶損毛澤東的，所以上述這兩段話顯然有夸大其詞及危言聳聽之嫌。但“聽話聽聲，鑼鼓聽音”，通過與其他親歷者的回憶進行比對和印證，還是有相當參考價值的。

那么，在遵義會議未涉及政治路線的情況下，面對這些矛盾與沖突，毛澤東等是如何在此次會議加以解決的呢？

二、會議內容及過程

據時任中央（軍委）縱隊秘書長劉英（于是年4月接替鄧小平）回憶：此次會議，是“到了會理，聞天和毛主席商議后就召集會議。”（注17）“會理會議的情形我記得比較清楚。會議是在城外臨時搭起的一個草棚子里開的，因為怕有飛機來轟炸掃射，所以采取這樣的措施。軍團來的負責人就住在這個草棚子里，就地打鋪。地上鋪了臥草。喝水吃飯都由我帶警衛員送去。”（注18）

劉英的這段回憶，與楊尚昆的相關回憶幾無二致——“會場設在打麥場上臨時搭的草棚里，晚上我們就在窩棚里打地鋪。”（注19）同時亦證實，盡管劉英不是會議的正式參加者，但作為秘書長的她，是能夠隨意進出會場的。

這里必須指出的是，由于時光推移以及主客觀等原因，個人回憶出現錯誤在所難免。所以，須經過與文獻資料及其他親歷者的回憶印證比對無誤之后，方可作為可靠的史證。例如對于開會的時間，劉英與楊尚昆的回憶略有不同——劉英：“會議從5月12日開起，一共開了兩三天。”（注20）；楊尚昆則是：“因為軍情還很緊急，這個會只開了一天，……。”（注21）那兩人回憶誰的更為準確？

首先可以確定的是，會議是從當日下午十四時開始的，這可從電報發出的開會時間證實。根據羅開富所著《紅軍長征追蹤》一書介紹：“據史料記載，黨中央當年曾在鐵廠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時間是1935年5月12日下午至深夜。”（注22）最具說服力的，當屬陳伯鈞5月13日的日記：“是晚，董、李回部工作，政治局擴大會已閉幕。”（注23）

綜合上述信息資料可以大致推定，會議出席者應該是于當日下午十四時進入會場，會議持續四小時左右停下吃完飯，當晚會議移至鐵廠村的平安寺內繼續進行。推斷會議結束的準確時間，大約在凌晨甚至拂曉時分。

筆者之所以如此考證，當然不是無的放矢。從目前可見的相關史料記載推論，會議沒有留下文字記錄，而親歷者的回憶又過于籠統。因而搞清會議的時間，對于推斷講話（發言）先后次序，以便準確理解是大有裨益（深意）的。

按照劉英回憶：“我記得第一天會議下來。聞天叫我邀請林、彭到瓦房子里來同他和毛主席住在一起。那里已經用門板擱好了鋪。我想，聞天的意思是可以緩和氣氛，便于談心溝通思想。”（注24）但劉英回憶的這個時間顯然有誤，因為會議雖然跨著兩天，但中間除了用晚飯外應該沒有停頓。所以最大可能，是發生在兩人剛抵達會場時。

這從劉英緊接著的回憶，亦可得到佐證——“我走進草棚子里，他們正談得熱鬧。聽到林彪說：‘老彭，還是你行，前方還是你來指揮。’彭德懷說：‘我不干。’”（注25）試想，如果已經開過會并受到嚴厲批評的二人，還會有此對話嗎??？所以從邏輯上推斷，這顯然是在會議開始之前，兩人在草棚子里剛碰面時的會話。

圖片取自：一起學習|第十九章會理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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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繞林彪寫信之前與彭德懷通（電）話以及寫好信呈送中央的時間，相關文章著述主要有兩種說法：一是說發生在4月23日，即中央紅軍西渡北盤江時。二是說會議的前一天，即５月11日，紅一軍團到達會理城外的大橋之后，林彪給彭德懷打電話要求他出來指揮，隨后寫了封長信送交中央軍委。

依據明確的記載，紅一軍團11日由觀音橋向北行進四十余華里，進至會理以西的大灣營、大橋、白云巖地域。而軍委縱隊則由朱家壩，另路向北行進至會理北側的仙人洞一帶。試問中間相隔四十余華里且軍委縱隊尚在行進中，林彪如何能在當日將信件送達？！其次，打開地圖測量，紅一軍團駐地距離紅三軍團駐地之間的空中直線距離近三十華里，中間隔著重重山嶺，根本不具備架設有線電話的時間與條件，林彪如何能給彭德懷打電話？！再是，根據聶榮臻等回憶，林彪是與彭德懷通完電話后才動筆寫信。所以時間上對不起來。

能夠滿足以上這兩個條件的，只有中央紅軍西渡北盤江的4月22及23日！依據明確的史料記載，紅一軍團于22日在品甸與紅五軍團、軍委縱隊、紅三軍團會師，隨后在壩草村左近的馬洞口和白層架設兩座浮橋，開始西渡北盤江并等候陸續趕來的部隊。由此可見，此時此地非但具備通話條件，而且時間、距離等均不成問題。

