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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東平：中國教育內卷與課外培訓機構擴張根源

點擊：作者：楊東平來源：政經圈微信號發布時間:2021-07-26 14:05:46

文：楊東平

來源：經濟轉型研究

“能不能采取一種更開明、更寬容的態度對待孩子？不要逼著孩子一定要走這一條難以取勝的道路”

本文源自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委員、教育專家楊東平先生的一次演講，對當前中國教育內卷的問題，可謂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邏輯層次，條分縷析。其基本分析框架也有助于讀者朋友真正去認識教育內卷現象背后的實質。

主要內容：

1. “內卷化”一詞的實際涵義

2. 關于教育內卷化起因的若干說法及對其的辨析

3. 教育內卷化癥結在于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面臨重重阻礙

4. 課外培訓機構擴張問題的根源

5. 新一輪教育產業化的影響

6. 防止教育內卷化也需要構建恰當的家庭——學校關系

7. 家長應樹立放眼長遠的教育和職業價值觀

8. 教育應著眼于能力培養和幸福提升

以下為楊東平先生演講內容：

“內卷化”一詞的實際涵義

大概是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有一個熱詞橫空出世，迅速傳遍了大江南北，就是“內卷”，首先是指教育的“內卷化”。

它來自于一個英文詞，叫involution，有一個意思就是“向內”的意思，簡單的詞義包括“纏繞””糾纏”；在生物學領域，也指系統的退化。

如果把這個詞和另外兩個相近的詞一比較，就更容易理解這個意思了。我們最熟悉的一個詞叫revolution（革命），前面的字母是re。還有一個使用非常普遍的詞叫evolution（進化、演化）。

我們把這三個詞放在一塊的時候，很容易理解：革命是一種突變，是事物變革最激烈的方式；演化是一種常態，慢慢進化；還有一種是退化，叫involution。

很早我就看到一篇文章說，“內卷”是一個非常糟糕的翻譯，把一個非常清晰、明確的詞語翻譯得大家不知所云。比如，我們不會說一個猴子“外卷化”成了人，而就是說“進化”、“演化”。

為什么我們要說教育系統是內卷呢？從它的本意來說，是指一種系統性的退化，這是更為準確的；這樣大家就不用去云里霧里地做各種各樣的詮釋、解釋。

“內卷化”這個詞在社會科學領域使用，最早的是一位華人歷史學家——他在研究華北小農經濟的時候使用了這個詞，說中國傳統農業的內卷化，就是：隨著人口增多，越來越精耕細作，但是邊際效應遞減，整體農業生產并沒有上升到更高的層級，也就是說并沒有創造新的技術、生產方式等，而陷入了一種自我糾纏——大家投入的力量越來越大，但是產量還是很低。

這是形容在沒有技術進步和社會變革的情況下，中國傳統農業經濟陷入了一種困境。

這個困境移用到教育上來，也很恰當。和教育“內卷化”同時流行的是另外一些熱詞，比如說“雞娃”、“牛娃”、“青娃”等——這些莫名其妙的詞都是焦慮的“海淀家長”發明出來的，然后繼續增長焦慮。

如果我們用稍微規范一些的詞語，教育“內卷化”在近些年的教育生活當中，是以另外一些詞匯來表達的。

比如說教育的“劇場效應”：有一些人不守規則，站起來，惡化了整個環境。又比如說“減負”。在政治話語里，這兩年最通用的還是“減負”——減輕學生的作業負擔。

關于教育內卷化起因的若干說法及對其的辨析

減負、克服焦慮這些問題，實際上指向了一個事實——如果我們更明確地針對一個事實的話——就是擇校、競爭，所有焦慮來自于擇校、競爭。

我認為中國的教育焦慮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整體性、全民性的，各個階層都在焦慮，中產的在焦慮，高收入的也在焦慮，普通老百姓也在焦慮；第二個特點特別糟糕：焦慮是從孩子的低齡階段就開始——主要在小學階段，然后下沉到了幼兒園，其實對應的就是“幼升小”和“小升初”的擇校競爭。

這種擇校競爭，在中國由來已久。如果說在上世紀八十年代，還是比較單純的——當時我們流行的詞匯或者說術語叫做“片面追求升學率”，簡稱“片追”；教育領域主要的工作就是要防止“片追”的傾向。

但是，“片追”這個現象到今天已經發展成了全民的教育焦慮，而且層級越來越低、競爭性越來越強。

對于這種現實，北京大學社會學者鄭也夫的用詞比較恰當——他稱之為“學歷軍備競賽”，用這么一個詞來表達中國教育當前的現實，比一般的“擇校”、“焦慮”、“雞娃”等更準確地說明了事情的實質，就是學歷軍備競賽。

我們就要考慮，為什么中國出現了那么嚴重的教育焦慮、擇校競爭，或者說學歷軍備競賽呢？

對這個問題，教育界內外也有很多人做過很多解釋，我覺得都不是特別完滿。大家可以想到的，比如高考制度：由于存在著高考制度，而優質教育資源一直是短缺的，競爭就不可避免，越來越激烈。

這個說法有沒有道理呢？我個人認為不是很有道理。

大家看到，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高校錄取率非常之低，但是經歷過那個年代的70后、80后的朋友大家都很清楚，那個時候小學還是正常的，小學沒有那么多補課，沒有那么大壓力，寒暑假、節假日，兒童都是可以游戲和休息的。

