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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機會，筆者看到了《簡述杜勒斯“和平演變”戰略》一文。對文中的一些問題的敘述有不同的看法，在此就“和平演變”的一些相關問題簡單談談個人意見。

一、西方的“和平演變”政策與社會主義國家的自我演變

《簡述杜勒斯“和平演變”戰略》一文整體寫得很不錯，不過，其中存在的問題是過分高估了外因的影響力。事實上，“和平演變”有兩個層次的含義，一個是美國與西方國家的顛覆活動，一個是社會主義國家甚至包括非執政的共產黨人的自我演變。兩相比較而言，自我演變的影響力遠遠高于西方的推動。例如，文中把和平演變分為波蘭模式、蘇聯模式和羅馬尼亞模式，然而實際上這三種模式主導的力量都是自我蛻變，而非西方的推動。關于蘇聯的情況，人們了解的已經很多了，這里僅僅談一談波蘭和羅馬尼亞的情況：

波蘭的領導人雅魯澤爾斯基被稱之為“波蘭的戈爾巴喬夫”，早在戈爾巴喬夫上臺之初，他就贊揚戈爾巴喬夫“創造性的堅定不移的活動”，并宣稱，波黨正把自己的“社會主義革新路線……同戈爾巴喬夫為社會主義……大膽開辟的道路聯系在一起”。戈爾巴喬夫和雅魯澤爾斯基相互理解，相互影響。在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下，雅魯澤爾斯基在黨內的地位進一步加強;波黨內部強硬派遭到削弱，退居下風;自由派獲得極大的鼓舞，影響上升。更有甚者，雅魯澤爾斯基在很多政策方面都是走在戈爾巴喬夫前面的。1986年12月，其便提出了“社會主義多元化”，1987年12月又正式要求把“政治多元化”寫入黨的文件。1988年6月的時候，雅魯澤爾斯基提出團結工會合法化和舉行圓桌會議的主張。隨后，其在1988年到1989年期間又撤銷了大量主張對團結工會等反共勢力持強硬的態度的波蘭黨內領導人的職務，為后來波蘭統一工人黨下臺和改旗易幟為社會民主黨鋪平了道路。正如雅魯澤爾斯基的好友拉科夫斯基強調的：

“團結工會到1986年初的時候已經沒有什么影響力了，如果要是沒有雅魯澤爾斯基和我的改革，波蘭的舊制度是絕對不可能垮臺的，但是正是因為我們的改革建立了新秩序，結果就讓我們很快成為了多余的人。”

羅馬尼亞的情況也與波蘭大同小異。早在齊奧塞斯庫上臺前夕，毛主席就一針見血的指出：“羅馬尼亞這個黨，在思想上和赫魯曉夫相同的東西很多”，“完全是一種實用主義，不講是非”，如果不改正錯誤決不會有什么好下場。齊奧塞斯庫上臺后不但沒有聽毛主席的勸告改正錯誤，反而變本加厲。1979年，齊奧塞斯庫在羅共十二大報告中，只提科學社會主義，而沒有提馬列主義。羅馬尼亞成為繼南斯拉夫之后第二個放棄“馬列主義”提法的社會主義國家。1981年6月24日，齊奧塞斯庫正式宣布：“無產階級專政這個概念已經不再適合羅馬尼亞當前的社會歷史現實”，“只會在人民群眾中制造混亂”。1984年的羅共十三大上，齊奧塞斯庫把“堅持黨的領導”改為“黨同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一起領導”，把指導思想由“科學社會主義”進一步改為“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并且刪除了“黨是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提法。其實，就連齊奧塞斯庫這個“總統”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結果。原來羅馬尼亞的國家元首是國務委員會主席，齊奧塞斯庫為了“黨政分開”、“深化改革”、“與國際接軌”于1974年8月設立總統一職，開始實行在社會主義國家中頗具特色的總統制。相比之下，蘇聯是戈爾巴喬夫后期的1990年才“與國際接軌”實行總統制。

