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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玫 章慧麗：穿越時空 與先輩對話——訪陳獨秀的孫女陳長璞

點擊：  作者：吳玫 章慧麗    來源：黨史縱覽頭條號  發布時間:2021-07-07 10:35:45

 

 

1921年，注定是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年。翻開中國近現代史書，其中寫滿了國家的積貧積弱、創劇痛深，人民饑寒交迫，抗爭風起云涌。那是一個血雨腥風、風雷激蕩、波譎云詭的年代。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下，誰能領導中國人民求得民族獨立和解放，誰就將成為中國革命的領導階級。“鐵肩擔道義”，陳獨秀、李大釗站了出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留下了一段歷史的佳話，翻開了中國歷史上開天辟地的一頁！從1921年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從稚嫩到成熟，走過了整整100個春秋。百年來，在黨的領導下，經過艱苦卓絕的斗爭，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歷史的機緣使“南陳北李”的后人和安徽產生了千絲萬縷的聯系。為隆重慶祝黨的百年華誕，本刊編輯部記者在中共安徽省委黨史研究院院長程中才的帶領下，特別采訪到陳獨秀的孫女陳長璞，請她站在自己的視角回溯歷史，以此呈現她與先輩心神交匯的對話，以孫輩和黨員的雙重身份解讀百年建黨歷程。

 

2021年的立春比往年早。1月中旬，已臨近春節，雖然還是冬天，但陽光很好，空氣中已經有了春天的氣息。在安慶市迎賓館，我們見到了陳獨秀第三子陳松年的幼女陳長璞。年近七旬的陳長璞開朗直率、快人快語。陳長璞介紹說，她也沒見過自己的祖父，但通過父親的講述，又閱讀了與祖父同時期的人留下的著作或回憶文章，在修建獨秀園的過程中也收集了大量的相關資料，對祖父有了更全面、深入、立體的了解。在近3個小時的采訪中，她向我們講述了祖父陳獨秀和伯父陳延年、陳喬年的革命往事，講述了陳家后人低調樸實的生活。

 

 

安徽省委黨史研究院院長程中才、黨史縱覽雜志社總編輯周平等與陳長璞交談

 

“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

 

2019年10月，在陳獨秀140周年誕辰之際，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第二研究部發表了集體署名的紀念文章。文章指出，陳獨秀“作為中國早期馬克思主義主要傳播者和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的巨大功績，是不可磨滅、永載史冊的”。提起這一句官方的高度評價，陳長璞雙眸里光芒灼灼，言語間自豪滿滿。她打開話匣子，向我們談起了祖父在建黨前后的艱苦歷程。

 

陳長璞說，我的爺爺陳獨秀，字仲甫，號實庵，18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安慶市，在少年時期就表現出了桀驁剛烈的個性，不喜八股文章，挨了其祖父的打也一聲不哭。我爺爺的爺爺，也就是我的高祖曾罵道：“這個小東西，將來長大成人必定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兇惡強盜，真是家門不幸！”鄉試落榜后，爺爺不僅沒有懊喪，反覺“意外有益”，從此與科舉徹底決裂了……

 

 

陳獨秀像

 

1901年，陳獨秀到日本自費留學，1902年加入東京留學生組織的革命團體“青年會”，思想轉向革命派。1903年，他在安慶藏書樓發起愛國演說會，在當地知識界引起了極大轟動，開始成為安徽地區反帝愛國運動的領袖。1904年，他創辦《安徽俗話報》，啟發民智，宣傳新思想。1915年9月，陳獨秀主持創辦《青年雜志》（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擂響了思想解放的戰鼓，掀起了一場以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1917年1月，在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的極力推薦下，陳獨秀進京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將新潮的科學與民主的思想帶入北大，使之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

 

“五四運動爆發后，蔡元培被迫離京，大批學生被捕。作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爺爺不顧自身也處于危險之中，‘不欲生存于此惡濁之社會’。他激憤地拍案而起，奮筆揮就一篇戰斗檄文《北京市民宣言》，向當局提出5項訴求，并旗幟鮮明地表明‘倘政府不顧和平，不完全聽從市民之希望，我等學生、商人、勞工、軍人等，唯有直接行勸，以圖根本之改造’。他還像一名出征的戰士一樣跑到公共場所親自散發印有宣言的傳單。6月11日晚，他在散發傳單時，被京師警察廳逮捕。大釗爺爺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將學生羅章龍等人召來，與他們商量營救的方法。當爺爺出獄后，大釗爺爺很高興，作了一首詩：‘從前我們的“只眼”忽然喪失，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春風吹散在遍地。’”……談起祖父這段傳奇經歷，陳長璞如數家珍。