而現在應屆生高考錄取率，大多數省份已經超過了90%，為什么教育機會增加了，這個競爭反而更激烈了呢？高考引發說這個說法不是很說得通的。

另外一個很流行的說法叫“優質教育資源短缺論”：因為優質教育資源短缺，所以大家都要競爭，要享受最好的資源。

這個說法也是似是而非。我們想想，近二三十年以來，哪怕近十年以來，優質教育資源究竟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毫無疑問是增加了。

隨著義務教育的普及和發展，以及高等教育的發展，優質教育資源在不斷增加，但是入學競爭還是更為激烈。

有人說這是因為傳統文化，算到文化的頭上去了：

其一，中國自古以來，一千多年的科舉教育傳統，科舉教育的核心價值就是讀書做官，就是出人頭地、做人上人；

其二，我們在當前的教育競爭當中，把這種傳統價值格外合理化了，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

其實，歷史上并不是如此。“五四”之后，出人頭地、做人上人的價值觀就得到了很嚴厲的校正，像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平民教育，都在校正這種精英主義的教育價值。

每個人都應該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一個能夠自食其力、健康、快樂的平民，這種觀念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還是比較普及的。

當時我們經常說“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狀元”，沒有把所有身家性命都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沒有說就是要上大學。所以，歸因于傳統文化，也不是非常說得過去。

還有一個很受認同的解釋，就是獨生子女政策：因為有了獨生子女政策，所以每個家長都把自己的寶貝孩子當作天才來培養，必須要上大學，而且要上名牌大學。

這個因素是否存在呢？無疑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說對家長的教育選擇行為的確影響很大。

大家都知道，過去在多子女的時代，比如我，我是兄弟姐妹四個，我們周圍很多家都是四個、五個孩子，六個孩子的也不少見；在農村，子女更多一些。

那時候先經過了一輪自然選擇，也就是說，每個家長對自己的幾個子女適合做什么，心里很有數的——調皮搗蛋的、喜歡打架的，送他去當兵；忠厚老實的，留在家里種地養老；偷奸耍滑的，去做生意——已經經過了一個自然選擇。

一個家庭四五個孩子里面，可能有一兩個，用民間的話講是“讀書的料”，就是喜歡看書、喜歡學習，家長就讓這樣的孩子去上學。

在獨生子女的情況下，這種選擇就消失了，所有人都是千方百計要讓孩子接受所謂最好的教育，都要讓孩子上大學。

但是，獨生子女這個因素，我認為也不應夸大。因為獨生子女政策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也實行三四十年了，但是教育生態的惡化、教育的“內卷化”是最近十年才突然加劇的，尤其最近這幾年加劇得很厲害；顯然，還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有人說這是中產焦慮：因為中產階級的出現，中產階級的地位恐慌特別嚴重，所以把很大精力投入到升學競爭當中，加入學歷軍備競賽，不能讓孩子輸了。

中產焦慮或者說中產家庭、白領家庭對教育更為重視，這也是一個基本事實，但是回過頭來，我們看看其他的亞洲國家，它們的中產怎么不焦慮？日本、韓國、臺灣地區，風平浪靜——我講的主要是義務教育階段，小學和初中非常平靜。

經常有人說日韓，尤其韓國教育補習非常激烈——這都是前些年的故事了，因為我們前兩年剛到韓國看過，它的義務教育、中小學教育已經非常正常化了。

什么意思呢？每個學生都是就近入學，在家門口步行5-10分鐘，無需家長接送，沒有擇校。

我們就不太相信。隨行的韓方翻譯和領隊都是小學生的家長，是兩位女士，我們就私下問她們：你們到底有沒有擇校？因為學校總是有差距的，不可能所有學校都是一模一樣。

后來這兩個學生家長說：其實我們也有擇校。我說：你們是根據什么來擇呢？她們說，有兩個標準：“第一，離家近；第二，伙食好，中午管一頓伙食。”這么一說，等于是沒擇校。

我說：你們的小學生下午課外有沒有上補習班的？她們說：當然也有，很多培訓機構把小孩子接走了。我說：主要補習什么內容？她們說：主要是音、體、美，就是藝術的修養、學習，還有一小部分是英語；但是其他的培訓就比較少。

我又問其中一位：“你的孩子在學什么？”她說：“鋼琴。”我說：“你們的鋼琴有沒有考級？”她說：“沒有，絕對不允許。”也就是說，在他們的義務教育階段，競爭性的學習和培訓是被嚴格禁止的。

近年我們到國外或者境外去訪問的時候，臺灣地區的朋友反應最強烈，他們說：“你們大陸的老師老是說‘小升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們大吃一驚：“你們難道沒有‘小升初’嗎？”

一解釋，他們說：“我們沒有，我們從‘國小’升到‘國中’，就跟四年級升到五年級一樣，沒有競爭。”他們說：“因為我們實行的是義務教育。”我說：“我們實行的也是義務教育。”就是這么大的差別。

一般講，教育內卷是因為存在高考制度，因為存在中產階級、中產焦慮等；而這些因素都是背景，都是整體性的，或者說是較長時期內都會存在的一個背景，但并不是最近十來年、四五年教育生態急劇惡化的直接原因。

日、韓、臺灣地區為什么沒有小升初？很簡單，小學和初中的連續教育是《義務教育法》所規定的，就是義務教育均衡發展。

教育內卷化癥結在于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面臨重重阻礙

到今天為止，中國的家長和輿論，包括很多管理者、校長、老師，其實沒有真正建立“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理念，始終認為要學習就要有競爭，就要有淘汰，就是起跑線上的競爭，認為這是教育本來的內涵。

