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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抗日戰爭中，敵后戰場除配合正面戰場作戰外，并進行了諸如平型關大捷、奇襲陽明堡、百團大戰等大型戰役，還創造開展了多樣的敵后抗戰形式，包括地道戰、地雷戰、麻雀戰、破襲戰、水上游擊戰等多種戰法，極大地牽制、消耗了敵人的有生力量。

　　地道戰是在華北平原上抗日軍民利用挖地道打擊日本侵略者的作戰方式。經過不斷的發展，從單一的躲藏變成了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逐漸形成了房連房、街連街、村連村的地道網絡，內外聯防，互相配合，打擊敵人。聶榮臻曾為地道戰題詞：“神出鬼沒、出奇制勝的地道戰，是華北人民保家衛國，在平原地帶戰勝頑敵的偉大創舉。”

　　1942年，河北蠡縣人民開始用地道打擊日寇，由一戶發展到戶戶相通。到1944年冬，冀中抗戰地道已超過1.25萬公里，整個地道戰從冀中迅速推廣到晉綏乃至整個華北敵后。有了地道，一望無際的冀中平原上就形成了可攻可守的“地下長城”。民兵們依托地道打擊敵人，無論敵人走到哪里，隨時都會有子彈射來，令敵人膽戰心寒，連連驚呼：“冀中出現了奇幻戰爭!”冉莊附近的日軍經過多次失敗后哀嘆：“寧繞黑風口，不從冉莊走。”晉縣(今晉州市)田村的民兵在1944年一年時間內，和日軍打了20多次地道戰，打得敵人丟盔棄甲。最后日軍派人來送信，說：“只要不打皇軍，皇軍決不動田村的一草一木。”

　　地雷戰是晉察冀根據地的民兵在反“掃蕩”中創造的戰法。當年，河北安國縣民兵無意間將兩枚手榴彈埋入地下，炸傷了兩個日本兵，群眾欣喜之余紛紛仿效，利用瓷瓶子、瓦罐子等裝上炮藥或炸藥，埋在田邊地頭、井臺路面，襲擊前來“掃蕩”的敵人。

　　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八路軍晉察冀軍區工兵主任兼分區司令員的王耀南這樣總結游擊戰法：“敵人來了我鉆地道，敵人找地道我放冷槍，我在敵人來路埋地雷，送小鬼子回東洋。”他說，因為子彈是寶貝，戰士和民兵都不輕易使用。看見敵人進了地雷陣就吹號、放鞭炮、敲鑼，敵人一亂就踩上地雷。這樣既不放槍還可以白撿槍。被炸死的鬼子一般是要抬回去的，但死鬼子扔的槍，其他鬼子就不一定去撿了，偽軍更是如此。有時連死尸都不敢往回抬，以免再中地雷。民兵管這叫“撿洋落”。偽軍們最怕出門踏上地雷，鬼子出門，先頭部隊多了一種“武器”，即幾十面寫著“小心地雷”、“有地雷”的小旗或木牌子，插在他們認為有危險的路上。利用敵人的這種心理，民兵在敵人來路上用鍬鎬刨幾下，然后踩平故意留下痕跡，這樣使鬼子不能快速行軍，有時像跳舞一樣蹦來蹦去。后來鬼子發現了，大膽去踏虛土，這時地雷又真的響了。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把鬼子嚇得不敢隨意下炮樓了。

　　王耀南回憶，為了避免踏上地雷，敵人又使用了一條更毒辣的手段，這就是讓老百姓在前面開路。有一次，敵人要出來搶糧，就從駐地附近抓了一些老百姓，強迫他們牽著牲口在前面踏雷開路，敵人尾隨在后面。為了不傷害無辜的群眾，民兵們發明了一種“長藤雷”，等前面的群眾走過以后，埋伏在路邊的民兵迅速扯動長線，隨著幾聲巨響，敵人被炸得血肉橫飛，而老百姓卻安然無恙。

　　地雷戰給日偽軍造成巨大的傷亡和心理震撼，偽《新民報》因此驚呼：“踏進匪區，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山東省海陽縣的地雷戰威震敵膽，聞名中外。當時在群眾中曾流傳著一首歌謠：“海陽的鐵西瓜，威名傳天下。轟隆隆，轟隆隆，炸得鬼子開了花。”