 

 

被捕入獄的陳獨秀

 

1920年2月，陳獨秀來到武漢，發表題為《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的演講，初步提出要打破階級制度、繼承制度和遺產制度。這讓北洋政府當局大為驚駭，京師警察廳埋伏軍警試圖再次拘捕返回北京的陳獨秀。事先探知消息的李大釗等人將陳獨秀提前接走。2月中旬，經商議，李大釗決定陪同陳獨秀坐騾車到天津，讓陳獨秀從天津乘海輪赴上海。于是，在去天津的路上，二人演繹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

 

關于這段經歷，《新青年》編輯部編輯、安徽同鄉高一涵后來在一篇題為《李大釗同志護送陳獨秀脫險》的文章中有這樣一段描述：

 

（李大釗）“講的是北方話，衣著又樸素，很像生意人。……時當陰歷年底，正是北京一帶生意人往各地收賬的時候。于是他們兩人雇了一輛騾車，從朝陽門出走南下。……陳獨秀坐在騾車里面，李大釗跨在車把上。攜帶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釗出面辦理，不要陳獨秀開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順利地到了天津。”“后來談起他兩人化裝逃走事，人們都對李大釗見義勇為的精神，表示欽佩。”“有人傳為‘南陳北李，微服出京’，敘說陳、李友誼深篤的一段佳話。當年征宇（即羅章龍）也曾作詩贊譽李、陳二先生。詩云：‘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李大釗筆名）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懸照古今。’”

 

陳長璞說，我爺爺和大釗爺爺二人性格迥異卻很是投緣。大釗爺爺性格沉穩，沉默嚴謹；而我爺爺則剛烈不羈，倔強不屈。自新文化運動到大革命后期，兩人有著10年的交往。大釗爺爺英勇就義后，爺爺曾對人非常欽佩地談到這位老友，他說：守常（李大釗字守常）是一位堅貞卓絕的社會主義戰士。從外表看，他是一位好好先生，像一個教私塾的人。從實質上看，他平生的言行，誠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爺爺還自愧自己差之遠矣，真誠地評價：南陳徒有虛名，北李確如北斗。

 

在黨的一大召開之前那段時間，陳獨秀非常忙碌，一直在四處奔波、不斷聯絡，為各地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籌建，傾注了大量的心力。

 

1920年4月下旬，在李大釗的介紹下，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和翻譯楊明齋來到上海，他們在法租界老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和陳獨秀舉行了多次密談。5月，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成立，陳獨秀為負責人。這期間，陳獨秀致函北京大學張申府，商量組織政黨的事，并征求黨的名稱的意見，他在信中叮囑：“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談。”李大釗和張申府商量后,復信陳獨秀，認為應尊重共產國際的意見，“就叫共產黨”。

 

6月間，陳獨秀、俞秀松、李漢俊、施存統、陳公培5人開會，籌備成立共產黨，推舉陳獨秀為負責人，并起草黨的綱領草案十條，明確指出黨要“用勞農專政和生產合作為革命手段”。8月，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老漁陽里2號正式成立，陳獨秀為書記。

 

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出刊，刊登了陳獨秀《談政治》一文，并開設“俄羅斯研究”專欄，從側面宣告《新青年》已是共產主義刊物，新文化運動由思想啟蒙轉向社會實踐。從這一期起，《新青年》成為上海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它與當時秘密編輯發行的《共產黨》月刊互相配合，為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成立做了理論準備。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號增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

 

10月，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李大釗北大圖書館辦公室成立，最初成員為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3人。

 

在上海及北京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的聯絡推動下，各地黨的早期組織紛紛建立起來。1920年秋至1921年春，董必武、陳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漢，毛澤東、何叔衡等在長沙，王盡美、鄧恩銘等在濟南，譚平山、譚植棠等在廣州相繼成立了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日本、法國，成立了由留學生和華僑中先進分子組成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由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 上冊）一書中有這樣一段話：據1921年的一份重要檔案文獻記載：“中國共產主義小組是從去年年中成立的。起初，在上海該組織一共只有五個人。領導人是享有威望的《新青年》的主編陳同志。”陳獨秀以其獨有的政治聲望和堅毅的革命精神，從事組織中國共產黨的實際活動。正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頑強工作，才使得散布在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星星之火，漸成燎原之勢。毛澤東后來說：“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干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志，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志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后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

