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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派紛爭與黨管干部

西方政黨政治以兩黨或多黨競爭為主要特點，以政黨之間圍繞權力進行博弈為基本形態。

隨著西方政黨日益為利益集團所操控，政黨演變成少數既得利益者的工具，競選活動成為利益集團攝取政治權力的“角斗場”，政黨活動淪為相互掣肘、相互否決的“政治游戲”。

經過黨派斗爭和“否決政治”后“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政務高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斗爭的結果，而不是崗位之需、事業之需。

同時，西方政黨競選制度決定了執政黨一旦下野，其黨內政務官再有能力，也統統“大換血”，其制定的規劃或政策也會被推翻。所以，西方經常是一屆“對著”一屆干，政策短視、急功近利，難以著眼長遠。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在領導干部的選用上堅持黨管干部的原則。

中國共產黨從黨和國家大局出發，根據事業發展需要，按照嚴苛的標準、嚴格的程序，確保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被挑選、任用到適合的領導崗位上。

黨管干部不是只任用共產黨的干部，而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賢；不是實現黨的私利，而是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在制度上杜絕了西方依靠財團、金錢參選而在當選后“論功行賞”、政治分贓的現象。

因而，中國的各級領導干部能夠圍繞事業規劃接續奮斗，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直至達成奮斗目標。

財閥政治與事業為上

西方財閥集團利用制度規則，構筑了最龐大、最頑固的既得利益藩籬，將政治獻金、政治分肥、“旋轉門”等具有明顯利益交換特征的腐敗行為，通過制度設計變成合法行為，甚至允許將一己私利摻雜進公共政策之中。

對于這些財閥集團的制度性“尋租”，普通民眾無力改變，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少數人左右政治，一再改變游戲規則。

新冠肺炎疫情對美國影響巨大，美國商務部當地時間7月30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國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下滑32.9%。自3月18日以來，有將近4300萬美國人首次申請失業救濟。

但是，在美國實施疫情封鎖的兩個月里，美國億萬富翁們的財富增加約4340億美元（30873.9億人民幣），增幅近15%。

在西方選舉政治制度設計下，選舉所需的巨額資金，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團才支付得起，政客與利益集團通過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完成利益交換。不論哪個黨派當選，都實行有利于財閥集團的政策。

堅持事業為上，是我們黨選好人用準人的根本出發點。不同歷史時期，我們選干部用人才，都著眼于事業需要。

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選用對黨忠誠、英勇善戰、不怕犧牲的干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選用懂政治、懂業務、又紅又專的干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選用有知識、懂專業、銳意改革的干部。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堅持事業為上，以事擇人、人崗相適。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保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就是領導干部最重要的任務。組織部門把疫情防控一線作為考察識別干部的第一戰場，到防控一線考班子、察干部。

據統計，疫情防控一級響應以來，僅河北省就有81人因表現突出被列為近期擬使用對象，6人火線提拔，170人因落實不力、失職失責受到組織處理或黨紀政務處分，其中免職撤職19人。

堅持事業為上的領導干部隊伍，其整體水平和決策能力始終保持高效而科學，能夠很好地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

政治獻金與執政為民

西方政治獻金制度，其本質就是權錢交易的合法化、制度化，捐贈者“投桃”，被捐者上臺后“報李”。

20世紀70年代的“水門事件”，給美國政治制度造成了巨大的沖擊，此后，美國政府對政治獻金做出嚴格的限制，規定了金額上限。

然而，2014年4月2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決定，取消個人對聯邦候選人及政黨參與競選活動最高捐款總額的上限。這意味著，美國富人從此可以隨心所欲地向自己支持的政客捐款，這讓美國政治徹底被金錢操弄。

2017年6月，特朗普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悍然退出《巴黎協定》。美國參議員希爾頓·懷特豪斯一語道出背后玄機：推動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的幕后推手是全球化工巨頭科氏企業。只要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科氏企業就可以不受環境條例管制而獲得巨大利益。

與西方政治獻金合法化截然不同，中國的領導干部必須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不得接受任何團體或個人的捐贈。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領導干部手中的權力是人民賦予的，只能用來為人民謀利益。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出臺八項規定，對公款吃喝、違規收送禮品禮金、大辦婚喪喜慶等問題進行嚴管嚴查，持之以恒正風肅紀。

十八大至2018年12月，因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累計給予黨紀政務處分的人數高達206428人。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阿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的一份調查報告表明，中國民眾對中央政府滿意度超過了93%。

當前，中國各級領導干部堅守執政為民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作為奮斗目標，正以最大熱情、盡最大努力奮戰在“六穩”“六保”和脫貧攻堅的第一線，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監督虛設與全面覆蓋

西方國家對政府官員的監督體系主要包括法律監督、行政監督和輿論監督。

一是法律監督。許多西方國家雖然都頒布了嚴格的法律法規約束公職人員的行為，但是，西方資本家又巧妙地設計了政治獻金、政治分肥、“旋轉門”等制度，讓這些法律法規變為一紙空文。

二是行政監督。西方“三權分立”制度賦予了議會對行政的監督權，而無論參眾兩院之間,還是一院內部,都缺乏一個有力的機構或機制來組織、領導各委員會的監督活動。

三是輿論監督。表面上，西方媒體是私人傳媒企業或獨立新聞機構，不受政黨控制。實際上，那些控制著國家經濟命脈的大壟斷財團，往往會把媒體的所有權和話語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所謂的輿論監督，只不過是“忽悠”選民、政治爭斗的“秀場”罷了。

我國領導干部監督機制比較系統、全面。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在深刻總結管黨治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監督執紀“四種形態”，在違紀到違法、“好同志”到“階下囚”之間設置了層層防線，實現了政治效果、紀法效果、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黨和國家監督沒有禁區、沒有例外，強化自上而下的組織監督，改進自下而上的民主監督，發揮同級相互監督作用，讓日常管理監督與黨員領導干部如影隨形、不留空白。

巡視作為黨內監督的戰略性制度安排，已成為國之利器、黨之利器。據統計，超過60%的線索來自巡視，湖南衡陽破壞選舉案、山西系統性塌方式腐敗等一系列大案要案，都在巡視中被揭開蓋子。

同時，強化權力制約監督，切實加強黨的統一領導，推動紀律監督、監察監督、派駐監督、巡視監督統籌銜接，推動黨內各項監督協調聯動，把黨內監督同國家機關監督、民主監督、司法監督、群眾監督、輿論監督有機貫通，使各項監督制度形成合力、相得益彰，構建起了黨統一領導、全面覆蓋、權威高效的監督體系。

中國領導干部選用制度植根于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同時，立足當代中國實際，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需要，進行了不斷完善，促進了優秀領導干部充分涌現，推動著黨和人民的事業一茬接著一茬干，創造了中國模式和中國經驗，充分彰顯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

西方國家的政治人才選用制度，始于權力制衡，變于選民選票，囿于財閥集團，困于短視政策，已經蛻變為“表演”與“作秀”，不僅無法產生杰出領導人，反而導致政治人才的逆向淘汰，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衰落。

與西方政治人才選用制度相比，我國領導干部選用制度具有顯著優勢，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于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方面，也是創造“中國奇跡”的奧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