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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正：轉戰陜北中的情報工作

點擊：  作者：秦正    來源：炎黃春秋雜志社微信號  發布時間:2024-11-25 23:51:02

 

導語：為保衛黨中央、打敗胡宗南、奪取轉戰陜北的全面勝利，黨的情報戰線在戰略、戰役、戰術各個層面對國民黨形成全面壓制，造成戰場向我方單向透明的態勢。周恩來說：“在陜北戰場上，天天有得用的情報，使我們對敵情了解得很清楚。”毛澤東說：“那一時期的情報工作是最成功的。”回顧75年前那場秘密戰，黨的情報戰線究竟是依靠什么法寶完勝敵人的？有哪些叱咤風云的英杰？有多少險象環生的故事？

 

在1947年3月18日晚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撤離延安、轉戰陜北之前，一場驚心動魄的情報戰就已經悄然打響了，并隨著轉戰陜北斗爭的開展而愈演愈烈。

 

未雨綢繆，布下閑棋冷子

 

轉戰陜北的情報戰早在1937年就拉開了帷幕。這場暗戰的勝利，要溯源到抗戰時期黨對白區工作提出的“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這一“十六字方針”。

 

全面抗戰爆發后，黨中央汲取以往在白區工作中由于魯莽蠻干而造成人員力量嚴重損失的慘痛教訓，對新形勢下的白區隱蔽斗爭工作提出了“十六字方針”。該方針從1937年11月首次提出至1940年12月完善確立的過程中，國民黨“溶共、防共、限共”活動也愈加猖獗，致使共產黨在國統區的組織人員頻遭破壞，屢受損失。中共中央由此看清了蔣介石的反共本質，開始在國民黨內部“投棋布子”，防患于未然。正是這一時期奉命打入敵人內部或被發展為我黨內線的人員，后來在轉戰陜北乃至整個解放戰爭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

 

被周恩來稱為隱蔽戰線“后三杰”的熊向暉、陳忠經、申健，就是在此時閃亮登場的。1937年12月，熊向暉奉命打入胡宗南部，擔任其機要秘書兼侍從副官。1938年和1940年，正在三民主義青年團陜西支團任職的申健與陳忠經先后入黨，也受命潛伏在胡宗南身邊。1941年，中央社會部派遣王石堅到西安領導此3人的潛伏工作，“后三杰”初步形成。1938年夏，受中共中央委派，楊蔭東打入楊虎城部，后輾轉到胡宗南部所屬西安綏靖區第七補給區司令部辦公室任參謀。1938年底，中央決定吸納胡宗南部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為我黨內線。1939年，王超北奉命組建西安情報處，他毀家紓難，將家族積蓄的兩萬塊銀元全部捐給組織，在大蓮花池街、王家巷一帶購買了4個院落共1000多平方米的地皮，歷時3年建造成帶有地下密室，集交通、聯絡及無線電通聯于一體的秘密工作點。根據周恩來“把電臺架到敵人司令部去”的指示，王超北在敵保安司令部、咸陽專員公署、防空司令部、西北行營等核心機關布設了8部電臺。這一時期，吳德峰指導肖德、霍建臺打入西安敵特組織，后肖德升任偵緝隊隊長，霍建臺則被敵特派去監視八路軍辦事處動向。

 

 

與此同時，蘭州地區的情報工作也平行展開。1938年春，肖炳實以經營皮貨為掩護，組建了覆蓋甘肅、寧夏、青海地區的情報網。他指導代號為“烈士”的情報員王新潮，以國民黨甘肅綏靖公署主任鄧寶珊部駐蘭州辦事處副官身份，結交蘭州國民黨軍上層搜集情報；派遣情報員趙峰打入青海軍閥馬步青騎五軍政治部任少尉司書；派遣地下黨員劉興蘭打入鄧寶珊公館做女傭，將一部電臺藏于公館后院樓上鄧母靈堂之中，與延安、莫斯科直接通聯。

 

這些預置在敵人內部的“炸點”，被隱蔽、埋伏至國民黨進攻延安，于我黨生死存亡之際多點開花，互為補充，彼此印證，源源不斷地將敵人的一舉一動及時準確地報告給轉戰于陜北溝壑梁峁之間的中央前委。

