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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亮：揭開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真正原因

點擊：7697 作者：王希亮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發布時間:2021-09-19 11: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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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0年前，日本發動侵吞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絕非關東軍偶然或權宜之舉，而是近代日本國家戰略的“滿蒙因素”使然，是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后日本侵吞中國東北各種權益，繼而圖謀割裂中國版圖、獨占中國東北的切實步驟，也是日本為了擺脫193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沖擊，轉嫁各種社會矛盾，公然對中國大陸侵略擴張之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武力侵占中國東北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長達14年之久對華侵略戰爭的序幕。日本之所以選擇中國東北作為侵略擴張的突破口，絕非偶然、臨機或權宜之舉，而是明治以來日本國家戰略醞釀已久的“滿蒙因素”使然，是日本歷經25年之久的殖民經營積淀、再升級到武力割裂中國版圖、軍事占領東北的必然結果，也是1930年代前后日本面臨經濟危機、社會動蕩以及政局混亂等危局，為轉移視線和緩解矛盾做出的軍事冒險舉動。

概言之，維護和擴大日本在滿蒙的“特殊權益”，是近代日本壓倒一切的戰略抉擇，但凡一切大政方針、對外關系等莫不以此為第一要義。換言之，“滿蒙因素”是制約近代日本國家戰略走向、外交決策乃至對華交涉原則的第一要素。

日本覬覦中國東北的思想源流

江戶幕府末期至明治政府成立初期，日本一些經世學家就把殖民中國東北作為大陸侵略擴張的首選目標。其中，本多利明的“北方殖民地構想”頗具代表性。

本多主張，將日本“本都遷至堪察加，在西唐太島（庫頁島西部地區，即今俄羅斯的遠東和中國東北地區）建立一大城郭，通過與山丹（沿海洲地區）、滿洲的互通有無，特別是建州江寧府（庫頁島以西地域）盛產大人參，又是鄰國，獲取容易，以充國用”，“在千島群島、庫頁島、沿海洲、堪察加等地域建立一大殖民地”。

有學者認為，本多的“北方殖民地構想”“把朝鮮和中國東北囊括其中”，“本多著作問世20—30年后，從滿洲到朝鮮，再到中國大陸的侵略，說明本多的構想決不是什么空想，而是縝密和具體的成型貨色”。

稍晚于本多利明時代的佐藤信淵提出“支那征服說”，他在《混同秘策》里設計了“優先侵略滿洲”的縝密擴張規劃。

他主張：“皇國易取之土地非支那國的滿洲莫屬，滿洲之地與我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地海水相隔八百余里”，“皇國征服其地，僅百六七十里海路，順風揚帆一天一夜即可抵達其南岸，且向東向西舟行方便，從黑龍江流域到吉林，韃靼（蒙古）、沈陽順次攻略后，對滿洲及日本東北地方的蝦夷（北海道）進行殖民地經營。”

佐藤進而強調：“不只是獲取滿洲，支那全國衰敗將從此開始，再取韃靼，進而圖朝鮮和支那”，“若支那納入我版圖，其他西域、爪哇、印度尼西亞等國，漸而慕德畏威，必臣服于我，故，皇國混同（統一）萬國并非難事。”

佐藤的侵略擴張計劃看似狂妄，但后來的事實證實，日本繼發動中日甲午戰爭、攫取中國臺灣及澎湖列島后，又通過日俄戰爭、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和太平洋戰爭，占據了中國東北和大半個中國，以及東南亞和南太平洋諸島，可見佐藤的“支那征服說”絕非紙上談兵。

【2021年9月10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圖為日本發行的反映日軍侵占中國東北的畫報（左）和九一八事變日軍從軍紀念章（右）。劉衛東攝（圖源：“前線理論圈”）】

全面繼承和“光大”本多、佐藤的“學說”，并對明治政府的擴張決策產生重大影響的當屬長州藩士吉田松陰的“海外擴張補償論”。吉田松陰著文稱：“當今之急是修武備，一旦艦炮略有充實，遂開拓蝦夷（北海道），封建諸侯，乘隙奪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海，曉諭琉球朝覲……責使朝鮮奉貢，再向北割據滿洲之地，南取臺灣及呂宋（菲律賓）群島。”

