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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美國官民滅絕印第安土著惡行

點擊：作者：林鵬諸玄識董并生來源：董并生發布時間:2019-07-01 10:37:00

美國總統山（拉什莫爾山國家紀念公園）矗立著美國歷史上著名的四位總統華盛頓、杰斐遜、西奧多·羅斯福、林肯高達60英尺的頭像，每年接受數百萬游客前來觀光瞻仰。然而，這幾位總統對北美土著的行徑卻并不陽光……

一、歷史上著名的5位美國總統滅絕印第安土著之罪惡言行

讓我們看一看從18世紀美國建國到20世紀初期之間，最著名的五位總統：華盛頓、杰斐遜、安德魯·杰克遜、林肯、西奧多·羅斯福，他們被后世稱為創造美國民主制度的杰出代表。然而，鮮為人知的是，正是他們在實施對印第安人趕盡殺絕的政策中不遺余力，他們的所作所為令人發指。

喬治·華盛頓，美國第1任總統（1789─1797年）

“華盛頓指使他的將軍向易洛魁人進攻并‘踏平所有居住地，一直到該地不僅是被占領而且是被摧毀’，以及不要‘在全部毀滅他們的居住地實現之前去聽和平的序曲’。他把印第安人比作狼，‘都是食肉獸，盡管形狀不同’。他宣布印第安人必須被趕到密西西比河以西，任何剩下的都必須以武力消除。”[1]

托馬斯·杰斐遜，美國第3任總統（1801─1809年）

“杰斐遜在印第安戰爭期間也改變了聲調。他幾次重復建議要么徹底摧毀敵意部落，要么將其驅至密西西比河以外：‘沒有比徹底壓制他們的野蠻不敬和殘忍行徑更好的事了’；‘而眼下就是趕走他們的季節’；他們‘兇殘的野蠻行為就是根除他們的理由’；‘如果任何時候我們不得不對任何部落舉起斧頭，我們將不會將其放下，直到該部落被根除或趕離密西西比河……戰爭中，他們會殺死一些我們的人；而我們將滅其全部。’……

無論華盛頓還是杰斐遜都從未用根除主義的語言談論過進入文明狀態的英國敵人。杰斐遜還支持白人攫取土地。在其任總統期間，有20萬平方公里的印第安土地被他的執行官奪得。方法，他告訴他的官員，是用計使他們負債，迫使他們賣出他們的土地。隨著剩下用于打獵的土地不足，他們將不得不學種農業，然后被同化。如果他們抗拒，他們就必須被鎮壓；如果他們只是變消瘦，然后餓死，那就證明了他們不可避免的覆滅命運。他喜歡的政策是同化，然后驅逐，但如果這兩者失敗，則根除就可能跟著而來。杰斐遜還說他相信印第安人（不像黑人）與白人內在的種族平等地位（華萊士，1999，78），但高級文明必須戰勝低級文明。雖然今天許多的美國人知道兩位總統都蓄奴，然而他們對印第安人的兇殘則極少有人知曉。”[2]