 

勝負總在棋局之外。有了正確的情報路線和得力的情報隊伍，勝利只須計日而待。

 

轉戰陜北何以料敵在先？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假和談、真備戰，決意“解決中共問題”。為應對內戰一觸即發的嚴重危局，中共中央決定進一步加強情報工作。1945年10月，李克農在晉綏總局情報偵察工作會議上要求以蔣介石、閻錫山集團為主要對象，加強對敵內線工作。

 

1946年6月，中央情報部指示西安情報系統密切注視蔣介石、胡宗南對陜北采取軍事行動的動向。同年11月起，西安情報系統陸續報告胡宗南部進攻延安的備戰動向。如，勘察陜北大小道路、秘設洛川至延安電話線、趕修咸陽至洛川公路、胡主力整編一師、九十師由山西調至宜川、洛川一線等。

 

1947年初，國共關系完全破裂后，李克農特別指示西安情報系統要把摸清胡宗南進犯陜北的計劃作為最緊迫、最重要的任務，配合解放軍粉碎敵人進攻，確保黨中央、毛主席的安全。

 

同年1月下旬，西北情報系統連續上報了胡宗南即將進攻延安的預警情報。2月14日至3月7日，西安情報系統或幾日一電，或一日數電，接連報回蔣介石面示、電示胡宗南進攻延安、胡部兵力部署、行動路線、進攻時間等要情。3月8日，更是準確預報了胡宗南將遣整一軍、整二十九軍，分宜川、洛川兩路，同時于13日向延安發起進攻。

 

戰事爆發后，李克農派羅青長隨中央前委行動，專職負責情報聯絡工作，向綏德、隴東、三邊（定邊、靖邊、安邊堡）派出3個偵察站，配備電臺監控敵軍動態，將西安、蘭州、北平、沈陽4個秘密情報臺調由中央前委直接指揮。李克農本人則在中央后委調度全國情報系統，將各地偵獲的大量密悉情報與公開材料，源源不斷報給轉戰于峽谷溝壑、與外界隔絕的中央前委。

 

 

動而勝人，成功出于眾者，先知也。

 

熊向暉九死一生捍衛黨中央

 

熊向暉“一個人能頂幾個師”的威名，不是羽扇綸巾于談笑間一揮而就的，而是多少次命懸一線置生死于度外拼搏出來的。在胡宗南身邊潛伏的12年時間里，熊向暉曾5次面臨生死考驗。

 

 

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蔣介石密電胡宗南乘此良機閃擊延安，預定進攻時間為7月9日。為掩人耳目，蔣介石特令對共產國際解散一事不予公開置評。熊向暉迅即將胡宗南的作戰計劃報告了延安。

 

為揭露國民黨發動內戰的圖謀，阻止胡宗南10萬大軍進犯邊區，中央決定將熊向暉的情報公之于眾。7月4日朱德明電胡宗南，稱“道路紛傳，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并列舉胡部調動部署、彈糧運輸等備戰情況，譴責國民黨“破壞抗戰團結之大業，而使日寇坐收漁利。”延安《解放日報》也于同時公布了胡宗南部兵力部署詳情。

 

迫于輿論壓力，蔣介石不得不罷兵，要求胡宗南“查明泄密、通匪情事”。一旦敵人根據情報知情范圍倒查，很容易查出泄密源頭，熊向暉隨時可能暴露。尤其是朱德明電中“中央將乘國際解散機會，實行剿共”，乃蔣介石親口所言，胡宗南部只有師以上將領和熊向暉等少數身邊人員知情。熊向暉看到電文不禁“心中一驚”，但仍保持鎮定，當即建議胡宗南秘密審查包括自己在內的知情人。胡宗南采納了他的建議，命特務頭子劉大軍調查。所幸劉大軍誤抓了兩名“匪諜”，熊向暉方得以脫險。

 

