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長時間以來，不少人把美國當成世界的燈塔，“自由、民主”的燈塔。矗立在紐約曼哈頓河口的自由女神雕像，一直就是這種象征。實際上，中國曾經是世界的燈塔，人類追求自由解放的燈塔，反帝反霸權的燈塔。那是革命的火炬，正義的明燈，精神的燈塔，鼓舞了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推翻殖民主義、帝國主義統治的舊世界，建設一個公平、自由、正義的新世界。今天，美國的“自由、民主”“燈塔”日益暴露出虛偽和霸權的本質，正在黯然褪色；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制度與模式正在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今天的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的旗幟，為世界謀大同，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正在成為引領當今人類發展和文明進步的新的世界燈塔。1937年，斯諾，一個美國記者，在倫敦出版了紀實作品《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向世界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真實面貌。這本著作以一個“第三者”的眼光來觀察“紅色邊區”，像一部攝影機，真實地記錄了斯諾在陜甘寧邊區的所見所聞，第一次拂去了因為地域隔絕和國民黨封鎖而蒙在這片紅色中國土地上的神秘面紗，抹去了因為妖魔化宣傳和有色濾鏡而造成的對中國共產黨的扭曲印象。這本書掀起了西方認識中國革命的一股潮流。從此，紅星不僅照耀中國，也照耀了世界，為世界向往光明、自由、正義的人們帶來希望。在書中，它記錄了對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許多革命領袖和紅軍將領的談話，詳細地記述了毛澤東等人的革命生涯，介紹了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和世界的想法，探尋他們成為共產黨人的原因。斯諾還深入紅軍戰士和根據地老百姓之中，對共產黨的基本政策、軍事策略，紅軍戰士和邊區百姓的生活，進行了原生態的描寫。這本書搜集了關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手資料，第一次向世界講述了長征的故事。斯諾在書中說，“毛澤東、彭德懷等人所作的長篇談話，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辭，解釋中國革命的原因和目的。還有幾十篇和無名的紅色戰士、農民、工人、知識分子所作的談話，從這些對話里面，讀者可以約略窺知使他們成為不可征服的那種精神，那種力量，那種欲望，那種熱情。......凡是這些，斷不是一個作家所能創造出來的。這些是人類歷史本身的豐富而燦爛的精華。”他的記錄毫不做作，筆觸質樸而真誠。在他的筆下，毛澤東等人有著理想情懷，有著非凡的人格魅力，但又充滿人間氣息。《紅星照耀中國》第一次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向世界展示了紅色邊區的真實面貌，展示了這里的人們如何理解自己的命運和使命。
“不可否認，你覺得他身上有一種天命的力量，這并不是什么曇花一現的東西，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覺得這個人身上不論有什么異乎尋常的地方，都是產生于他對中國人民大眾，特別是農民——這些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貧困、饑餓、受剝削、不識字，但又寬厚大度、勇敢無畏、如今還敢于造反的人們——的迫切要求做了綜合和表達，達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假如他們的這些要求以及推動他們前進的運動是可以復興中國的動力，那么，在這個極其富有歷史性的意義上，毛澤東也許可能成為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
“毛澤東的生活和紅軍一般戰士沒有什么兩樣。做了十年紅軍領袖，他所有的財務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
從這樣的話中，我們能夠感受，作為一個記者，盡管斯諾可能盡力地在記述中不帶任何感情色彩，但幾個月的深入觀察，他親身經歷的一切，是那樣的聞所未聞，已經給他思想上、精神上、感情上帶來了無比的沖擊和震撼，他深深地被這里的精神感動和征服了。