他進而主張：“我與俄美媾和已成定局，不可由我方背約失去信義，為今之計，需抓緊時機開拓蝦夷，收琉球，取朝鮮，并滿洲，壓支那，臨印度，張進取之勢，固退守之基。”此即吉田松陰“失之俄美，取之滿鮮”的“海外擴張補償論”。

吉田雖然只是一名藩士，但是，他創辦有松下村塾，許多下級武士、藩士受教其門下，包括后來維新運動的骨干以及明治政府要員多是他的弟子。所以，從這一意義上說，吉田的“海外擴張補償論”以及擴張思想直接影響到后來的明治政府。

果然，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他的弟子、內閣首相山縣有朋就在《施政方針演說》中拋出“利益線”論，宣稱“利益線則指與我主權線之安危有緊密關系之區域……當今立于列國之間，欲維持一國之獨立，惟獨守衛主權線絕非充分，亦必須保護其利益線”。

接著，山縣又提出《軍備意見書》，強調“目前急需強化軍備，購置軍艦和大炮……趁機奪取堪察加和鄂霍次克……促朝鮮奉貢，北割據滿洲，南取臺灣和呂宋諸島，以顯示漸次進取之勢”。山縣有朋的《施政方針演說》和《軍備意見書》獲得內閣和帝國議會的批準，表明中國東北地區已經被日本列為國家戰略的“利益線”，至于如何攫取、何時動手只是運籌和時機問題。

【東北抗日聯軍第一路軍警衛戰士一部（圖源：中國軍網）】

構建殖民經營東北的強勢地位

中日甲午戰爭后，日本叩開殖民經營中國東北的大門。1897年，日本在營口設立領事館，同時開辟航線，鼓勵財閥、會社、商家等以掠取資源為目的涌進中國東北。到日俄戰爭前，日本在營口的船舶運輸量升至營口港進出船舶總量的41.7%，已經超過英國（34.7%），居各國（包括中國）在營口港船舶運輸量之首。而在甲午戰爭前的1893年，日本進出營口船舶量僅占總量的6.2%。

日俄戰爭后，日本攫取了中東鐵路南部線的經營權，成立帶有“國策會社”和“殖民會社”雙重性質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開始在南滿地區有計劃、有目的地殖民經營。

日本官民資本從擴大滿鐵附屬地入手，采取各種手段巧取豪奪，不斷擴張。到九一八事變爆發時，滿鐵附屬地從成立之初的280.09平方公里擴張至482.9平方公里。在這些附屬地內，日本政府無視中國主權，非法授權滿鐵行使包括警察權、司法權、課稅權、教育權等在內的行政管理權，儼然成為凌駕于中國主權之上的“獨立王國”。

除鐵路運營外，滿鐵還攫取了撫順、阜新、鞍山等80余處礦山開采權，幾乎壟斷了東北的采礦業。另外開辟和擴建了大連、旅順、安東以及營口港，逐漸壟斷了東北的出?？?。同時涉足工、農、商、貿、金融、保險、服務以及有色金屬、制油、食品加工、電氣、水泥、磚瓦、化學、窯業、旅館等各行各業。至1931年3月，滿鐵在這些領域投資總額達9.0465億日元。

【抗日軍民在破壞日軍鐵路（圖源：人民網）】

與此同時，日本各財閥、金融寡頭、產業和商業資本等也一窩蜂般涌向東北。其間，先后有三井物產會社、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大倉財閥以及東洋拓殖、王子制紙、日清豆粕、川崎造船廠、小野田水泥、大阪商船、古河礦業、鈴木商店等財團或產業巨頭進入中國東北。

截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日本對東北的投資占海外總投資的70%，僅滿鐵就占日本海外投資總額的58%。此外，日本官民資本還通過合辦或借款形式插手東北各經濟領域。到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對東北的投資總額和金融機構存額均大幅增長。