對于此次會議的議程，劉英的回憶是：“會議由聞天主持。他先請稼祥講，稼祥說還是你先講吧。這樣，聞天就簡略地把他聽到的各處反映，對軍事指揮上的不同意見提出來，請大家討論。彭德懷把意見倒了出來，林彪也講了。在這之前已有林彪的信，加上會上這些意見，毛主席聽了大發脾氣，批評彭德懷右傾，說林的信是鼓動起來的。我印象中會上爭得面紅耳赤，搞得很僵。”（注26）

這似乎是說，彭德懷和林彪發言之后，毛澤東隨即便大發脾氣！但依照《彭德懷年譜》中的相關記載為：“會議首先對林彪在給中央寫的信中提出要毛、周、朱隨軍主持大計，請彭德懷出任前敵指揮的要求，進行了批評。”（注27）這足以說明，彭德懷和林彪發完言后，會議即刻對林彪的那封信展開批評。

依據楊尚昆回憶，首先發言的是聶榮臻——“他（聶榮臻）首先在會上，講了林彪上書的過程。他說，在四渡赤水時，林彪一直抱怨毛主席的軍事指揮，說我們走的盡是‘弓背路’，應該走‘弓弦’；說這樣會把部隊拖垮的，像他（毛澤東）這樣指揮還行嗎？為了這件事，聶榮臻曾經批評過林彪，不料林還是以個人名義寫了這封信。”（注28）

“聶總還說：林彪曾在電話中對彭德懷講，現在的領導不成，你出來指揮吧，再這樣下去就要失敗。我們服從你的領導，你下命令，我們跟你走。這樣就把彭德懷扯進去了。中央同志問彭總。彭總說：‘林彪打過電話，我根本沒有同意。’聶榮臻說：‘他（指林）打電話時，我在旁邊，左權、羅瑞卿、朱瑞也在旁邊。他的要求被彭德懷回絕了！’”（注29）

但這位中央同志對彭德懷的回答并不滿意，于是“中央同志便責問彭總：你既然不同意，為什么不向中央報告這件事？當時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是跟三軍團走的。這又成了問題，好像林彪、彭德懷、張聞天3個人有意隱瞞事實，一起反對‘三人團’。”（注30）

那么，楊尚昆回憶的這位問話的“中央同志”會是誰呢？筆者推測，顯然不是主持會議的張聞天或毛澤東，否則楊尚昆在回憶中不會如此稱呼。鑒于林彪那封信還牽扯到朱德與周恩來，根據兩人的性格，估計也不太可能是他倆?？紤]博古、凱豐等因遵義會議的緣故也不太可能，依據問話的口吻推斷，可能性最大的恐怕只有王稼祥了。

從上述親歷者的回憶推測，在被問話之前，彭德懷應該尚未對林彪的信表態——根據彭德懷回憶：“在會議時我看了這封信，當時也未介意，以為這就是戰場指揮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注31）這說明，彭德懷還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但林彪在發信之前曾與他通過電話，并要求他站出來指揮——這就難免令人生疑。

綜合上述親歷者的回憶可知，張聞天和彭德懷似乎都未在下午的會議上，對林彪那封信進行批評。博古及陳云等是如何發言（表態）的不得而知，但周恩來和朱德對林彪的信進行了批評則是有明確記載的。毛澤東在下午的會議上，似乎一言未發——這也符合毛澤東一貫的風格，向來都是后發制人。

用過晚飯后，大概是怕草棚子漏風及失火等原因，會場移到鐵廠村的平安寺繼續進行。大約就在此時，毛澤東開始發言——開口便是雷霆之怒！幾個月來的隱忍，此刻火山般突然爆發。綜合相關文章著述中的描繪，毛澤東對林彪的批評大致為：

現在有個別軍事指揮人員打了幾個勝仗，就自以為了不起，老子天下第一，尾巴翹到天上去了。其實沒有紅軍指戰員的齊心協力，靠個人，就是有三頭六臂，能呼風喚雨，撒豆成兵，又能怎樣？也包打不了天下。

我今天就要批評林彪同志。他最近提出了“不走弓背而走弓弦”的理論。我們中央和中革軍委誰也不是白癡，如果能走弓弦，誰還愿意走弓背？問題是敵人的重兵寸步不離地緊緊尾追我們，能允許我們走弓弦嗎？這是幻想，戰士有這種想法，這不奇怪，而作為紅軍高級指揮員有這種想法是錯誤的。”

接著，又以更加嚴厲的口吻斥責道：林彪同志還在背后散布一些不利于中央團結的話，挑撥離間，這是一種反黨活動！正當大家面面相覷深感震驚之時，毛澤東卻以“你還是個娃娃，你懂得什么?你太狂妄了，今后你應該嚴格要求自己。在這個時候，直接跟敵人硬頂不行，繞點圈子多走點路，這是必要的，完全正確的。”結束了對他的批評。

對于毛澤東對他的嚴厲批評，按照有些相關文章和著述中的說法，林彪當場辯解說：他給中央寫信沒有什么想法，主要是因為老跑路，心里感到煩悶。但楊尚昆明確回憶：“林彪同彭德懷同志的性格很不同，彭德懷是有話就講，林彪是有話不講，不吭氣，別人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注32）

