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不可能脫離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而孤立存在。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不由抽象人性所決定，而由地主在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所決定。
多年來，從小說《古船》《故鄉天下黃花》《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諾言》《小燈》《第九個寡婦》《軟埋》，到電視劇《福貴》《小寶和老財》等，都用不同方式塑造地主的“光輝”形象。這種現象不限于文藝上的想象和虛構，對于歷史上惡名昭著的大地主，也有個別人打著“研究”的旗號為其鳴冤叫屈、評功擺好、歌功頌德。20世紀末，一本為大地主劉文彩翻案的書——《劉文彩真相》成為媒體上的熱門話題。不少報刊刊登書訊或書評，書中內容的摘錄在網絡上也頗為流行。21世紀初，一部以劉文彩為主題的電視專題片又經網絡媒體廣泛傳播而左右視聽。這種美化“劉文彩們”現象的蔓延，難免使人習以為常、信以為真，意識不到問題的嚴峻。
為地主惡霸鳴冤叫屈、樹碑立傳所宣揚的理由不外乎以下幾種：（1）地主并非惡霸，他們也有善良的人性；（2）地主是德高望重的紳士、踐行仁義的圣賢、為民請命的英雄、地方百姓的保護神，他們扶貧濟困、樂善好施、造福百姓；（3）地主的土地、財富來自于個人才能，他們勤勞能干、擅長生產經營，即使土地巨多、財富驚人，那也是因為有過人的稟賦；（4）土改運動中被批斗、鎮壓的地主是被冤屈的好人、圣賢、英雄，造成冤案的原因是壞人的投機、是群氓的貪婪、是藏在人性深處的暴力。這些所謂的理由雖然從不同角度出發，卻奉行一個共同的認知前提，就是“抽象人性論”和“特權精英史觀”。
在地主的剝削和壓迫下，廣大農民生活日益貧困。圖為劉文彩1934年的賬本 張慶民/ 供圖從抽象人性論出發，美化者提出很多地主都有善良的人性。但是，人性不可能脫離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而孤立存在。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不由抽象人性所決定，而由地主在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所決定。地主不會因為人性的善良，出租土地就不收地租，放高利貸就不收利錢，雇用長工就不榨取剩余價值，就會主動放棄對農民的主宰地位。如果是這樣，地主就不再成其為地主，就等于取消了地主的存在。事實正好相反，地主只會從其階級本性出發，能多收地租和利錢就多收，能少給工錢就少給，能廉價占有土地就盡可能地占有，想盡一切辦法實現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所決定的客觀暴力，是抽象人性論所竭力掩蓋但又掩蓋不了的。當然，個別地主可能會減少其主觀上的暴力，但要從根本上消除這種客觀暴力就必須廢除地主土地所有權，變革生產關系和社會結構，這對于廣大地主而言，是根本不可能甘心接受的，所以就有“還鄉團”對土改干部、群眾的瘋狂報復。不過，在中國革命史上，不少出身于地主家庭的革命者，為了人民的解放，致力于廢除地主土地所有權，可謂與自己原來的階級徹底決裂、真正實現了人性的善良，但是他們這樣做并非出于抽象人性論，而是認清了歷史大勢，從而主動擔負起歷史賦予的任務。近代中國之所以必須進行土地改革，正因其是中國革命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
從特權精英史觀出發，美化者聲稱，地主是德高望重的紳士，守護公序良俗，造福地方百姓，踐行仁義道德，在社會中起著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土改運動把他們打倒是一種歷史的倒退。這種借美化“紳士”來美化地主的論調，不但歪曲了“紳士”的實際歷史作用，而且無視歷史發展的大勢。按照傳統說法，“士大夫居鄉者為紳”。即是說，紳士除了擁有土地財產，還要有功名，在官場上有背景，在地方上有特權，具有影響地方公共事務的權力。在清末救亡維新運動中，梁啟超在湖南曾嘗試在官僚的支持下重建紳權，宣揚所謂“欲興民權，宜先興紳權”的思想，結果以失敗告終。紳權本是皇權的延伸，皇權不允許紳權對其形成挑戰，更不能容忍紳權助長民權、在地方落地生根。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曾在《基層行政的僵化》中提出紳權是“皇權的緩沖”。費孝通認為，紳士除了“從土地制度中剝削農民之外，可以為地方做事”，所以傳統政治存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兩條軌道（所謂“雙軌政治”），在自下而上的軌道中“紳權有它的重要性”?；蛟S那些美化者能從這里找到一點依據，并為此而感到驚喜，但是，國民政府為了加強對鄉村的控制，已將這條自下而上的政治軌道拆除，費孝通所探討的“紳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說，美化者想象的那類紳士在民國時期已經消亡了。