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丁琪｜階級問題變成種族問題，難怪美國黑人找不到出路
點擊： 作者：趙丁琪 來源：“底線思維”微信公號 發布時間:2020-07-27 19:16:39
由黑人弗洛伊斯之死引發的全美抗議，再次揭開這個國家的傷疤（攝影：JULIO CORTEZ，美聯社）
2020年6月22日晚，華東師范大學ECNU-UBC現代中國與世界聯合研究中心組織了許紀霖、劉擎、白彤東、吳冠軍四位老師的線上對談，圍繞美國當前的反種族主義抗議運動展開了深入的討論。
在這場討論結束后，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林垚在澎湃新聞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對這場討論進行回應。在第一篇回應文章中，林垚博士圍繞著“政治正確”問題，認為幾位老師在討論時陷入了 “（反）政治正確”的論述框架，而這個論述框架本身就是一個思維陷阱；在第二篇文章中，林垚博士圍繞著身份政治問題，認為幾位老師至少在三種不同意義上使用了“身份政治”這個概念，并一一對此進行了分析與回應。在林垚看來，不論論者的本意如何，對政治正確和身份政治的批評最后很可能會導向一種保守主義的結論，從而“擁抱現狀、抗拒變革”。
身份政治是時下國際學術界討論的熱點問題，這與2016年以來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右翼民粹主義浪潮的興起有關。在特朗普當選后，福山、馬克·里拉等“老自由派”把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歸咎于身份政治，認為強調差異性的身份政治破壞了普遍性的公民國家認同，造成了族群的對立和社會的分裂，所以只有回歸普遍性的公民政治話語，才能彌合社會的裂痕，重建自由民主制度。
林垚博士和許紀霖等幾位老師的討論，總體上還是聚焦在“公民政治”與“身份政治”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中。但在這種討論中，左翼的“階級政治”明顯處于缺席狀態。事實上，沒有“階級政治”的視野，就無法真正理解“身份政治”。
一
許紀霖老師在對談中指出，從19世紀到現在，西方社會經歷了一個從“公民政治”到“階級政治”、再到“身份政治”的話語變遷。同樣是面對白人警察“鎖喉”黑人致死這樣一個客觀的“事實”，19世紀的“普遍知識分子”會說這是對人的生命和尊嚴的侮辱和侵犯；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者會指責這是資產階級的走狗對無產階級底層民眾的壓迫；而在21世紀的“白左”那里，就變成了白人對黑人的種族霸凌。
作為一種政治運動形式，身份政治是在20世紀左翼運動的大脈絡中發展起來的。或者說，它是左翼運動退潮的產物。在傳統階級政治的視野中，種族問題是階級問題的一部分，對黑人的壓迫是嵌入在資本主義不合理的經濟和階級結構中的。比如政治理論家塞德里克·羅賓遜（Cedric Robinson）把美國資本主義概括為一種“種族”資本主義，種族歧視與資本主義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因此，黑人的解放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種族問題，而是一個階級問題。它要反抗的對象不是白人，而是白人所代表的資本主義經濟和政治秩序。
作為被壓迫最深的群體，黑人群體曾經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革命政治的主要參與者。以黑豹黨為代表的一批黑人解放團體，曾經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他們并沒有局限在種族意義上的“黑人/白人”的二元對立中，而是在馬列毛主義的普遍革命的脈絡中定位自己。他們不僅追求黑人的政治和法律權利，而且還要求實現在經濟、教育、醫保、住房等方面的普遍平等。黑豹黨還曾經在英國、阿爾及利亞創建國際分支，到非洲積極開展促進泛非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活動。