其實完全不是這樣，因為義務教育是國家用法律確定的基本人權，是保障性教育，就像給老人發低保一樣，人人有份、一視同仁。

義務教育階段，因為是保障性、基礎性的，所以是非選擇、非淘汰、非競爭性的，所以要實行免費、免試、就近入學——就是為了體現這個價值，保障每個兒童都能享受教育機會。

義務教育天生就不是競爭性的；我們把它搞成那么強烈的競爭性和淘汰性，就違背了義務教育的基本價值。我覺得這些問題需要撥亂反正，需要經常說。

說到日、韓、臺灣地區沒有小升初，我們就可以來了解為什么他們沒有。

講到底，就是一個原因——學校均衡。既然所有學校都是差不多的，當然到離家最近的學校是最合理的選擇，這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義務教育的基本現實。

我們到歐洲國家、北歐國家看，都是：小學生就是小學生，小學生的天職就是游戲、玩耍、健康成長、鍛煉、郊游，不是把學業競爭作為主要使命。

回到這個問題，我們國家在1986年就頒布了《義務教育法》，提出了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為什么過去三十多年了，學校均衡還是難以達到？

前兩年，我們全國各地都在進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驗收，幾乎所有地方都通過驗收了；也就是說，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目標，從管理部門的角度來看已經實現了。

但是，我認為離真正意義上的均衡發展還差得很遠。只要那個地方有擇校競爭，只要有學區房，只要有重點學校，就說明那兒的均衡發展就是一句空話，就是對義務教育的諷刺。

在中國各個大城市，北、上、廣、深、南京、杭州，擇校上競爭得都是如火如荼，就是因為學校差距太大。中國的基礎教育的學校制度，我稱之為“一種等級化的學校制度”，把學校分成了三六九等。

首先，城市和農村這兩類學校的配置、資源和師生比，政策要求就是不一樣的，對需要更多教師的農村學校配比更少，對需要更多支持的農村學校經費投入更少，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分配。

另外一道線叫做“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我們有一小批學校是重點學校，大多數是非重點學校；重點學校里面又分成國家重點、省重點、區重點，等等。

我們看到一個區的義務教育學校當中五花八門，相差非常大；因為差距太大，家長當然要想方設法讓孩子上一個最好的學校。

這種學校差距方面，按照國家的政策法令，均衡發展了那么多年為什么達不到均衡？

這里有一個歷史原因——因為我們的重點學校制度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建立。上世紀五十年代初的時候，還沒有建立義務教育制度，就是建立了重點學校制度，為了快速地為工業化培養專業人才；當時各地的中小學都確定一個很小的百分比作為重點投資重點建設的學校，任務就是培養拔尖人才，為上一級學校輸送這些人才。這種教育和義務教育的含義是完全不一樣的，具有很強的精英教育的屬性。

1986年頒布《義務教育法》以后，重點學校制度已經被廢止了，不再合法了；但是已經實行了那么長時間，大家有一種慣性，地方教育部門、政府總是覺得應該有幾所優秀的學校作為示范、作為門面，或者說帶動其他大多數學校——這是一種慣常的管理思維，但是違背了《義務教育法》。

我們國家至今還在實行變相的重點學校制度，因為現在不敢叫重點學校了，叫“示范學校”“明星學校”“新優質學校”“未來學校”等很多名字；但是大家都很清楚，它們的條件要比其他學校好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特級教師、高級教師力量，教育經費也非常充裕。

又要回到那個話題：為什么我們這么多年來學校的均衡還是沒有達到？我個人認為，講到底的話，這是一個能不能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教的問題。

怎么樣才能做到學校之間的均衡呢？這個概念也很清楚，就是三個源的平衡：生源、財源、師源。

為什么我們強調義務教育要就近入學？就是為了平衡學生的生源。如果把所謂高分的學生用掐尖的方式弄到一所學校去，學校之間不可能是均衡的。所以，生源的均衡就是靠就近入學來保障。

然后是財源方面，教育經費的配置應該是均衡的，不能夠重這個輕那個。財源的均衡，現在可以說是大致能夠做到，因為生均撥款、按人頭撥款，每個學校都是一樣的配置方式。

但事實上，重點學校有很多在生均撥款以外的渠道，叫專項經費等，所以日子過得還是要比普通學校好。

不過，我覺得，經過這么多年的建設和發展，總體而言，義務教育學校在硬件上的差距已經比較小了，或者說家長擇校所看重的也不是硬件差距——幾間多媒體教室不是很重要——學生家長擇校看重的主要是教師資源。

也就是說，教師的均衡化在今天我們完全沒有做到，甚至沒有起步。

這就要說到為什么日、韓、臺灣地區還沒有重點學校。因為它們規定得非常明確，教師四年、校長五年、學監三年，必須流動。這是義務教育法所要求的。教師流動，不固定在一所學校，大家就可以想象，它的教育品質、教育質量也就比較均衡了。

其實我們國家教育部也發布過關于教師流動的文件要求，最近一次是2016年發布的，要求義務教育學校都要進行教師流動。最早的時候是上世紀90年代，當時就推進過這件事情。