1917年，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出兵干涉俄國革命，日本趁機把觸角伸向以哈爾濱為中心的北滿地區。日本軍事機構先后在黑河、滿洲里、綏芬河、海林、哈爾濱等地設置了多處特務機關，以哈爾濱為特務機關總部，直接受參謀本部和關東軍指揮。這些特務機關以“合法”的身份存在，刺探蘇俄以及北滿地區的政治、軍事、經濟、社會等各方面情報，為日本全面占據中國東北提供“戰場謀略和武裝謀略”。

在經濟方面，滿鐵在哈爾濱投資設立松花銀行和哈爾濱信托交易所，以此兩家財團為背景，與蘇俄勢力角逐搶奪中東路貨運資源。到1929年2月，在日方的壓力下，中東鐵路方不得不同意“北滿特產（大豆、小麥等）的東行及南下比例各占一半”。這樣，滿鐵從中東鐵路方的嘴里又搶來了一半貨源。

滿鐵的北進，也推動了日本資本向北滿及中東路沿線流動，諸如橫濱正金銀行、小寺銀行、梅原洋行、協信銀行以及三井物產會社等財團紛紛在哈爾濱開設本店或設立分店，其他制粉、油坊、醫藥等商業資本也紛紛擁進北滿。九一八事變前，日本不僅在南滿占據強勢，也把觸角延伸到北滿以及中東路沿線，并占了相當多的市場份額。

不難看出，從1906年滿鐵成立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了長達25年之久的殖民經營，日本資本在一定程度上已經掌控了東北的經濟命脈，并在東北交通、海港、金融、外貿、資源、工礦業等經濟領域搶占了制高點，中國官僚資本、民族資本以及其他歐美列強資本無法抗衡。

【“滿鐵”設在大連市的辦公地（圖源：“中國檔案雜志”）】

轉嫁危局之“滿蒙生命線論”

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初期，正是日本史稱的“昭和恐慌”時期。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的沖擊下，日本經濟困頓，社會動蕩，民生凋敝，社會矛盾尖銳。維護和擴大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特殊權益”，借以挽救國內經濟危機，轉嫁社會和階級矛盾，成為日本對華外交的重中之重，進而上升為日本國家戰略中壓倒一切的不二抉擇，此即“滿蒙因素決定論”。

尤其是1927年田中義一組閣后，拋出“滿蒙第一主義”和“積極滿蒙政策”，推行對華強硬外交，“滿蒙因素”越發引起朝野上下的極度關注。田中內閣強硬敦促張作霖當局簽字賦予日本“滿蒙新五路”的筑路權以及其他兩條鐵路的借款筑路權。同時指責東北當局自行修筑的打（虎山）通（遼）、吉（林）海（龍）等兩條鐵路為“滿鐵平行線”，嚴重影響滿鐵的運營，要求東北當局立即停止筑路。此外，還有商租權、課稅權、帽兒山設置領事分館等問題。這些統稱為“滿蒙懸案”。

7月20日，日本內閣出臺《促進滿蒙問題第一實行案》，內稱：“解決東三省違反條約及其他不法措置乃當前最急之要務……尤其（東三省當局）不顧帝國屢次之抗議，無視條約之權利和利益，繼續進行海龍吉林間及打虎山通遼間鐵路，暴力阻止設置帽兒山分館等。首先應以強硬態度敦促支那方面反省。”該案還指示有關部門“緊急部署，實現我方希望之各（鐵路）線”。

同日，田中首相發出《關于滿蒙交涉之訓令》，指責東三省當局“違反條約及其他不法措置日甚一日……阻礙我在滿蒙的經濟發展”，要求駐外公領館“當表明斷然態度，解決諸個懸案，或者誘之以利，所謂軟硬兼施之政策”，指示各部門“嚴重提醒東三省方面，今后在各方面將采取不利于東三省之措置”。

據此，日本外交、軍部、關東廳、關東軍以及滿鐵等機關紛紛出動，對張作霖等展開逼宮式“外交談判”。然而，由于日方的獅子大開口畢竟觸犯了東北當政者的權益，加之國內收回國權、抵制日貨的群眾運動方興未艾，張作霖當局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輕易簽字，因此采取敷衍搪塞、虛與委蛇策略，“滿蒙懸案”也就一拖再拖，懸而未決。