 

正是因為如此，陳獨秀在1921年7月因忙于政務缺席黨的一大時，仍然被選舉為中央局書記，并且在之后黨的二大（1922年7月）、三大（1923年6月）上，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在黨的四大（1925年1月）、五大（1927年4月至5月）上，被推舉為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建黨時期公認的黨的領導人。

 

親人眼中的陳獨秀

 

2021年是建黨百年，全國上下掀起了黨史學習教育的熱潮，大量的文藝作品也紛紛反映“南陳北李，相約建黨”這段歷史，陳獨秀的形象也多次出現在屏幕上。早在1991 年，電影《開天辟地》第一次比較正面地展現了陳獨秀的形象；2001年的電視劇《日出東方》，2011年的電視劇《開天辟地》《中國1921》、電影《建黨偉業》，以及今年播出的電視劇《覺醒年代》和即將放映的電影《1921》《革命者》等等，都生動再現了陳獨秀探索、傳播馬克思主義真理，創建偉大的中國共產黨的不凡經歷。但是文藝作品再優秀的演繹也不能取代陳長璞心中親人的形象。那么，在孫女的心中，祖父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

 

陳長璞出生在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與早在1942年就離世的祖父未曾謀面，她也是通過相關書籍、文藝作品以及從父親那里感知自己的祖父的。祖父的革命思想從民主共和到馬克思主義，最后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者，畢其一生，都在探索中國革命的道路。

 

她說：“作為孫輩，我們4個兄弟姊妹中只有大姐在她小的時候見過爺爺，年幼的我們也并不很清楚爺爺的事。爸爸也很少提及。一直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爸爸才將爺爺的事情講給我們聽，才帶著我們去給爺爺掃墓。”從20世紀80年代起，陳長璞一直致力于陳獨秀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對祖父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于1995年創建了陳獨秀生平陳列室，宣傳陳獨秀的思想。在親人們眼中，陳獨秀是思想家、哲學家、革命家，他的許多著作，特別是早期著作，時至今日仍閃爍著智慧的光芒。他的人格魅力和文化魅力一直為人們所景仰。

 

在陳長璞看來，祖父陳獨秀首先是一名純粹的愛國者。他在安慶成立安徽愛國會，創辦《愛國新報》，發表愛國演說，辦《安徽俗話報》，目的就是要用老百姓看得懂的話，向民眾宣傳革命道理。正是以他為代表的一批早期馬克思主義者，擔負起民族解放的大義，以喚醒昏睡中的中國民眾為己任，指引中國走向一條跨越東方傳統封建文化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第三種文明即社會主義文明。他始終懷著一顆赤誠的愛國心，將革命視為自己的終生事業，他的一生都在為中華民族擺脫被奴役的地位、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而奮斗著。九一八事變后，在國難當頭、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陳獨秀發表一系列文章，提出反蔣抗日的主張，表現出強烈的愛國熱忱。1932年10月，陳獨秀第五次被捕，最終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判處徒刑13年。對此，他在法庭上回擊說：“予固無罪，罪在擁護中國民族利益，擁護大多數勞苦人民之故而開罪于國民黨已耳。”

 

 

1932年在獄中的陳獨秀

 

在奮斗過程中，陳獨秀真正做到了“舍小家，為大家”。陳獨秀出生時家境富裕，后來擔任北大文科學長，月薪300塊大洋。有人計算過，按照當時的購買力，一塊大洋相當于現在人民幣100元，算下來，他的月收入大約3萬元，再加上稿費、版稅、兼課外快，確實算是高收入，且社會地位不低，頗受社會尊敬，可謂擁有榮華富貴。可他卻拋卻了這一切，成為職業革命家。為了革命，他失去了兩個心愛的兒子，自己一生5次被捕，第一次被捕即“被繩綁，擬即槍決”。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卻怡然自處：要槍決，就快點!這些都是因為有著“救國救民”的理想信念在支撐著他。

 