黑豹黨所進行的這種斗爭，是同時期發生在世界范圍內的帝國主義與被壓迫民族與人民的總體矛盾下的一部分，是一種跳出了黑人特殊主義的普遍主義斗爭。這種斗爭，對美國白人資產階級的統治造成了非常現實的威脅，迫使白人資產階級當局不得不向黑人做出了很多讓步。當然，黑豹黨的成員也因此遭到了監視、污蔑、逮捕甚至公開的暗殺，他們斗爭所取得的成果也被以馬丁路德·金所代表的溫和民權運動所收割。在馬丁路德·金被資產階級當局封神的同時，黑豹黨和它的成員一起被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美國黑豹黨（資料圖）
二
身份政治是20世紀60年代“新社會運動”的產物，也受到了同時期興起的后現代思潮的影響。從強調差異和特殊性的后現代話語出發，身份政治否定了公民政治和階級政治的合法性，而強調要尊重與性別、種族、性取向等相關的差異化身份，要求要對處于少數地位“他者”予以充分的尊重和承認。
在身份政治看來，自由主義所塑造出來的普遍主義公民身份（citizenship），無法把握各種社會群體之間的差異。公民在社會生活中并不是無差別的原子化個體，而是受到了其所屬的群體身份的塑造和約束，群體身份的特殊性和差異性無法還原為公民身份的普遍性。對于婦女、黑人、少數民族、性少數群體而言，盡管他們都擁有共同的公民資格，但是仍然感到自己被主流社會所排斥。因此，忽視了群體差異和特殊性的普遍主義公民概念從根本上來說就是不正義的，它將具有差異性的不同群體強行納入虛假的同質性模式之中，最終將會導致一種同一性霸權 。
在批評普遍主義的公民概念的同時，身份政治也對普遍主義的階級概念提出了質疑。這集中表現在以拉克勞和墨菲為代表的“后馬克思主義”思潮中。拉克勞和墨菲在否定了馬克思主義所謂的“本質主義”和“經濟還原論”傾向的同時，也否定了階級的基礎性地位。結構性的階級差別不再是社會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而變成了和種族、性別、性取向等范疇處于同等地位的因素。在他們看來，同一性的資本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著差異和流動性的后現代世界中。在這樣的一個世界中，原有的階級同一性已經趨于解體，圍繞著差異化身份的碎片化斗爭取代了以階級為中心的普遍主義斗爭，成為社會運動的主軸。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后，伴隨著左翼運動的歷史性挫折，階級政治逐漸退潮。身份政治逐漸替代了階級政治，成為占據主導地位的左翼進步政治。在這個轉向的過程中，普遍主義的左翼運動開始分化，“變異為各種差異性和特殊性的身份政治：女權運動、同性戀運動、族群平等運動等等”。那么，向身份政治的這種轉向，對黑人反抗運動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從階級政治向身份政治轉向之后，普遍主義的階級話語被消解了。在資本主義階級結構中的“黑人/白人”矛盾，就變成了一個種族意義上的“黑人/白人”矛盾。比如白彤東老師在對談中提到，所謂族群問題實際上是經濟問題的一個錯誤符號，當“我們以黑人的種族認同來描述這個問題的時候，恰恰把這個問題的實質給掩蓋住了，并且會導致人們用錯誤的方法來解決問題”。這樣做的后果是，縱向的階級對立就轉化成了黑人/白人之間的橫向對抗，結構性的經濟不平等問題被轉化成了民族國家內部不同群體之間的“文明的沖突”。
在身份政治主導下，黑人的反抗運動未能繼承60年代黑豹黨那種將普遍主義理論和黑人的特殊現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革命精神，而是“退居到將特殊現實掛靠在特殊主義的理論上”。這造成黑人反抗運動的“少數化”和邊緣化困境。黑人的斗爭不再是處于“多數”地位的被壓迫人民反抗“少數”剝削者的斗爭，而變成一種“少數”黑人對抗“多數”白人的特殊主義的斗爭。黑人的反抗運動并沒有與其他群體的反抗運動形成有效連接，也不再能提出與資本主義國家相抗衡的替代性政治方案，形成一種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整體性反抗。在力量上處于絕對劣勢以及喪失了整體性視野的情況下，黑人的反抗斗爭不再是60年代那種有組織有計劃的整體性斗爭，而只能以周期性暴力騷亂的形式表現出來。