在旭日躍出地平線照耀東方之前，斯諾敏銳地抓住了黎明到來的第一絲光芒，他準確地把握住了延安和紅色邊區的精神。那種撲面而來的信念與精神力量，那種為著理想不屈不撓奮斗的意志，那種在艱難的環境中積極、向上、昂揚、奮進的集體風貌，瞬間給世界的億萬讀者帶來強烈的思想和情感沖擊。在中國，無數熱血青年從這本書認識了紅色邊區，找到了救國救民的希望，找到了人生的理想。他們把延安作為革命圣地和理想的歸宿，從四面八方投奔紅色邊區，投身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洪流和偉大的人民革命事業。在世界，這本書打開了一扇天窗，讓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第一次在國際上得到廣泛傳播，讓紅色中國的理想光輝照耀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它影響了世界上無數追求正義和光明的人士，他們從《紅星照耀中國》中受到鼓舞和感召，毅然加入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斗爭和民族解放的正義事業。斯諾是打開世界認識紅色中國之門的第一人。但是，他并不孤獨，許許多多國際義士與他一道或追隨他的腳步，投身到中國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業，做出了畢生的奮斗。和斯諾一樣，積極投身和宣傳中國革命的還有兩位著名的美國記者，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和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中國人民把他們三位并稱為“3S”。安娜·路易絲·斯特朗，美國著名的進步作家和記者。她堅定支持人民革命運動，始終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國人民的民族獨立和解放事業，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給予了無私的幫助。她的名字與中國革命斗爭史密切相連，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25年，斯特朗首次來到中國，走進了第一次大革命高潮中的廣州，報道省港大罷工的情況。1927年，斯特朗在上海親眼目睹了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她還深入湖南農村采訪農民運動。她根據兩次中國行，寫下《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記錄了中國人民革命斗爭的史實。
【1946年冬，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朱德、康克清在一起】
中國全面抗戰爆發后，斯諾的報道吸引斯特朗又一次來中國。1938年1月，她跋山涉水來到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采訪了朱德、彭德懷、賀龍、劉伯承等人，不知疲倦地穿梭于敵后各條戰線之間，每天與八路軍戰士交談。幾個月的深入接觸，她第一次了解了八路軍這樣一支人民軍隊。她根據采訪實錄寫成了《人類的五分之一》一書，謳歌了共產黨領導下的偉大的人民戰爭，并向全世界報告：中國抗戰必勝。1940年，她受周恩來委托，設法在美國報道了皖南事變的真相，揭露國民黨陰謀，對中共給予了有力的支持。
斯特朗與毛澤東等中共領袖有廣泛接觸。她大量記述了對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共產黨領袖的采訪，她認為與他們交往的經歷是她終生難忘的愉快日子。在斯特朗眼中，他們都是“頭腦敏銳、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
“毛直率的談吐，淵博的知識，和詩一般的比喻，使他的談話成為一次我所經歷的最為鼓舞人心的談話。我從未遇見過有人使用如此鮮明而又充滿詩意的比喻。”
【1946年8月6日，毛澤東在和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這篇談話里，提出了“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論點?！?/span>
