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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國建立七十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的四十年中,中國的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的發展過程。對于站起來、富起來和強起來,只能從相對意義上把握三者的關系,不能絕對地將三者割裂開來。強起來后會站得更高、更穩,要站到世界中心去,同時也更富起來了。要正確把握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歷史時期的關系。前三十年,既有嚴重的“左”的錯誤,但也有顯著的發展。兩個階段是前后銜接的,后四十年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經濟社會諸方面的發展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對現有的一個流行提法,即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如調整一下,加上三個字,即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更好地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會更符合發展實際。新中國的發展成就,首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成就。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更高發展。
新中國建成七十年了,這七十年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生產力快速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收入顯著增長。我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由改革開放之 初的第十一; 到 2005 年超過法國,居第五;2006 年超過英國,居第四;2007 年超過德國,居第三; 2009 年超過日本,居第二。2010年,我國制造業規模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1] 我們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的發展歷程,但應該了解這三者之間 的關系是相對而言的,不能絕對化地將其割裂開來。黨的十八大以前,媒體宣傳我國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就此譜寫了一曲廣為傳唱的歌曲。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各方面有了進一步發展。為反映新的成就,就強調強起來。因此,現在講的我國經歷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和強起來,是順理成章的。但是,如果辯證地理解問題,不能說新中國成立后的前一個階段,只是站起來,沒有強起來。強起來的含義可以高低不同。不能說新中國成立的前期僅僅是站起來,與 強起來無關。如果不強起來,怎么能站起來?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可以和舊中國對比一下,回顧一下舊中國喪權辱國的情況。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國不斷受列強的侵略,割地賠款,強加我國種種不平等條約。新中國成立以前,許多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有租借地,租借地被看作是他們的主權屬地,實行“治外法權”。外國的侵略軍隊隨意在我國多地駐扎,特別是日本侵略軍在中國許多地方安營扎寨,北京附近就駐有日本的軍隊,七七事變就是駐北平附近日軍向中國軍隊挑釁發生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沒有任何帝國主義國家敢再來侵略中國,我們洗刷了百年多的國恥。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們用落后的武器,把具有現代化先進武器的、以美國為首的多個國家的侵略軍,趕到三八線以南。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強起來,才使我們站起來。也不是說富起來、強起來與站起來無關。實際上富起來強起來,也同時進一步站起來。在富起來、強起來的基礎上,我們站得更高,站得更穩,并進一步要站到世界中心去。站起來、富起來也意味著我國的綜合國力強起來。而且黨的十八大后強起來事實上與進一步富起來緊密相關。從黨的十八大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將不斷富起來、強起來,并向著共同富裕的目標邁進。黨的十九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主要矛盾的轉化,提出新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2]19 說明人民進一步富起來了,進一步要求滿足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這三者間的階段性的劃分只是相對的,只是從一定意義上來講的,相對地反映了歷史發展過程中一定階段的特點,不能絕對地將三者割裂開來。
習近平同志指出,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有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他強調,對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要正確評價,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3]165
新中國的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有它的區別,有發展謀略和治理方法的不同。盡管都是強調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都是強調要發展社會主義,但是在發展理念和途徑上是有所不同的。不能以改革開放的后四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前三十年我們固然出現了“左”的錯誤,阻滯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使經濟發展受到了挫折,但是前三十年也還是有所發展和成就的。
新中國成立以后,從1949 年到1952 年,我國經歷了三年經濟恢復時期。盡管當時有抗美援朝,需完成全國解放的任務,還要進行土改,以消滅封建主義。但前三年,經濟發展還是很快的。1950-1952年,我國國民收入指數分別 為 19% 、16.7% 、22.3% ,這種高速增長是恢復性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原定是1957年完成,實際在1956年就完成了,并且發展、完成得比較好,工業生產年均增長14.7% 。第一個五年計劃中,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也同時有所提高。1956年,全國進行工資改革, 公教人員和工資階層,包括工人,普遍提高了工資。在這一年,還召開了黨的八大,做出正確的判斷,提出當前主要矛盾不再是階級斗爭,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 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說明大規模的階級斗爭已經過去了。黨的八大提出的這個主要矛盾,意味著為解決這個矛盾,就要大力發展生產力,大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同時,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遺憾的是,八大的正確決議沒有得到貫徹執行。1957年“反右”擴大化,政治風向向“左”傾斜。接下來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文化大革命。1981年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1958年,“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志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于求成…… 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 以高指標、瞎指揮、浮夸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標志的左傾錯誤嚴重的泛濫開來。”[4]19 加上其他原因,我國從1959年到1961 年曾發生嚴重困難,造成重大損失。在1958年到1960年的“大躍進”階段,是我國經濟波動幅度最大的時期,工業產值增長速度最高時達 54.8% ,最低時至-38.2% 。1960年非但沒有“躍進”,反而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負增長最嚴重、困難最大、人民生活最苦的一年。《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習近平同志也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嚴重錯誤,是“十年浩劫”,[1] 但是也不能據此就否定前三十年。因為前三十年, 整體上說還是有不少成就的,如建立了完整的工業 體系,興修了大量的水利,實現了衛星上天,掌握了原子彈技術,國力強起來了。