我記得當時全國范圍內有一個先進地區就是沈陽市。沈陽市有一位女教育局長，非常有魄力，她在沈陽全市范圍內推行教師流動。她在任的時候應該說也還是成功的；她離任以后，這個政策就停止了。

現在反對教師流動的主要就是重點學校，它們希望維護它們自身的特殊利益：有最多的特級教師、高級教師，可以把外省的特級教師全部挖過來。比如北京、上海的學校。

有人說，像山東、河北現在都不太敢評特級教師，評一個就被北京的學校挖走了。這種做法說起來還是挺缺德的，人家好不容易培養出一個優秀教師，就被弄到北京的學校來。

所以，教師流動，我個人認為是當前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的一個關鍵措施。

說到中國的重點學校，北京海淀“六小強”、西城“四大金剛”等這樣的學校，每個大城市都有一批，升學率特別高。其實，這種重點學校，我覺得是不令人敬佩的，因為它們最核心的法寶就是掐尖，就是用盡辦法把高分學生都弄到自己學校來——這完全違反了教育自身的規律。

而究竟應該讓更多好學生集中在一所學校，還是讓他們分散在不同學校？這是要有所討論的。

臺灣地區從2016年開始實行了十二年義務教育，也就是說把高中階段也納入義務教育。

十二年義務教育的影響是什么呢？這就意味著要消滅一批著名的百年老校，就像“建國中學”“臺北第一女高”等——都是百年老校，馬英九他們都是那兒畢業的；它們被納入義務教育，就要按照均衡發展、一視同仁的概念來運行，不能有任何特殊待遇。

當時對此發生了一場深入的曠日經久的討論。爭論的兩派，一派叫做“均優派”，他們說并不是反對優秀，而是認為，優秀的學生集中在一所學校對這些學生也并不是最公平的，因為在這些重點學校又形成了新的小寶塔，又出現了新的中心和邊緣，而很多學生如果分到普通中學的話，帶動作用和自我發展會表現得更好。他們也做過一些實證研究。

“選優派”和“均優派”兩方，從政策上來看，應該是“均優派”獲得了勝利，因為政策上是推行十二年義務教育的。當然，對那些老牌、名牌學校也是網開一面，給它們一個過渡期，比如說每年30%還是多少的名額可以考試招生，以后逐漸減少。

總而言之，在教育公平的維度上，掐尖、拔優、培優還是均優？還是促進義務教育的均衡發展？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政策選擇。

我個人認為，非常可惜，中國絕大多數大城市，基本都是走向了精英主義的掐尖、拔尖、培優，打造重點學校，打造拔尖人才的道路。

什么原因呢？原因之一是這些地方的官員、教育局長，絕大部分都是從那幾所重點學校出來的，他們的子女現在也都在那些學校上學。重點學校成為一種特殊的利益集團，把它自身的利益放到了社會公眾利益之上，想方設法都是維護它的自身利益。

我想，這個問題在中國是一個具有特殊性的問題，但是很重要。這是第一個最基本的方面。

有人說：因為高考是指揮棒，因為有高考，所以就均衡不了。

不是這個道理。高考是指揮棒，但是學校制度是一個教育系統的底盤，這個底盤設計得到底是不是平衡的，還是有很明顯的傾斜或者傾向性，區域的教育生態是會因此很不一樣的。

我想，今后一段時期內，一個重要的方向還是要改革我們的公辦學校體系，使它真正按照義務教育法的要求實現均衡發展。

課外培訓機構擴張問題的根源

我們要看到，在近十多年的義務教育環境當中青少年的生存環境急劇惡化。為什么？

大家都很清楚，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之外生長出了一個新的系統，就叫課外培訓機構。課外培訓機構現在的體量已經超過了小學，有22萬家機構還是多少，800萬教師，這遠遠超過小學——小學總數是16萬所。有人說，我們在公辦學校系統之外又造了一個教育體系。這個體系是商業化的。

教育培訓的實質是什么？有人說，一言而蔽之，就是制造焦慮、滿足焦慮——這就是它的生意經，完全不是圍繞教育規律、教育方針而產生的。“起跑線上的競爭”這樣的忽悠這些年已經深入人心，也成為家長的共識。

“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荒謬的理由，毫無價值，而且完全不真實的，就是一種忽悠。

我們都清楚，教育的成功是終點線的競爭，是不能輸在終點；教育就像馬拉松嘛，起點早一點、晚一點，快一點、慢一點，有什么關系？毫無影響。成年人里，有多少人會記得自己小學一年級時候的排名或者成績、三年級時候的排名和成績？這些對你的成長有重要性嗎？完全沒有。

但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這么一句口號，把家長搞得非常焦慮。培訓機構是圍繞商業利益的，最后上市，獲得最大的經濟價值；它要對它的股東負責，而不是對兒童和家長，所以它的動機、價值和教育是兩回事，并不是真正的教育。

但是，培訓機構的出現也是一個世界性的現象，在東亞國家發展得最為強大。

所以，國外對課外培訓機構也有很多研究，他們把培訓機構稱為“影子教育”。什么意思呢？影子教育是依附于公辦學校而生的，因為公辦學校有這個需求，所以它來幫著滿足。

也就是說，從教育的關系上來看，培訓機構有它的問題，但是它并不是始作俑者，它是一個隨動系統；因為公辦學校有激烈的擇校競爭，所以它來給學生補課，幫學校掐尖，幫學校選擇。