1946年在延安，她記錄并發表了毛主席《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著名談話。關于“紙老虎”一詞，她后來回憶，陸定一開始翻譯時用了“straw man”（稻草人）。斯特朗有點迷惑，就問毛澤東：“是指 scarecrow（嚇鳥的草人）嗎？”一旁的馬海德領會了二者的區別，他插話說，“不是稻草人，是紙老虎，paper tiger。”毛澤東補充道：“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樣子很可怕，但一下雨就完了。從長遠觀點看問題，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斯特朗是第一個系統地把毛澤東思想介紹給外界的人。她最早在1947年就寫過《毛澤東的思想》，闡述了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方面的創造，最早發表在美國紐約《美亞》雜志上。
斯特朗對紅色中國充滿感情，她選擇在中國度過了后半生。1958年，斯特朗沖破阻力來到中國并定居北京。1962年根據周恩來建議創辦《中國通訊》。此后她跑遍中國的大江南北，走進工人、農民、戰士們中間，記錄他們的工作和生活，向世界報道中國社會主義的成就。在她74歲的時候，還堅持去了西藏進行采訪報道。
【暮年的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再度會見斯特朗女士】
1970年3月29日，斯特朗在北京病逝，享年85歲。她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長眠在了這片她熱愛的土地。在她85歲的生命中，三分之一留在了她稱為“理想的歸宿地”的中國。這位令人尊敬的紅色美國人，把自己一生與中國緊緊聯系在了一起。艾格尼絲·史沫特萊（1892-1950），美國著名新聞記者、戰地作家、革命者和國際主義志士?；馃岬闹袊锩c中國共產黨為勞動人民謀解放的奮斗深深打動了她，中國，成為她的信仰歸屬地。她滿腔熱情投入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對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走出巨大貢獻。周恩來贊譽她是一個“偉大的美國人”。史沫特萊出生美國底層家庭，對自由與公平的追求，讓她在青年時代就成為一名具有左翼思想的記者與活動家。在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史沫特萊畢業于此）圖書館中，珍藏著史沫特萊的一份手跡：“Who & What are Chinese Communists？”（誰，什么是中國共產黨人？）當年正是這樣的疑問，引領著史沫特萊于1928年底來到中國，開啟了長達12年的中國之旅。她到達中國后，早期在上海參與左翼文化運動。隨著對中國共產黨人和蘇區情況的了解，她敏銳地判斷：共產黨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的策略將使中國贏得獨立。投身于中國革命的洪流中，史沫特萊把自己的命運與中國緊緊連在了一起。1934年她曾經說：
“我到過很多國家，但無論到哪兒，我總歸是一個外國人；只有當我在中國的時候，就不感到自己是一個外國人。不知什么緣故，在那兒，我總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中的一個，我仿佛已經生根在那塊土地上了。”
【史沫特萊在延安】
史沫特萊飽含對中國革命的深切同情，越來越向往走進延安，走近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期間，她鼓勵和幫助了一批西方人士，如馬海德和埃德加·斯諾前往蘇區工作和采訪，后來她也一步一步走進中國革命的中心。1936年前后，她前往西安，希望等待機會前去采訪西北紅軍。在西安時期，史沫特萊意外卷入了“西安事變”，她在張學良的總部每天晚上用英語對外廣播，報道西安事變的發展和談判進展，介紹周恩來等中共代表“為開創團結的新局面”所做的努力，成為當時公眾了解事變真相的唯一公正來源。1937年1月初，史沫特萊終于收到夢寐以求的延安邀請信。經過整整三周的跋涉，史沫特萊到達了向往已久的延安。從早春到夏末，在延安的窯洞里，史沫特萊多次采訪了毛澤東、朱德、彭德懷等許多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期間她與朱德建立起深厚的友誼，對朱德作了長期專訪，后寫成《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全面抗戰爆發后，她積極要求到抗日前線進行報道。她要弄明白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如何戰斗，又將怎樣帶領中國人民贏得勝利。史沫特萊身著八路軍軍裝，親赴抗日前線，成為第一個八路軍外國隨軍記者。1937年10月至1938年1月初，她跟隨山西境內一支八路軍一同行軍和戰斗，通過她的報道，向世界展示了八路軍如何在裝備極其懸殊的情況下，通過充分組織和發動民眾，贏得戰斗的勝利。在史沫特萊眼中，“這是一支堅不可摧的隊伍。”它具有每天200里、堪稱世界最快的行軍速度，訓練有素、堅強團結的嚴明紀律，“人人都準確地知道打擊什么和為什么而戰”。1938年11月到1940年3月，史沫特萊深入新四軍華中敵后游擊根據地，宣傳報道在游擊區的見聞，幫助新四軍從事醫療衛生工作，并呼吁世界人民援助新四軍。親歷戰斗一線，生活是緊張而艱苦的，缺衣少食已是最平常的情況。但史沫特萊在這種艱苦的工作中找到了幸福：
