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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動員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支持抗戰，首先就必須改變半封建的經濟結構和和社會結構，這是國民黨萬萬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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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虎拍攝《八佰》，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立意，這應該也是他對抗戰精神的理解——“中國軍人”（這里特指國軍）用自己的犧牲“照亮”了普通民眾，喚起他們的愛國熱情。

見管虎的微博——

管虎的這一立意，也得到了《八佰》官微的確認——

孰料，這一看上去合情合理，頗為熱血的立意，卻為管虎導演換來了滿滿一嘴馬糞！

原裝正版，如假包換的國軍后代，“藍三代”，臺灣黃埔軍校同學后代聯誼會會長丘先生用一種非常不屑的語氣在自己的微博上直斥管虎“想當然耳”——

行文至此，不由得立即心疼原裝正版，如假包換的老八路后代，“hong二代”管虎導演一秒鐘！

伺候得夠小心、夠周到了，連“中國軍人用生命之火為之照亮”這種從來舍不得用到解放軍身上的美好詞匯都用上了，結果人家還是不滿意，真是情何以堪？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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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勸同樣身為老八路后代，但一直熱衷于吹抬國軍抗戰老兵的建川博物館館長樊建川先生說“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即便當下被‘藍軍’接納，你在藍營里還是有前科的政治賤民，仍然抬不起頭來”，他似乎沒有聽進去，而是直接把我加入了黑名單。

現在我愿意把這句話同樣送給管虎導演，希望能夠聽進去，聽不進去也沒關系，只要未來無懼馬糞即可，可馬糞的味道真就那么好嗎？

費解。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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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說《八佰》的立意。

管導和丘先生沒有本質的區別，都認為麻木民眾是在國軍犧牲精神的感召下覺醒的，只是管虎認為，民眾是到了淞滬會戰尾聲之尾聲的四行倉庫保衛戰時，由于英租界提供了一處安全的看臺可以旁觀，所以才覺醒的。

但丘先生認為，管導太低估國軍的感召力了，早在上海1932年“一·二八”抗戰時，上海民眾就有共識了，所以他才對《八佰》嗤之以鼻。

不過在我看來，無論是管導還是丘先生，都有點“想當然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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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距離抗戰勝利剛剛兩年，上海昆侖影業公司拍攝了電影《一江春水向東流》，講述了抗戰期間，一位熱血青年張忠良，進入大后方的陪都重慶后，如何在國民黨“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感召”下，逐漸墮落成一個腐敗分子的全過程。

其中有一個細節頗值得玩味：淞滬會戰正打得炮火連天的時候，張忠良作為戰地服務團成員到一個企業家那里去為前方將士募捐，太太何文艷捐出了一件穿舊了毛背心，“這還是我親手織的呢！”

淞滬會戰期間，由于國軍統帥部疏于備戰，組織工作混亂，加上國軍將領借機貪污，前線士兵吃不上、喝不上，甚至活活餓死在戰壕里，他們需要糧食、干凈的水、藥品、繃帶等等，但腰纏萬貫的企業家卻只肯捐出一件毛背心。

這就是“中國軍人用生命之火為之照亮”的“覺醒”。

不要說這是導演的向壁虛構，編劇兼導演蔡楚生親歷了淞滬會戰，后來又成為逃難大軍中的一員，1944年到了陪都重慶。創作《一江春水向東流》時，他不滿足自己的親見親聞，還四處尋訪有逃難以及重慶生活經歷的人，并特別注意從報刊中收集文字、照片等資料，影片上映后被公認真實反映了國統區大后方的真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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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鐘書先生在他于1947年出版的《圍城》中，也對淞滬會戰后上海市民的精神狀態做過精彩的描述。

他把淞滬會戰用極簡略的筆鋒一筆帶過，“以后這四個月里的事，從上海撤退到南京陷落，歷史該如洛高（Fr．vonLogau）所說，把刺刀磨尖當筆，蘸鮮血當墨水，寫在敵人的皮膚上當紙”，然后用嘲諷的語氣概括到——

 “陰歷新年（1938年）來了。上海的寓公們為國家擔驚受恐夠了，現在國家并沒有亡，不必做未亡人，所以又照常熱鬧起來。”

蘇小姐、唐小姐、方鴻漸、趙辛楣、曹元朗等一干新銳海歸青年，快樂甜蜜地生活在租界里的沙龍中，打情罵俏，恩恩愛愛，討論“圓滿肥白的孕婦肚子顫巍巍貼在天上”之類的新詩，似乎一點也沒有被四行倉庫之戰的中國軍人的“生命之火”所“照亮”。

當然，最能說明問題的還是被《八佰》所致敬的臺灣1975年版的電影《八百壯士》。

在這部影片中，觀眾會發現，被“照亮”的似乎只有黑道大佬杜月笙，因為只有他向四行倉庫里“八百壯士”提供了實質性的幫助，包括庇護了謝晉元的妻子和孩子，提供了一批急需的物資等。也許還有幾位包括“商會會長”在內的老板，但即便是在影片中，他們也是口惠而實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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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是文藝作品，實際情況又如何呢？

管導似乎對下令死守四行倉庫的88師師長孫元良將軍充滿敬意，但卻沒有認真想過，類似孫元良這樣在淞滬會戰期間貪污國防工程款，劫掠民營企業物資，強奸勞軍女學生的“中國軍人”，他又能夠“照亮”誰呢？

管虎也沒有考慮過，直至抗戰結束，國軍補充兵員的主要方式還是“抓壯丁”，新兵宛如犯人那樣被繩捆索綁地送往前線，國統區的民眾為什么沒有被“照亮”呢？

到了抗戰快要結束的1944年，日軍已成為強弩之末，但國軍還是出現了豫湘桂大潰敗——8個月的時間里，損失兵力60余萬，喪失4個省會和146座城市（豫中會戰37天失38城）、7個空軍基地和36個飛機場，將20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和6000多萬人民丟給了日軍——國軍這些“中國軍人”為什么連自己都沒有“照亮”呢？

的確，國軍沒有“照亮”任何人，包括他們自己。抗戰勝利后，他們不旋踵即被消滅，殘余被逐出大陸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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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無須改善人民生活，無須尊重人民的權利，僅僅靠軍人的犧牲就可以產生全民動員的效果，這是妥妥的國民黨抗戰觀。

蔣介石和國民黨之所以害怕動員最底層民眾，而寄希望于靠黑道人物和幾位商界大佬的支持就可以贏得抗戰，這是因為，他們是為了保住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而不得不進行抗戰的。

要動員底層民眾，尤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支持抗戰，首先就必須改變半封建的經濟結構和和社會結構，這是國民黨萬萬做不到的。

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基礎是地主和買辦，只有維持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才能維持他們的利益。

要維持中國的半封建半民殖民地狀態，就不可能產生進步的政治，不可能照顧到大多數人的利益，無論是國民黨政權還是國軍，都只能是一種腐敗沒落的狀態，都不能“照亮”任何人。

管虎導演沒有搞明白這其中的邏輯就開始拍《八佰》了，但如此立意的《八佰》，已經非常接近于國民黨的“軍宣片”，在思想境界上，更是遠遠落后于1947的《一江春水向東流》。

抗戰勝利70多年了，但一線導演的思想境界居然回到了70多年前，電影界難道還不應該反思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