安德魯·杰克遜，美國第7任總統（1829—1837年）

“安德魯·杰克遜留下了一個較模糊的聲名。在他的總統任期內，投票權被延及所有白人男子，然而他卻是以一名印第安人殺手著稱。修正的觀點認為杰克遜只是一個實用主義的政治家，針對南方州立法院驅逐令的壓力，準備幫助印第安人反對白人強占土地和其他非公正剝奪行為，但最后承認驅逐最終是唯一保護印第安人不受白人侵害的方式（普魯查，1994）。這是粉飾。當印第安人抗拒時，杰克遜兇相畢露。當一名白人婦女被克里克人抓作俘虜時，他宣布，‘我將深入到克里克鎮中，直到俘虜以及抓她的人被交出來；我認為我應當踏平他們的村莊，燒毀他們的房屋，殺掉他們的戰士，抓捕他們的妻子和孩子，直到我確實讓他們交出俘虜，以及抓人的人。’普魯查（212）對這樣的觀念作如下評述：‘明確直率，表述有力，他對有敵意的印第安人采取了一種直截了當的政策。’這套用詞使我想起我們在由高級官員寫的更近時期的種族滅絕的黨衛軍檔案中發現的委婉用語。‘表述有力’（hard-hitting）沒有表達清楚他在施行大規模屠殺的意思。杰克遜在其他場合控訴‘擅長騙術’和‘沒有同情心的野蠻人’——‘我們被謀殺的同胞的血必須要償還。盜匪應該從地球上被掃除干凈’。他吹噓說：‘我已保存了我在所有場合殺掉的人的頭皮。’原則上他認為‘與印第安人相處恐懼要比愛好’。他敦促他的士兵殺死婦女和兒童。不這樣做就相當于追趕‘一頭在崗上的狼而不首先知道它的洞穴和狼崽在哪里’。印第安戰爭是所有這些表述的背景，它們幫助了他成為總統。一旦上任，杰克遜就撕毀了印第安條約并發起強行驅逐行動。他聲稱他的1830年清除法案是一種寬容行為，而1萬名克里克人，4000名切羅基人和4000名喬克托人在惡名昭彰的眼淚小道（Trail of Tears）上死去了。”[3]

亞伯拉罕·林肯，美國第16任總統（1860—1865年）

“林肯卷入印第安事務的時間少得多（本段參見尼科爾斯，1978：3，76-128，187）。作為一名年輕的政治家，他運用黑鷹戰爭[4]中的軍事經驗去塑造一位對抗印第安人的戰士形象，同時他贊美扎卡里·泰勒原始的軍事才能和溫菲爾德·斯科特對切羅基人的驅逐行動。不過在他任總統期間，印第安人只是一個枝節問題了。他要面對的只是一個重大決定。他曾批準了軍事遠征和明尼蘇達的土地強占。這激起1862年的蘇人起義，軍隊進行了鎮壓，抓獲了309名叛亂者。他需要決定是否批準對他們的處決。地方人士和州長拉姆齊大肆叫嚷處決所有309人，因為白人難道不是在起義中被殺死和遭強奸了嗎？林肯受到來自根除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兩面的竭力游說。他看上去似乎已經開始更同情后者了，然而（如其一貫地）林肯妥協了，同意僅僅處決39名印第安人。這未讓任何一方滿意，但化解了局勢。他很高興擺脫了這件事，他自己將其描述為一個‘令人不快的課題’。但它仍然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集體處決，而對其中每一位俘虜的不利證據都嫌不足。幾乎所有其他的俘虜不久就因為惡劣的監獄環境而死去。但是林肯的所為確實使他成為總統當中相對溫和的一位，盡管他同樣持有普遍的看法，即印第安人將在一個優越的白人文明面前消失。正如他1863年不夠慎重地對一個來白宮的部落代表講的：

白種人人數眾多又很富裕，因為他們開墾土地，生產面包，依賴地球的產物而不是野生動物來維持生存。這是差異的主要原因；但還有一個……我們，作為一個種族，不像我們的紅種兄弟那樣，天生喜歡相互爭斗和廝殺。（尼科爾斯，1978：187)

在1863年間出現了一場白人之間的激烈內戰！事實是白種人民族更可能相互殺戮以及殺害他們的紅種兄弟。”[5]

西奧多·羅斯福，美國第26任總統（1901-1908年）

“在19世紀末，當輪番的種族滅絕幾乎已結束的時候，第五個偉大的民主黨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已不再需要為它增添什么了。印第安人幾乎消失了。不過他確實宣稱根除‘最終是有益的，正如它不可避免’，以及在所有戰爭中最高貴的就是對野蠻人的根除戰爭。‘我還不至于過分到認為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死去的印第安人，但是我相信十個中有九個是，同時我不想對第十位的情況了解得太細。’”[6]