“我們正在通過的地區，連普通的粗紙也買不到。這里沒有釘子，沒有植物油或動物脂肪，沒有鹽，沒有燃料。我將要在冬季的嚴寒中寫作而沒有火烤，而且沒有足夠的東西可吃……我寫這一切，并不是叫苦。我在過著我這一生最愉快、最有意義的日子。”
近一年的延安生活和隨軍采訪，為史沫特萊解答了“誰，什么是中國共產黨人”，她先后寫作了《中國人民的命運》《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擊》等戰地著作，在這些書中她傾注了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的無限敬佩。
【1938年出版史沫特萊著《中國在反擊：一位跟隨八路軍的美國女性》（China Fights Back: An American Woman with the Eighth Route Army）】
在史沫特萊的筆下，中國共產黨胸懷民族大義與家國情懷，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具有高貴偉大的品質，戰士、愛國者、中國共產黨人的形象在他們身上重疊。這些黨的領袖經常說：“我不過是個農民，是中國工農紅軍中普普通通的一員。”
“那些具體體現在八路軍身上的原則將同樣會指導中國、拯救中國，并且能夠給亞洲一切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以最大動力，同時也能給人類社會帶來新生的原則。”
離開八路軍總部前夕，史沫特萊對朱德說：“我相信這支隊伍是中國和亞洲的希望！你們軍隊的靈魂純潔、宗旨純潔。”也讓她堅信，中國革命只能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向最終勝利。1941年，中國大部國土淪陷，她回到美國，仍然堅持支援中國抗戰，抱病寫就《中國的戰歌》、《偉大的道路》等傳世著作。二戰后，美國冷戰陰云籠罩，一直鮮明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史沫特萊遭遇極大的政治壓力，受到右翼勢力迫害，在美國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中國人民沒有忘記這位為中國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杰出戰士，1949年，初生的新中國邀請史沫特萊再赴中國。1949年11月15日她取道英國，以期尋找機會重新回到中國。居留英國期間，她的健康狀況逐漸惡化。在病榻上她留下這樣一段遺囑：
“我一向只有一種忠誠，一個信仰，那就是忠于貧窮和受壓迫者的解放。在這個意義上，就是忠于中國正在實現的革命。如果中國大使來到了，只要在我的遺體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激不盡了：那就是中國的國歌‘起來’。因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國。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國已逝的革命者在一起。”
史沫特萊短暫的一生，不知疲倦地投入到追求勞苦大眾得解放的事業中。她在中國的12年，是中國革命斗爭最艱苦的階段。她的足跡從黃河之濱到太行山脈，經歷、見證、記錄了中國1930年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抗日根據地的社會風貌。她在延安和八路軍中所見到的社會組織方式，是她一生中見到的最符合她社會主義理想的具體形態。按照她的遺愿，她的骨灰被帶到中國。1951年5月6日，在她逝世一周內的日子，北京為她舉辦了隆重的追悼會。5月16日，骨灰被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朱德親筆在她的墓碑上題寫“中國人民之友 美國革命作家”。一個偉大的靈魂長眠于中國的土地，完成了她一生的夙愿。八寶山蒼松翠柏靜默如初，寄托著中國人民對她深深的感激與緬懷，也守護著她對于被壓迫民族解放事業的禮贊，和她對中國革命必勝的信念。三位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做出杰出貢獻的美國記者，最終都魂歸中國（斯諾的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北京大學未名湖畔）。