現在一些人總是強調東歐劇變的結果是社會主義垮臺，但實際上早在劇變之前的幾十年里，社會主義就已經成為這些國家的政治不正確了。僅以文學藝術領域為例，波蘭在哥穆爾卡時代和雅魯澤爾斯基時代兩次掀起“清算文學”高潮，清算的對象就是革命與社會主義。正因為這種情況，在波蘭劇變以后語文教科書幾乎沒有做什么改動，因為瓦文薩等領導人強調“1956年后共產黨執政時代的主旋律文學也都是反共的”。羅馬尼亞的情況與此類似，1980年，在齊奧塞斯庫親自支持下，羅馬尼亞作協副主席馬林·普列達出版了小說《世上最親愛的人》。小說把羅馬尼亞社會主義改造的歷史稱為“整個民族的悲劇”，把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五十年代稱為“苦難的十年”……因此，即使雅魯澤爾斯基和齊奧塞斯庫繼續執政下去，徹底改旗易幟也不過是時間問題。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自我演變”的情況呢？其實答案很簡單，社會主義要求工農大眾當家作主，所以是對于普通人有利而對于上層統治集團不利的，統治集團如果推行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犧牲。同樣，和平演變的關鍵不在于西方，而在于執政的領導集團是否是真正的共產黨人。像列寧、斯大林和波蘭的貝魯特等堅持共產主義信仰的領導人執政的條件下，西方國家不管怎么搞“和平演變”，都不會有一絲一毫的成績。而到了后來戈爾巴喬夫、雅魯澤爾斯基和齊奧賽斯庫這樣的本身自己就不相信共產主義的領導人執政，即使西方國家不搞“和平演變”，他們也一樣會搞自我演變。

二、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和平演變”資本主義

因此，一些公知整天嚷嚷的“為什么社會主義國家不能和平演變資本主義，資本主義國家卻可以和平演變社會主義”這個與上文密切相關的問題也就很好解答了。實際上，無論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資本主義國家，其國家變化都主要取決于內部而非外部。如果要是以國與國的關系作為主要出發點，那么我們就會發現蘇聯也從來沒有用武力輸出過革命，歷史上的蘇聯的1956年在匈牙利，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1979年在阿富汗這三次出兵都是在原有的親蘇的社會主義國家內部平定叛亂。至于社會主義陣營的建立與擴大更與蘇聯的武力沒有任何關系。正如《簡述杜勒斯“和平演變”戰略》一文所引用的杜勒斯的講話：

“蘇聯共產主義從7年前控制的2億人擴大到今天控制的8億人，是以政治、心理和宣傳方式完成的，并沒有真正把紅軍作為一個侵略力量去使用。”

但是，杜勒斯的講話中也存在一個問題，即社會主義陣營的發展并不是什么“蘇聯顛覆”結果，而是由于這些國家內部階級矛盾發展的產物。諸如中國革命的勝利就是因為國民黨的極度腐朽，導致幾十年里邊出現了人口不增長的“奇跡”。這種情況導致中國的革命不可避免。只不過社會主義國家的基本原則是要求統治者全心全意地為普通勞動者服務，所以讓資本主義國家的那些統治者和平放棄其在勞動者頭上的地位是不太可能的，即使不用武力推翻他們，也至少要掌握暴力基礎，讓他們感覺大勢已去，才有可能接受和平改造。相反，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是把有錢人和其圈養的公知精英放到至高無上的地位，主張他們可以騎在工農勞動者的頭上作威作福。所以如果要是社會主義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對于領導干部和文化界的頭面人物是有利的，他們完全可以利用既有的權力基礎搞“和平演變”。

事實上，在蘇聯解體之前的各種調查中都表明，普通勞動者中主張堅持社會主義的占了80%以上，而領導干部當中則主張推翻社會主義的占了80%以上。文化界的情況與此類似，當時，蘇聯文學界分化為愛國派和自由派兩大陣營，前者反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蘇聯解體，后者則積極鼓吹全盤西化。當時，俄羅斯作協一共有4500多人。隨著蘇聯解體，俄羅斯作協一分為二，兩大陣營各成立了一個作協。其中，參加自由派作協的作家占了700多人，約占16%，參加愛國派作協的作家占了3800多人，約占84%。但是，在蘇聯解體前夕兩派的知名作家發表過關于當前局勢的兩封聯名信，并在作協的領導干部當中征集簽名。其中，在自由派作家的聯名信上簽名的領導干部和知名作家有300人，在愛國派作家的聯名信上簽名的領導干部和知名作家只有74人，即自由派公知在上層中占了80%。