同時，陳獨秀也是一個光明磊落、心胸坦蕩的人。正如魯迅說的：“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里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鄧小平也曾評價陳獨秀不是搞陰謀詭計的人。“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這句詩正是他的人生寫照。他身上并沒有舊社會文人的酸腐氣，一身硬骨頭，寧折不彎。在獄中，國民黨政府國防部部長何應欽單獨面見他并向他求字，他揮毫寫下“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出獄后，蔣介石請他出任國民黨政府勞動部部長，被他拒絕；國民黨政府出資10萬元請他另立黨派，遭其痛斥。直到他晚年在貧病交加中離開人世也未曾屈服。

 

陳獨秀與陳延年、陳喬年的父子情

 

陳長璞介紹說，陳獨秀性格剛直不屈，自己5次被捕仍初心不改，對待同為革命者的兩個兒子，也要求十分嚴格，在外人看來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1915年夏天，陳獨秀從日本返回上海，開始籌辦《新青年》雜志。就在這時，他接到了安慶老家的來信，得知延年、喬年兄弟倆想出來讀書的消息。陳獨秀感到兒子已經長大，應當讓他們出來闖一闖。因此，他對延年、喬年兄弟倆的想法表示贊成，并回信讓他們立即到上海來。兄弟倆于這年冬抵達上海。那時延年17歲，而喬年才13歲。

 

初到上海時，兄弟倆一度與父親住在一起。但沒過多久，他們就從父親住處搬出，寄宿于《新青年》雜志發行所店堂的地板上，白天在外工作，謀生自給，晚上還要去法國巡捕房附設的法語學校學習法文，過著半工半讀的生活。當時，陳獨秀每月從自己的稿費中撥付5元給兄弟倆作為生活費，這些錢只夠維持他們最低的生活水平，剩下的開支全由兄弟倆自己謀取。平時，兄弟倆只能“食則侉餅，飲則自來水”。由于生活艱苦，“故顏色憔枯，人多惜之”。而兩個少年自己卻處之泰然，毫無怨言，有意識地要在艱苦環境中磨練自己。作為父親，陳獨秀也支持孩子們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自創前程，讓他們更好地成長起來，將來成為有用之才。這讓既是姨母又是繼母的高君曼十分心疼。她曾數次苦勸丈夫讓孩子們回家吃住，還通過陳獨秀的老友潘贊化代為懇求，但陳獨秀總不以為然，說那樣姑息養奸，不可。他以為高君曼是“婦人之仁，徒賊子弟，雖是善意，反生惡果，少年人生，聽他自創前途可也”。

 

 

陳延年烈士像

 

陳延年、陳喬年兄弟倆沒有辜負陳獨秀的良苦用心。他們在艱苦的條件下，勤奮學習，自立自強。1920年2月初，他們又一起到法國勤工儉學。對于延年、喬年出國留學的愿望，陳獨秀完全贊成，并勸過兄弟倆去蘇俄留學。1922年6月，延年和喬年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秋，兄弟倆加入法國共產黨。不久，中共中央派廖煥星帶信赴法，正式承認參加法共的中國同志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并組成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陳延年等被選為支部的領導成員。1923年初，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延年、喬年兄弟倆離開法國到蘇聯學習。4月中旬，他們抵達莫斯科，進入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在莫斯科，兄弟倆更加系統地學習和研究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研究了俄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終于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陳延年、陳喬年奉調回國后，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的陳獨秀，并沒有將自己的兒子留在中央機關，留在自己身邊。同過去一樣，他希望兩個兒子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因此，陳延年很快被派往當時革命的中心和階級斗爭極為尖銳復雜的廣東去工作；陳喬年則任中共北京地委組織部部長、北方區委組織部部長，在李大釗的領導下，滿腔熱情地投身火熱的斗爭之中。

 

 

陳喬年烈士

 

陳長璞介紹說：大伯父延年皮膚粗黑，濃眉大眼，性格內斂，沉穩老成，不茍言笑，人稱“小列寧”。他生活簡樸，常年只穿一身工裝，隨身攜帶一個黃牛皮的小皮箱，白天是公文包，晚上就是枕頭，始終保持一種“拼命”的工作態度。他為自己規定了“不閑游、不看戲、不照相、不下館子、不講衣著、不作私交”等原則，將所有時間都交給工作。他也不談戀愛、不結婚，至死仍舊孤身一人。二伯父喬年則一副白面書生的模樣，而且性格活潑外向，喜歡京劇。他后來和史靜儀結婚，生下兒子陳紅五。不幸的是，二伯父被捕后，史靜儀因忙于營救，無暇照顧孩子，導致孩子得病夭折。二伯父犧牲后，史靜儀在一系列沉重打擊下，再度留學蘇聯，之后改嫁他人。抗戰勝利后, 史靜儀在漢口港務局工作。父親陳松年回安慶路過武漢時，還去看望過她，之后就與她失去了聯系。

