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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什么“美國特色”或者“中國特色”的科學知識。科學沒有國界，科學知識是人類共享的。在今天，科學家經常跨國工作，成為當前人類社會里最國際化的一個群體，是全球化的先鋒隊。如此，科學工作者的祖國認同似乎應當逐漸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話：“科學無國界，科學家有祖國。”那么，今天的科學工作者還需要祖國嗎？

 

 

　　(插圖：曉武)

 

　　科學工作者的國家認同

 

　　我在美國讀書時有個舍友也來自中國內地，讀材料學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學生之一，可謂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國前30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艱難，是那時少見的城市貧民。他的父親靠拉板車養活妻子和6個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個念了大學。

 

　　赴美不久，他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開始激烈批評自己的祖國，批評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畢業后卻長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在美國是“保密行業”，不容外國人插足。盡管他不喜歡祖國，卻無法通過美國政府的“安全檢查”。

 

　　后來，他給一家小公司做實驗員，掙的是在大學里當助教的工資，每小時不到10塊錢。再后來，他放棄了自己心愛的專業，轉行去做芯片工廠的質量檢查員，工資才隨著IT業水漲船高。那是種普通而平靜的美國生活，但他卻永遠不會成為陶瓷材料專家了。

 

　　作為美國名牌大學的材料學博士，他若回國研究陶瓷材料，完全有可能成為我國最出色的陶瓷材料專家。

 

　　不是大陸人的華人又如何呢？1964年，年輕的李文和離開了當時令人失望的臺灣，去美國讀博士學位。他很出色，畢業后在美國找到了工作，成為核專家，在美國能源部下屬的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很受擁戴的精英科學家之一。那是美國最高級的實驗室了。

 

　　李文和認同美國，熱愛這個給了他機會和富足的新祖國。在那里，他踢足球，喜歡野外活動，還是個好丈夫、好父親。他經常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甚至在美國政府的支持下，來中國做基礎科學的學術報告，進行學術交流。

 

　　他是美國人，但畢竟也是中國人。希望在自己母國的文化圈里獲得認同和尊敬，這也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還都和美國情報機構配合，肩負了解中國核專家與核研究進展的任務。還有報道說，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國情報機構的合作者。

 

　　然而，到了90年代后期，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美國右派掀起了反華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責之一，就是中國竊取了美國核武器技術。美國情報機構斷定，中國顯然已經把核彈頭微型化，而中國人不可能發明這種技術，除非是從美國偷。可他們找不到中國偷竊技術的根據。

 

　　于是，華裔核科學家李文和就成了美國情報機構邀功請賞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設計，在這方面是個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開除出了他工作了20多年的實驗室，還喪失了退休金。美國聯邦調查局威脅說，如果他不“承認”為中國做間諜，就要像處死羅森伯格一樣用電椅處死他（羅森伯格夫婦1951年因向蘇聯提供美國核技術機密而被捕，1953年被雙雙處死）。

 

　　李文和被關押在一個單獨的牢房，牢房沒有窗戶，燈是永遠開著的，夜里也不會熄滅。他在牢里還要戴上手銬和腳鐐，且經常挨餓。在被關押了9個多月之后，他終于被迫承認一些輕微的過錯，說明美國政府抓他有理，這樣才換取了出獄。

 

　　他的“過錯”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數據下載到個人計算機里。那些數據是公共信息，絲毫沒有敏感性，不過是一個程序員的正常工作，實驗室里人人都這么做。后來李文和在自傳中寫道：

 

　　“在被囚禁的無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經常想，我也許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錯誤，不該在1964年到美國攻讀博士學位，使自己淪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獄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個慘痛的結論：無論多么睿智，無論如何勤奮工作，像我一樣的亞裔，像我一樣的華裔，永遠不會被美國社會所接受，永遠是‘外國人’。”

 

　　是的，對美國而言，李文和雖然是美國公民，卻是中國人。對中國呢，李文和又是美國人。科學無國界，但如果科學家沒有祖國，他就痛苦如李文和。

 