1928年5月16日，借國民黨軍兵逼京津、張作霖的統治岌岌可危之機，日本內閣出臺《關于維持滿洲治安措置案》，指出“戰亂一旦波及京津方面，不論南北軍隊決心阻止其武裝部隊進入滿洲”。18日，日本政府又出臺“極秘”級別的《關于解除進入關外南北兩軍武裝的方針》，強調：“表面上對南北兩軍絕對公平嚴正，但在實行時由駐地軍司令官酌情考慮。”外務省也發出訓電指示關東軍：“只要北伐軍不追擊至關外，沒有必要解除奉軍武裝。”

但是，關東軍卻主張趁奉軍退回關外之機除掉張作霖，然后借東北局面混亂之機出兵占據東北，徹底解決“滿蒙懸案”。為此，關東軍司令官村岡長太郎擅自決定采取“非常手段”除掉張作霖。

【1928年6月，遼寧沈陽，皇姑屯三洞橋炸車現場（圖源：視覺中國）】

1928年6月4日，關東軍在華北駐屯軍的協同下，精心策劃并制造皇姑屯事件，張作霖死于非命。皇姑屯事件后，圍繞事件處理問題，田中內閣首鼠兩端，莫衷一是，引起天皇不滿和訓斥，不得不宣布內閣總辭職。然而，田中內閣的“滿蒙第一主義”和“積極滿蒙政策”，卻引領朝野上下把關注和覬覦的目光盯向中國東北。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節點，“滿蒙生命線論”應運而生。1931年1月24日，滿鐵總裁松岡洋右（后外相）在第59次國會上拋出“滿蒙生命線論”。他稱：“滿蒙問題關系到我國的存亡問題，是我國民的生命線，無論在國防上、經濟上我都是這么認為的?？紤]滿蒙問題，不僅是那里居住有20萬日本人，也不僅僅是鐵路經營，這都不是對滿蒙問題的全盤考慮，而應該認識到滿蒙問題如同我國的生命線一樣。”

需要闡明的是，“滿蒙生命線論”絕非松岡洋右的“獨家法器”，而是“滿蒙第一主義”的升級版，并且出臺后立即獲得朝野內外的一致推崇、贊許和張揚。這表明日本舉國上下已將中國東北視同自身的生命一般。于是，困擾日本列島的各種危機風暴打著捍衛“生命線”的幌子，席卷到中國東北，預示日本武裝侵略中國東北的大幕即將拉開。

【2021年9月10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圖為東北民眾反日救國會給東北抗日義勇軍將領王德林的委任狀。劉衛東攝（圖源：“前線理論圈”）】

軍權強勢下行政權的依附和趨同

在“昭和恐慌”的窘況下，一部分軍人和社會右翼勢力秘密組織串聯起來，掀起一場“國家改造”運動，目標是鏟除政黨內閣、樹立軍人政權，大正以來日本的憲政體制面臨極大挑戰。

“國家改造”運動的前奏曲是軍部發起的“統帥權論爭”。1930年，日本政府代表奉命簽署了倫敦裁軍條約，海軍軍令部長加藤寬治首先發難，他向昭和天皇遞呈一份《上奏文》，強調裁軍條約“包藏著讓帝國海軍作戰時出現重大缺欠的內容”“實質是使日本的兵力及比率低下……務須慎重審議”。

加藤還拜會濱口首相，指責“政府專斷決定，事態重大”。這以后，加藤“呈現出一種歇斯底里般的狀態……非難濱口首相的行為是干犯統帥權，并通過末次信正等身邊之人傳遞給新聞記者和政友會。當年春以來，掀起了干犯統帥權的波瀾”。

繼海軍軍令部長發難后，陸軍參謀本部也發表聲明，指責內閣“干犯統帥權”，拒絕接受政府外交機關與西方簽訂的倫敦裁軍條約。隨之，陸海軍人、右翼社會紛紛組織起各種形式的反裁軍條約團體。如由海軍預備后備役將官組成的“洋洋會”，指責內閣批準裁軍條約，“明顯違反國體精神”“無視直屬天皇的軍事輔弼及咨詢機關，即可謂干犯大權”。