 

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陳獨秀、陳延年、陳喬年父子三人同時被選為中央委員，創造了“一門三中委”的奇跡。在大革命后期，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主張，陳延年一再反對和抵制。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陳喬年出席了會議，也對父親陳獨秀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錯誤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說到兩位伯父的慘死，陳長璞的眼眶紅了。

 

1927年6月底，陳延年遭國民黨軍警逮捕，在獄中被酷刑折磨得體無完膚。但他以鋼鐵般的意志，嚴守黨的機密，寧死不屈。7月4日晚，陳延年被國民黨反動軍警押赴刑場。劊子手喝令他跪下，他卻高聲回應：革命者光明磊落、視死如歸，只有站著死，決不跪下！幾個執刑士兵用暴力將其按下，松手揮刀時，不料陳延年又一躍而起，這一刀未砍著頸項，劊子手也嚇得差點摔倒。最后，陳延年竟被兇手們按在地上以亂刀殘忍地殺害，年僅29歲。

 

1928年2月16日，陳喬年被捕入獄。在監獄中，陳喬年被施盡酷刑，但始終大義凜然。獄中同志見他受了重刑，十分難受，他卻淡淡地說：“受了幾下鞭子，算個啥！”在遇害前，陳喬年曾留下遺言：“讓我們的子孫后代享受前人披荊斬棘的幸福吧！”這年6月6日，陳喬年在上海龍華被槍殺，年僅26歲。

 

 

陳延年、陳喬年的烈士證書

 

陳獨秀在得知兩個兒子都慘死在國民黨的屠刀下的噩耗時，一連幾天都沒說一句話。沒有人知曉一個父親連喪兩子有著怎樣的蒼涼心境，無人之時他是怎樣的悲痛欲絕，是否會后悔讓孩子和自己一樣走上革命道路。西安事變爆發后，當被關在獄中的陳獨秀得知蔣介石被扣的消息時，他“簡直像兒童過年那樣的高興”，立即托人買來酒菜，說：“我生平滴酒不喝，今天為了國仇家恨，我要痛飲一杯！”他先舉杯祭先烈，然后再舉杯，嗚咽著呼喚兩個兒子的名字：延年啊喬年，為父的為你們酹此一杯！說完老淚縱橫，痛哭失聲。

 

“大伯父和二伯父接連壯烈犧牲，姑媽陳玉瑩聞訊悲痛萬分，她先后兩次趕到上海處理后事，但是連大伯父的遺體都沒有看到，據說被丟到江里去了，現在他的墓是他的衣冠冢，真是太慘！而二伯父倒在血泊中那種慘烈之狀，使姑媽深受刺激，結果一病不起，不久也撒手人寰。”

 

提起這件往事，陳長璞幾度哽咽。

 

陳獨秀墓的幾次修建

 

安慶獨秀園，是以陳獨秀墓為核心的大型人文景觀，位于安徽省安慶市北郊的十里鋪鄉葉家沖大龍山余脈，占地1.37平方公里，核心區0.39平方公里。

 

獨秀園的修建，傾注了陳長璞半生的心血。她長期為此奔走呼號，事無巨細，親力親為，力求展現祖父陳獨秀的跌宕人生與精神風貌。

 