5位總統中4位應受刑事追訴、1位當接受道德譴責

“總統們，尤其是更民主的重視其選民需要的總統，能夠體現一種自負的帝國種族主義精神，它助使政策越過儆戒性壓制（鎮壓）——它依然是一個最終的實用政策——走向種族滅絕。因為鎮壓印第安人的抵抗以及搶占土地被視為正當，導致他們會受到這樣的誘惑。這些總統中有多少在今天會因為種族滅絕而受到國際戰犯法庭起訴？四個，我認為——除了羅斯福，他的言辭沒有配合以行動——盡管林肯的判決會較輕。”[7]

二、3位加州州長滅絕印第安土著的犯罪供詞

殖民者屠戮印第安土著

“邊疆地區選出的州一級官員往往更加極端。土地蠶食和抵抗的循環驅使他們制定更加嚴密的政策。在19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南方立法機構成功地迫使通過了驅逐出境政策，而不管印第安人在到達終點時會發生什么事情。……他們逐漸相信驅逐，伴隨根除主義的言辭，將能夠使他們二次當選，而呼吁寬容和保護，特別是納稅人給予保留地補貼或贈送土地給印第安人，則不能。殖民的民主制度又一次成為壞消息。

這在加利福尼亞表現得很清楚。加州1850年的憲法確保了白人男子普選權，當時年代最先進的民主制形式。但它同時授權對任何逃離保留地或被發現四處游蕩的印第安人強行留置或永遠作為契約勞工。立法院授權殖民者民兵組織執行召集點名任務，1850年和1851年支付他們110萬美元。既然小面積且處于邊緣的保留地不能養活按預定要驅逐至此的印第安人口，實際中民兵們就殺死了與他們驅逐的人數一樣多的印第安人。立法院從未提出反對。加利福尼亞立法院和加利福尼亞國會代表阻止了總統與印第安事務局幾次試圖向加利福尼亞印第安人提出訂立非正式條約的意向，包括贈送大量土地，加上補貼與幫助其改善的技術援助。加利福尼亞立法院實際上反對承認任何印第安人對本州土地的權利。但之后他們就不得不面對如此強硬的最終后果，因為已經沒有更向西的、可將印第安人打發到那里去的地方。

已拒絕走通過留足足夠保留地而達成協調路徑的州長伯內特，現在面臨著一個困難的局面。殖民者人數很少，武裝又差。他們對印第安人土地持續不斷的侵蝕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反抗。而到目前為止一直組織松散的印第安群體正在把更多的權力轉交給戰爭首領（菲利普，1975：第3章到第5章）。印第安人的威脅好像正在增大。伯內特的回應不是協調，而是升級到種族滅絕。他宣布‘一場根除戰爭將在兩個種族之間繼續直到印第安人滅絕’。他的繼任者，麥克杜格爾州長，對此表示同意：戰爭‘必須也不可避免地是一種對許多部落的根除戰爭’（赫塔多，1988:134-136）。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從未敢發表像這兩位加利福尼亞州長這樣公然公開的根除主義言論。他知道絕大多數德國人是不會同意的，而他們兩位州長以為絕大多數（白人）加利福尼亞人會同意；所以他們留下了‘確鑿證據’，希特勒沒有。下一任州長畢格樂，也未比前任好過多少。他寫信給軍隊表達他對印第安人的觀點：

這些野蠻人的行為有時以一種相當于食人族的兇殘而出名……他們似乎對白人懷有一種本能的仇恨，而這是出自他們的天性的原則，時間或命運都不會損害它。這種仇恨原則是遺傳的……這些印第安人的性格與行為意味著白人與印第安人無法和平近處。

畢格樂在信結尾時請求軍隊把所有印第安人從四個縣中清空。弄到哪里去，他沒有講。但他提出請加利福尼亞民兵幫忙（海澤，1993:189-191）。”[8]

邊疆州對印第安土著“要么根除要么驅逐”