右翼頭面人物頭山滿、內田良平等人也糾集徒眾成立“海軍軍縮國民同志會”，攻擊內閣的軟弱外交。其他如“軍縮問題同盟”“倫敦條約反對同盟”“全日本學生革正聯盟”“反對賣國條約全國學生同盟”等團體也紛紛出臺，發表聲明，召開講演會，聚眾示威游行等，助推“統帥權論爭”風波。

1930年11月14日，“統帥權論爭”風波升級為恐怖暴力行動。這一天，日本右翼團體成員在東京車站行刺首相濱口雄幸（濱口重傷，翌年死去）。濱口事件意味著日本“國家改造”運動開始向軍事政變和暴力恐怖性質轉化，日本憲政體制在一波又一波的軍事政變及暴力恐怖活動沖擊下岌岌可危。

1931年初，參謀本部要員橋本欣五郎串通部分同僚以及右翼巨頭北一輝、大川周明等人，策劃于當年3月19日“以陸軍為中心……利用第58次議會開會之機包圍議會，發動政變”，然后樹立軍人執政的“舉國一致”體制。

然而，由于各方面原因，這一事件在秘密籌劃中自行流產，但日本當局對此次事件心知肚明，卻采取寬宥容忍、不予追究的態度，僅對橋本欣五郎予以“反省”15天的處分，其他涉案者均未受到任何懲處，無異于助紂為虐，為后來的軍事叛亂活動注射了一支催化劑。

【2021年9月10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圖為1931年10月2日，因抗議日本侵占東北入獄的中國留日學生茍吉堂出獄后在毛巾上書寫的反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的抗議書。劉衛東攝（圖源：“前線理論圈”）】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不久，為策應關東軍炮制偽滿洲國，同時也為了加速憲政體制的覆滅，橋本欣五郎及社會右翼勢力再次蠢動，決定調集部隊和右翼勢力掀起叛亂，斬殺首相以下所有閣僚，然后組建軍人內閣。1931年10月初，這一計劃被警憲部門查知，東京警憲機關出動抓獲了12名暴動主謀者，“十月事件”宣告流產。然而，當局繼續采取偏袒態度，沒有對主謀者予以任何實質性處分。

“十月事件”后，“血盟團”“愛鄉塾”等右翼團體展開“一人一殺”的恐怖活動。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民政黨領導人、前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以及三井合名會社董事長團琢磨先后倒在“血盟團”成員的槍口下。更有甚之，1932年5月15日，陸海軍少壯派以及右翼團伙糾集4路人馬突襲首相官邸等重要機關，刺殺了首相犬養毅等人，史稱“五一五事件”。

從1920年代后期到1930年代初，日本共經歷濱口、若槻和犬養三屆內閣。豈料，三屆內閣首相先后有濱口和犬養遭到恐怖襲擊，表明軍權上位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直接導致國家行政權運轉失靈或舉步維艱。在政權與軍權明顯失衡的大勢下，日本又面臨經濟蕭條、社會動蕩、民生困頓、社會矛盾尖銳等眾多棘手問題，三屆內閣將附和或趨同軍權作為唯一出路。

濱口遇刺后，外相幣原喜重郎代理首相，他在國會會議上稱：“關于滿洲的鐵路問題，數年來未能解決，政府依據歷來的方針正致力適當調整之……我們并非無視（中華）民國的正當立場，但危及我滿鐵利益的計謀不可能輕易得以實現。”1931年7月，若槻禮次郎在一次講演中強調：“為了我國的生存防衛線，即使任何犧牲也必須奮然崛起！”

九一八事變后，犬養毅接替若槻組閣，他在國會講演中稱：“我國寄希望的是對既存條約的尊重，對既得利益的擁護，此乃我國策之基礎……我國軍將士為實現安定此根基之大目的，正在嚴寒環境下飽嘗艱辛，對此，我政府及全體國民向他們表示深厚的敬意。”更嚴重的是，維護和擴大“滿蒙特殊權益”，早已成為日本軍政以及社會各界之共識，同時又是轉嫁國內危機以及社會矛盾的“最佳”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