隨后毛澤東話鋒一轉，毫不客氣地將矛頭，對準彭德懷以及紅三軍團：林彪同志的信，是彭德懷同志鼓動起來的；還有劉少奇、楊尚昆的電報，這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的反映。并不無譏諷地將軍團政委楊尚昆，比喻為彭德懷的尾巴！

據楊尚昆回憶，除了林彪的信外，還有兩件事彭德懷和紅三軍團難脫干系：一件是土城戰役結束后，時任紅四師政委的黃克誠給中央寫了封信，直言不諱地對土城之戰提出質疑（意見）。另一件則是二渡赤水打婁山關時，劉少奇根據彭德懷的意見以及調查的情況加上自己的看法，要求彭德懷與楊尚昆共同簽署上報給中革軍委，因其中有些看法不同故彭德懷沒有署名。所以彭德懷的這兩次不作為，反而令人生疑。

如此一來，彭德懷與紅三軍團挨批成為自然——“在會理會議上，我們電報里反映的事例和黃克誠的意見及信，都被批評為‘右傾情緒’和‘右傾言行’。我作為三軍團的政委，在少奇同志來以前，沒有及時向中央寫報告，被批評為‘右傾’是自然的。”（注33）較為奇怪的是，楊尚昆腿上有傷都被擔架抬到會場，而身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劉少奇卻不知何故，竟然未前來參加此次會議。據黃克誠回憶，毛澤東在會上，也狠批了劉少奇。

對于毛澤東指責林彪的那封信是由他鼓動起來的，還有劉少奇和楊尚昆那封電報都是對失去中央蘇區不滿的右傾情緒反映，彭德懷多年后解釋說：

“當時聽了也有些難過，但考慮大敵當前，追敵又迫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誤會總是有的，以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辦好吧；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而同劉少奇談話內容也是完全正當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將來自己去申明。”（注34）

因此，“我采取了事久自然明的態度，但作了自我批評，說：因魯班場和習水兩戰未打好，有些煩悶，想要如何才能打好仗，才能擺脫被動局面。煩悶就是右傾。我也批評了林彪的信：遵義會議才改變領導，這時又提出改變前敵指揮是不妥當的；特別提出我，則更不適當。林彪當時也沒有說他的信與我無關。”（注35）

批完彭德懷及紅三軍團后，毛澤東又轉頭批評時任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毛澤東發言中雖然沒有挑明批評張聞天參與其事，但從話音中間聽得出來，毛澤東懷疑張聞天是同彭結合在一起的。”（注36）

那為什么沒有挑明？難道是給洛甫留面子嗎？

筆者以為，這里面雖然不無顧及其面子的考慮——張聞天畢竟是其時黨內“負總責”的，還有個重要因素，那就是遵義會議交出軍事指揮權的博古、李德等，一直就不甚服氣！土城戰役未能取勝后，更是振振有詞——“看來狹隘經驗論者指揮也不成”。之后，張聞天雖未像康莫納爾那般也開始懷疑，至少沒有明確表示堅決支持毛澤東的指揮！所以不難推測，此時毛澤東的批評不僅暗指洛甫，也影射懷疑毛周朱的其他政治局領導。

綜合楊尚昆等親歷者的回憶，毛澤東敲打張聞天，大約主要是因這樣幾件事：一是楊尚昆和劉少奇發那封電文時，張聞天恰好在紅三軍團調研——并沒有阻止。二是茍壩會議時，采納“少數服從多數”否定毛的意見，并直接指定彭德懷暫代毛澤東指揮打打鼓新場。三是西渡北盤江之前，政治局研究派人去上?；謴桶讌^工作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時，身為黨內一把手的張聞天竟然自告奮勇地提出他要親自去！

那么，毛澤東為何對這幾件事耿耿于懷？

楊尚昆認為：“把這幾件事聯系起來，可以看到：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剛出來擔負重任不久，中央領導層和主要戰將中，就有人嘲諷，有人想離開紅軍，有人發展到正式上書要求改換軍事領導人，這確是相當嚴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惱火是可以理解的。”（注37）

仔細斟酌，楊尚昆只是泛泛一般地論述了這幾件事，沒有道出事情的全部以及其實質性的東西。是不是如此呢？這可通過具體分析，即透過現象看本質，來探其究竟。

對于劉、楊那份電文，楊尚昆回憶：“那是在土城戰斗失利后，中央知道下面指戰員中有意見，……，就派少奇同志到三軍團、陳云同志到五軍團了解情況，傳達遵義會議精神。”“那時，三軍團打得最苦，下面講怪話的人最多。少奇同志將從部隊中了解到的情況加以綜合并加上自己的意見，擬了一份電稿，……。”（注38）

二是關于茍壩會議。其時中央紅軍剛在毛澤東指揮下，取得長征以來的空前大勝，洛甫不僅沒有堅決支持毛澤東，反而以少數服從多數否定他的意見并指定彭德懷取代毛澤東為前敵指揮——這豈不等于變相改變遵義會議確定軍事指揮！

三是洛甫自告奮勇要求去上海恢復白區工作及與共產國際的聯系。其時正是中央紅軍掉頭西進擺脫國民黨軍圍追堵截的最緊張時刻，黨的“一把手”竟然要離開隊伍去負責一個次要方面的工作！這不僅有臨陣脫逃的嫌疑，而且讓其他政治局委員情何以堪！？