“在邊疆州許多政治家、殖民者和他們的媒體都是此類腔調。明尼蘇達州長拉姆齊宣稱：‘蘇族印第安人必須根除或永遠趕出州邊界以外。’這成了一個流行的口號：‘要么根除要么驅逐。’他的民兵指揮官是西布莉將軍，一位以詐騙印第安人和聯邦政府聞名的前皮貨商。他發起了一次成功的針對蘇族桑蒂人[9]的根除戰爭。共計有770名幸存的桑蒂人在1863年被從圣保羅來的氣墊船拉走。明尼蘇達白人立在河堤排成一線，朝印第安人投擲石塊，詛咒謾罵（布朗，1970:50-65）。科羅拉多州長也差不多，正如我們將要看到的。他得到了丹佛出版社的支持，在1863年間，該出版社的27篇印第安人報道當中就有10篇公開倡導根除（丘吉爾，1997:172）。為回應1871年印第安人盜走馬牛、殺死4個白人的兩次偷襲，一個由兩名最重要的圖森公民領導的團體襲擊了一個與偷襲毫無瓜葛的阿帕切人[10]村子。他們屠殺了144個阿帕切人，其中只有8個是男性。許多女性受害人是被先奸后殺。丹佛新聞社祝賀殺人者，評論說：‘我們僅遺憾數字沒有加倍。’一陣在東面出現的激憤致使總統尤利西斯格蘭特將這次暴行描述為‘純粹的謀殺’，并施加壓力將首犯交付審判。法庭上大量控告證據被呈示出來。陪審團在花了19分鐘考慮之后宣布他們無罪（布朗，1970:202-205；科克爾，1998:220-221）。陪審團幾乎從未認真的認為殺害印第安的人有罪，因為他們是由地方殖民者組成，而在大多數州，印第安人的證詞不被作為不利于白人的證據（關于加利福尼亞方面，見海澤，1993:11-14）。

聯邦政府與軍隊經常保護印第安人，而傳教士大聲抗議，就像一些殖民者和幾個地方政治家和幾家報紙已在抗議的那樣。可如果印第安人反抗并殺死白人男子或婦女的話，則幾乎白人中所有的分歧都可以彌合。幾個在俄勒岡州-加利福尼亞州邊界的莫多克（Mo doc）部落的印第安人用計誘使坎比將軍參加一次談判會議并殺了他。這之后是全國一片要求報仇的聲音，對此威廉特庫姆塞舍曼將軍設法表示了意見。他要求不僅殺掉肇事者小集團而且要屠殺與驅散整個部落‘以便莫多克的名字從此消失’。在拉科塔蘇族（La kata）印第安人舉行反叛并在一次小規模戰斗中殺死了80名美國士兵之后，舍曼將軍又設法表示了意見。他寫道：‘我們必須懷著一種報復性的熱誠與蘇人作斗爭，直至他們被根除：男人、婦女和兒童。’1876年在小比格霍恩河[11]喬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死引來了同樣的全國性聲討。之后是一場殘酷無情的戰爭，所有蘇人土地被剝奪，1881年，坐牛[12]最終投降（厄特利，1994）。”[13]

針對反抗壓迫的行動——報復升級、無限報復

“殺人者通常用自衛或報復作為先前對印第安人犯下的暴行的辯護理由。然而這實際上是升級行為。當一個印第安人為了他的妻子被強奸而強烈報復，或載快餓死時去偷了一頭牛或一匹馬，自覺正義的殖民者升級行動就開始了。一位加利福尼亞農民作證說：‘我相信他們每殺死一頭牛就有10到15個印第安人被殺。’……一個36人組成的民兵分隊在尋找殺死一名白人的殺人者時發現了一個印第安人的村子，殺死了該村除兩三個人以外的所有150名居民——男人、婦女和孩子。另一個軍隊編制的上尉得意地寫道：‘殺掉的人數我自信地報告不低于75名，而對它事實上達到了將近這一數字的雙倍我也幾乎毫不懷疑。’”[14]

不比不知道，在這里我們可以知道孔子“以直報怨”思想的高明。美國人及其英國殖民者先人們，在其殖民過程中不能與土著和平相處，一味地恃強凌弱，在遭到不屈不撓地抵抗后，重復著不斷升級的報復，以至無限升級、無限報復，最終將幾千萬的土著居民滅絕殆盡，演出了一幕幕慘絕人寰的人類慘劇。

