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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愛或者不愛我，

愛就在那里不增不減；

你跟或者不跟我，

我的手就在你的手里，

不舍不棄……”

如同廣為流傳的情歌《見與不見》，企業活力的秘訣，不論你愛或不愛，它就在那里，是企業規律的客觀性。

1996年3月27日，有領導在諸城提出“不必爭論是股份制還是合作制，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后，實際上形成重大的產權認識誤區，雖然推動了市場主體的形成，但最終少了民意根基。一個根本原因是，同一時期出生、懂事的青年人，如今已作為雇傭勞動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

1964年10月29日，教員對大致45后50后60后，或者范圍更廣，有4個字的評價：“沒知識了”，因為“沒見過帝國主義、地主、資本家”，“吃蜜糖長大”（《毛澤東年譜》同日）。如今這代人垂垂老矣，有一代人的北大荒、梁家河、西雙版納，依然少有對風投、私募及金融衍生品投機的認識，以及由其決定的階級關系的直接體驗。

深度求索DeepSeek團隊平均35歲。這代人飽經諸城產權變革后，資本驅動的生產方式對社會關系的改造，有的人為取得學位即付出無償勞動，到走上社會即默認雇傭勞動者地位。一代人不敢婚育，難以承擔下一代精英競爭的培育壓力。這是他們的前輩，包括那些口吐蓮花的私有化專家從未感受過的。另一方面，他們平視西方，早已沒有了留法前輩用50年前乘坐5萬噸洋輪來奚落國產萬噸輪的那種仰視。

1967年9月16日，教員說，“老爺們要向小爺學習”（《毛澤東年譜》同日）。今天，正是小爺們叱咤風云的天下。

農村出身的梁文峰，30歲創辦幻方基金，三十六歲掌管千億私募，從人力勞動的小農寒門到最現代的高科技資本運作，梁文穩也算是“執兩端而竭焉”，能否找到最恰當的生產方式？

馬克思和毛澤東都認為，生產勞動中管理引起的對立，是以“一切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生產方式”的共性。毛澤東就生產、分配中人與人的關系，提出了改造方法。

“我們的經驗，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廠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爺態度使工人不愿意自覺地遵守勞動紀律，……不能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用做工作，就自然會出現勞動者和企業領導人員的創造性合作”。（《毛澤東文選》第8卷，第129頁）

并進一步總結：在所有制穩定期間，通過生產和分配體現出來的人與人的關系調整，是沒有止境的，“這種關系是改變還是不改變，對于推進還是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都有直接的影響。“（《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35頁）

在企業生產經營中，員工作為名義上的“雇傭者”或“主人翁”，并不在意剩余勞動歸誰，而在意是否平等地被尊重。這是毛澤東警惕公有制異化的關注和總結，卻揭示了企業活力的內容與形式，即人的主體能動的動態與所有制的靜態。這其實是一條橫亙東西方的規律。這條規律，反映了馬克思和毛澤東關注的焦點，而資本卻僅把它看作風險投資的一個團隊條件，兩者的差異構成了東升西降的根本原因。

教員在晚年，提出社會主義生產中分配、交換所涉及的“八級工資制，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所不同的是所有制變更了”（《毛澤東年譜》第6卷，第553頁）。

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觀點，從勞動主體的角度，并沒有把公有制的建立看作一勞永逸，而是把平等的人與人關系的運動看作內容和結果，僅把公有制看作必要條件。毛澤東否定了見物不見人的“純”技術，“純”經濟，“純”業務。多少人又懂得，這就是毛澤東階級斗爭為綱理論的真實內核？

長期以來，有觀點一方面認為毛澤東忽視生產力，另一方面又將以上觀點視作“極左”，南轅北轍，或者書呆子思維，認為毛澤東沒有《資本論》那樣的專著，它們看不到這是毛澤東總結工人實踐，對馬克思生產力、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理論的豐富和發展。

在市場的競爭興衰中，企業管理實踐并不理會這類否毛的“政治正確”。只要尊重并且保障勞動主體，企業就有活力和后勁。同時，正因為百年來翻身求解放的天翻地覆，所產生的意識形態具有強大的獨立性，在私有化以后，依然通過各類勞動者各類勞動的先進品格發生著作用。

所謂各類勞動，包括一念之差的管理勞動或者剝削勞動，被于東來的魔性笑聲脫口而出的“傻叉”所嘲諷。這些勞動，通過靈活的企業自主性，最大限度地激勵勞動的自主性，圍繞人民需求體現出來，卻被一些僵硬的西化頭腦說成是私有制的優勢。

對毛澤東觀點的種種非議，最終還要服從社會實踐。

如海底撈（火鍋）認為唯有人力資源體系才是最重要的，用客戶的滿意度和員工滿意度作為考核指標以及激勵依據，而不是考核門店的經營財務指標。

字節跳動，在企業內部淡化層級，廢除傳統的績效指標考核，實施自我驅動的（目標與關鍵成果法），面向客戶最大限度釋放員工創造力，緊扣客戶需求算法創新。

大疆研發人員融入各行業工程師團隊，如在其建筑生態平臺上，吸引全球開發者。騰訊、小米注重客戶體驗，小米鼓勵客戶參與產品設計。

中國遙遙領先到社會角落的手機支付，馬云功不可沒。但小個子杰克馬在員工籃球賽中如入無人之境，隊友呆若木雞時，前西湖畔英語導游的那種創業人際關系，已經質變。與此同時，要以螞蟻金服壟斷金融，萬幸得到中國上層建筑的挽救。