毛澤東到底說了些什么不清楚，但張聞天內心感到委屈。客觀地說，其時張聞天并未意識到他的那些率性（無心）之舉，對革命事業及毛澤東等人心理上的造成傷害。實事求是地說，張聞天對毛澤東基本還是支持的，如接受毛澤東的提議組建“新三人團”等，而且也未公開質疑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所以張聞天出于對大局的考慮未作爭辯，并在其所作會議報告中，批評了反對機動作戰和企圖改變軍事領導的錯誤。

與之不同的是，周恩來與朱德在發言中堅決支持毛澤東！稱贊他在十分危急的關頭，采取兜大圈子，機動作戰的方針。經過四渡赤水，南渡烏江，佯攻貴陽，威逼昆明，北渡金沙江等一系列行動，指揮中央紅軍成功擺脫了敵人的重兵包圍。之所以如此全力支持毛澤東，當然是因為他倆知曉，毛澤東是依據軍委二局破譯的情報——出于保密只有少數人知道，為避免無謂犧牲不得不繞圈子迂回前進。

毛澤東通過張弛有度、寬嚴相濟的批評達到了統一認識之后，便適時停止進行更加深入的批評。張聞天做了總結發言（報告）之后，決定各軍團回去傳達貫徹此次會議的精神并采取組織措施：林彪負責向看過他那封信的同志進行“消毒”——傳達會議對他做出的批評；紅三軍團除傳達會議精神外，對黃克誠做出批評并責令他就他給中央寫的那份信作書面檢討。隨即會議研究下一步的行動：決定立即北上，搶渡大渡河，會合紅四方面軍。

綜合以上分析與探討可以看出，由于時間和軍情所迫，會議雖然圓滿結束并對之后中央紅軍的行動起到良好的作用，但只是在大的問題上統一了認識，那些因誤解及誤會引起的恩恩怨怨，只能暫時擱置無暇顧及。以至在之后的歲月里，不時地產生影響。

三、歷史的震（回）蕩

大概是因為毛澤東在會議上，十分嚴厲地點名批評了林彪、彭德懷（包括楊尚昆和劉少奇）等，不點名地批評了張聞天并影射其他有關政治局委員，故長期以來在黨史軍史上基本是寥寥數語一帶而過。改革開放初期發表的相關文章著述，對此次會議的評價也只是略有提高，進入2000年以后，才對此次會議的歷史意義有了較為客觀的評價。

那么，會理會議到底有何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個不爭的基本事實是，會理會議之后，中共中央沒有再發生類似大的分歧與矛盾。在以毛澤東為主導的指揮下，中央紅軍迅速通過彝民區，強渡大渡河，翻越夾金山，僅用一個月的時間，便實現與紅四方面軍會合的戰略目標！

而在此后發生的與張國燾錯誤路線展開斗爭的過程中，無論洛甫、王稼祥還是博古、凱豐等均已開始信服并主動聽從毛澤東的領導，尤其張國燾企圖挾制黨中央南下的嚴峻時刻，更是緊密與毛澤東團結一心，不畏艱險共同率領紅一、三軍（團）單獨北上，勝利到達陜甘寧根據地結束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

所以，若無會理會議的思想斗爭和統一思想，恐怕很難取得如此偉大的成果！

對于會理會議，張聞天在其《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中的評價是：“會理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同當時干部中離心傾向及一些動搖情緒作斗爭是必要的。但我以為斗爭方式還是過火的。因為這些同志的錯誤，實質上不過是個別的錯誤，只要加以適當的批評與解釋，錯誤就會改正的，不必用機會主義大帽子去壓他們。”（注39）

張聞天與劉英（圖片取自網絡）

歷史的發展從來都是有其規律的，會理會議雖然解決了大的矛盾與分歧，但因具體矛盾與沖突產生的激（震）蕩，尤其毛澤東懷疑張聞天與彭德懷在背后鼓動的問題，兩人既未進行有效的申辯亦未進行適當的自我批評，耿耿于懷的毛澤東在后來的二十四年中先后專門講過四次。“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林彪當年的老賬也被眾人翻出。

那么，毛澤東為何會對張聞天如此不滿？

據楊尚昆回憶：“對張聞天，毛主席雖然沒有明說張到三軍團和彭結合起來反對自己，但話中已表露出這種意思，并且說了你是個書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戰爭。因此彼此心存芥蒂，長期存在著誤解。”（注40）

可張聞天似乎沒聽明白——“他在會上代表中央批評下面，自己并沒有受到直接的、明顯的批評。不過，毛澤東聽了個別同志的猜測和判斷，卻一直認為是張聞天到三軍團去與彭勾結反他。這種誤解埋在毛澤東的心里，直到延安整風的時候才挑明。”（注41）

劉英的回憶大致相同：“聞天當時是書記。按照他的作風，聽到各種意見都告訴負責軍事指揮的毛主席，在會上提出來讓大家討論。經過討論甚至爭論，他再做結論。……。會理會議也是如此，最后聞天做結論，肯定毛主席的軍事指揮是正確的，批評了林彪和彭德懷，決定部隊繼續北進，到川西北創建新蘇區。”（注42）