1927年后，陳獨秀不再擔任黨內職務，但他并沒有放棄革命事業，仍堅持時刻關注著世界形勢的發展，并不斷致信中央，闡釋他對革命形勢的看法。1931年，他致信中共中央，呼吁聯合行動，反蔣抗日。1932年10月，陳獨秀被捕入獄。全民族抗戰爆發后，他被提前釋放出獄。出獄后，陳獨秀放下自己的私人恩怨，大力呼號國共合作、全民抗戰。1938年，出獄不到一年的陳獨秀輾轉到了四川江津。在那里，他除了潛心致力于文學研究外，還不停地撰寫抗戰反日的文章，身體力行參加抗日演講活動。此時的他沒有經濟來源，除了接受北大同學會的經費和親朋好友的接濟外，主要靠一些稿費度日，生活極為艱難。1942年，陳獨秀在家中病逝。由于家中極度貧困，竟到了無錢安葬的地步。所幸當時江津的兩位名士鄧蟾秋、鄧燮康叔侄伸出援手，解決了困境。他們為陳獨秀提供了一塊墓地，又為他置辦了楠木棺材和壽衣，將他安葬在大西門外鼎山山麓之康莊。書法家葛俞康篆刻了“獨秀陳先生之墓”的碑文。在陳獨秀彌留之際，陪伴在他身邊的只有陳松年。陳松年沒有忘記父親的臨終遺言：“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帶回去，我和你母親合葬在一起。”但當時的陳松年囊中羞澀，無法承擔將棺木運回故鄉安慶的費用，只能暫時將父親葬在江津，自己仍在四川以教書為生。直到1947年，陳松年才將父親和祖母謝氏的靈柩運回安慶。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煩，他在棺木上寫的是陳獨秀的原名“陳乾生”。

 

1947年6月1日，在安慶市北門外十里鋪鄉葉家沖的密林深處，陳松年將父親的靈柩和母親的靈柩合葬在一起，并立碑‘先考仲甫公之墓’。當時，陳松年并沒有用“陳獨秀”這個名字，而只是用了“仲甫”這個并不廣為人知的陳獨秀的字，也是為了在亂世中能保護墓地。

 

陳長璞介紹說，因爺爺的身份敏感，自1947年靈柩落葬安慶至1978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父親從未攜帶家人前往墓地祭掃。每逢爺爺的忌日和清明、冬至，父親總是找借口，一個人悄悄到爺爺的墳前默默陪伴。這讓當時還年幼的陳長璞頗感不解。然而，正是由于陳松年有意識地保護，陳獨秀的墓冢一直沒有遭受大的破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民間的一些學者和專家重啟了對陳獨秀的研究，尤其對陳獨秀在建黨和五四運動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作出了肯定，一批有關陳獨秀生平的研究專著也紛紛出版。陳獨秀墓的第三次修建，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1979年，時任安徽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藍天就陳獨秀問題特意致電安慶市委：“今年是陳獨秀誕辰一百周年，安慶市委可以不出面，但是要由市政府撥點款給陳獨秀的家屬，讓他們出面將陳獨秀墓修繕一下。”于是，市委相關部門就派人聯系上了陳長璞，給了陳家200元的修繕經費。陳家就用這200元為陳獨秀與高曉嵐的合葬墓重新壘起一個簡單的墳冢，并以延年、喬年、松年、鶴年（陳獨秀與高君曼之子）4個兒子的名義立了一塊碑。這一次，碑上正大光明地寫上了“陳公仲甫字獨秀 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幾個字。后來，陳長璞與一位陳家后人一道，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其中就包含了對于重新修建陳獨秀墓的請示。鄧小平閱后作了批示。安慶市政府先后共撥款2萬元對墓園進行了修葺擴建，也豎起了“安慶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標識。這次修繕前后一共花了3年時間，于1983年正式完工。墓碑上正式刻著“陳獨秀之墓”5個字。

 

 

幾經變遷的陳獨秀之墓

 

1992年，人民日報社記者曹家庵寫了內參，認為應該將陳獨秀墓作為人文景觀加以修繕與保護。1994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一次將陳獨秀作為黨內人物收錄進冊，改變了以往將陳獨秀不看作黨內人物的做法。1997年，陳長璞又給時任國家領導人寫了一封信，希望史學界加強對陳獨秀思想的研究。1998年，安徽省人民政府批準陳獨秀墓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經過努力，1999年，國家文物局撥款85萬元、省文物局撥款5萬元、安慶市政府下撥配套資金50萬元，對墓園進行了較大規模的整修，將墓地由占地200平方米擴大至1058平方米，并修建了兩層墓臺。陳長璞到岳西縣購買了黑色大理石，在墓碑上刻下了“陳獨秀先生之墓”幾個大字。

 