同時，失去了階級視野之后，身份政治放棄了社會經濟議題，而把話語和文化權利作為其斗爭的主要目標。身份政治對于話語和文化權利的過分強調，最后走向了一種對“政治正確”的極端化追求。這種圍繞著政治正確所進行的斗爭，在90年代以后逐漸為精英階層所吸收，淪為了一種僅僅具有抗爭性姿態、卻已經喪失了實質性內容的表演政治和虛假斗爭。它無助于從根本上改變黑人現實的經濟和政治地位，而只是在話語中遮蔽了對黑人的歧視，就像是在一杯濃濃的苦咖啡中涂上一層甜蜜的奶油——政治正確的話語霸權與現實中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并行不悖，就是一個很明顯的證明。
在這種轉向完成之后，喪失了對資本主義根本性威脅的身份政治逐漸被民主黨所馴化和收編，成為民主黨的主流意識形態。黑人等少數族群、性少數群體，成為民主黨的主要群眾基礎。身份問題取代了經濟議題，成為西方左右翼政黨競爭的主軸。正如福山所指出的，“規定當今政治的與其說是經濟或意識形態問題，不如說是身份問題”。
在身份政治主導下的黑人平權運動，雖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其真正的受益者“是黑人的中上產階級、乃至比較富裕的階層”。比如在教育、就業等領域面向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正向平權政策，主要受益者是擁有良好的教育條件的黑人中上層。類似于奧巴馬這樣的黑人精英，也得以成功躋身于社會上層甚至當選總統，被納入了美國主流體制。但是這并無助于改變黑人整體地位低下的現實，“一小部分黑人精英獲益了，并且背叛了他們的社區”。
三
回顧林垚博士和許紀霖等四位老師的討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雙方之間的討論聚焦在“身份政治VS公民政治”的二元框架內，普遍主義與特殊主義的關系是二者論爭的主軸。雙方的共同目標，是應對特朗普式的右翼民粹主義的威脅和挑戰。
但不同之處在于，許紀霖、劉擎兩位老師認為過分強調特殊性和差異的身份政治造成了族群撕裂與對抗，所以他們認為身份政治應該以同一性的政治文化為基礎。這事實上是要求回歸普遍主義的公民政治話語，用同一性的公民國家認同來替代或補充差異性的身份認同。而林垚博士則是在為強調差異性和特殊性的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確做辯護，指出了同一性的普遍主義話語的局限性。這是雙方爭論的底層框架和邏輯。
對于這兩種話語，筆者都不認同。自由主義局限于“國家/公民”的二元框架中，只強調公民所享有的無差別的政治和法律權利，而無視了不同群體在西方社會所面臨的現實結構性不平等。在這種公民政治的語境中，資本主義社會中現實存在的種族、性別、階級不平等，都在“機會均等”的詞句中被合理化了。它與其說是要解決問題，不如說是在遮蔽問題。
比如劉擎老師在論述過程中，雖然承認美國仍然存在著嚴重的種族歧視，但是他也引用了學者休斯（Coleman Hughes）的文章，對此次“黑命攸關”運動的前提產生了質疑，即“BLM運動的口號，依據對警察對黑人草菅人命的假設，但這個假設可能并不像運動參與者認定的那么可靠。”
劉擎老師背后指向的觀點是明確的，即這次運動不應該被賦予太多的種族色彩，而應該成為一場以普遍主義的公民身份為基礎來反抗警察和國家暴力的斗爭。他引用休斯的話說：“美國本來可以發起一場針對警察濫殺行為的抗議運動，但因為這種不可靠的假設，運動被過度賦予了種族元素，加劇了族群間的矛盾。”