與斯諾一同前往陜北的，還有一名美國醫生，馬海德博士。來到延安后，他就沒有再離開。從此他一生投入到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事業中，并成為了第一位被特批加入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籍的外國人。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1910年生于美國。1933年11月，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的海德姆為考察中國上海一帶流行的熱帶病，從瑞士來到中國。在朋友的影響下，海德姆開始關注中國革命，知道了中國還有另外一個世界——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根據地。1934年，他結識了宋慶齡，在她的鼓勵下，參加了外國進步人士組成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學習小組內知名人士還有史沫特萊、路易·艾黎等。1936年6月，在宋慶齡介紹下，他與埃德加·斯諾一起到達陜北，受到毛主席和周副主席親切接見。在接下來的日子里，他先后跟隨不同的紅軍部隊行動。在與他們朝夕相處中，他真正了解了中國共產黨，親眼見證了這支人民隊伍的不凡之處：軍民團結一心、積極向上，戰士們意氣風發、患難與共，這種精神狀態在當時中國的其它地方絕無僅有，他認識到，“只有這些人才能改變中國”。于是，在1936年10月，在斯諾完成對延安采訪并希望海德姆一同離開時，海德姆卻告訴他一個驚人的決定：他要留在陜北，還特意為自己起了個中文名字“馬海德”。隨后，他被任命為紅軍衛生總顧問，并隨軍工作。在戰場上，馬海德親眼看到了戰士們舍生忘死的沖鋒，看到了朱德與賀龍等紅軍高級將領把他們的戰馬讓給傷員騎……為了心中的理想，為了新中國的誕生，年輕的戰士們前赴后繼。馬海德的心靈再次受到極大震撼，他作出了人生中又一次重要抉擇：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他的請求很快得到了組織批準，1937年2月，馬海德如愿以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從此我能夠以主人翁的身份，而不是作為一個客人置身于這場偉大的解放事業之中，我感到了極大的愉快和幸福。”
在延安，他收獲了幸福的愛情，1937年結識在魯藝學習的周蘇菲，從此相伴了48年。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他隨軍到山西五臺山八路軍總部工作。1944年至1947年，馬海德在從事各種社會工作的同時，診治傷病員4萬多人次。馬海德還為中國的外事工作作出巨大貢獻。在延安時期他曾擔任中共中央外事組和新華通訊社顧問。他接待過所有的外國來訪者，給他們講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人民的抗日情況，為外國人了解真實的紅色中國打開了一扇窗。所有他接待過的人，都改變了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1949年10月1日，他光榮受邀參加開國大典，并被請上天安門觀禮臺觀禮。新中國一成立，馬海德立即申請加入中國籍，周恩來總理親自批準了他的請求，他成為新中國第一個加入中國國籍的外國人。
【醫療隊初到邊遠地區，那里的群眾不敢抽血檢查，馬海德親自給牧民們作抽血示范】
1950年，他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顧問，投入到新中國衛生事業的發展。他一如戰爭年代那樣，經常在醫療第一線為病人服務。后期，致力于全國范圍內的性病和麻風病防治和研究，取得了國際公認的成績。
【1982年農歷正月初一，馬海德到河北省望都麻風醫院，緊握一位麻風病人的手問寒問暖?！?/span>
衛生部成立外國專家局后，決定給他漲工資，他拒絕領取。他說：“我是中國人，不是外國專家。這錢我不能要。”他對作為一個中國人感到驕傲，經常說：“我也是中國的一分子！”1988年10月3日，馬海德與世長辭，終年78歲。臨終前，他對親友說：“如果讓我重新開始生活， 我還是要選擇這條道路。”
“一個人活在世上，總要做些事。我為中國革命做了一些事，死也無憾了。”