按照程中原《張聞天傳》中的說法，會理會議之后毛澤東第一次提及此事，是“在1941年六七月間的一次小型談話會上，毛澤東批評張聞天的缺點，特別提到張聞天‘在會理會議以前嚴重的政治動搖’，說張‘當時挑撥軍隊領導同志林彪、彭德懷，反對「三人團」指揮等等’。對此，張聞天當場表示‘保留’。”（注43）

可張聞天的夫人劉英的回憶卻有所不同：“但到1941年在一次小范圍的談話中，有人批評會理會議前聞天曾挑撥軍隊領導同志反對三人小組。聞天感到非常委屈，當晚回家后寫了一封申明信，后來沒有發出。聞天內向，不善于和別人隨便談心，溝通思想，這樣，往往產生隔閡和誤解。”（注44）

上述兩段引文的異同，不難分辨。張聞天夫人劉英的回憶，只提到“曾挑撥軍隊領導同志反對三人小組”一件事兒，而程中原的《張聞天傳》中提到的則是兩件事。由此引出的問題主要有兩個：一是張聞天感到委屈的只有一件事還是兩件都是？二是張聞天會理會議以前，是否發生過嚴重的政治動搖？

實事求是地說湘江戰役失敗后，隊伍里很多人都對中央紅軍的前途感到渺茫，這在上層領導人中同樣也存在悲觀失望的“右傾思想”，這也就是毛澤東提出召開會理會議的根本原因。如前文所述，王稼祥也曾對毛澤東的指揮感到困惑，那時任黨內“負總責”的張聞天呢？博古、李德以及凱豐等又是持何種立場和態度？

鑒于缺少相應的史料記載及親歷者回憶，還是參閱“洋顧問”李德的相關回憶：“對毛澤東軍事指揮的不滿情緒，已經發展到了幾乎要發生一次新的改組和一場新的派別斗爭的地步。洛甫和林彪在這以前和遵義會議期間，曾經是毛最熱心的代言人和最可靠的的支持者，現在卻以最激烈的批評者的身份出現了。……。還有彭德懷，尤其是他的政治委員楊尚昆（我與楊在一次偶然相遇中交談過），也或多或少贊同他們的意見。”（注45）

對于其他人的態度，李德的回憶是：“周恩來和王稼祥同毛一樣也遭到了批評，而他們卻任憑事態發展，寧可采取一種消極觀望的態度，采取類似態度的還有朱德，但無論如何他沒有去攻擊毛。博古向我表示，他擔心一場新的派別斗爭會導致黨和軍隊領導的分裂。他說，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避免這種事情發生，否則中央紅軍的命運就不堪設想了。”（注46）

對于洛甫的具體表現，李德是這樣回憶的：“以前和我幾乎沒有什么接觸的洛甫，有一天和我結伴行軍，在開始談到（如他所說）災難性的軍事形勢時，他說，這種形勢是遵義會議以來毛澤東冒險的戰略和戰術造成的。北部作戰的失敗，雖然由緊接著的遵義戰役的勝利部分地得到了彌補，但是目前向西部的逃跑必然會導致不對的滅亡。同時，他還列舉了歷史上的例子，……。為了使部隊免遭類似的命運，必須有一個適當的軍事領導來取代現在的‘三人小組’，在這里他提到林彪、彭德懷和劉伯承的名字。”（注47）

經過查證，李德是于1939年離開中國的，而他的這部《中國紀事》，是于1973年第一次出版。盡管書中有不少歪曲歷史事實和對毛澤東等中共領導進行攻擊、誹謗，但通過與當事人（親歷者）的相關回憶進行印證和比對，還是具有相當可靠的參考價值。至于以上引述其回憶的真偽，相信各位讀者及網友會做出自己的判斷。

可既然如此，張聞天為何會感到委屈呢？

李德繼續回憶道：“當然，他在表達這些意見時，并不象這里寫的那樣直截了當，而是相當隱晦和謹慎，但他講話的意思是明了的。我察覺到他內心的確非常不安，然而我對形勢的判斷不象他那么悲觀。我回答他說，現在全看能不能強渡金沙江，即使不能成功，也還有別的辦法來擺脫困境。……。我說，我不能贊同他在目前這種時刻變換領導的要求?？磥砺甯@次談話相當失望。”（注48）

再來拜讀一下，張聞天本人及劉英的相關回憶：

依據程中原《張聞天傳》中的描述：“到1943年九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一次‘提及此事’。張聞天這回才認真對待。他‘利用許多同志在延安的機會，做了一點調查工作’，在隨后寫的‘整風筆記’中作了澄清：‘現在大致可以判明，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XXX同志的造謠！（林、彭二同志關于此事有正式聲明）。’”（注49）

劉英對此事的回憶則是：“他在筆記中明確寫道，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小組，完全是誤會；會理會議上，我的報告大綱是同毛、王商量過的。我當時批評下面的的右傾很厲害，是帶勉強性的。會理會議基本是正確的，同當時干部中離心傾向及一些動搖情緒作斗爭是必要的。但我認為斗爭方式還是過火的。不必用機會主義大帽子去壓他們。”（注50）