雖然文化大革命忽視了生產力的發展,搞階級斗爭為綱,我國的經濟還年均增長6.1% 。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講: “建國后,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有偉大成績的,……我國工農業從解放以來直到去年的每年平均增長速度,在世界上是比較高的。”[5]163 為什么呢? 因為我們的農民群眾、工人群眾并沒有停止生產。當然,在文革的一個階段,有些工廠也卷入運動,但后來一個時期也還是強調要抓生產。毛澤東講過,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當時也還強調“促生產”。在文化大革命的后期階段,筆者參加北京師范大學開門辦學。文革中人民大學被撤銷,經濟系并到北京師范大學經濟系。筆者和其他教師與工農兵學員,去東郊木材廠開門辦學,一邊參加生產,一邊進行教學。木材廠的黨委書記李瑞環同志與我們座談,他說如果我們在抓革命方面做得不夠,那我們決不能在促生產上出 問題。強調還是要把生產搞上去。所以整個工廠的工人還是在熱氣騰騰、按部就班地進行生產。農民要獲得工分,要吃飯,不能不種地。所以,盡管有嚴重的“左”的錯誤,但前三十年還是有一定發展的。即使六點多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上還是處于前列的。所以,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左”的錯誤和前三十年工農群眾發展生產的成就區別開來。“左” 的錯誤延緩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受到了挫折。但是生產力還是有所發展的。
同時也應認知,1957年以后的發展,人民所得實惠甚少。許多工薪階層 20年未提工資,這與許多經費用于無效支出有關。文化大革命耗費千億元以上。為防止核武器侵略,全國搞“深挖洞”,修地下長城。重要企業遷移,搞三線建設,這些都耗費不少。
新中國成立后進行的三大改造中,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成功的,在社會主義發展史上是一種創新。我國對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進行了和平改造,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贖買政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繼承和發展。當時采取的具體步驟與措施是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最高形式是公私合營,對公私合營后的私企主除安排其繼續在企業任職外,還償付定息( 年息為 5% ,延長到“文化大革命”) 。
在改革開放前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在理論上也有值得重視的、起正面作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在1956年4月發表了《論十大關系》。《論十大關系》中的前五條都是講經濟方面的關系:一是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二是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三是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系;四是國家、生產地位和生產者個人的關系;五是中央和地方的關系。《論十大關系》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中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應該承認,這十大關系中所講的重要經濟關系問題是理論上的一種發展。舉例來說,在重工業和輕工業、農業的關系方面,我們一開始向蘇聯學習,后來發現蘇聯的經濟發展有其不科學的地方,蘇聯幾十年一直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對農業和輕工業的發展重視不夠。后來,毛澤東提出一些新的經濟發展理念,提出發展經濟的安排要重視農業和輕工業,“以農輕重為序”。我國要“適當地調整重工業和農業、輕工業的投資比例”[6]269 。當時,蘇聯 和國內的某些學者強調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理論上有錯解的地方。馬克思講擴大再生產,生產資料要優先增長,不少人們據此把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理解為重工業優先增長,把這二者混同了。其實生產資料并不是只指重工業,當然重工業也是生產資料,但輕工業紡紗織布所需要的棉花,是農產品,輕工業生產面粉的原料是農民種植的小麥。所以,農業提供生產資料,輕工業也提供生產資料。
毛澤東還強調社會主義商品生產的必要性和價值規律的客觀必然性。商品生產不應孤立地看待,而應看它與什么經濟相聯系。商品生產和社會主義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商品生產。他將價值規律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和手段的思想,對現在的改革與建設依然具有指導意義。
當然,在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毛澤東主席在理論指導上提出過一些錯誤的觀點,把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斷定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的斗爭,搞“階級斗爭為綱”,是其最主要最嚴重的錯誤。他還提出限制和破除資產階級法 權( 后譯為權利) ,錯解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有關資產階級法權的論述,把一切等級差別,包括等級工資制等,都視作應限制和破除的資產階級法權。按勞分配也受限制了,認為進城以后將供給制改為工資制存在錯誤,導致平均主義盛行。
鄧小平講,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7]311 目前流行的提法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8]137 我們認為,現有的說法如調整一下,會更確切。按照歷史發展的實際,改革開放前中國也在多方面有所發展,本文前面已講過。遠一點說,中華民族五千年的輝煌歷史積淀了燦爛的文化,曾有領先世界的科技發明。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經濟社會諸方面的發展,遠遠超過了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我們認為現有的提法,如加上“更好地”三個字,就更能符合歷史發展實際。因此可以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更好地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探討這個問題,可聯系到過去的一個類似問題:新中國成立前后,有一首流行的歌曲,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毛澤東主席聽他女兒李娜在唱這首歌就問她:先有共產黨還是先有中國?當然是先有中國。于是毛主席加了一個“新”字,改為《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就符合實際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后提出的。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確立了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行改革開放的理論與實際轉變,并為調整所有制結構、允許發展非公有制經濟提供了思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黨的十八大報告中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味著“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9]11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堅持和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的八項基本要求:人民主體地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 推進改革開放,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走共同富裕道路;促進社會和諧,堅持和平發展,堅持黨的領導。這八項基本要求,既貫徹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也是在總結新中國前三十年乃至世界社會主義發展經驗與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理論和實踐創新。