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公辦學校的導向改變了，比如，擇校要評價的是足球，你就會看到所有培訓機構都去培訓足球了。課外培訓機構是這么一個系統。

所以我們要實事求是地說，不能說培訓機構是萬惡之源，培訓機構是依賴于公辦學校的擇校需求而生的。

所以，這些年來在治理擇校機構上，除了規范它的上課時間、上課地點、收費標準等以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絕不允許培訓機構和公辦學校勾結、幫助公辦學校招生或者通過奧數來選拔學生。最近好像又通報了幾起。這個就是最糟糕的情況，就是公辦學校自己品行不正，跟培訓機構內外勾結來惡化教育生態。

培訓機構的異軍崛起，是中國教育生活當中的一大奇觀。可以說，很多人，包括我在內，大家事先都想象不到，培訓機構的體量能夠超過正規教育，能夠整體性地忽悠了家長、綁架了教育，使得整個義務教育偏離了它的正常和正確的發展軌道。

2018年起，國家八部委等開始強力整頓課外培訓機構。最近，國家深改委也開會，再次把整頓培訓機構提到非常重要的議事日程。所以我們且看下一步會如何做。

也就是說，這種亂相的確是令人不能容忍的。這里最惡劣的做法就是剛才講到的，培訓下沉到了幼兒園這種事情。

在世界各國，很多國家都是通過立法，來保障學前教育不得進行學科性的教學。

而我們看，不久以前國家官媒的廣告，大街小巷，什么“××思維”等，2-8歲，就要搞思維訓練，就要搞培訓。一個兩三歲的兒童，究竟應該干什么？是不是應該學習吃飯睡覺、拉屎拉尿？學什么××思維？這完全是違反人道的——向那么小的孩子下手。

現在對兒童下手太狠了。前兩年奧數泛濫的時候，有一個機構也辦了“奧托班”，在幼兒園大班就進行奧數訓練。這種事情，說起來真的是傷天害理。

新一輪教育產業化的影響

培訓機構的異軍突起，在整體上綁架了家長、影響了正常教育，這個事實是非常明顯的；但是還有第三個因素，我稱之為“新一輪的教育產業化”。

也就是說，通過民辦教育的發展，民辦教育和資本市場、房地產深入結合，使得制造學校差距成為拉動地方經濟、抬高房價、拉動房地產的興奮劑，或者說成為地方政府非常受用的一劑良藥。想要拉動這個地區的房地產嗎？引進一所大城市的名牌學校，給它投資、給它土地，這個小區就變成學區房了，房價整體上漲。

這個事情和教育是什么關系？現在有很多公辦學校在全國各地辦了很多所掛牌收費的分校，也有很多民辦學校在全國各地辦了很多高收費的學校，典型的就是衡水中學；出現了一批超級中學。

衡水中學前兩年到浙江平湖辦一個分校，后來遭到浙江省教育廳的抵制，下文如何我們也不太知道。它的辦學模式，大家一聽，是不是很簡單有效？

花一百萬聘一個名校的校長，出高價購買優秀的高分學生，這樣的話，杭州市那些名校的高分學生都到它那兒去了；所以它可以用一年時間把這些名校全部打敗，成為第一的學校。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這個還是辦教育嗎？到底是辦企業還是辦學校？出現一所這樣的學校，整個地方的教育生態就被攪亂了。

所以，最近國家對于跨地域招生，包括民辦學校跨地域招生，也開始強力干預。

前兩年，在南方的一些大城市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在初中階段的優質學校都是民辦學校，公辦學校紛紛敗下陣來。像上海，某一年的中考成績，民辦學校要比公辦學校平均高40分。

當然了，家長就對民辦學校趨之若鶩，公辦學校成了備胎，沒學上了再考慮。為什么民辦學校的分數和升學率那么高呢？民辦學校肯定說：“我們辦學靈活，教師敬業……”的確，民辦學校的校園文化、服務精神比較強，課程學習比較生動活潑——這些都是事實。

就像培訓機構一樣——說句公道話，培訓機構的課都比公辦學校的課有意思，小孩更喜歡。但是，這真的就是民辦學校打敗公辦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嗎？

根本不是。關鍵就是一條：因為民辦學校利用了當時《民辦教育促進法》規定的招生自主權，可以考試招生、提前招生，所以把學區內最好的學生全部招到民辦學校去了；當然分數和升學率大大高于公辦學校。

但是這是一種不平等競爭。中國所有的好學校的核心競爭力就是掐尖——無論公辦學校還是民辦學校——但是這是一種非常low（低）的策略，真的算不上是教育。

把最好的學生都弄到你的學校來，能上清華、北大、985，這是你的本事嗎？實際上，最優秀的學生都不是學校教出來的，放到別的學校照樣上清華、北大——校長們都很明白這個道理。

但是，如果出現了一個野蠻人，不擇手段地掐尖，包括攬盡優秀教師和優秀學生，整個區域的教育生態就惡化了，就會發生大面積的“水土流失”。

防止這種跨區域招生和掐尖招生模式，對于維護一個區域的教育生態，意義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最近新出臺的政策嚴格限制義務教育階段民辦學校跨區域招生、掐尖招生，禁止它們考試招生。上海從前年左右就開始實行“公民同招”——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同時招生。

原來民辦學校提前招生，還可以考試招生，把最好的都挑走了，公辦學校只能接收其他的學生。現在規定，必須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同時招生，都不許考試，這樣，上不了民辦學校的學生還是存在一定的風險，而且他們也不見得一定能夠進入好的公辦學校。