同樣的道理，共產黨很容易和平演變成社會民主黨，革命黨很容易演變成議會黨，反之則很困難。因為即使是在革命陣營內部，想要通過革命來分一杯羹，自己奪取人上人地位的是多數，一心為勞苦大眾謀得解放的是少數，加上堅持革命是要冒著流血犧牲風險的。所以在統治者開出不破壞資本家和其圈養的公知精英們統治地位為條件讓共產黨加入選舉游戲分一杯羹時，很大一部分共產黨員就軟化了。相反，已經參加過這種無聊透頂的富人選舉游戲的共產黨，卻很少再愿意為勞苦大眾解放作斗爭，除非是環境惡化，資本家集團再度強行取締它而“逼上梁山”。

像西方的第一大共產黨意大利共產黨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戰后初期，意共總書記帕爾米洛·陶里亞蒂提出要“以妥協的議會道路奪取政權”。1945年意共五大通過的新黨章規定：凡年滿十八歲并接受意大利共產黨的政治綱領的公民，不論財產多少，宗教信仰如何均可入黨。毛主席在《陶里亞蒂同志同我們的分歧》中對其嚴厲批評：“（意共）把資產階級民主看成超階級的民主，認為無產階級依靠這種民主也能上升為‘領導階級’，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實際恰恰是適應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需要”。果然，1979年，意共15大新黨章刪去了意共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的先鋒隊的提法;1983年意共16大宣稱十月革命的道路已經沒有任何積極意義;1986年意共17大明確把自己定位于社會民主黨;1989年意共18大正式取消民主集中制;最終1991年意共20大召開，以壓倒多數通過了領導層“主流派”的提案：把意大利共產黨改為左翼民主黨，徹底放棄共產主義理想。就這樣，意大利共產黨一步步地自我消滅了。

正因為如此，毛主席多次“感謝”蔣介石，強調要不是蔣介石過于殘暴，不給共產黨絲毫的活動空間，那么中國共產黨很難堅定武裝斗爭的決心從而最終領導中國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比如說，如果要是抗戰結束以后，蔣介石真正給了中國共產黨西方式的議會民主，那么很難保證中國共產黨不像意大利共產黨一樣出現一步一步地自我消滅式和平演變，即使是有一天通過這一道路執政了，也只不過是資本家和圈養的公知們多掛了一塊牌子而已，沒有也不可能改變工農大眾受剝削受壓迫的地位。

三、和平演變政策與喬治?凱南的“遏制”政策不是對立的

另一個問題是，該文把和平演變政策稱之為“杜勒斯的和平演變”，強調是杜勒斯的個人特質，諸如宗教信仰的產物。并且把這一政策和喬治?凱南時期的“遏制”政策對立起來：

“杜勒斯基于宗教立場的認識使其成為了著名的反共堅定分子，也是他“和平演變”思想的最重要基礎……自1946年喬治?凱南提出著名“遏制”政策(長電報)以來，美國采取的外交“不干涉、不進取” 防御主義政策帶來的結果是共產主義陣營擴大了地盤，對美國產生了實質威脅。因此，杜勒斯提出了更為積極的“解放、改變和斗爭”的進取政策。”

然而，這種說法是不太合適的。準確地說，中國最早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力圖通過非戰爭手段把社會主義國家演變為資本主義這一政策概括為“和平演變”是杜勒斯時代，但是在喬治?凱南時代就已經提出了相關政策的基本內容，1947年初即在呈報給杜魯門的報告《蘇聯行為的根源》中強調斯大林時代的蘇聯是鞏固的，但是一旦斯大林逝世，蘇聯很有可能發生根本性的變化，這就為美國提供了良好的時機：

“如果作為一種政治工具的黨的團結和效能遭到破壞的話，蘇俄有可能在一夜之間就從一個最強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最脆弱的和最可憐的國家。美國有能力大大加強蘇聯在執行政策時受到的壓力，迫使克里姆林宮采取他比近年表現出來的遠為克制和謹慎的態度，并通過這種辦法促進某種趨勢，這種趨勢最終必然導致蘇維埃政權的瓦解或逐步趨軟化。”