2004年，安慶市政府撥款并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捐款籌建獨秀園。2007年9月，時任安徽省委書記郭金龍、省長王金山陪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吳官正到安慶考察，來到陳獨秀墓園。郭金龍書記對在場的陳長璞說：這么多年來，長璞同志為了陳獨秀墓園的建設和發展盡了最大的努力，也受了不少的委屈，很不容易。現在還有什么困難？陳長璞聽后非常感動，她說：我做了應該做的事，無怨無悔。這屆市委市政府很關注陳獨秀墓園建設工作，獨秀園才有今天的規模。要說有什么困難，就是資金比較短缺。郭金龍書記聽后，與王金山省長協商，他說，省委暫時撥款支持一下長璞同志的工作。他們現場拍板省政府撥款500萬元擴建獨秀園。園區于2008年竣工，并正式對外開放。2009年，陳獨秀紀念館修建完工并對外開放。2018年陳獨秀紀念館展陳進行了第二次升級布置。如今的獨秀園包括：陳獨秀墓、驚雷浮雕、石牌坊、柏林墓道、陳獨秀銅像、新青年碑刻和紀念水塘等景點。陳獨秀墓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獨秀園也成為安徽省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安徽省黨員干部黨史教育基地、國家AAAA級旅游景區。

 

 

今日的安慶獨秀園

 

陳家后人樸素低調的生活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家風是社會風氣的重要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們身體的住處，更是人們心靈的歸宿。家風好，就能家道興盛、和順美滿；家風差，難免殃及子孫、貽害社會，正所謂‘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陳長璞介紹說，陳家是安慶望族，家有良田千頃。爺爺從小過繼給他的叔父當嗣子。我的曾叔祖置辦下了不少家當，在安慶城南水關有一大片房產，另外在安慶、蕪湖、北京等地都開有店鋪，生活富裕、仆從眾多。爺爺的哥哥過世得早，因而爺爺成為這些巨額家產的唯一繼承人。但是他一貫視錢財如糞土，從不關心家業的興衰，更不愿貪圖享受、依賴父輩的私產過安逸的日子。

 

“我們陳家耕讀傳家，文化底蘊深厚，提倡節儉，每月月錢有結余的會給予獎勵，有鋪張浪費的則要給予相應處罰。這種家風影響著陳家后人，陳家子弟都能嚴格要求自己。當時在北大，爺爺的薪水最高，達到了每月300大洋，但他是一個對物質生活要求極低的人，一碟腌菜能下一大碗白米飯。延年、喬年兩個伯父也繼承了這種家風。他倆在家時，對家里仆從很溫和，也很關心，休息的時候先把水送給工人們喝，吃飯的時候先把飯菜送到工人們手上。我的奶奶和曾祖母也非常支持兩位伯父的行為。陳家非常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做長輩的平常對孩子也不隨意呵斥。”

 

陳長璞說，我的奶奶高曉嵐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爺爺很早就離家從事革命活動，家里的一切都由奶奶操持。1927年到1929年的兩年間，她的3個孩子——延年、喬年和玉瑩先后死于非命，對她的打擊很大，1930年她也離開了人世。

 

陳獨秀常年為革命奔走，不但無暇顧及家庭子女，甚至還因此連累了家人、危及子女的生命安全。在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失敗后，時任安徽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因被袁世凱的爪牙倪嗣沖通緝而逃往上海。沒有抓到人的倪嗣沖便對陳獨秀在安慶的家人進行迫害，他們將魔爪伸向陳獨秀的兩個尚未成年的兒子延年和喬年，并揚言要斬草除根。幸好陳家事先得到了消息，讓延年和喬年逃到鄉間，才躲過一劫。

 

在談到父親陳松年時，陳長璞總是感慨萬分。

 

她說，由于爺爺離家很早，為革命東奔西走；延年、喬年兩伯父少年熱血，為追求真理上下求索，家里大小事務，開始時落在了我奶奶的肩上，后來又落到了我爸爸的肩上。爸爸自幼和我奶奶生活在安慶老家，沒有得到過父愛，在漫長的歲月里養成了老實本分、與世無爭的性格。1932年，爺爺又一次被捕，在老家學校教書的爸爸前去探監，才見到他模糊記憶中的父親。在短短3年內失去了4個親人的爸爸，一見到爺爺，當時就流下了眼淚，結果卻被爺爺罵了一頓，說他沒出息……當時爸爸還對爺爺提出，兩個哥哥都為革命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自己也想繼承他們的遺志，出來從事革命工作。但爺爺告訴他，教育是正國之綱，教育工作也是革命工作。況且家里還有奶奶需要他照顧，擔子是很重的。于是，我爸爸遵照爺爺的囑托，回到安慶，繼續在學校里任教。后來爺爺出獄到了四川，爸爸才帶著一家老小趕去團聚。

 