像馬海德這樣一生追隨中國革命的美國人，還有陽早、寒春夫婦。受到《紅星照耀中國》的吸引，他們從青年時代來到中國。在延安，他們吃小米，住窯洞，飼養奶牛，轉戰陜北；解放后，他們在不同地方的牧場工作。40多年的光陰，在中國養了一輩子的牛。陽早，原名歐文·恩格斯特，1918年出生于美國紐約州的一個農民家庭。1938年，陽早進入紐約州立大學學習農業，后轉入康奈爾大學。陽早和同宿舍的好友韓丁經常一起討論人生和世界大事，探索改善社會的方法。正在這時，他們讀到了斯諾的《紅星照耀中國》。兩個青年深深地被書中描寫的世界吸引住了，他們的目光，漸漸地集中在毛澤東頭上戴的八角軍帽的紅星上面。兩個朋友下定決心：應該到世界的那一邊看看，到中國去！1945年上半年，韓丁先來到中國。在重慶，他見到了正在參加國共談判的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當時就被他的談吐和風采折服?；氐矫绹?，韓丁激動地把他在中國的見聞告訴了陽早。陽早聽后非常興奮，此時他剛從康奈爾大學農牧系畢業，立刻變賣了自己的奶牛、馬匹和一些機械，準備前往中國。陽早參加了剛剛成立的聯合國救濟總署到中國的救濟工作，身份是救濟總署的奶牛專家。1946年3月，陽早到救濟總署上海辦事處工作，設法同中國共產黨駐上海辦事處取得了聯系。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陽早脫離聯合國救濟總署，經北平輾轉來到延安。在去延安的路上，護送他的中國同志給他起了一個中國名字：“陽早”。1946年10月，陽早抵達延安，實現了多年的愿望，來到了紅星照耀的地方。他被分配到光華農場，作畜牧專家，從此在中國的農場養牛，一干就是幾十年。1947年3月，在胡宗南大舉進犯延安前夕，他和在延安的馬海德、李敦白等美國人士一起受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德總司令的接見。毛澤東微笑著問陽早：“你是做什么工作的？”陽早回答說：“我原是紐約州的農民，現在光華農場養奶牛。”毛主席從頭到腳仔細打量著陽早，興奮地說：“農民，好啊，中國是農業大國，歡迎你來幫我們搞農業技術。”在大敵進犯當前，這些共產黨領袖們的鎮定自若、談笑風生，讓陽早感到他們身上蘊藏著一種不可戰勝的勇氣、信心和力量。陽早在美國的女友，正是好友韓丁的妹妹寒春（原名瓊·辛頓）。她先在紐約州立大學學習3年，后又到威斯康辛大學專攻原子物理，成績優異，參加了美國第一顆原子彈"曼哈頓計劃"的試驗工作，是當時美國為數甚少的年輕女核物理學家。她也很向往中國，但她又舍不得放棄科學研究。陽早出發赴中國時，她為陽早送行。一年多后，她接到陽早從中國解放區發來的長信。此時，她思想正在經歷巨大變化。從日本帶回的原子彈爆炸的實況影像和照片，令她震驚。她曾經追求的“高尚的純科學研究”的理想在心中破滅了。陽早信中對延安生活的描寫，使寒春看到了希望。她拿定主意：到中國去，和陽早一起共同戰斗！1948年初，寒春遠渡大洋來到中國。1949年2月，兩位戀人在延安重逢。在人們的祝福中，他們舉行了中國式的婚禮。陜北的生活是艱苦的，而這對年輕的美國夫婦卻覺得很幸福。一次，陽早過生日，沒有蛋糕，寒春用黃泥土捏成一個特大號雙層蛋糕，上面刻了精致的花紋；沒有蠟燭，就在蛋糕上插了一根根小木棍。這用泥土蛋糕過的生日，代表著純真的愛情，代表著他們與中國人民同甘共苦、創造嶄新生活的崇高理想。在此后的歲月中，他們攜手從延安、到三邊、到西安，一心一意在農場從事奶牛的飼養與改良。寒春說，在陜北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盡管物質條件匱乏，但她找到了想要的東西：一種理想的社會，理想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1966年4月，陽早、寒春被調到北京，陽早進了電影局，寒春在對外文委工作。后來，他們再次請求：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經黃華安排，他們又回到農村，到北京郊區的紅星公社從事奶牛養殖技術工作。對于選擇中國，陽早這樣回答：“我是為信仰而來。”“我在美國長大，深深了解美國，資本主義是癌，我們是怕癌才來找社會主義的。人和動物不同，想吃好，要舒服，這是動物的本能。人是要有理想的，崇高的理想是任何金錢都換不來的。同中國人民一起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這才是最有意義的！”2003年12月25日，陽早停下了人生的腳步。在寒春的堅持下，陽早的骨灰埋在了“牛場能看見牛的地方”。寒春說陽早一生干的事情就是——養牛，一輩子矢志不渝追求的理想就是——解放全人類。7年之后，2010年6月8日，寒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9歲。一對偉大而平凡的夫婦，他們為信仰而來，在平靜中告別。那些追隨中國革命并為之獻身的，還有加拿大共產黨員、美加援華醫療隊隊長白求恩，印度援華醫療隊科棣華大夫等。
【1939年10月28日，白求恩在淶源縣孫家莊小廟為傷員做手術】
