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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個月來，就很多地方出現的“強制打疫苗”現象，筆者寫過幾篇文章予以駁斥。在6月9日的文章中，筆者指出：

近幾天，南京機場的“爆發”以及向全國范圍的迅速擴散，證實了筆者的擔憂。目前的一百多例確診病例，除了個別未接種疫苗，絕大部分已經進行了接種。

有讀者私信筆者，問筆者“是神預言還是烏鴉嘴”，然而，這既不是什么“神預言”，也不是什么“烏鴉嘴”，只是基于事實的最基本的邏輯推理。

“防發病不防感染”可不是筆者的杜撰

幾篇文章發出后，很多人連文章內容都不看，僅憑標題就給筆者貼上了“科盲”、“反疫苗”的標簽，這樣的輿論空氣是不正常的。

認真讀過筆者文章的朋友，都知道筆者從來沒有“反疫苗”；筆者僅僅是透過“強制打疫苗”的現象，看到了某些地方官僚身上的懶政、惰政、怠政、庸政，更看到了這些官僚因為對疫苗的過度迷信，而忽視了中國防控既有的成功經驗，這才是最可怕的。

既有經驗是什么？筆者在多篇文章中已經反復說過，那就是“黨的領導，群眾路線下群防群控，再加上中醫藥”。這三位一體的防控措施才是中國防控的“中流砥柱”。

疫苗或許可以起到很好的輔助配合作用（如降低重癥率），但從最基本的事實（如病毒的不斷變種以及疫苗并非足夠理想的有效性）和邏輯出發，都不應把接種疫苗作為防控措施的主力甚至全部，而走上“唯武器論”的錯誤道路；即便討論使用什么武器的問題，疫苗也并非唯一必選項，中醫藥同樣可以降低重癥轉化率，而且是已經被事實證明了的；疫苗的負面作用是在防控措施放松的情況下，無癥狀感染者并不能通過體溫監測被發現，滯緩了個別首發病例的發現。

早在7月20南京祿口機場通報確診病例前一周，記者宋陽標就以自己坐飛機的親身經歷，批評祿口機場拉跨的防控措施。他在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之后，卻遭遇了不同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踢皮球”；在網上發文揭露，卻被要求“閉嘴”。

從目前媒體報道看，祿口機場防控的糟糕程度大大超過宋陽標所反映的情形。

祿口機場失守的后果目前還難以估量。從發現第一批本土確診病例開始，祿口機場并沒有及時進行閉環管理；一位不愿具名的公衛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南京現在事實上已經封城，但還是有點晚了。”這導致傳染源難以阻斷。南京的防控力度與此前遭遇爆發的廣州、成都等地相比，存在著太大差距。

從7月10日開始計算，從祿口機場出發和轉停祿口機場飛往全國各地的旅客高達80萬人，密切接觸者的篩查成為一項浩大工程。從28日成都通報的一家三口的確診病例行程來看，他們僅僅是與曾經途徑祿口機場的大連確診病例在湖南張家界旅游時有行程交叉，好在他們自覺地前往醫院進行了核酸檢測，隨即就被確診；而全國其他地區，還有多少“不自覺”的類似情形呢？

南京失守的主要原因是祿口機場背離社會主義性質的管理。祿口機場的最大錯誤是將國際航班與國內航班由原來的分開運營變為統一混合運營，造成境外變種病毒流入。最先檢測到的感染者是9名保潔工人，他們無差別地參與國際航班和國內航班的保潔工作。

而導致這一致命錯誤的根本原因卻是祿口機場為了降低成本，大量使用派遣工，就連保潔地勤也外包給了勞務派遣公司。祿口機場保潔員的工資大約是5000~6000元不等，為了省錢，勞務派遣公司會讓原本兩個人的活由一個人來完成。

中國青年報26日發布了20-25日感染病例分布圖：

從這張圖看，感染者大部分是來自祿口機場附近的四五十歲的農村中年婦女，然后她們又間接傳播給了家人。在勞務派遣制度下，這些農村婦女所面臨的不僅是繁重的工作、低微的工資（5000元在房價高企的南京并不高），還有必要的勞動保護措施的缺失。

派遣公司將勞工推給機場后，雙方卻在勞工防疫安全裝備及知識培訓方面相互推諉，最終導致了病毒不可遏制的擴散。

網上流傳的一段朋友圈內容講出了關鍵

資本企業為了降低勞動力成本使用派遣工的問題，早已經廣泛存在。盡管在司法實踐中資本企業“合法”地規避了勞動法的具體規定，但勞動法的立法宗旨看，使用派遣工沒有絲毫的“正義”可言。就連一家國有單位都不去認真執行勞動法，我們還能指望那些私人資本企業去認真執行勞動法。資本至上的勞資關系，讓看似“偶然”的“南京失守”，幾乎變成了“必然”。

如此種種，“黨的領導”表現在哪里？共產黨人的使命難道不應該是消滅私有制嗎？而淪落為雇傭勞動者身份還要遭受派遣工制度雙重壓迫的機場保潔員們，早已失去了主人翁地位，“群眾路線”、“群防群控”也就無從談起。她們連基本的防疫保護措施都沒有人出面認真培訓，更別說日常的主動防范意識。

筆者在之前的文章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面對仍在全球肆虐的病毒、面對那些已經向病毒可恥地投降的西方國家，我們除了嚴防死守、捍衛來之不易的大好局面，全面推廣中醫日常保健、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和免疫力，沒有捷徑可走。那些網紅專家口口聲聲鼓吹的“打疫苗、開國門”，完全是在誤國誤民！

“嚴防死守”并不意味著舉國上下同等地“緊繃一根弦”、影響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重要的是守好國門、堵住源頭，早發現、早隔離、早治療。而這個過程中，對“自由”的部分限制以及對“流動性”的部分犧牲是在所難免的，然而這個代價要遠遠小于“全面失守”所帶來的損失。

正如筆者之前指出的：

“流動性”是資本體系下財富涌流的基礎——這也是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不肯抑制“流動性”從而對病毒“投降”的根本原因，抑制“流動性”對已經深陷危機的資本主義社會無異于雪上加霜；而對于底層無產階級來講，因為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制，勞動者的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隨著資本的繁榮反而不斷加劇，成為房奴、車奴……債務壓身，陷入一日不勞動一日不得食的境況，根本承擔不起“嚴防嚴控”所帶來的生存壓力。

而對于真正的社會主義國家，這兩個困難并非不可克服的。公有制和計劃經濟下，商品和人員的流動（包括旅游）都是帶著計劃性的，本身就是有序可控的，借助大數據等現代科技手段，病毒溯源在有序流動中變得透明而簡單；按照目前的生產力水平，公有制下的社會財富公平分配足以消滅了絕對貧困和相對貧困，整個社會完全能夠承受一定時期內在一定區域的“嚴防嚴控”所導致的生產停滯，醫療資源也能夠得到公平而有效的分配，從而快速撲滅病毒傳播。

包括本文提到的派遣工制度下的祿口機場保潔員，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她們本來應該是處于主人翁地位的、受到充分教育和充分的勞動保護的勞動者。滿足了這一條件，祿口機場的“群防群控”才能真正得以實施，國門才能被守好、源頭才能被堵住。

這一切看似還很遙遠，但必須是無產者努力的方向。民眾的呼聲不妨先從集中到讓祿口機場這樣的國有單位終結勞務外包和派遣工制度開始。

作者：子午  來源：子夜吶喊  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