將以上引述進行印證比對，不難看出其中的異同：張聞天感到委屈的，主要是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那件事。而李德的回憶，只是說洛甫有過此想法；另一個不同之處，劉英的回憶是“有人”，而《張聞天傳》一書中直接指向毛澤東；至于“在會理會議以前嚴重的政治動搖”，引述的張聞天“整風筆記”中未提及，而李德的回憶明確是有。

經過張聞天的這次澄清，此事基本過去——據劉英回憶：“1943年底張聞天寫完這篇五萬多字的筆記之后，首先送給毛主席看。……。他真誠而高興地對聞天說：‘我一口氣把它讀完了，寫得很好！’聞天聽了心情舒坦，認為毛主席終究是了解他的，誤會也可以從此消除了。”（注51）但《張聞天傳》，卻不這么認為：“……，這個誤解一直延長到延安爭鋒時期，而確鑿的事實仍沒有真正驅散這團烏云。”（注52）

“這團烏云”是否一直籠罩在張聞天頭上不清楚，但至少未見毛澤東此后，再向張聞天提及此事的記載——包括1959年寫給張聞天的那封著名的信。至于“在會理會議以前嚴重的政治動搖”，洛甫很可能以為，那不過是私下談話而已。

可張聞天這邊澄清了，彭德懷那邊，卻還沒有結束——直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之前，毛澤東始終認為林彪的那封信，是彭德懷煽動起來的！

那毛澤東為什么一直認為是彭德懷鼓（煽）動的林彪？這還需要做進一步分析。

通過以上有關會理會議的回顧與陳述，毛澤東在會上雖然首先嚴厲批評的是林彪，但不滿的主要對象卻是彭德懷和張聞天。從親歷者的回憶可以看出，最早散發出不滿情緒的是紅三軍團，黃克誠給中央的那封質疑土城之戰的信就是佐證。爾后劉少奇到紅三軍團進行調查（并兼政治部主任），在與彭德懷交談后加上自己的看法形成軍團意見上報中央，彭德懷卻不肯署名僅由楊尚昆和劉少奇二人簽發！

抗戰時期的楊尚昆與劉少奇（圖片取自網絡）

熟悉紅軍歷史的大都知曉，紅三軍團基本以彭德懷馬首是瞻，可這份以紅三軍團名義上報中央的電文居然沒有他的簽名！而對黃克誠那封越級上報的信件，紅三軍團領導到底是持何種態度？至少彭德懷在這兩件事兒上，既未阻攔亦未做出相應的說明或解釋，因此難免后來出現楊尚昆所言的“但是，毛主席聽了個別同志的猜測和錯斷，認為林彪的信是彭德懷煽動起來的，因而遷怒于彭總。”（注53）

此外，毛澤東聽信“個別同志的猜測和錯斷”，恐怕與楊尚昆與劉少奇簽發的那封電文，也有著相當大的聯系——盡管電文內容未見披露，但可通過彭德懷的回憶一窺端倪：

“蔣介石部隊也很疲勞，目前滇軍和川軍還是生力軍。我軍應擺脫堵、側、追四面環敵的形勢，選擇有利的戰機打一兩個勝仗，轉入主動，實現遵義會議決議，靠近二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就好辦了。這是我和劉少奇談話的內容。”（注54）“過了兩天，劉少奇加上自己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寫了一個電報給中央軍委，拿給我和楊尚昆簽字。我覺得與我的看法不同，沒有簽字，以劉、楊名義發了。”（注55）

那么，劉少奇是于何時調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那份與楊尚昆簽署的電文又是何時發出的？這有助于加深理解彭德懷為何引起毛澤東的“猜測和錯斷”，以及彭德懷為何沒有簽字和其時心路歷程的了解。

依據劉少奇年譜記載，他是于1935年2月上旬去的紅三軍團，這在紅三軍團史中也明確記載，2月10日扎西整編時軍團政治部主任為劉少奇。“3月在貴州鴨溪召集紅三軍團團以上政治工作干部座談會，研究干部戰士的思想情況。……。會后，將紅三軍團干部戰士的思想情況電告中央。”（注56）這與彭德懷回憶的，他同劉少奇談打婁山關的情節相符。

不難看出，彭德懷提出的“靠近二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的意見，不僅與遵義會議確定的在云貴川建立根據地和（或）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精神相悖——回到了之前博古、李德等計劃到湘鄂贛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老路，而且也與他同楊尚昆2月7日“建議中革軍委‘在川黔滇邊建立根據地’”的建議大相徑庭！由此可以肯定，這份電文的主要內容中，當然應該包括彭德懷的看法。

依據上述相關信息推斷，此時正值打下遵義至茍壩會議之間，正是毛澤東苦苦思索如何通過調動國民黨軍，使紅軍跳出蔣介石布下的天羅地網之際。從毛澤東茍壩會議以辭職相要挾推測，取得遵義大捷后他的心情有所好轉，沒想到依然沒有得到張聞天等的認可，反而不干就不干，并立刻安排彭德懷為前敵代總指揮！結果毛澤東這個勝利者非但受到責難，而且差點兒連剛到手不久的軍事指揮權都丟掉！