　　在悲劇的祖國

 

　　大家可能會認同“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這種說法。我想進一步說，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也多是悲劇。

 

　　2015年2月23日，《參考消息》用一整版轉載了美國《時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文章抨擊了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卡迪爾汗。卡迪爾汗生于1936年。他13歲時，印度獨立了，但卻被英國分裂成兩個國家——印度和巴基斯坦。作為穆斯林的卡迪爾汗遷至巴基斯坦，但他的家鄉卻是印度的博帕爾。1953年卡迪爾汗17歲，去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的D.J.理工學院學習，不久又去歐洲學習電氣工程和冶金。獲得博士學位后在荷蘭工作，從事原子學研究。

 

　　1976年，當印度開始實施原子彈項目，40歲的卡迪爾汗回國了，帶著他的核知識。在他的領導下，巴基斯坦努力了20多年，也擁有了原子彈。1998年，巴基斯坦在印度之后進行了5次公開的地下核試驗，卡迪爾汗從此成為巴基斯坦的“核彈之父”，兩次被授予國家最高勛章。而且，巴基斯坦全國各地的卡車、公共汽車背面都印上了他的肖像，他的知名度甚至比總統還高。

 

　　卡迪爾汗大概相信，原子彈能減輕穆斯林世界受到的壓迫和屈辱，所以試圖向其他穆斯林國家出售一些核技術設備。他顯然沒有成功，美國中央情報局早就盯上他了，在他的寓所、工廠和房間里都安插了間諜，甚至收買了他最親密的助手。后來卡迪爾汗被自己國家的政府逮捕，而且受美國情報人員的訊問。在壓力下，他不得不招供一切真相，或者編造一切美國所需要的“真相”。

 

　　是的，在悲劇的祖國，成功的科學家也多是悲劇。

 

　　

（“中國航天之父”——錢學森。1955年，錢學森沖破美國當局的層層阻撓回到了祖國，投身于創建中國的航天事業當中。）

 

 

　　1996年，在中關村的西北方向，矗立起了一座航天城。那里有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是僅次于美國休斯敦宇航中心、俄羅斯宇航中心的世界第三大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1998年11月21日，中國的第一艘航天試驗飛船神舟一號從酒泉發射中心升空，飛船的一舉一動都由北京控制中心遙控，從點火升空到返回著陸，成千上萬條調度命令要從這里發出。

 

　　任總調度的是一個北航畢業生，名字叫申勁松，當時只有25歲。神舟一號升空之日是他的25歲生日。一年后飛船返回時，他發現狀態有些不對，可他只有20秒鐘的時間作決定，而且決定的后果是巨大的。最終，他作出了決定，而且作對了。返回艙落地之時，申勁松突然失去知覺，兩腿發軟，汗不斷地從握緊的拳頭中流下來。這一天是1999年11月21日，他的26歲生日。他已經在機房中待了整整一年。

 

　　到2002年神舟三號發射升空，這個1973年出生的28歲大男孩已經連任三屆總調度了。他的工資只有1300元。事實上，整個控制中心的科研人員都是這樣的一些青年學生，全部是我國自己培養的。到神舟三號升空，他們的平均年齡還不到30歲。

 

　　與高能物理及原子彈不同，當時中國的載人航天沒有多少胸有成竹、滿腹經綸的專家領軍撐腰，主要靠剛從學校出來的這些年輕的本科生和碩士生。

 

　　現在已經成為飛船軌道專家的曹雪勇是1995年北師大天文系的碩士畢業生。當初他一進北京飛航中心就做了軌道軟件設計工作。可飛船還在制造中，數據尚不明確，他對整個任務系統一無所知。沒有任何參考方案，沒有一個可用的程序、文檔。

 