三、無數美國普通殖民者滅絕印第安土著的惡行

在邊疆從普通的殖民者當中產生了大多數的實際殺人者，他們怎么樣？因為清洗在新的殖民區域是以較小的一陣一陣勢頭出現的，每個殖民群體只是必須要剝奪一些當地人的權利以便得到期望的土地。一直到地方清洗全部完成。這整個過程可能要花5年至50年時間，它的暴力與謀殺會根據白人和印弟安人相對數量的多少、搶占土地的快捷程度以及印第安人的抵抗能力而變動很大。在任何一次中，只有幾個歐洲人搶占土地，而被謀殺的人更少。隨后的數代人經歷的只有和平，因為印第安人已被擊敗和遷往其他地方。……之后他們就可以作為愛好和平的美國人定居下來。他們的子女沒有污點。只有幾個地方上的創始人才與種族滅絕有關。[15]

軍隊執行滅絕行動

“內戰之后，軍隊制定了B計劃，升級了在戰爭期間學會的殘酷無情戰術，偶爾還進一步滑向針對大草原印第安人、阿帕切人以及其他的更可怕的好戰民族的地方滅絕的C計劃。舍曼是軍隊總參謀，謝里登是大草原軍隊司令。舍曼1866年向秘書解釋他的戰術：

我的觀點是，如果有50個印第安人被允許留在阿肯色和普拉特之間，我們將不得不要保衛每一個中途站、每一列火車和所有鐵路作業隊……50個有敵意的印第安人將牽住我們3000名士兵，不如盡早把他們趕走，（至于）他們是被印第安監察委員會成員騙出去還是被殺掉則沒什么區別。（布朗，1970：157-158）

印第安人精于小規模流動作戰，分散軍隊會正中印第安人下懷。所以將軍試圖趁印第安人在他們冬天居住的村子歇息的時候攻擊他們。這樣勇士們將被迫站出來為保護他們的婦女、孩子和財產而戰斗。軍隊相信它的火力將會贏得陣地戰的勝利（厄特利，1994）。而火力將會被引向企圖從他們的村子逃走的成群的男人、婦女和孩子。如果他們成功逃脫，他們就失去一切所有，而這將毀了他們在這土地上生存下去的能力。如果逃跑失敗，他們將一起死去。舍曼的下級，桑伯恩將軍，為這種種族滅絕戰術感到震驚。他寫信給內政部秘書，宣稱：

對一個像我們這樣的強大國家，現在與幾個零星松散的游牧民族進行戰爭，又在這樣的環境下，是一個最損顏面的奇觀，是無與倫比的非正義，是最令人憎惡的國家性犯罪，早晚會有一天，其必然會為我們或我們的子孫招來上天的懲戒。

但是謝里登將軍直接稱這些戰術的批評家為‘善良虔誠的牧師……是那些毫不留情地謀殺男人、婦女和孩子的野蠻人的幫兇和教唆犯’。這是對報復的辯護。謝里登在一次幾個科曼切人前來投降的著名交流會上把他的意思表達得還要清楚。科曼切人的首領用他知道的僅有的蹩腳英語向謝里登介紹自己：‘Tosawi，好印第安人。’謝里登回答：‘我所見過的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已經死了的印第安人。’謝里登發明的這句話已在西部家喻戶曉。在被復述時，他的句子成為臭名昭著的‘唯一的好印第安人是一個已死了的印第安人’（布朗，1970：157-158，170-171）。舍曼和謝里登依然在指揮印第安戰爭。沒有出現天譴，他們的政策依然受到邊疆的殖民者和政治家歡迎，他們成功實現了他們的目標。

……勇士并沒穿著特別的制服，因此任何印第安男子都有可能充滿敵意。為保險起見，最好把他們全部殺光。……最壞時，這樣的戰術誘導能使儆戒性鎮壓滑向種族滅絕——就像他們在這里所干的。”[16]

殖民者軍民一體屠戮印第安土著

殖民者民兵組織的滅絕行動——“殺光剝光，無論大小”

