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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我們的目的就是讓中國人在一千年后提到德國，渾身顫抖，甚至要讓我們的旗幟永駐長城。”

這段狂妄無恥的話，來源于1900年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對即將啟程的八國聯軍發表的演說。

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元兇，這個威廉據說小時候腦子患過病，病出了他好斗殘暴的性格。這種病也在威廉的演講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像中國人這樣，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國際法于不顧，以令人發指的方式嘲弄外國使節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這樣的事件，在世界史上還沒有過先例。”

“我們決不要俘虜，只要死亡，你們如果遇到敵人，就把他殺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誰落到了你們手里，就由你們處置。

威廉所說的“以令人發指的方式嘲弄外國使節和客人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指的是當時舉著“扶清滅洋”旗號，在中原大地如火如荼的義和團。

所謂“悍然置千年固有的國際法于不顧”，說的是義和團拳民圍攻北京東交民巷使館區和西什庫教堂，在各省殺害傳教士和教民，焚燒教堂和洋人住宅，破壞電線和鐵路的種種行為。

威廉絕口不提的是，直到1898年，山東籍的義和拳“師傅”趙三多才在冠縣首次打出“扶清滅洋”的旗號，自1840至1898，這50年中，“沒有國家觀念”的百姓和“文明開化”的洋人的矛盾是怎么激化到這個地步的？

他沒有提，或許根本不屑于一提的是，德國過往在強奪膠州灣及隨后對山東內陸的滲透過程中，在高密、即墨、日照、蘭山犯下了什么樣的暴行？

人們總是從歷史中抽出他們喜歡的那一部分真相，而選擇性地無視另一部分。

就像國內有些人批評義和團是盲目殘暴的排外運動，嘲笑拳民愚昧無知到以為鐵路電線破壞了風水，義和團不是在抗擊外來侵略，而是在現代文明面前的蚍蜉撼樹、螳臂當車一樣。

他們可以這樣笑著，刀哥卻真的笑不出來，因為刀哥知道，列強的鐵路建設是怎么破壞老百姓們的“風水”的，又何止破壞了老百姓們的“風水”。

當一條鐵路線在中國的土地上被劃定的時候，不管經過多少村莊共有或者老百姓的私有土地，列強是沒有耐性搞拆遷和補償的，如果是房屋，就直接推倒，如果有墳墓，就直接毀掉。

俄國人修鐵路經過已快要成熟的麥田，直接踏過不給補償，農民們去理論即遭屠殺；德國人修鐵路把田間水道切斷，農民們去攔阻，被德軍“槍斃數人”。

鐵路交通令從事旱運、水運的運輸工人大量失業，修路上只招收信仰基督教的“教民”，這更增加了教民與村民的矛盾。

列強們文明的鐵路線修到一處，中國老百姓“田廬皆歸烏有，無以飲食，無以棲止，父子夫婦兄弟流離道路，相轉死亡于溝壑不知幾人矣。”

所以，在百年后的今天，如果我們對義和團這樣一個重大歷史事件的看法還是片面情緒化的，在輿論的兩頭急劇搖擺，就是不深入到當時的社會背景和實際中去，是無腦，也交代不過去的。

說回到那個腦子有點問題的威廉。

1895年，他自己草擬了一張油畫圖稿，讓宮廷畫師成稿印刷后送給自己的親友以及歐洲各國君主。

畫中希臘神話英雄打扮的七個人代表德、英、法、意、奧、俄七個西方國家，她們手持長矛盾牌站在一處懸崖上，大天使米迦勒站在懸崖邊手指東方，那邊一片烏云深處是佛祖的坐像，騎在一條中國龍身上。

他管這幅畫叫“黃禍”。

從威廉的演講和他的畫里可以看出，他不正常的腦子里也集中反映出當時西方最正常的帝國主義者的思路。

第一，他們把一切東西方的政治、經濟、宗教、文化沖突都歸結于文明的沖突。

第二，在沖突面前，希臘和希伯來應該聯合起來，皇帝和總統應該聯合起來，用圣戰來解決沖突。

這種思路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西方列強與中國的結局。

由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存在，中國歷史上所有企圖進入和影響中國的外來文明，都要學會與中國文化恰當地共處，尤其不能挑戰兩個底線：

融入而不能介入，尤其不要強力干預老百姓的世俗生活。

不要妄圖政教合一。

孔子有言：“敬鬼神而遠之”，所以外傳的佛教和本土的道教，都傾向于選擇在深山中建寺廟。

而洋人偏不。

在當時的東方國家，對西方將政治與宗教相混合，用時髦的話講叫硬實力與軟實力的辦法，來外擴殖民地的手段是有共識的。

不單“盲目排外”的中國人這么看，連勇于擁抱西方的日本人也是這么看的。明治維新前，水戶藩的學者會澤正志齋曾認為，西方的力量來自精神源泉，在歐洲列強竭力侵略世界上所有國家時，基督教是幫兇。