國企抓大放小后因體量大，作為市場主體之一，盡管聲音往往淹沒在活躍的市場資本聲浪中，如進入小人國的溫順巨人格列佛，所總結的經驗：黨建工作做實了就是生產力，做細了就是凝聚力，做強了就是競爭力——無非是換個形式重復我軍的政治建軍、官兵平等的傳統內核。

以勞動者為主體，這是西方企業最先發現的，勞動價值論產生于亞當·斯密，支撐了自由資本主義競爭。其資產階級性質雖被馬克思改造，但今天硅谷彌漫的是壟斷。

2014年，現OpenAI的首席執行官山姆·阿爾特曼邀請硅谷大佬彼得·蒂爾，在斯坦福大學做了一個《競爭是給失敗者準備的》的講演，毫不避諱追求壟斷，并發在華爾街日報上。兩位影響力巨大的億萬富翁，其追求必然質變硅谷團隊的創業合作關系，已經反映在OpenAI的行事風格上：不斷內斗分合，圈錢略地，當其高管把與深度求索的競爭歸結為“自由”和“極權”體制的競爭時，他們的失敗就已經注定了。因為這些大佬沒有馬云萬幸。

正如華為曾令美國進入緊急狀態，這次深度求索也刺入了美國深層次的軟肋。就連在解體蘇聯中悍將的詹姆斯基金會，其首腦主張全部下架深度求索和小紅書。一位著名的反華鷹派女士獻策要“偷盜”中國的技術團隊，網傳梁文峰笑答，我在縣志可占一頁，還要你那個勞什子綠卡？

生產關系變革具有革命性質，私有制可以微觀變革成勞動合作的聯合生產，并不是大不了的新鮮事兒。

美國佛蒙特州諾威奇的亞瑟王面粉公司，1790年華盛頓任總統期間建立，1895年重組為股份制，1978年遇到重大財務危機，1996年企業三位所有人為了在退休以后，使企業“留在善良和有愛心的人手中”，把企業賣給員工。“100%員工所有”，成為其商品包裝上的賣點。“每個人都在一起研究公司將如何反彈”，一位員工說，改制后，管理人員與我們之間是speaking（交流），而非僅talking（談話），淡化了老板與雇傭的界限。這種改制和諸城改制恰恰相反。

任正非經營被騙，老婆離婚，為了糊口而創業，但華為員工持股是和父親商量的——精讀毛選，研究過資本論，就能把握到資本和勞動的關系。十年前任正非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說，勞動和資本在華為新增收入分配中，占三比一；十年來的洗禮，華為展示了馬克思：“我們說的是合作運動，特別是由少數勇敢的‘手’獨力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馬恩選集》第2卷，第605頁）

新時代的人民群眾在市場經濟中，從企業管理、咨詢界，總結提出了“以合伙人制取代雇傭制”。這個主張完全是從實踐實操出發，如同指導民營經濟的中央紅頭文件，沒有引用馬列毛，卻有高度契合：“在企業內部積極構建和諧勞動關系，推動構建全體員工利益共同體，讓企業發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體員工”（黨中央、國務院《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出身于企業管理者的恩格斯，有兩句名言反映了這種現象，一是“社會主義是專門反對剝削雇傭勞動的”（《馬恩選集》第4卷，第493頁）；二是“世界統一于物質”，觀念是第二性的，“無論你愛與不愛，它就在那里”。

改變生產關系實際上是企業內部的重大變革。不同于亞瑟王面粉公司的改制是企業存亡的迫不得已，華為股權是一位前學毛著積極分子“勞工神圣”理念的反映。于東來占胖東來股權70%，其凈資產不透明，但最近公開宣布新建的50億資產產權歸胖東來全體員工。這是胖東來建立有效率的生產方式后水到渠成、合乎邏輯的結果。

我們在研究企業活力時，承認各類所有制都可以在尊重勞動中，建立高效的生產方式和競爭力，而華為、胖東來的股權反映了對這種生產方式的保護和鞏固。本質是自主聯合勞動。這種先進企業的自主聯合勞動是中國企業的必由之路，也是回歸公有制主體的穩妥辦法。

馬克思或是從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相適應”的兄弟關系，或是生產方式“產生”社會關系，由于社會關系取決于生產關系，故形成兩者的父子關系，實際上并沒有說得很清楚；斯大林的“生產關系不能過分長久地落后于生產力”也沒有說清楚。卻由毛澤東通過企業內部人際關系對生產力的直接作用，說清楚了。

更重要的是，也被改革開放以來全世界特有的，由共產黨領導的各種所有制并存所展現出的不同的企業活力驗證了。而否定了教員，就落入教科書的抽象。

網傳梁文峰說深度求索“不融資、不上市，打造合伙人企業，讓技術、人才、核心業務成為第一生產力”，說明了資本運營服務于勞動運營，如同開源，正是以勞動為主體，為客戶創造更大的價值，深度求索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