我常常想，這些不遠萬里，不畏艱苦和犧牲，投身中國革命的外國人，是圖什么？他們是為了人類最崇高的理想，為了追求心中的光明，為理想和信仰而獻身、而奮斗。我們先哲所說的"舍生取義"，就是這樣的人吧。史沫特萊說，她一生唯一的信念，就是為解放那些貧苦和受壓迫者而努力工作。寒春認為，毛澤東思想為全人類找到了一個可行的道路，那也是她和陽早為之奮斗一生的方向。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理想，就是人類的解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事業，就是中國革命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精神歸宿，就是中國共產黨；他們有一個共同的靈魂偶像，就是毛澤東。中國人民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不屈不撓、百折不回、前赴后繼、英勇頑強地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偉大斗爭，最終感動了上帝。這個上帝，不僅包括全中國的人民大眾，也包括全世界一切追求正義和光明的進步人士。中國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壯麗恢弘、氣壯山河的篇章，它像一座光明的燈塔，極大地鼓舞了世界被壓迫民族和人民爭取解放的斗爭。在中國革命的鼓舞、帶動和支持下，世界社會主義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風起云涌，亞非拉地區人民紛紛贏得民族獨立的勝利。新中國成立后，中國高舉社會主義旗幟，堅決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積極支持世界人民追求解放和民族獨立的正義事業。毛主席響亮地提出"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的口號，以及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在全世界樹起正義的旗幟，把世界上一切追求和平、正義、平等和進步的力量緊緊團結在一起，中國成為世界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的中心，成為反帝、反霸的中心。世界上著名的領袖，從戴高樂將軍、蒙哥馬利元帥到尼克松，從赫魯曉夫、卡斯特羅到格瓦拉，都懷著虔誠敬的心情訪問毛澤東，把能夠與他談話作為一生的驕傲。那時的中國，是世界的燈塔——革命的燈塔，正義的燈塔，解放的燈塔，平等的燈塔，進步的燈塔。今天，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經濟迅速崛起，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中國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偉大復興。今天的中國走在歷史正確的道路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制度和模式正在為人類發展指明航向。
世界正處于動蕩變革的關鍵期，國際社會經歷多邊和單邊、開放和封閉、合作和對抗的重大考驗。一些國家叫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其實質是維護霸權主義、強權政治、單邊主義、例外主義，推行冷戰思維、零和博弈、集團對抗，嚴重違背和平、合作、發展的歷史潮流，威脅人類共同利益和文明進步，不符合人類共同愿望。面對全球治理逆流和全人類共同威脅，中國高舉和平發展、公平正義、合作共贏旗幟，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堅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順應人類社會進步的時代潮流，代表了歷史正確的方向和全人類的共同追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國的全人類共同價值觀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觀，站在了人類進步和道義的高地，必將贏得世界大多數國家和人民的支持。世界文明的燈塔、進步的燈塔、正義的燈塔，正在向偉大的中國回歸。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資深金融業人士；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作者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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