在20世紀40年代圍繞“紳權”的討論中，以社會形態研究見長的胡慶鈞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撰文闡明，因為租佃關系，紳士地主的利益與佃農的利益是沖突的，因此任何有損于紳士地主既得利益以改善農民生活的措施，必定遭到紳士地主的反對，紳士地主設法穩固的只是自身的利益。并且，在胡慶鈞看來，紳士要穩固自己的利益和特權就要依附于政權，與政府官吏相勾結，即使某一紳士為了維護地方利益與縣官討價還價，也是因為自己背后有更大的官員作為靠山。因此，在國民政府推行保甲制之后，官紳勾結更加緊密，這時即使有所謂“公正紳士”，如果不“劣紳化”，也會被其他劣紳所取代。通過對那些轉嫁負擔、濫收征糧、侵吞公款、中飽私囊的劣紳的觀察，胡慶鈞在《論紳權》中深切指出：“從農村到市鎮，從市鎮到都會，今日何處不上演著這種官紳勾結壓榨小民的例子！劣紳成了腐化政治機構身上的一個毒瘤，這是今天中國政治上面臨的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在當時“紳權”討論中，吳晗也撰文指出，紳權與皇權共治天下，官僚和紳士共治地方。紳士掌控的地方自治事業與現代所謂“自治”不同，不能混為一談。“這類事業名義上為百姓造福，實質是為官僚紳士聚財，假使確含有一絲利及平民的話，那也只是漏出來的涓滴而已。”在封建社會，皇權難以直達鄉間，需要依靠紳士來掌管地方事務，維護統治秩序，紳權有其存在的歷史條件。但近代以來，在西方列強侵略和國內封建統治壓迫之下，中國亟須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要完成這兩個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歷史任務，就必須反帝反封建，就要掃除紳士地主這個束縛人民解放、阻礙現代國家政權建設的歷史障礙。所以，不僅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要“打倒土豪劣紳”，就是國民革命時期也將此作為一項重要的歷史任務。當然，國民革命不但未完成這個歷史任務，反而在國民政府權力擴張過程中，使土豪劣紳充斥鄉村的行政機構。這些土豪劣紳在征收捐稅過程中貪污公款、中飽私囊。杜贊奇認為，正是因為大量稅款流入代為征收的、國家難以控制的“掠奪型經紀”手中，國家稅收機關所得稅款在總稅款中的比例持續降低。這一現象終結于新中國的成立，共產黨政權徹底完成了土改任務，消滅了地主階級，消除了土豪劣紳對鄉村政權的干擾，完成了國民黨政權無法完成的現代國家政權建設。
由上可見，無論是出于紳士、地主在歷史上扮演的實際角色，還是出于國家政權建設的需要，打倒包括“土豪劣紳”在內的整個地主階級都是必須完成的歷史任務。費孝通曾寫過一篇如何解決土地問題并為地主尋找出路的文章《地主階層面臨考驗》。文章強調，因中國鄉土工業衰落，“土地的生產并不能單獨同時養活地主和佃戶兩重人物，中國現有的人地比例，注定了‘耕者有其田’的秩序”。因此，為了和平地解決土地問題，地主應該放棄土地，另外找一個經濟基礎，這個經濟基礎就是工業。在此基礎上，費孝通著重分析地主階級“另尋一個經濟基礎”的阻礙。他認為，阻礙主要來自地主特權造成的階層特性：一是“寄生階層的保守性”，二是“傳統性格阻礙新生”。前者是因為地主階層“在穩定的農業經濟里過著寄生性的生活”，沒有積極適應新生活的能力，“他們的生存和繁榮不是靠他們個體的能力，而是靠著制度上微妙的搭配”。后者則是由于脫離生產的地主階級與“現代工業所需要的才能很不相合”，他們賤視技術、嫉視工藝，“害怕工藝發達會威脅他們利益所寄托的社會結構”。在費孝通看來，要克服這些阻礙，地主階級不僅要放棄有形的特權，而且必須把從這特權里養成的生活方式“一起連根拋棄”。從這篇為地主前途計的文章里，可以清楚看出“耕者有其田”的客觀必然性、地主階級的寄生性以及發展工業的必要性。而這些都成為土改運動發生的歷史原因。僅從費孝通對于地主階層特性的分析來看，那些從特權精英史觀出發，贊美地主如何勤勞能干、如何具有生產經營才能和過人稟賦的論調，已經不攻自破；或者說，費孝通的分析恰是對這種美化論調的絕佳諷刺！地主階級的寄生性，使其成為歷史的阻礙。有論調認為，通過發行公債征購地主土地的辦法，有利于土改更平緩地推進。實際上，在解放戰爭爆發前后，中共曾制定并在陜甘寧邊區試行過清算與征購相結合的土改政策，因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陜甘寧邊區并一度占據延安而終止。公債征購這一自上而下的辦法是把土改變成一種單純的買賣關系，很容易形成“政府恩賜”“干部包辦”的局面，并不能觸動中國的封建根基，實現農民群眾在政治上、經濟上的翻身解放。而且，從國家工農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原來地主階級通過地租和高利貸剝削占有大量農業剩余，經過土改，這種農業剩余得以重新分配，一部分歸農民享有，用來擺脫生活窮困和發展農業生產；另一部分轉移到國家手中（通過征收公糧），用來投資工業化建設。如果完全采用公債征購的辦法進行土改，實質是用資本特權代替地主的土地特權，無異于將地主從一個特權階級轉變為另一個特權階級，這不僅意味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難以達成，更意味著難以開展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