　　他拼命了，夜以繼日地閱讀國外資料，希望能發現一點漏網的蛛絲馬跡，并不斷用天文學知識來啟發自己的思路。他幾乎沒有離開過機房，每天靠方便面填飽肚子，怕思路中斷就難以續上。經過半年沒日沒夜的工作，他成功了。北京飛航中心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

 

　　控制軟件專家歐余軍是1995年從長沙國防科技大學畢業的學生，1998年開始負責遙控保障軟件的編寫。那是個決定飛船能否安全返回的關鍵性軟件，包括對飛船發送的所有指令、指令鏈和注入數據。沒有任何現成的資料可供借鑒，一切都要從零開始。中國飛船能否回得來，就看這25歲的小伙子了。

 

　　整整2年零8個月，沒日沒夜，他把軟件做了出來。結果卻發現有點問題，近3年的勞動成果全被推翻。他傷心得一個人躲在機房里放聲大哭。中心的領導認為哀兵必勝，堅持不換人。只剩下幾個月了，歐余軍成了機房里的拼命三郎，不管什么時候，人們走進機房都見他端坐在那里冥思苦想，像個活菩薩。任務完成后，他的身體也垮了，得了腎積水，經常疼得滿頭流汗。

 

　　這時，中國第一次飛船發射開始，一切全新，誰也不是內行，有許多軟件只有他一個人會發指令。醫生護士把他從醫院抬到指揮大廳，邊輸液邊打鍵盤，在擔架上堅持了幾天幾夜。飛船返回后才被抬回去做手術。

 

　　我為什么要講他們，因為北京飛航控制中心就在中關村科技園區旁邊，他們的同學、朋友在那里每個月掙萬元以上。可在飛航中心，申勁松領著1000多元的工資，沒日沒夜地工作，甚至一個月才能和妻子見上一面。對此，申勁松是這樣說的：

 

　　“如果單從掙錢的角度，很多事情都干不成了。外面的誘惑確實很大，但我既然干了這個，就要認認真真地干。這個機遇不是每個人都能遇上的。對一個人來說，一輩子能趕上一次就非常難得了。”

 

　　還有一個故事，給了我很深的印象。

 

　　“1992年畢業之前，酒泉來了些人，希望我們這些學控制的學生去那里工作，并且明確說是為了宇宙飛船工作。可我們當時想的都是出國，考研，對此漠不關心。在動員大會上，許多人插科打諢，胡言亂語，嘲弄帶隊的軍官。學校也沒起正面作用，只是應付了事，找了幾個拿不到學位的差生糊弄軍隊。多年以后，我們這些人出國了，成了所謂的洋博士，可老實說，都是‘行尸走肉’，所學所用都在為外國人牟利，而且我們的所謂‘成果’在他們面前是如此的淺薄、渺小、微末。是那些當年被我們嘲弄和不理解的同學們真正在為祖國奉獻著，我真不知道將來見面時如何面對他們。我們是逃兵。”

 

　　為中國宇宙飛船事業獻身的這群年輕人“成功”嗎？也許成功，也許不成功。也許有些將來會成功，有些將來也不會成功。

 

　　我想起了我國兩彈一星的元勛之一任新民院士。他生于1915年，安徽人。他在美國讀了機械工程學博士，然后去一所美國大學當講師。如果沒有新中國的建立，他也許就這樣生活下去了，過一種平靜的美國生活。1949年，像那個時期的許多留美學生一樣，34歲的任新民也趕回來建設新中國，為祖國出力。他很快就成為我國遠程導彈的材料專家，負責設計制造了“長征一號”——發射了我國第一顆衛星的那枚火箭。

 

　　1985年，任先生已經70歲了，因為得到了國家科技進步特等獎，他的貢獻才為人所知。1995年，他80歲，得到了“全國優秀工作者”稱號。在他85歲時，國家向他頒發了“兩彈一星功勛獎章”和“航天獎”。

 

　　然而，他說：“航天事業是集體的事業，個人的作用很小，很小。”是啊，我記得其他著名的“兩彈一星”元勛也說過類似的話。任新民院士今年已經100歲，在他70歲以前，沒什么人知道他的“成功”。