這正如楊尚昆多年之后回憶（總結）的那樣：“把這幾件事聯系起來，可以看到：遵義會議后，毛主席剛出來擔負重任不久，中央領導層和主要戰將中，就有人嘲諷，有人想離開紅軍，有人發展到正式上書要求改換軍事領導人，這確是相當嚴重的事情。毛主席所以惱火是可以理解的。”（注57）

通過以上分析探究，其時彭德懷大概以為，他同劉少奇只是私下談話——張聞天大約也是如此，加上他又沒在那份電報上簽名。可嘆的是，彭德懷非但沒有意識到他的這個舉動恐怕適得其反，反而認為“我既沒有同林彪談過話，而同劉少奇談話內容也是完全正當的，我就沒有申明，等他們將來自己去申明。”（注58）

筆者依據相關史料（回憶）推測，彭德懷之所以沒有多作解釋，除了大敵當前、形勢還未完全好轉外，他的觀念已基本轉變——四渡赤水后，“在毛主席的英明指導下，我軍采取穿插戰術，從貴陽城之西北繞至城東，然后又從南向西進，擺脫敵四面包圍的形勢，把所有敵軍拋在我軍后面。我軍勝利地渡過金沙江，進入會理地區，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我對這一段穿插、渡江是敬佩和高興的，并沒有什么‘右傾動搖’。”（注59）

遺憾的是，由于他沒有及時進行解釋，毛澤東對他的“誤解”當然不會自動消除。根據楊尚昆回憶，在1945年1月七中全會主席團的一次座談會議上毛主席征求意見時，彭德懷談了兩點意見：一是說富田事變的處理方式不妥；二是說會理會議上對他成見很深?？赡芤驗槭钦\心誠意征求意見，毛澤東未做解釋或辯解，彭德懷也未借機澄清。

時至1959年的廬山會議，這件往事又被作為歷史“證據”，再次被提了出來——有文章披露，毛澤東在批評他的講話中再提此事，彭德懷頓感到委屈和冤枉，于是轉頭問林彪：“既然主席多次提到會理的事情，這次得把問題搞清楚，不然我跳到黃河也洗不清了。林彪同志，請你說話，你寫的那封信與我彭德懷有沒有關系？”（注60）

據稱，林彪是特意被招來批判彭德懷的，他說：“這事我并未和彭德懷商量，是我自己決定寫的信。”（出處見注60）有趣的是，對于林彪的這個回答，不少文章或著述都認為他有撇清與彭德懷關系之嫌，但彭德懷卻深感欣慰：“此事到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時，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莊嚴申明了：那封信與彭德懷同志無關，他寫信彭不知道。”（注61）

彭德懷感慨道：“從現在的經驗教訓來看，還是應當談清楚的好，以免積累算總賬；同時也可避免挑撥者利用（以后張國燾利用會理會議來進行挑撥，我說是小事情，是我的不對）。像會理會議，我沒有主動向主席說清楚，是我不對。”（注62）

表面上看，會理會議造成的歷史歷史震蕩，至此似乎應該平息，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歷史就是這么吊詭，無論后來還是之前，都有人受到波及。

四、尾聲：余（震）波難平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樣，盡管會理會議很長時間不被看重，但卻如同造成破壞的地震般還產生小規模余震。據彭德懷多年后回憶，第一次有明顯震感的波動，發生在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產生裂痕之際。

兩河口會議上，張國燾與中央在戰略方向選擇上，產生了分歧。其時紅四方面軍兵強馬壯約有八萬人之眾，而紅一方面軍衣著襤褸、面黃肌瘦僅剩兩萬來人，心里頓感不平衡。此時，不知從誰那兒聽說有關遵義會議及會理會議的有關情況，于是產生了歹意——感到可以利用中央紅軍的不團結，來大作文章。

兩河口會議結束的第二天，張國燾親自出面進行籠絡——請紅一軍團的聶榮臻和紅三軍團的彭德懷吃飯。吃完飯后，“席上，開始他東拉西扯，說我們‘很疲勞’，稱贊我們‘干勁很大’。……。我們從張國燾住處出來，我問彭德懷同志，他為什么請我們二人吃飯？彭老總笑笑說，撥兵給你，你還不要？我說，我也要。往下我再沒有說下去，因為我那時腦子里正在打轉轉。”（注63）

此時，彭德懷尚不明白張國燾的用意，部隊進至黑水蘆花后的一天，“張國燾派秘書黃超來亦念，住在我處。……。送來幾斤牛肉干和幾升大米，還送來二三百銀洋。我想這是干什么？黃住下就問會理會議情形。我說，仗沒打好，有點右傾情緒，這也沒什么。他們為什么知道會理會議？是不是中央同他們談的呢？如果是中央談的，又問我干什么？他又說，張主席（張國燾）很知道你。”（注64）

幸好彭德懷為人正派，雖然在會理會議挨了嚴厲批評，卻從未以此為杵，黃超的這一番說辭非但沒起作用，反而引起了彭德懷的警惕。這一段史實也從側面佐證，彭德懷是君子坦蕩蕩，與毛澤東只不過是工作上的分歧。