執行了兩年，公辦學校和民辦學校的生源馬上就均衡了。所以，這個事情說起來并沒有什么太復雜的。不要說什么文化傳統、中產焦慮，等等，就是在于教育政策要一視同仁。一個公平、恰當的教育政策就可以比較快地保持學校之間的均衡。

防止教育內卷化也需要構建恰當的家庭——學校關系

我想說的另外一個命題就是，在整體改善教育生態的過程中，家長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因素。

大家已經看到了這一點。現在學校和家庭的關系異常“親密”，學校用微信群等，時時刻刻跟家長聯系。很多微信群成為家長的馬屁群，天天向老師諂媚：老師說“下課了”，家長就說“老師你辛苦了”……獻“一束花”；一個家長“獻花”，另外一個家長也得獻，最后弄成一個群的家長都在“獻花”——家長怕萬一沒獻，別人獻了，自己的孩子又吃虧了。這種家校關系（“家庭-學校關系”簡稱為“家校關系”）是非常扭曲的。

現在“家校通”，教師也利用這種通訊工具在制造焦慮，無時無刻地對學生進行評價比較：今天某某同學又得了一個什么優，得了一個“小紅花”，言下之意就是沒有得“小紅花”的家長自己掂量掂量。這樣的老師都在制造焦慮。這種現象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在互聯網時代、在信息時代，如何構建和保持一個恰當的家校關系，是一個很大的命題。

我覺得，我們大陸現在沒有多少人對這個問題有發言權：家校關系到什么程度是恰當的、合適的。

我問過一個中國臺灣地區的老師，這位老師說：“我們沒有這些東西。教師是專業的工作，不是每個家長都能插話的；我們這些活動也不需要征求他們的意見，我們按照我們的準則來做。”也就是說，學校和家庭是有隔離的，不應該時時刻刻、無時不在地緊密聯系。

這位中國臺灣的老師說：我們有事情會給家長發通知，什么時候開家長會發一個通知，僅此而已，不需要時時刻刻跟家長打交道，否則會給學校帶來很大干擾——因為家長的心態大家可以理解，但是每個家長都把自己的負能量釋放到學校，學校就難以承受，學校的教育行為也要變形。

學校把教師的責任轉移給家長、讓家長給當助教，那么學校方面是有很大問題的。

最近，國家的文件里對這條也限制得非常嚴：教師不得給家長布置作業。不能把家長變成助教，因為在教育理論當中，三種不同的教育(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各有各的功能，各有各的場所或者邊界。

家庭教育有自己獨特的功能，它的功能并不是幫助學校提分或者幫助老師改作業，完全不是這個功能，它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發現這個孩子與眾不同的獨特的稟賦、特長、興趣、愛好，然后鼓勵孩子自我發現、自我實現。

有一個美國的老師說得好。為什么在美國學校下午下課時間很早，一點半左右就下課？

這位老師說：我們必須給家庭教育讓出必要的時間，不能讓學校教育把學生的時間都占了，因為學校面對的是幾十個孩子，老師不可能對他們進行個性化的特殊關注——這是家庭的責任.

家長面對自己的這個孩子，就應該完成家庭教育的使命，發現這個孩子獨特的自我，并且鼓勵、培養他們的特長、興趣，讓他們走上一條自我發展的道路。

這是美國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的分工。

家長應樹立放眼長遠的教育和職業價值觀

但是，今天我特別想說的還不是說家校關系，還是教育的價值觀；因為我們今天全社會彌漫著一種急功近利的短期的極度功利主義的觀念。“上學就是為了考一個好大學”，無論家長是什么文化程度，這好像變成了一個天經地義的事情：“如果不為了考大學，你干嗎要上學？”

最近這段時間，家長有一個新的焦慮，就是關于高中階段的普職比；因為國家十部門有發文，強調高中階段普通教育和職業教育要保持大致相當的比例，也就是過去我們一直說的5﹕5——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對半。

保持5﹕5的普職比不是新的政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提出來了，多年來一直是要這么做的，這里就涉及對職業教育的功能和重要性的認識。

盡管在中國傳統觀念當中，我們說“唯有讀書高”、“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鄙視動手操作的和體力勞動者，但是一個國家的教育，必須跟它的經濟、市場和產業結構相適應。

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總是需要有這么多的人進入經濟領域、進入職業領域，成為技工或者是職業人才。這是一個方面，全世界都是如此。

我想給大家公布一個數據，OECD(經合組織)發布了2018年的教育概覽(Education at a Glance 2018)，里面的一組數據我看了非常震驚，難以想象。它公布了一些歐洲國家高中階段參加職業教育的學生的比重(大都為2016年數據)：

芬蘭71%

德國70%

荷蘭69%

瑞士65%

奧地利58%

澳大利亞56%

意大利56%

也就是說，那些最發達的德語系以及北歐國家，高中階段職業教育的比例相當之高，遠遠超過了5﹕5，達到了70%左右。

當然，人家的高等教育早就普及化了，人人都可以上大學；但是為什么高中階段的職業教育比例還那么高呢？

這就要說到一個很基本的問題，也就是說，如果你讓學生自己去選擇的話，我相信很多學生并不愿意選擇學術性、研究型工作，而愿意選擇符合自己特點的操作型、技能型或者動手的工作；上普通高中而不去接受職業教育，是學生在獨生子女背景下被家長逼的，一般不是他們自己的愿望。