在貿易或者其他借口下，他們接近各地區的人民并與之為友，暗地窺測誰為強國，誰為弱國。

若一國守備空虛，他們就用武力奪取；倘若不能乘虛而入，他們就用邪惡的教條把人民引入歧途，從而奪取之。

從唐太宗允建景教教堂開始，基督教傳入中國已有千年，但始終沒有尋找到大規模傳播的突破口。清朝末年國力的衰落，東西方實力的巨大差距，讓西方傳教士再也等不了了。

從1860年開始，利用《中法北京條約》的漏洞，傳教士開始全國各處置地建教堂。

跟佛道不同，傳教士依照西方習慣，將教堂一竿子插到中國最基層的鄉村，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有教堂，教堂選址所在，大都是傳教士巧取豪奪得來的書院、公所等村社共有土地，這樣就跟村民的公共生活發生了矛盾。

由于洋人在官府面前的強勢，讓許多社會邊緣人物、戴罪人員、土匪看到入教官府就不敢追究的好處，他們入教后在村民面前的一些耀武揚威的行為，依仗教會勢力獲得的地位以及財富提升，激化了教民與村民間的矛盾。

教民入教后，就不再受地方管轄，不向縣鄉交稅，激化了洋教與地方政府的矛盾。

傳教士和教民強占土地、插手訴訟、放貸放款、敲詐勒索，激化了洋教與當地固有經濟秩序的矛盾。

教堂的對非基督教信仰者的封閉性和神秘性，宗教習慣、生活習慣的沖突，加劇了一些流言謠言。比如江蘇丹陽教案，就是有謠言說教堂外面掛的蜂箱里藏有人心人眼。

在洋教對傳統中國基層社會秩序和傳統文化的強勢介入下，可以說在當時，傳教士的教堂建到哪里，哪里就有矛盾和是非。

不同于西方侵略者、學者以及一些中國人把“土洋”矛盾歸結于所謂先進與落后的文明沖突，當時大部分的矛盾實際上都起源于土地這樣的經濟糾紛。

糾紛一開始僅限于村民和教民的理論，最多是口角和小打小鬧，使問題激化的是傳教士的強出頭以及官府的拉偏架。

當時的清廷把地方“土洋”矛盾的責任一概壓給地方官，對辦事不利、保護不力官員的連降兩級留任。朝廷的態度是：你們自己看著辦，地方的矛盾必須在地方解決，決不能鬧到京城來，讓大使館出面干涉，告到總理衙門。

在這種態度下，地方官盡管有時頗為無奈，為了保住官帽，也不得不在訴訟中向著傳教士和教民，有官員甚至直接對吃了虧的村民說，誰叫你不入教？！

清政府地方治理的空心化，地方官員一味的拉偏架，傳教士和教民的強勢，讓村民和教民的對立越來越深。

教民被斥為毛子和鬼子，雙方由口角上升為拳腳，拳腳上升為械斗，械斗上升為搶劫和殺人，每個人都成了施暴者和受害者。憤怒的村民最終將刀口對向傳教士和教堂，死了洋人，這就成了大事，是為教案。

由于洋人的壓制甚至武力威脅，清政府對教案的處理基本是將主犯斬首和彈壓暴動，越彈壓暴動越大，越彈壓仇恨越深。

再加上1898到1899年的黃河大水以及1900年的大旱，三年無收，天災人禍，缺衣少食的鄉民迫切需要一個依靠，擺在他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要么上山當土匪，要么下山練拳（入義和團）。

今天的我們很容易嘲笑和輕視義和團的“請神上身”“刀槍不入”有多么愚昧，多么烏合之眾，但對這些農民來說，目不識丁，不可能找到科學的理論做指導；饑腸轆轆，哪有力氣和工夫練拳腳學槍棒。

他們只能相信、依靠“大師兄”們的巫術戲法，在義和團里，每個人都有資格請神上身，刀槍不入，學了拳，就再也不會挨欺負了。

八國聯軍侵華過程中，義和團在進攻天津紫竹林租界失敗后，天降大雨，很多拳迷當時就散了，下雨了，該回家種地了。

打仗是朝廷的事，他們原本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是被破碎的國家，崩壞的秩序硬生生推到前臺的，何辜百年后還要承受更多。

八國聯軍侵華后訂下的辛丑條約中，賠款的數額是4億5千萬兩，4億5千萬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看好了，不管是開化還是未開化，只要是中國人，“人均一兩，以示侮辱”。

中國作為千年來穩定結構的中央王朝，當權力核心不足以強力維系平衡時，這樣的危機和恥辱就會像竄出地殼的巖漿般奔涌。

但另一方面，任何外力妄圖強勢介入直至顛覆這一結構，也絕對是癡心妄想。

辛丑條約的大方向只有賠款和懲辦禍首兩條，沒有瓜分和割地。

聯軍統帥瓦德西向腦子有問題的威廉二世解釋說，“我們對中國的民眾，不能看成是衰弱不堪或者失去道德品質的人。實際上，他們還有無限的生氣。中國人素有英勇善戰的精神，并沒有完全喪失”，因此，“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

聯軍各國指揮官和公使對瓦德西的意見都有同感。

有時候，敵人的看法最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