1946年6月，周恩來乘坐來華調停國共內戰的美國總統特使馬歇爾上將的專機，從延安飛往南京，不慎將隨身攜帶的記事本遺落機艙，記事本上記著熊向暉在南京的住址，還標注了一個“熊”字，一旦落入國民黨手中，熊向暉定將暴露無疑。后來周恩來把實情和盤托出，熊向暉當即表示，即使出問題也沒有什么了不起，他自入黨之時就準備隨時犧牲。周恩來決定安排熊向暉暫避半個月風頭，靜觀動向。彼時胡宗南已決定送熊向暉赴美留學，熊向暉對周恩來表示，如他半個月不出問題，希望直接返回西安，不去美國留學。胡宗南進攻陜北只是時間問題，他留下來可以繼續發揮作用。生死未卜之時，熊向暉想的不是個人安危，而是黨的需要。

 

就在暫避風頭期間，保密局特務到杭州找到熊向暉，稱奉毛人鳳之命接熊先生赴南京面見長官胡宗南。熊向暉無法斷定自己是否因“記事本”暴露，但想到周恩來曾說毛主席夸他能頂幾個師，下不了決心把他從胡宗南身邊撤走，遂毅然決定隨特務赴南京一探究竟。臨別時熊向暉與妻子約定，四五天如不來信，說明兇多吉少。然抵寧方知，胡宗南奉命進攻延安，調他來起草施政綱領。

 

1947年3月3日，熊向暉隨胡宗南返回西安，當晚即向上級報告了敵人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而當時胡宗南的軍、師、旅長們對此還蒙在鼓里。

 

黨中央轉戰陜北期間，蔣介石派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銘攜帶美國最新無線電偵測設備偵測中共首腦的位置。熊向暉急于將這一事關中央安危的情報上報組織，卻不能脫離崗位前往，又無技術條件把情報傳遞出去。情急之下，他毅然違反情報工作規定，用明語將情報內容書寫成信，一式兩封，一封寫聯絡上線王石堅的代名，另一封交國民黨舊友、研究書店經理潘裕然，囑其勿拆，速轉王石堅或陳忠經。兩封信一并裝入戰區司令部長官專用信封，交由胡宗南機要交通員送達。熊向暉在《我的情報與外交生涯》中坦言：“中間任何一個環節出了問題都可能掉腦袋，但這是我所能采取的唯一辦法。”

 

1947年9月，王石堅被捕叛變，在美國留學的熊向暉再次陷入暴露被捕的危險。所幸王石堅未供出“后三杰”真實身份，只承認利用3人搜集情報，加之胡宗南擔心身邊出了共產黨會受蔣介石處罰，隱瞞未報，熊向暉方又躲過一劫。

 

行走于刀鋒之上，沒有安然無恙的潛伏，沒有一蹴而就的傳奇。

 

威名赫赫的隱蔽戰線“后三杰”

 

“后三杰”的威名無人不知，其中熊向暉的傳奇更是家喻戶曉。相較之下，世人對陳忠經、申健的事跡則知之甚少。

 

 

陳忠經早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經濟系，曾連續四屆擔任北大學生會主席。1937年底在長沙加入胡宗南所屬國民黨一軍“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隨之到達西安，進入“戰時干部培訓團第四訓練團”，畢業時作為骨干與胡宗南“見面暢敘、歃血為盟”，深受胡宗南器重，遂被招入胡宗南嫡系秘密組織“鐵血團”。1938年蔣介石授意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陳忠經被胡宗南任命為“三青團”陜西支團組訓組組長。1939年經董必武考察，陳忠經被吸納為我黨內線，受命潛伏在胡宗南身邊。此后，他升任“三青團”陜西支團書記、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執委，成為當時西安乃至陜西的“場面”人物。陳忠經結婚時，胡宗南親自為其證婚。

 

1941年，中央社會部指派王石堅赴西安領導熊向暉、陳忠經、申健。陳忠經受命開辦“研究書店”，自任董事長，王石堅任總經理，以書店為掩護接收熊向暉、申健傳遞來的情報，發往中央。后又買下《新秦日報》，以開設辦事處、派駐記者為由，開辟了許多新的情報站、點，使王石堅情報系統迅速拓展，一度覆蓋西北、華北、東北，獲取的情報包括政治、經濟、軍事、黨務多個領域，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多次表揚。熊向暉獲取的胡宗南企圖閃擊延安、攻打延安、保密局用最新美式裝備偵測中央動向等重大情報，正是經陳忠經之手及時發出的。陳忠經也因這一時期的卓越表現贏得了“為保衛黨中央作出特殊貢獻”的評價，被周恩來譽為隱蔽戰線“后三杰”之一。