 

　　成功的或者所謂不成功的，他們實際上都獲得了成功，因為他們的祖國成功了，祖國是科學工作者們最堅強的后盾！他們推動了共和國的進步，他們與共和國一道前進。

 

　　人民將永遠尊敬和記住這樣一群人：他們為祖國生死攸關的重大事業當了螺絲釘。這些人不屈不撓，忠貞愛國，延續了關于中華民族的偉大神話，成為我國精神遺產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們從此懂得，即便那些所謂“不成功”的科學工作者，他們與共和國重大進步聯系在一起的業績，也會博得同胞們永恒的紀念，為世世代代的中國科學工作者樹立榜樣。

 

　　什么是科學工作者的祖國？

 

　　祖國是個抽象概念，比起薪水、工作環境、雇主的名聲乃至北京戶口，祖國似乎是虛無縹緲的。

 

　　然而，中國的科學界向來有愛國主義傳統。中國的科學就是為挽救國家危亡而興起的，“科學救國”是中國第一批科學工作者們的動力。我國的進步依賴科學。沒有科學，沒有現代科學精神的普及，沒有用科學精神取代迷信和蒙昧，沒有普及科學精神的現代教育，我們貧弱的祖國今天就不可能走向自立、富強。祖國靠科學工作者，科學工作者背靠祖國，于是撐起了祖國這棟大廈，這大廈也給科學家們帶來榮耀。

 

　　什么是祖國？祖國就是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們，是每一個中國公民，是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祖國是我們大家的家。祖國在那里？祖國就在你面前，就在你的學位論文里，就在你的實驗室里，就在你每天就餐的食堂，就是你每天面對的同學、老師、同事。祖國的興亡與每一個人息息相關，是我們每個人每天的行為積累起來的。

 

　　當我們未來的科學家、工程師們去廟里算命，買飯不排隊甚至加塞兒，那就是國家落后的原因；如果念書只是為了自己出人頭地，不惜踩著別人往上爬，就不善與人合作，就會偷懶、走歪門邪道，就會抄襲、剽竊、造假數據，甚至會把國家的科研經費“洗”出來給自己買汽車房子，那就是國家落后的原因！

 

　　的確，我們的家，我們的祖國，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我們沒有必要否認。然而，正因為如此，我們全體公民，特別是肩負著我國科學技術發展的科學家、工程師們，要一起努力，要用我們大家的手把這座房子撐住，要勇敢地、不屈不撓地把祖國建設成最好的家。

 

　　“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你的國家如果落后、貧困，即使你很出色，在外也不受尊重；而你的國家若先進、富裕、強大，縱使你個人沒有成名成家，但祖國的成功有你一份，你與祖國共同進步。

 

　　人們會說，你講了這么多，不是宣揚狹隘民族主義嗎？不，不是。我講兩個道理。

 

　　第一，中國人口占世界五分之一之多，加上海外的華人，大概接近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國的進步是對全人類進步的巨大貢獻。中國的貧困落后問題解決了，解決第三世界貧困落后問題的能力就會有決定性的提高，全世界的貧困落后問題也就更容易解決了。

 

　　第二，科學無國界，但高科技有國界。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封鎖高科技，以保持他們對落后國家和民族的壓迫、剝削。中國的進步，中國的科技進步，就是打破高科技的國界限制，就是對“科學無國界”的真正實踐，就是給全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發展中國家帶來希望。因此，祖國的進步是中國科學工作者的神圣使命，這使命屬于世界，屬于全人類，是人類進步的重要組成部分。

 

（竺可楨——中國近代地理學和氣象學的奠基者，一輩子鞠躬盡瘁、嘔心瀝血，以“科學救國”為己任。）

 

       作為結尾的四個故事

 