　　“麻雀雖小威力大，鬧得鬼子難招架。”抗戰期間，敵后軍民通常編成若干個戰斗小組，出沒于山野密林、狹谷隘口、地道暗洞、街頭巷尾，如同麻雀啄食，避實擊虛，相機而動，逐步消耗敵人的有生力量。敵人反擊時就立即撤離。敵人打不著，追不上，甩不掉，吃不好，睡不著，陷入心神不寧、狼狽不堪的痛苦境地。后來，這種戰法被劉伯承元帥總結為“麻雀戰”，是地方武裝打擊日本鬼子最主要、最常用的一種游擊戰法。

　　敵后軍民運用“麻雀戰”，創造了許多輝煌的戰例。一次，敵人以10倍于我的兵力，沿莞太線向楊西地區進攻。根據地民兵在敵人進攻的15公里戰線上布下“麻雀戰”戰場。民兵們攜帶土槍土炮、火藥鐵砂，占領了道路兩側的有利地形。敵人還未立穩腳跟，民兵們便鳴鑼擊鼓、吹響號角，滿山遍野殺聲四起。敵人在低處，機槍打不到民兵，民兵則三人一組、五人一群，飄忽不定、時聚時散地打擊敵人。就這樣，來“掃蕩”之敵走了15公里，也挨打了15公里，損失數百人。

　　在抗日劇《我的兄弟叫順溜》中，劇中人物“順溜”一桿狙擊槍痛殺鬼子的場面讓觀眾大呼過癮，現實中，因為裝備的限制，八路軍和新四軍雖然沒有真正的狙擊手，但是很注重培養“神槍手”。劉伯承曾說：“要教地方部隊培養特等射手，造就一槍一敵的神槍手。麻雀戰，除政治堅定、地形熟悉外，就靠射擊準確。”

　　八路軍中最著名的神槍手是遼縣(山西左權縣)的劉二堂。1940年，日軍分別從武安、遼縣、榆社出發，三路圍攻遼縣東南的抗日根據地。劉二堂奉命帶領20多人在羊角鎮村阻擊敵人，他一槍打死兩名日本兵，另一槍打傷一人，使敵人被迫退回，未敢向前。次日拂曉，敵人在漢奸的帶領下進攻煙子嶺，劉二堂發現后手起槍響，領路的漢奸應聲倒地。日軍只好縮回。劉二堂的民兵隊，也因此被太行軍區命名為“二堂戰斗隊”。10月，遼縣榆社的兩股日軍分別從西、北兩面接近羊角鎮，敵人不敢貿然前進，就地宿營。晚間，趁敵人做飯時，二堂帶領六個民兵，每人帶六顆手榴彈，突然闖入敵營，將敵人炸得人仰馬翻，蒙頭轉向。接著又在第二天夜里，在牛頭山一帶茂盛的樹林里，劉二堂又帶領六名民兵，再次用手榴彈襲擊敵人，并一舉將臥牛山日軍的據點拔掉。同時還繳獲了小炮、擲彈筒、子彈、鋼盔等一大批戰利品。趙樹理曾寫詩贊頌：“遼縣老百姓，都學劉二堂。去年十月初，鬼子來掃蕩，進到窯門口，遇見劉二堂，砰砰兩子彈，一對敵人亡。”之后，劉二堂又多次立下奇功。1942年3月，劉二堂被晉察冀邊區政府授予“神槍手”稱號;1944年11月被太行軍區授予“殺敵英雄”稱號。

　　“夏天麥子黃又黃，鬼子又來大‘掃蕩’;你拿鐮刀我拿槍，咱們跟他干一場!”這是當時流行在冀魯豫民眾中的一首抗日歌謠，反映了平原人民全民參戰、誓與日軍血戰到底的決心。八路軍及各地武裝委員會發動各村民兵，帶領群眾村自為戰、人自為戰，展開轟轟烈烈的“破襲戰”和游擊戰。