 

1937年12月，申健與熊向暉、陳忠經同期加入“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后隨胡宗南部來到西安。1938年5月入黨，同年10月受黨派遣打入胡宗南部“戰時干部培訓團第四訓練團”，畢業后任“三青團”西安分團干事、書記，成為西安軍統、中統、三青團聯署辦公的“特聯組”主要成員。期間，申健從國民黨地方黨政系統獲取了敵人企圖閃擊延安、進攻延安的情報，及時報告中央，也“為保衛黨中央作出特殊貢獻”，被周恩來譽為隱蔽戰線“后三杰”之一。

 

1946年春，經胡宗南作媒、地下黨組織報周恩來親自審批，申健與熊向暉的姐姐熊匯苓相識相戀結婚，處于對戰狀態的國共兩黨高層“默契”地促成了這樁美滿婚姻。

 

國民黨的電訊科長是我黨的情報員

 

翻開任何一部歷史，傳奇總是個別，英雄總是少數，無名總是大眾。橫跨情報和科技兩界的戴中溶，就是這樣一位在轉戰陜北和開國大典兩個重大歷史關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無名英雄。

 

 

戴中溶早年就讀上海交大電機工程學院，1934年畢業后進入胡宗南部隊，創建了通至營一級的無線電通信網，深受胡宗南器重和信任，后被委任為長官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兼電訊科科長，銜至少將。期間，戴中溶日益厭惡國民黨內部的腐敗，更不愿成為內戰幫兇，“感到不能再待下去了，想要離開”。

 

1938年底，戴中溶的妹妹、中共黨員黃葳（原名戴中）來到西安。戴中溶向妹妹表露了想入黨、想去延安的強烈愿望。中央得知此事后高度重視，決定吸納戴中溶為我黨內線，潛伏在胡宗南身邊搜集情報。為便于戴中溶傳遞情報，中央先后派遣羅青長、王石堅為其上線指導聯絡，又派王金平任其副官，協助搜集情報。

 

戴中溶利用職務之便，將蔣介石發給胡宗南的密令、胡宗南報給蔣介石的作戰計劃、兵力部署、部隊調動等電文第一時間報告延安。胡宗南進攻延安前，戴中溶上報了胡宗南部行動計劃、參戰部隊、裝備輜重等重要軍情，特別是獲取了敵電臺通聯密碼，我軍據此偵聽胡宗南各部無線電聯絡，盡數掌握敵軍全部動向。戴中溶還向延安輸送了多批我方急需而國民黨嚴控封鎖的電訊器材。

 

關于戴中溶的情報價值，胡宗南占領延安期間任命的偽延安市市長陳綏民曾于1984年8月在臺灣《中外雜志》刊文《延安的克復與失落》：“收復延安之后，全軍攻略均為國防部共諜劉斐與一戰區長官部機要室副主任戴中溶將我軍情況全部泄露，致我軍功虧一簣。”2003年，晚年的戴中溶接受采訪時只淡淡地說：“我干過的比較知名的情報工作，大概是提供胡宗南進攻延安的軍事動向的情報吧，對保衛延安發揮了作用，中央曾發電給予嘉獎。”

 

1947年9月，北平中共密臺被軍統破獲，波及西安情報系統，王石堅、王金平相繼被捕，戴中溶當時在延安，他聞訊后并沒有立刻轉移，而是毅然登上了胡宗南派來“接他回西安”的飛機。軍統將他關押審訊，但始終找不到任何破綻。同期被捕的很多同志被敵人殺害，戴中溶在毫無“通共”證據的情況下被判10年徒刑。新中國成立后，戴中溶來到北京，老上級羅青長安排他到通訊部隊從事無線電技術工作。2019年上映的電影《我和我的祖國》其中第一個故事《前夜》，其人物原型之一正是戴中溶。關于這段經歷，戴中溶以同樣平淡的語氣說：“我曾完成開國大典電控升旗裝置的研制任務，保證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按動電鈕后，第一面五星紅旗準確無誤地升到旗桿頂端。”