　　我想講四個故事來結束此文。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美國的薩克拉門托市（Sacramento）。那里是加利福尼亞州州府所在地，淘金熱的中心，也是華人聚居的地方。那里有一條大河，叫薩克拉門托河，河上有座橋。一天，滿清政府有位領事，是一位武官，正在過橋。他身后有兩個美國農民，或者美國礦工，也在過橋。兩人看著這個中國官員穿著滿清花花綠綠的官服，腦后拖著長辮子，很好玩，打賭這個中國外交官會不會游泳。于是兩人一使勁，就把這位官員扔進了河里。他不會游泳，很快就淹死了。然而，他的死并沒有引起任何波動，就像這件事從來不曾發生一樣。那個時候，中國人并不認同“中國”。

 

　　第二個故事發生在1900年。八國聯軍只有兩萬士兵，卻打敗了中國軍隊，占領了北京城。結果是，中國要賠款4億5千萬兩白銀。這個數字是按照當時中國戶部的人口統計得來的，也就是中國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人賠一兩白銀。這筆錢折合成八國各自的貨幣支付。八國之中，美國“損失”（出力）較小，僅分得賠款中的7.3% ，即4億5千萬兩中的3300萬兩，估算為2450萬美元。

 

　　后來，美國政府承認，其半數賠償要求屬于“虛報”，故將該款之近半，即1200萬美元，交還中國，條件是用于興辦西學。那時的1200萬美元是很值錢的。今天在美國買棟房子要50萬，那時候，只要幾百元。1867年，美國僅支付了720萬美元就從俄國買下了阿拉斯加。國會當時還嫌貴，差點就否決了。

 

　　4億5千萬兩白銀能買多少個阿拉斯加？46.4個。阿拉斯加比整個中國東北還大，是美國最大的黃金、石油和漁業生產基地。庚子賠款自1902年起付，38年后的1940年付清，其間年利率為4％，總共支付了將近10億兩白銀。而在1900年之前，中國剛剛賠完日本2億兩白銀，價值20個阿拉斯加。到了這個時候，中國人想不認同“中國”也難。

 

　　第三個故事大家都熟悉。八國聯軍入侵之后半個世紀，到1950年，我國人口依然是4億5千萬，但是把美國軍隊從鴨綠江邊打回到“三八線”了。這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打贏的第一場對外戰爭，而且是在外國的領土上與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作戰。這是中華民族崛起的最明顯標志。為了讓別人平等地對待自己的民族，為了一份尊嚴，這就是像任新民院士那樣的科技精英們回歸祖國的理由。

 

　　第四個，也是我要講的最后一個故事。有一位國民黨將領，從大陸敗退到臺灣后，因為是敗軍之將，不再被重用。20世紀60年代，他辭職去了南非，做點小生意過日子。那時南非與臺灣關系密切，都自稱是反共的堅強堡壘。與美國一樣，當時的南非還奉行種族隔離政策，甚至比美國還嚴格。黃種人是有色人種，在公共汽車上必須坐后排座，前排的座位屬于白種人。1964年10月17日，這位先生乘公共汽車，上車后他習慣地往車后面走。司機對他說：“你可以坐前排了，不用去后面了。”老先生非常詫異，說：“我是中國人。”司機說：“我知道，我看出來了。”老先生說：“那，我不就應該坐在后面？”司機說：“難道你沒看今天的報紙？昨天中國爆炸了原子彈。能造出原子彈的民族當然是優等民族。從今天起，中國人都可以坐前排座。”老先生一下子就愣住了。過了一會兒，他淚流滿面地說：“這車我不坐了，我下車走路。”紅色中國為他掙來了前排座，掙來了一個民族整體的尊嚴，卻永遠斷絕了他跟著蔣介石反攻回到大陸的希望，也就永遠斷絕了他回歸故鄉的希望。至少在那個時候他是這樣理解的。

 

　　是啊，認同祖國不是件簡單容易的事情，那里面摻雜著無數個人的恩恩怨怨，愛恨情仇。是啊，家尚不完美，但那是我們自己的家！

 

　　（作者：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潘 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