從上面這些敘述中我們可以看出，喬治?凱南已經說出了杜勒斯上臺后一系列和平演變政策的類似的內容。因此，西方國家的和平演變政策是一以貫之的，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根本矛盾所決定的，并不是取決于某個人的個人特質或宗教信仰。過度推崇杜勒斯的個人作用，把杜勒斯和喬治?凱南的觀點對立起來是不合適的。

同樣的道理，文中把“遏制”說成是和平演變相對立的政策也是不合適的，強調這一政策不夠積極主動，主要是麥卡錫和杜勒斯等人出于黨派斗爭的攻擊，并不符合歷史的事實?！逗喪龆爬账?span lang="EN-US">“和平演變”戰略》一文中把“遏制政策”和“和平演變”對立起來的主要依據是杜勒斯1953年1月的一段講話：

“蘇聯共產主義已經從7年前控制的2億人口擴大到今天的8億人口，我們必須始終牢記要去解放那些被共產主義政權奴役的人民?，F在解放并不意味解放戰爭，解放可以通過非戰爭的過程來實現。舉一個不太理想的例子，就是鐵托領導的南斯拉夫就從蘇聯共產主義統治下逃脫出來了。顯然鐵托本身就有許多獨裁之處，但是這個例子說明瓦解這個代表了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共產主義整體結構是可行的。中國和莫斯科之間現在的聯系是違背中國傳統和希望的危險布局，我們當然不能容忍將中國4.5億人口置于蘇聯暴力獨裁的奴役之下。因此，一個僅僅針對共產主義政權遏制的政策是一個不健全的政策，一個肯定會失敗的政策，因為保守的防御性政策(指遏制政策)永遠不會勝過積極的政策(指和平演變政策)。”

然而，把這種“積極的政策”概括為“和平演變”不合適的。其名稱是“解放、改變和斗爭”，簡稱為“解放”政策。主要內容包括使用和平和武力的一切手段瓦解社會主義陣營，并且最終推翻社會主義國家的統治。雖然說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對于杜魯門和凱南有諸多的攻擊，但是其政策實質繼承性大于改變性。像在杜魯門時代，美國積極鎮壓希臘的共產黨武裝，并且支持法國鎮壓越南的共產黨，還操刀上陣出兵占領了整個朝鮮給轟炸中國東北，這怎么能說是一種消極的無所作為的政策呢?在杜勒斯上臺以后，所謂“解放”政策不是也并沒有推翻任何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相反的倒是近在咫尺的古巴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嗎?就其具體采取的手法來看，也與杜魯門時代沒有什么區別，主要是以鎮壓資本主義世界的革命運動為主，同時堅持以武力和和平手段顛覆社會主義國家。所以，一般在廣義上把艾森豪威爾時代的“解放”政策直到里根時代的“戰略防御計劃”也視做“遏制”政策的不同階段。

之所以杜勒斯和艾森豪威爾時代的“和平演變”更令人關注，主要是因為杜勒斯在1953年1月提出了“解放”政策之后不久，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年7月朝鮮停戰協定簽訂。社會主義陣營特別是蘇聯當局政策上面發生了很多變化，相應的艾森豪威爾政府從1954至1955年開始就更加注重和平演變的作用，特別是1956年蘇共20大以后更是把這種手段放到了一系列反共政策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也正是這種情況下，20世紀50年代末毛主席才作出了關于杜勒斯講話的批示，正式提出了“和平演變”的提法。但是，這種更加注重和平演變的變化與其說是美國政策方針的變化，還不如說是蘇聯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自我演變的必然結果。

總之，和平演變政策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制度對立的必然產物，早在喬治?凱南時代就已經提出了其主要內容，只不過杜勒斯時代斯大林的去世使得這一問題更突出了而已，我們不宜過度推崇杜勒斯的個人影響。正如社會主義力量的發展壯大是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產物而非蘇聯等國的滲透一樣，對于社會主義國家的蛻化變質不應該單純歸咎于西方國家的顛覆活動，更大程度上是這些國家領導集團共產主義信仰喪失后的自我演變。領導者如果推行社會主義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犧牲，只有真正的共產黨人才能做得到。因此，我們固然不應該忽視西方國家的滲透，但是更應該更加重視自身的思想建設。正如那句老話：“打鐵還要自身硬”。

作者：鹿野   來源：淮左徐郎 微信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