習近平同志指出: “找到一條好的道路不容易, 走好這條道路更不容易。過去,我們照搬過本本,也模仿過別人,有過迷茫,也有過挫折,一次次碰壁、一次次覺醒,一次次實踐、一次次突破,最終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之路。現在,有些人議論這個道路、那個道路,有的想拉回到老路上,有的想引到邪路上去;有的是思想認識誤區,有的是別有用心。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條道路,我們看準了、認定了,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10]27-28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夠更好地發展中國,是與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分不開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是以人民利益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一切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是與馬克思的思想直接銜接的。它實踐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關于未來社會主義的發展必須抓好兩個重要環節的思想: 一是快速發展生產力; 二是不斷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實現共同富裕。
馬克思在《1857-1858 年經濟學手稿》中就講過:在新的社會制度中,“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將如此迅速,……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11]222 但在改革開放前1957年以后的二十多年時間里,曾脫離生產力的發展和共同富裕的根本要求,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只強調公有制、按勞分配、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對為什么要實行社會主義,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沒有完全搞清楚。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鄧小平根據我國基本國情,恢復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把社會主義的本質概括為“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12]87 。他指出: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7] 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應該表現為比資本主義有更好的條件發展社會生產力上。社會主義的根本目的是實現共同富裕。在總結前三十年發展的經驗教訓和重新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基礎上,改革開放以來先后提出了四大創新理論: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表明,新中國既是堅持和發展社會主義,又不搞超階段的錯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科學社會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科學社會主義的繼承與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把經濟搞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發展。上述四大創新理論,都可歸之于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特點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特點有所交叉和重合。就現階段而言,在所有制結構上,都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在分配制度上,都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適用時間遠長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本世紀中葉走出了初級階段,將進入社會主義中級階段,將來還會進入高級階段,都依然會實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進入中級階段時,依然存在商品經濟,市場依然起資源配置作用。
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對新時代主要矛盾的解讀,包括主流媒體,存在著誤解和錯解。主要是對不平衡不充分的解讀偏離十八大報告,大都把不平衡不充分解讀為城鄉不平衡、區域不平衡、收入不平衡,還存在落后的生產力。其實不平衡不充分是針對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而言的,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要求高層次、高質量、更安全、更方便、更個性化的物質文化消費品。雖然我國的生產力大幅提高,能夠生產出高端消費品,但供給不充分,不能充分滿足需求,因而形成供求關系新的不平衡。解決矛盾的途徑是重在提高生產質量,重在科技創新和新的發展理念,以供給側改革為主線,等等。
經過三十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我國的經濟增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要看到,我國過去的高速經濟增長,在長時間中主要是粗放型增長,表現為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低質量、低效益。同時,經濟增長內生動力還不夠足,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夠高。為此,黨的十九大提出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戰略、新思想,指出我國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變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提出了“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新任務、新舉措。“大力推動高質量發展……,要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圍繞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升級。”[13]18-19
現在,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上已經提前實現了小康社會預期的目標,總體上解決了人民溫飽問題,基本達到了小康水平,并進入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新時期。黨的十九大報告進一步提出,從2020年到本世紀中葉,又可分為兩個階段來安排:第一個階段是從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二個階段是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14]23 到那時,我國就會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在全球領先的國家。這樣具體劃分兩個新階段,有利于全黨全國人民明確近期與遠期需要完成的奮斗目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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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鄧小平文選: 第 3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8]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7.
[9]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10]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M]. 北京: 學習出版社,2018.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六卷) ( 下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 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2.
[13] 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輔導讀本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8.
[14]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作者:衛興華,男,山西五臺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趙海虹,女,山西平遙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博士后。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首發,原文刊于《山西師大學報( 社會科學版)》2019年7月第46 卷第4期,此為作者最新修訂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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