　　“破襲戰”是敵后軍民破壞日偽的交通線路使其癱瘓，從而分別殲敵的戰法。1938年2月下旬，八路軍總部連續發出破襲同蒲、平漢、正太等鐵路和邯(鄲)長(治)公路的作戰命令。遵照總部命令，晉察冀軍區部隊出擊平漢路北段，先后襲擊保定以南鐵路沿線之望都、定縣和新樂等主要車站，使敵鐵路交通一度陷于癱瘓。第120師以主力4個團，于同蒲路忻縣、陽曲間，先后襲擊平社、豆羅等車站，使敵同蒲路北段交通中斷。第129師首先襲擊正太路上的舊關，并于長生口伏擊殲敵一部;爾后，師主力于邯長公路上展開破襲戰。3月16日，于神頭嶺伏擊殲敵1500余人;31日，于響堂鋪殲敵一部，擊毀敵汽車180輛。八路軍各部的積極作戰有效地鉗制和打擊了敵人，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戰場的友軍作戰。日軍稱此戰為“支那第一流游擊戰術”“八路軍典型游擊戰”。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將其主要兵力用以對付堅持敵后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敵偽集中兵力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連續不斷的“掃蕩”、“蠶食”和“清鄉”。在“掃蕩”過程中，日軍大肆推行慘絕人寰的“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企圖徹底毀滅根據地抗日軍民的生存條件。時人這樣形容“掃蕩”中侵華日軍的暴行：“獸兵鐵蹄所至，人、畜、財物、房產一掃而光，無一幸免。許多村莊，都變成廢墟。”

　　“掃蕩”中，敵人利用“鐵壁合圍”“梳篦戰術”，對根據地軍民進行野蠻的屠殺。一時，碉堡林立，溝壕縱橫，村村建立偽政權。為了保存有生力量，根據地軍民不得不暫時避敵鋒芒，進行轉移，躲避敵人的“掃蕩”，這在當時被稱為“跑反”或“跑情況”。“跑反”的日子非常艱苦。有一首民歌這樣唱道：“民國三十年，臘月數九天，日本來掃蕩，整整二十天，狼煙遍地起，百姓順溝鉆，鋪白草，蓋黃蒿，冰水拌炒面……”

　　在山西沁源，人們這樣描述“跑反”的情形：“四更天來吃早飯，日頭不出就爬山，爬上山頭無事干，四面望鬼子漢奸……”農民“跑反”時，都要帶上自己飼養的牲畜、家禽。日偽軍的頻繁“掃蕩”，使這些牲畜、家禽也適應了殘酷的戰爭環境。張大中曾回憶道：“我們住的一戶農民家里，養了一頭小毛驢、一頭豬……當有敵情時，農民牽著毛驢上山，不用招呼，豬也本能地跟著上山，一路小跑。敵情過去了，農民牽著毛驢下山回家，豬也跟著回來。”

　　從1940年到1942年，八路軍從近50萬人銳減到30多萬人，抗日根據地面積由3.6萬平方公里縮小到2.54萬平方公里。人口由1200余萬下降為750余萬，對敵斗爭被迫轉入地下。“崗樓鉆天了，八路進山了，婦救會不募捐了，兒童團也不喊一二三了”，這首在當時老百姓中流傳的順口溜，集中反映了“大掃蕩”時期根據地滿目瘡痍的凄涼景象。

　　敵后武工隊是根據地派出武裝工作隊秘密深入敵占區開展斗爭的工作組織。他們深入敵后，發動和組織群眾，恢復、建立共產黨的組織，運用各種方式打擊、動搖與瓦解日偽軍，削弱、摧毀偽政權與偽組織，以配合根據地的對敵斗爭。曾被人們譽為“對敵斗爭的‘袖中利劍，懷中匕首’”。各武工隊組建后，即開赴敵交通線和據點附近地區，發動群眾，組織民兵，摧毀或改造偽組織，然后對敵據點實行圍困，并進行軍政攻勢。通過內外夾攻，把據點的敵人擠走。山西忻縣蒲格寨是靠近敵人根據地的一個大據點。劉篤慶率領的武工隊進到該地后，一面發動周圍幾十里內的群眾全部搬到根據地，徹底孤立敵人。又在一個主力連的配合下，組織群眾圍困據點，并開展地雷戰和民兵聯防站，使圍困在炮樓里的敵人無法得到接濟。由于怕挨冷槍，他們連上廁所都不敢出炮樓，炮樓里很快便臭氣熏天。經過一年多的斗爭，敵人不得不狼狽撤出。到1943年年底，晉綏軍區運用這種方法共擠掉敵人據點58個，摧毀偽政權535個，爭取反正503個。