那么，受到會理會議余震的還會有誰呢？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在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成員時，原中央政治局委員王稼祥落選——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中，只有二百零四人投了王稼祥的贊成票！雖然不排除有王稼祥因病重未能出席此次會議的因素，但這顯然不是主要理由。一個最早站出來堅決支持毛澤東的馬列書生，竟然沒能選過黨內“左傾機會主義”代表人物王明，怎能不引起毛澤東等黨內主要領導們的震驚！

大部分文章著述都對于王稼祥落選，歸結于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再就是楊尚坤回憶的：一是王稼祥知識分子氣味較濃，他平時低調不善于與基層人員交流，導致很多人不了解他，認為他架子大；二是長征勝利以后，王稼祥因當年腹部殘存彈片沒有取出來，舊傷頻頻復發影響工作，兩次蘇聯療傷長達幾年，使很多人淡忘了他。

但幾乎所有這些理由全都蒼白無力，根本經不起歷史的檢驗！

王稼祥早期的確執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但早在1931年10月的寧都會議，他就站出來支持毛澤東的主張！在遵義會議上，更是旗幟鮮明地站在毛澤東一邊。在毛澤東等與王明的斗爭中，是他向共產國際實事求是介紹中共的詳細情況，贏得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支持。而且還是第一個，在黨內明確提出“毛澤東思想”的人！至于說他“架子大”以及長期養傷使人淡忘，更是頗為牽強——試問，比起一貫整人頤指氣使的王明及康生如何??？

那么，王稼祥究竟在哪些事兒上得罪人了？

首先是遵義會議。王稼祥并沒有因為自己是“留俄派”站在博古等一邊，而是與另一個“留俄派”張聞天一起，堅定地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這顯然會得罪那一干“留俄派”。此外，在會理會議上得罪了張聞天——洛甫認定的“說我曾經煽動林彭反對三人團的話，是XXX同志的造謠！”的“XXX同志”，指的就是王稼祥！

王稼祥在會理會議上，恐怕還得罪了彭德懷、林彪以及某些紅三軍團的人——如前文所述，在會上詰問彭德懷的那位“中央同志”應該就是王稼祥，由于對彭德懷的回答不滿意，“中央同志便責問彭總：你既然不同意，為什么不向中央報告這件事？當時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是跟三軍團走的。這又成了問題，好像林彪、彭德懷、張聞天3個人有意隱瞞事實，一起反對‘三人團’。”（見注30）

筆者之所以肯定是王稼祥，當然不是隨意猜測——其時出席會議的政治委員有七人：張聞天、周恩來、毛澤東（常委）、博古、陳云、朱德以及遵義會議補選的王稼祥。原則上講，政治局候補委員沒有發言權。如前文分析的那樣，張聞天主持會議，林彪那封信指向的是毛周朱，博古不會出頭，其時陳云尚不活躍，所以唯有王稼祥！

從常理和邏輯推斷，時為政治局委員、軍委副主席、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一定會被列在中央委員會候選人名單上。王稼祥之所以“名落孫山”，是因有三百四十三位正式代表沒有投他的贊成票，由此不難推斷，這絕非偶然！

王稼祥與夫人朱仲麗1942年在延安（圖片截取自《黎明與晚霞》）

之后毛澤東不得不站出來，在七大的第二十次會議上，專門就王稼祥落選講了一番話。綜合相關史料記載大致為：雖然王稼祥之前是犯過一些錯誤的，但在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上，他是有大功勞的。毛澤東強調指出：現在王稼祥還在病中，而且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負傷而起的，他是能夠執行中央的決定的，昨天選舉中央委員他沒有成功當選，但是中央是把他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人的。

通過上述分析與回顧不難看出一個較為有趣的現象，當年直接寫信提出更換“軍事領導”的林彪在之后的歲月里，并未因會理會議的震蕩（動）受到波及或影響。但“九·一三事件”發生后，林彪在會理會議前后的表現被徹底翻了出來。

綜合“九·一三事件”發生后的揭發材料，當年林彪返回部隊后，按照會理會議做出的決定，分別向看過他那封信的左權、朱瑞、羅瑞卿等作了傳達。1972年，羅瑞卿在揭發批判林彪的材料中寫道：

“會理會議后，一天晚上行軍，他（林彪）把我叫在身邊，要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在后面邊走邊說：會理會議，他的那封信受了毛主席的批評。毛主席批評他，他的那封信不僅政治上是機會主義的，組織上也是機會主義的。毛主席要他把這個批評向所有看過他的信的人傳達。他今天是按會議的決定向我傳達毛主席的批評，因為我看過他的這封信。（他）對左權、朱瑞可能也就是這一套。”

據有的文章描述：羅瑞卿還說，林彪在傳達時，并未說明他本人對自己錯誤的認識。

從此以后，會理會議引起震動和余波，完全平息。

注釋：

注1：見《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4頁。

注2、15：見《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3月第二版，第258頁。

注3、5：見《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2頁。

注4、38：見《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1頁。

注6、37、40、53、57：見《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2007年7月第二版，第133頁。

注7：見程中原著《張聞天傳》，當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270頁。

注8：見王健英著《中國共產黨組織史大事記實》，廣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079頁。

注9：見《朱德年譜新編本》1886—1976（上），第494頁。

注10：見陳伯鈞著《陳伯鈞日記·文選》，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