同時，當自由主義者提出要以公民國家認同來替代身份認同的時候，一個不容回避的問題是，這種公民國家認同的內核是什么？許紀霖老師提出：“身份政治需要一個必要的自我限制，那就是以不破壞政治文化的同一性為限度。”那么，這個同一性的政治文化是什么？誰來定義？在許紀霖老師的論述里，我們可以看到他所講的同一性政治文化就是美國自立國以來就形成的所謂“盎格魯--新教文化”，即“盎格魯·薩克遜獨特的新教文化傳統，鑄造了美國的立國精神，構成了以憲法為核心的政治文化”。這種所謂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并沒有把美國多元的移民文化或其他文化包含其中，事實上仍然是一種以白人民族主義為基礎的排他性價值觀。可以看出，自由主義所鼓吹的公民國家認同，是一種高度排他和虛偽的意識形態。它和特朗普式的“白人至上主義”并沒有實質的差別，只是相比于后者更加精致而已。
因此，在林垚博士兩篇文章中，對許紀霖、白擎兩位老師的批評是有道理的。我們需要面對黑人在當下所面臨的現實的結構性困境，而不是在反思身份政治的名義下解構黑人抗爭的合理性。但與此同時，這并不意味著不可以對身份政治提出反思。在特殊主義主導下的身份政治只會加劇不同族群之間的撕裂，把嵌入在一定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中的種族問題扭曲為單純的種族問題，從而陷入無休止的種族內戰中，在身份政治/反向身份政治的泥潭中掙扎。
在對身份政治這種特殊主義的反思中，真正需要回歸的不是普遍主義的公民話語，而是階級話語。對黑人的壓迫是嵌入在資本主義的不合理的經濟和政治結構中的，因此黑人的反抗運動也應該跳出身份政治的視野，和其他反資本主義運動有機地聯合起來，與其他一切被壓迫群體聯合起來，提出普遍主義的經濟/政治訴求，成為全球反資本主義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這樣黑人的反抗就不再是一個“少數”族群的運動，而是一個處于“多數”地位的被壓迫人民反抗“少數”剝削者的運動。這將會從根本上逆轉雙方的力量對比。
當然，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是一個“去革命化”和“去政治化”的世界，和革命浪潮風起云涌的60年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我們不能有太多不切實際的變革幻想。正如林垚博士所提到的，當下美國黑人確實面臨著很多白人社會及其他族群難以想象的生存困境。對于黑人來說，首先是要面對與掙脫黑人所面臨的“特殊”困境。但是，一旦黑人走上反抗斗爭的道路，就會發現自己所面臨的每一個障礙，都是嵌入在資本主義整體性的政治與經濟結構中的，它無法在身份政治那種特殊主義的話語框架中得以解決——比如在這次“弗洛伊德騷亂”中提出的廢除警察制度的要求。黑人從自身“特殊”地位提出的訴求，只有轉化為對資本主義的普遍主義反抗，才能真正得以實現。
在近幾年的黑人反抗運動中，我們已經見證了很多把反種族主義的斗爭與反資本主義的斗爭有機結合在一起的行動。比如“黑命攸關”運動就展現出了一種激進姿態，它不僅將種族主義批判建構在對美國制度的整體性批判之上，而且“強調黑人社區的自主性，試圖為全球社會變革提供更進步的替代性方案”。他們不僅把黑人的特殊問題作為分析和行動的切入點，而且提出了很多普遍主義的目標與訴求，例如實行真實的全民醫療保險，實現工人在公立和私營機構的組織權，建立住房、食品等合作社，結束自然資源的私有化以及警察的去軍事化等。這樣的一些訴求，有可能會激發出白人底層群體的共鳴，實現被壓迫人民的普遍主義連接。
當然，長期盛行的身份政治話語對黑人反抗運動仍然有很深的影響。民主黨人也一直試圖以身份政治話語來實現對黑人反抗運動的馴服與收編，使這種反抗運動既可以為民主黨的競選目標服務，又不超出資本主義所能容忍的范圍。正因為如此，支持黑人反抗運動，不代表不可以批評身份政治的話語邏輯。如果說右翼民粹主義是黑人反抗運動的外部威脅的話，那么身份政治則代表著對這種運動的內部侵蝕。對身份政治的批評，并不一定像林垚博士所認為的那樣，會走向一個保守主義的方向；相反，只有跳出身份政治的邏輯，黑人反抗運動才能有真正的出路。
（作者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來源：“底線思維”微信公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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