美化者還有一個為地主惡霸開脫的“依據”，就是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左”傾偏差，表現之一是有些地區對于地主一度出現程度不同的亂打亂殺行為，這種錯誤行為恰是因為那里的干部群眾沒有正確執行黨的土改政策。對于這種錯誤行為，中共中央一經察覺便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糾正。因此，盡管“左”傾偏差給土改運動造成損害，但存在的時間并不長。對于這個問題要尊重歷史事實，以史為鑒，而不能以偏概全、否定整個土改運動。如前所述，解放戰爭爆發后，國民黨軍隊大舉進攻解放區，中共放棄了清算與征購相結合的土改政策。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實行平分土地的方針政策，土改運動在各解放區迅速展開。在戰爭環境下，在敵我矛盾十分尖銳的情況下，如何在實踐中正確貫徹并完善土改政策，及時發現和解決土改中出現的問題，是擺在各級領導者面前的課題。在這場運動之初，因為忽視老解放區和新解放區階級結構的差別，在劃分階級成分上缺乏正確統一的標準，地主富農劃分比例過高，中農和工商業者的利益受到侵犯，破壞了“團結中農”和“保護工商業者”的政策，在一些地區還發生了對地主亂打亂殺的錯誤行為。在發現這些偏差之后，中共中央迅速制定政策進行糾正。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米脂縣楊家溝召開有陜甘寧邊區和晉綏邊區負責同志參加的擴大會議，會議把反對土改“左”傾偏差作為一個重要問題進行討論。討論的結果體現在毛澤東1948年1月18日為中共中央寫的決定草案《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其中關于“土地改革和群眾運動中的幾個具體政策問題”包括12條，這12條成為土改糾偏的指導方針。關于對待地主富農的政策，文件強調：減租減息時期鼓勵地主富農轉入工商業的政策是正確的，地主富農的工商業一般應當保護；對大、中、小地主，對地主富農中的惡霸和非惡霸，在平分土地的原則下，應有所區別；對于極少數真正罪大惡極分子，經人民法庭認真審訊判決并經一定政府機關批準后予以鎮壓是完全必要的，另一方面，必須堅持少殺，嚴禁亂殺；“我們的任務是消滅封建制度，消滅地主之為階級，而不是消滅地主個人”；“必須按照土地法給以不高于農民所得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1948年1月15日，毛澤東在西北野戰軍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指出：“地主作為一個階級要消滅，作為個人要保護。”“我們對封建剝削要非常恨，但地主本人還是勞動力，經過改造過幾年還有選舉權。對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會出亂子，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勝利。”任弼時作了《土地改革中的幾個問題》的長篇報告，分析了“左”傾錯誤產生的原因，提出了糾正的原則和方法。這個報告經過毛澤東的修改，實際上成為《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必要補充和具體說明。新華社將這個報告用電報發給各地，立即在各解放區報紙上發表，并印成小冊子下發，要求各級干部遵照執行。中共中央制定的糾偏政策在各解放區得到有效貫徹落實。西北局經過深入調查研究，對于中央修正、完善土改政策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正確領導下，迅速糾正了陜甘寧邊區土改運動中的“左”傾偏差，使土改運動步入正軌。晉綏解放區曾是土改“左”傾偏差比較嚴重的地區，在1948年上半年的土改糾偏中，亂打亂殺的現象被迅速制止，被“掃地出門”的地主得到適當安置。1948年12月，中共中央華北局作出決定，今后在半老區進行土改，絕對禁止挖底財、強迫勒索的辦法，以免重犯過去亂打亂殺的錯誤。以上這些土改糾偏的史實，在意圖美化地主者眼中自然是看不到的，他們慣用的手段是借土改中曾出現的偏差大做文章。他們甚至特別“珍視”土改運動中出現的偏差，這為他們污蔑革命、鼓動人性暴力提供了“寶貴”依據。而當擁有特權利益的地主惡霸對被壓迫者施加暴力時，他們卻視而不見。這種“人性暴力”分配方案的“慷慨”和“吝嗇”，赤裸裸地暴露出丑惡的偏見和別有意圖的政治目的，這或許是美化地主現象最大的病因所在。對此，那些熱衷于為“劉文彩們”樹碑立傳的“精英們”或許是心知肚明的。
（作者系德州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師；來源：“中國歷史研究院”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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