“殖民者民兵組織憑國家與地方政府的資助，成為了一個更加日常性的種族滅絕推進力量。他們是非全日制的自愿部隊，領一份工資，有時以賞頭皮的形式。‘我的打算是殺掉所有我遇到的印第安人。’上校奇文頓，一位前循道宗牧師和科羅拉多第三民兵營營長說，他力勸他的手下‘殺光剝光，無論大小’。‘小’指孩子，因為如他所說，‘虱子卵會變成虱子’。一位軍官試圖說服科羅拉多州長埃文斯與印第安人談判。‘然而若我達成和平，我拿科羅拉多第三民兵營怎么辦？’州長回答。‘他們已被召集來殺印第安人，他們就必須殺印第安人。’1864年在桑德河（Sand Creek）他們干了。奇文頓的部隊殺了105名印第安婦女和兒童及28個男人，他們的身體后來被肢解。有人看見男民兵帶走了用女性處女膜和其他部分做成的戰利品。奇文頓的行為邪惡而且愚蠢，因為他毀掉了大多數夏延人和阿拉帕霍人（Arapaho）首領的權力，后者一直在敦促與白人實現和平（布朗，1970：86-93；斯坦納德，1992：171-174）。這不只是儆戒性鎮壓了，它是地方種族滅絕的一種嘗試舉動。有些批評家試圖把奇文頓和他的州長交付審判，但未能成功。奇文頓依然是丹佛的英雄。

華萊士（199：218）評論說殖民者們是民兵組織，所以對任何反對他們的理想政治家都加以警告。武裝巡邏兵、民兵和牧場部隊把他們自己稱作‘拿著武器的自由民族’，……西部招‘抗擊印第安的戰士’，有些人是職業殺手。”[17]

在清除土著民族過程中，誕生了一個新的“文明”

“這是少數美國的人道主義者和歷史學家百年來一直試圖公開的可怕故事。與奴隸的后代不一樣，被謀殺的美國土著的后代寥寥無幾，而且都被邊緣化了。種族滅絕是種成就。正如根除主義者聲稱的，從土著民族的清除當中，一個新的文明誕生了。這就是更加無情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理論家講故事的方式。希特勒和希姆萊在思考他們自己的種族滅絕（途徑）時都把美國的種族滅絕例子作為參考。”[18]

麥克爾·曼是在民主的概念下考察美國滅絕印第安原住民的歷史的。

西方列強滅絕土著的基本邏輯：

恃強凌弱→開疆拓土→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報復升級→無限報復→

趕盡殺絕→種族滅絕

對照中國文化原則：遇夷狄，以德服人、以文化之，報德以德、抱怨以直，近者悅、遠者來。三國歷史七擒七縱是為其好例。

美國“民主制度”植根于西部邊疆說

“特納分別強調了邊疆地帶對美國民族特性和民主制度的重要推動作用。他認為，來自歐洲各國的移民正是在不斷向西拓殖的過程中，逐步淡化了自身的歐洲淵源并相互融合。而‘文明與野蠻交界’的邊疆地帶是美國化最有效的地方：‘（西部的）荒野主宰著殖民者。它發現殖民者在穿著、行業、工具、交通方式和思想上都是一個歐洲人。它把他從火車里拉出來，放在樺木做的獨木船里，把他文明的衣服扯去，換上獵裝和莫卡辛軟皮鞋。’歐洲特性就這樣被反復出現的原始環境打磨成簡單、堅強而富有活力的美國特性。但特納認為，西部最重要的意義還不在于此，而是在于推動美國民主制度的發展。在他看來，西部為開拓者提供了自由土地，使其形成一種重要的平等意識，而且地廣人稀的環境助長了‘憎惡管制，特別是任何直接管制’的個人主義，這種對個人自由的高度推崇從一開始就是美國民主制度誕生的催化劑。這些因素和西部地區的國家主義傾向結合起來，又使得原先小國寡民式的‘杰弗遜民主’轉變為門羅總統的共和主義和杰克遜總統的‘平民民主’，最終成就了美國民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