　　1943年冬，偽第三方面軍吳化文部駐山東魯村煤礦的兩個營，開赴松固一帶參加敵冬季大“掃蕩”。魯中軍區雁克東武工隊進到魯村以后，探知吳化文要陪同日軍長島旅團長到魯村煤礦參觀新設備的消息，便趕在日偽頭目到達前，炸毀了這座礦井，使60多間房屋和剛從濟南運來的新式挖掘機化為灰燼。次日，當吳化文陪同長島乘車來到現場時，面對一片焦土不知所措，遂急忙將剛離開礦山三天的兩營偽軍，從“掃蕩”前線調了回來。主力部隊在雁克東武工隊和山東其他武工隊配合下，粉碎了敵人的這次冬季大“掃蕩”。對武工隊在反“掃蕩”中的作用，劉伯承曾說：“敵人來根據地掃蕩，我們就派武工隊深入敵占區，白天隱蔽，夜間或攻據點，或炸倉庫，這么一打，敵人就得回頭，來掃蕩的部隊就匆匆忙忙調回去了。”

　　山東抗日根據地將這一辦法形象地稱為“翻邊戰術”，即以邊沿游擊區為跳板，翻過邊沿區，打到敵人縱深心腹地區，在敵占區開展工作。也就是“敵人打進來，我就打過去”。武工隊還積極發動群眾，組建“看坡隊”等深入敵后的抗日武裝組織，以鞏固根據地和擴大解放區。“看坡隊”的主要任務是防止日偽軍劫奪老百姓的糧食。“看坡隊”深入敵占區后，迅速在群眾中進行串聯，推行“不資敵公約”，借用群眾習慣的傳統形式倡導反“征糧”合同。在收獲糧食的季節，由武工隊提供幫助搶收糧食，通過多種方式保護群眾糧食不被日偽軍劫掠。山東軍區l943年共開辟隱蔽抗日地區5萬平方公里，建立了8000多個村莊的隱蔽工作，團結群眾300余萬人。

　　電影《平原游擊隊》使得“雙槍李向陽”的名字在20世紀50年代家喻戶曉。而“李向陽”的原型就是當年敵后武工隊的隊長郭興。正像電影里演的那樣，郭興帶領敵后武工隊，在冀南豫北神出鬼沒，殺鬼子、除漢奸、襲火車、炸炮樓、扒鐵路、毀橋梁，打得敵人心驚肉跳。敵人重金懸賞捉拿郭興，妄圖毀掉武工隊，但始終沒有得逞。不幸的是，郭興的妻子在敵人的一次搜捕中被俘，并慘遭殺害。郭興的妻子被敵人抓到后，一位通訊員抱著郭興三個月大的孩子跑，日軍在后邊緊追。通訊員跑到一個老百姓家時，把孩子遞給這家的大嫂說，這是敵后武工隊郭隊長的孩子，想辦法把孩子保護起來。敵人追進來后，問大嫂哪個孩子是郭興的?大嫂毫不猶豫地指了指她自己的孩子，敵人一刺刀就把她的孩子給殺死了。就這樣，大嫂犧牲了自己的孩子，保住了郭興的孩子。

　　武工隊“靈活、機警、大膽、勇敢，神出鬼沒，飄忽不定”的斗爭方式改變了敵后根據地的困難局面。冀中地區在1942年之后一年多的時間里，在保定地區先后拔掉了化西、烏馬莊、東石橋等村的敵人炮樓據點，奇襲了保定火車站，鎮壓了一大批罪大惡極的漢奸特務和叛徒，給敵人以很大的震懾，當地群眾高興地說：“八路軍下山了，崗樓被端了，婦救會募捐了，兒童團也背著紅纓槍喊起一二三了……”

　　(參考資料：馬廣志：《豐富多彩的抗日游擊戰爭》;彭玉龍：《抗日游擊戰爭中的八路軍敵后武工隊》;《八路軍有神槍手卻沒有真正的狙擊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