1947年回到故鄉安慶后，陳松年放棄了教師職業，每月只靠北京店鋪30元的房租維持生計。后來安慶市政府成立了窯廠，優先招錄烈士軍屬子弟作為職工。得知消息后，陳松年立即去當地勞動局報了名，到窯廠先后擔任會計、技師等職，一輩子安分守己、低調做人。

 

陳長璞回憶起父親對職業的選擇一事，動情地說道：“我開始還非常不解。父親說，他進入窯廠工作，就像是進入了保險公司一樣有了保障。他常對我們幾個說，你們能健康長大，就是我們家最大的財富，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他是為了保護我們幾個孩子啊！

 

“由于經歷了太多的不幸，爸爸大學沒有畢業就輟學了，但他吃苦耐勞，人也很聰明勤奮，又肯鉆研，在技術上得到了業內的一致認可。他對人友好和藹，工友們在工作上遇到疑難問題都愿意去找他幫忙，他總能給出解決方案，也因此被工友們稱為‘陳博士’。久而久之，若是問起陳松年，無人知曉；但若是問‘陳博士’，大家都知道是誰。

 

“父母對我們要求很嚴格。為保書香家風，父母竭盡全力支撐著家庭，勒緊褲腰帶也要供我們幾個上大學。母親還去參加抬土、修路、糊火柴盒，賺錢貼補家用。我還幫母親糊過紙盒子……”

 

說到這里，陳長璞眼里閃過一絲淚光，對父母的欽佩和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陳長璞（左三）與父親陳松年（左二）攝于1979年

 

在談到一代偉人毛澤東關心陳氏后代的往事時，陳長璞圓圓的臉上漾起了真摯的笑容。她說，關于這一段往事坊間傳聞很多，網上也有不同版本。有的說是1958年毛澤東到安徽視察路過安慶，問當時的中共安慶地委書記傅大章：陳獨秀就是安慶人，他家里還有什么人？傅大章告訴毛澤東陳松年一家的情況后，毛澤東說：“陳獨秀后人生活有困難，可以照顧嘛!”從此，當地政府開始給陳松年發生活補助。對這個說法，陳長璞糾正說：一、那不是1958年主席視察安徽時發生的事，而是在1953年2月，主席乘坐洛陽號軍艦巡視長江中下游各省，于20日晚9點多鐘在安慶長江江面停泊期間發生的；二、主席派隨行人員讓傅大章到艦上去，向他詳細了解安慶的情況，然后主動提起陳獨秀，他說：“安慶是陳獨秀的故鄉，聽說他還有一個小兒子在安慶，如果在政治上、生活上有什么困難，你們當地政府要給予解決。”看來，主席對陳氏后代的情況是了解的，并非被告知后才作出指示的。關于這件事，陳長璞強調說自己曾專門向傅大章本人求證過。

 

“得到主席的批示后，當地立即確認了我兩個伯父的烈士身份，頒發了烈士證書。安慶地委統戰部開始按月發給父親30元人民幣作生活補助金，且一直發到1990年他去世。”陳長璞說，“30元在當年算是一筆巨款，對我們家來說可真是雪中送炭啊！主席百忙中能想到陳獨秀及其后人，這段恩情我銘記在心，沒齒難忘。”后來，她見到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還專門就此事表達過感激之情。

 

多年來，陳家后人一直繼承陳獨秀和陳延年、陳喬年的革命精神，堅守低調簡樸的家風，踏實生活。陳長璞說，我的入黨之路也很曲折，但我的理想信念一直非常堅定，多次申請，堅持學習，終于在20世紀90年代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采訪的最后，面對我們提出的這樣一個問題：透過百年風雨，穿越時空，如果可以和爺爺面對面，您想對他說些什么？陳長璞沉思了一會兒，回答道：“我想對他說，爺爺，雖然我從未見過您，但在我心里您從未離開過！您早年寫過這樣的詩句：‘十日麗蕪皋，光明冀來日。’如今，您和無數革命志士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從當年只有50多名黨員發展到擁有9100多萬黨員，國家強了，人民富了，這盛世如您所愿！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的黨，她始終堅守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和使命，是民心所向的黨！我以自己是其中的一員而感到無比自豪！我們將為‘自由的平等的’‘全社會幸福的’新時代繼續努力奮斗！”（感謝中共安慶市委黨史研究室在采訪過程中給予的大力支持）

 

作者：吳 玫 章慧麗    來源：黨史縱覽頭條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