因為人天生不同，有的人適合做這個，有的人適合做那個，有的人動手能力特別強，有的人有藝術稟賦，而適合讀書的人，我認為在世界人群中只占比較小的一個比例。

所以，并不是普及率高了就真的能出很多拔尖人才，還在于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對這個學科、對這個專業的特長，有發自內心的愛好和熱情。

我們看到，經常有一些大學的碩士、博士因為寫不出論文而走上絕路這種悲劇性的事件。

這里的原因很復雜，但是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就在于勉為其難——這些人可能天生就不是做學術工作的材料，你逼著他們，他們硬撐了那么多年，最后非常痛苦，甚至痛不欲生。

不光在學術領域，在藝術領域也是這樣。

有人說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中國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就開始參加高中階段的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以及化學的、計算機科學的，出現了很多金牌選手，每年一屆，累積下來的數量是非常多的；但是過了幾十年以后，回過頭來看，這些金牌得主到哪里去了？消失了，看不見了，沒有在做科學研究，而是搞房地產去了，做股票去了，等等。

以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為宗旨的中科大少年班，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舉辦的，到現在累計培養了大概2500人甚至更多的畢業生，不久以前有一個統計，其中只有不到20%的學生在從事科技工作，其他人在各行各業的都有，當老板的也很多。

這說明什么問題呢？說明這些金牌得主的內心并沒有對數學、物理發自內心的愛好，只不過因為他們比較聰明，很容易勝任這些學習，而且可以獲得高考加分，是作為一個功利性的追求，由此更容易上名牌大學。

很多藝術人才也是這樣——拿了大獎以后就消失了，不愿意在藝術上提高，拿到了名校學歷就心滿意足了。

所以，好的教育應該讓每個人找到自己真正感興趣的、發自內心具有熱情的事情去實現它，走向自我實現，而不是把教育作為一塊敲門磚、一個功利性的尤其是短期功利性的工具。

如果就是為了要一個名校的文憑，這是容易做到的，卻是很不負責任的，是一種對青春的浪費。在很大程度上，他們所要滿足的只不過是家長的虛榮心。

因此，對職業教育這個問題，我們要看到：一方面有社會需求，另一方面的確有相當一部分中學生還是適合做這些技能型、動手型的工作。

在疫情以來，美團外賣騎手隊伍不斷擴大，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數據——美團專職騎手的學歷：初中占34%，高中占29%，中專占17%，大專占16%，本科及以上的占4%。那么，本專科及以上的共占了20%。

我們不久以前看到媒體上有一個圖片，講美團的外賣小哥當中，有七萬研究生學歷——這是無從考證的。我剛才公布的數據是比較嚴格的，是美團高管提供的。

本專科及以上學歷的是占到外賣騎手的20%，這個數據我們怎么來解讀呢？我個人認為，這些騎手是自強自立的；在就業困難的情況下，他們放棄了所謂學歷的面子，首先自食其力，靠自身的勞動來養活自己、養活家庭。

我覺得，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有這種精神是最重要的，是非常難得的。

另外，這就告訴我們職業生活的變化，不見得你學了什么就一定要干什么，而且越是在現代社會，職業變化就越快。這些騎手也不會干一輩子騎手，他們以后又會轉向新的領域。

所以，我們對職業要有一種全新的認識，不要認為從事體力勞動職業性的工作就是低人一等，而且要為不確定的未來做好準備。

在未來，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非常穩妥的高收入工作、辦公室里的白領，不知道哪一天自己的崗位就消失了——就像會計、翻譯、銀行職員這些崗位正在大量消失。

教育應著眼于能力培養和幸福提升

所以，真正重要的是發展自己應變的能力。這種應變的能力還是建立在一些核心素養基礎上的，有一些更基本的能力是在那些專業能力之外的。

講職業能力，不見得就是炒菜、汽修，實際上包括語言表達能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能力、領導力、檢索和收集信息能力，等等，有很多方面。

前兩天，有一位科普作家郝景芳，發表了一篇文章。她自己創業辦童行學院，她這篇文章的概念是什么呢？她說：為什么我不為孩子的未來擔心。郝景芳和她的老公都是清華的博士，有的人認為：她的孩子要不上清華，說不過去。她說：我期望他們能夠上一個一本院校，就可以了。

在這篇文章里，她進一步很詳細地闡述了她對于未來和職業的見解，我覺得是非常具有前瞻性的，非常精辟的。

我們經常說未來學校、未來教育、未來社會，但是沒有人能夠真正確切地知道未來是什么樣子，誰也不知道，都是大家在構建、在想象。未來唯一確定的就是不確定性，但是我們有一點可以知道——隨著互聯網技術和人工智能技術的到來，我們非常多的已經習慣的職業會快速消失。

有的人認為，當我們現在的小學生進入職業生活的時候，今天的職業可能要流失30%-40%；但是這同時意味著有更多新的職業出現，新的領域、新的技能出現，這就是今天我們對職業應該采取的態度。

郝景芳說：“如果我們的目標就是要上清華北大，清華北大加在一塊，一年招一萬個學生，我們每年的應屆考生八百到九百萬，考上的概率是多少？大概是千分之一的概率。有人說：‘不行，我至少要上一個985、211。’985、211加在一塊，每年招生五十萬，概率是5%。