 

此后，他參與了新中國最早的半導體研制，成為我國芯片事業發展的先驅。關于這段經歷，他也只是輕描淡寫地說：“參與過我國半導體事業的開創工作。”

 

“糧草官”在情報戰線屢立奇功

 

有價值的重要情報未必都來自核心要害部門，“毫不起眼”的后勤補給參謀楊蔭東在轉戰陜北中的卓越表現證明了這一情報規律。

 

 

1938年夏，楊蔭東受中共中央派遣加入楊虎城部隊。西安事變后，蔣介石將楊虎城十七路軍改編為第三十八軍，楊蔭東奉命隱蔽待機，后經中共三十八軍工委派遣，先后考入國民黨中央陸軍軍官學校、國民黨步兵學校深造。

 

1946年1月，根據周恩來關于派遣地下人員打入胡宗南部搜集軍事情報的指示，中共三十八軍工委書記、關中地委常委蒙定軍選派楊蔭東打入西北行轅參謀處任聯合作戰少校參謀。同年12月，蒙定軍獲悉楊蔭東的老相識周士冕出任胡宗南新組建的西北補給區司令部中將司令，急需用人，還曾向人打聽過楊蔭東的下落，便火速安排楊蔭東主動與周士冕聯系，周士冕遂任命楊蔭東為補給區司令部辦公室少校參謀。補給區司令部的任務是負責陜西、晉南、豫西、川北、隴東等地區國民黨部隊的后勤供應。楊蔭東雖只是個糧草官，卻掌握著幾十萬國軍的駐扎地點、補給需求、行動路線等實時軍事情報。楊蔭東到任正值胡宗南備戰進攻延安之際，他迅速將敵軍兵力部署、作戰計劃以及步兵團以上、特種兵營以上指揮官名冊、部隊駐地、主戰裝備等情報，經關中地委報告了西北野戰軍前委。從此，胡宗南幾十萬大軍的每一步移動，都被實時標注在彭德懷眼前的作戰圖上。

 

1947年4月，楊蔭東報告，胡宗南集中主力向綏德、米脂推進，企圖壓迫我軍東渡黃河，其補給物資集中于蟠龍鎮，由整編一六七旅守衛。西北野戰軍據此情報隨即發起蟠龍戰役，集中主力4個旅全殲一六七旅，繳獲4萬套軍裝、100萬發子彈、1.2萬袋面粉、1000匹騾馬及大量我軍奇缺藥品。楊蔭東的這份情報解決了西北野戰軍的急需補給。

 

1948年2月，胡宗南部二十九軍軍長劉戡率兩個整編師集結洛川待命。西北野戰軍前委急需了解敵軍意圖，彭德懷急電關中地委，要求3日內摸清劉戡的行動意圖、兵力部署等情況。楊蔭東迅即報告，劉戡率軍部及兩個師從洛川趕往宜川，意在增援守敵張漢初之二十四旅。彭德懷隨即在瓦子街設伏，全殲敵軍3萬人，擊斃軍長劉戡，取得轉戰陜北又一重大勝利。彭德懷對參加祝捷的關中地委領導說：“你們的情報很重要，很準確，對作戰有很大幫助。”

 

縱觀中外情報史，能夠做到獲取什么就報告什么的情報員已屬難能可貴，楊蔭東卻完成了需要什么就獲取什么的“命題作業”，達到了中外同行難以企及的境界。

 

轉戰陜北中的情報工作所取得的輝煌戰果，標志著黨的隱蔽斗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為隨后奪取解放戰爭中情報工作的一個又一個勝利拉開了序幕。新中國成立后，國民黨將領張治中得知熊向暉的真實身份后感嘆：我早知道蔣介石在軍事上、政治上都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今天才知道，在情報上他也遠遠不是共產黨的對手。

 

（ 作者：秦正；原文刊載于《炎黃春秋》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