你想想看，你的孩子是要多么優秀，才能在同齡人當中占到前5%？這是不是對子女過于苛刻的要求？為了這個目標，孩子是不是也可能犧牲掉很多東西，他/她的健康，他/她的樂趣，他/她的個性發展，甚至他/她的生命。”

她說：如果我們光看清華、北大和985、211的話，我們的家長都可以崩潰了，覺得沒戲了，其實關鍵是我們要看到一個新的職業時代正在到來。過去我們碰到的無非就是公務員、老師、銀行職員、開一個小店，等等，這種對職場的理解，今天已經不是如此，未來十年將會發生更劇烈的變化。

這就是前瞻性。最直接的表現就是：現在市場上有大量優質的新的工作，高薪、體面、有趣、前沿、朝氣蓬勃，而且需求量巨大，而且不怎么看中畢業學校，只要有能力、有興趣的人，都可以獲得這些機會，這就是現在的新興領域和新興職業。

她舉了一些例子，比如說游戲行業現在每年要招聘約50萬人，動漫行業每年要招聘30萬人，各類產品經理崗位每年要招聘70萬人，各類設計師崗位每年要招聘150萬人；僅僅這四個新興行業或者崗位，每年的招聘人數就達到300萬。

還有其他的新興領域，包括互聯網運營、大數據安全、產品經理、建筑設計、影視動漫、綜藝、娛樂、直播、銷售、游戲開發、宇航科技、文化文旅、生態保護、家庭陪伴、心理咨詢，等等——光這些新興行業和新興領域加起來，年需求量就是1000萬；也就是說，每年的畢業生全部都放進去，大概也差不多。

而我們學校關注的究竟是什么？在這些熱門領域中，包括大數據、動漫、設計，它們的招聘缺口是非常巨大的；只要你有能力，你都有可能就業，這和考公務員完全不一樣。

郝景芳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我們真的具有前瞻性，具有一種超越性的未來觀，我們就會知道：上不了名校沒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你的孩子沒有任何愛好，沒有任何特長，尤其是對新興起的這些領域和職業，沒有基本的了解，也沒有做過嘗試——這才是令人擔心的。

如果你還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去考公務員，只知道這么一招，那么，在獨木橋之外有廣闊的道路可以走，而你看不到、不了解，被自己的視野所局限。

回過頭來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北歐國家、在德語系的國家，高中生選擇職業教育的比例那么高。

不光是因為這些國家各個行業之間的收入比較均衡——開卡車的、做修理工，待遇和一個教授是差不多的，這肯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同樣重要的就是，很多學生的興趣不在于做研究上，而是愿意做一些自己能夠駕馭的、比較有成就感的工作，包括開個點心店、做個烘焙、開個花店，自得其樂，又能養活自己；也很體面，收入又不少。

所以，青年一代的職業感和新的社會需求正在出現，家長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要用自己那些頑固不化的、上一代人的虛榮心去綁架孩子的選擇、孩子的未來，給孩子一個自由生長的空間，讓孩子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一個人只有相應的空間來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才能夠獲得人生的幸福，才有可能做得更好。

我們要回到教育價值觀的主題。我們教育的價值觀，或者說學校教育的目標，因為我們在很長時期是一直處于普及教育階段，所以我們把知識和學歷作為重要的目標。我們評價一個人，是看其拿到的是高中文憑還是大學文憑，是本科還是大專。

現在高中階段的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也進入了普及化階段；在18-22歲的大學適齡人群中，中國現在已經有54.4%的人在大學學習，也就是說一半以上的人已經進入大學，這就是進入了國際評價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階段——過了50%就是普及化了。

隨著新出生的人口減少，少子化，今后上大學會變得越來越容易，就像今天在韓國、臺灣地區看到的那樣，不需要很高的考試分數都能上大學。在這種情況下，比學歷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過去說要追求能力，從知識本位到能力本位，追求卓越，追求成功，成功是比學歷更重要的指標；但是今天我們還可以往前走一步，在“后普及教育”階段、在互聯網時代、在一個學習化的社會當中，一個人真正成功的評價是什么？

是幸福，能夠獲得人生的幸福——這是教育的最高目標。所以，韓國已經把它的教育發展目標改為“幸福教育”。如果我們能夠確立這樣的價值觀，把幸福作為我們追求的目標的話，我想我們今天的很多行為都會改善。

也就是說，更大程度地尊重孩子、信任孩子，讓孩子去開創一片屬于自己的天地，去敢于冒險、敢于探索、敢于進入各個不同的領域，去經歷他們自己的未來，這種做法是更接近于幸福的目標的。

周國平說過一句話，他說：什么叫幸福？幸福就是你找到一件你喜歡做的事，并且把它變成你的職業。你喜歡做的事，你八小時都在做，當然很幸福——八小時之內就幸福了。

還有第二個方面，找到一個你喜歡的人，跟他(她)一塊生活，那你八小時以外也幸福了，二十四小時都是幸福的。這是不是應該成為我們教育真正重要的目標？

尤其是對家庭教育而言。家庭教育，家長不是逼著孩子要追求提高排名或者一定要追求名校學歷，而是把孩子的生命安全、健康快樂，最后達成幸福作為最重要的目標。

很多家長很不容易，我看過很多這種信息——最后子女走上絕路了而痛不欲生。就是說，其實上不上名校也沒那么重要，上一個普通學校，最后結婚生子，其樂融融，不是也挺好的嗎？不要把學生逼到絕路上去，否則悔之已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