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春天》涉及的深度,至今未被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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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是新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在經過暴風驟雨的洗禮后,一批色彩亮麗,令人耳目一新的影片拍攝完成并且上映了,包括《海霞》《春苗》《紅雨》《金光大道》《創業》《戰洪圖》……,等等。
這些影片,和“十七年”影片,同一時期的蘇聯、東歐、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影片相比,有了重大區別,展現出了一種全新的趨勢,假以時日,有可能成長為真正能與西方電影分庭抗禮,在世界范圍內爭奪文化領導權的重要力量。
遺憾的是,由于復雜的歷史原因,這一主題并沒有充分展開就中斷了,不過這已經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第二個春天》是這些新上映的影片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部,它和同樣是于洋擔任男主角的《火紅的年代》堪稱雙壁。
《第二個春天》所以能夠在新中國電影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究其原因,在于這部電影探討了“通過什么樣的道路走向現代化”的主題,這可以說是1840年以來一直困擾中華民族的一個重大問題。
就深度而言,此后幾十年國防工業題材的的電影和電視劇,沒有哪一部能夠超越《第二個春天》,同時,《第二個春天》也對未來表現出了一種神奇的展望能力,無論其擔憂還是預言,隨著時間的推移,都一一得到驗證。
此外,《第二個春天》拍攝得也非常優美,白色的海軍制服、藍色的大海、流線型的新式導彈快艇……,畫面素凈、明朗而富有詩意,與“心潮逐浪高”的基調十分切合,令人賞心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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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輕的觀眾沒有看過《第二個春天》,這里先簡單做一點“劇透”吧。
20世紀60年代第一個春天,海軍某部支隊政委馮濤(于洋 飾)被派往東港1060造船廠擔任工委書記。他到達時,正遇上一艘由我國工人和技術人員自行設計制造的新式快艇“海鷹”號第一次試航,但不幸的是,“海鷹”在試航過程中起火爆炸。
試航失敗后,廠長齊大同(張憲 飾)對繼續建造“海鷹”產生了懷疑,他不顧總設計師劉之茵(楊雅琴 飾)和廣大工人的強烈反對,決定將“海鷹”封進庫房,而把希望寄托在從蘇聯引進的“飛魚”上,幻想依靠外援為我海軍造新艦艇。
工委書記馮濤對要不要繼續建造“海鷹”持完全不同的態度,他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召開工委擴大會議,支持青年設計員劉之茵和工人夏長發(井立民 飾)的意見,駁倒了總工程師潘文(康泰 飾)的錯誤想法,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針,決定繼續把“海鷹”搞上去。
“海鷹”建造組的同志們在馮濤的帶領下,經過緊張戰斗,終于查清了起火的原因,但又遇到難以解決的66號材料問題。齊大同再次勸說馮濤丟掉“海鷹”,集中力量搞“飛魚”。
就在這時,技術人員發現“飛魚”主機圖紙數據對不上號,而蘇聯專家赫文斯基又別有用心地提出要求聯合試制“海鷹”。面對這一切,馮濤覺察到所謂“聯合試制”是妄圖竊取我國軍事情報,達到“假援助,真控制”的政治目的,斷然拒絕。
赫文斯基無法解釋圖紙問題,插手“海鷹”的企圖也遭到失敗,惱羞成怒,拂袖而去。馮濤對齊大同丟掉原則,把陰謀當友誼,把壞人當朋友的錯誤做法進行了嚴厲的批評。
馮濤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帶領“海鷹”建造組的同志,奮發圖強,克服了重重的困難,揭露了潘文里通外國的罪行,攻克了材料關,終于使“海鷹”在陽光明媚的第二個春天飛了起來。
齊大同受到了教育,轉變了思想,煥發了青春。碧藍遼闊的祖國海疆上,“海鷹”乘風破浪,飛速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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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根據著名軍旅劇作家劉川創作的同名話劇改編的。
劉川生于1926年,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解放劇院編劇,前線話劇團編劇,南京軍區創作室創作員等。著有話劇劇本《喜期》《我要做人民的好兒子》《海岸線》《橋》《青春之歌》《烈火紅心》《靈魂的代價》,評論《第四種劇本》等,1962年創作了話劇劇本《第二個春天》。
1962年,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年份。一方面,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傾向惡性發展,繼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之后,又在中印沖突中公開偏袒印度,在新疆策動6萬多居民逃亡蘇聯;另一方面,蔣介石叫囂“反攻大陸”,派出多股武裝匪特在東南沿海登陸,中印邊境也爆發了自衛反擊戰。
這年12月,毛主席寫下了著名的《七律·冬云》,其中“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正是對當時國內外形勢的準確描摹。
國內外反華勢力的大合唱,尤其是赫魯曉夫主導的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撕毀合同,給新中國年輕的國防工業造成了很大困難,但危機并沒有使中國人民屈服,中國的國防科技反而憑借自力更生的志氣和科學嚴謹的工作作風,走上了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
作為人民軍隊自己培養的劇作家,劉川敏銳感受到了時代的脈動,他深入生活,走訪造船廠、海軍部隊、軍港,采訪記錄,產生了強烈的創作沖動,很快寫出了話劇劇本《第二個春天》,不久之后,就由上海人民藝術劇院和遼寧人民藝術劇院在上海、沈陽同時演出,南京軍區前線話劇團也上演了該劇。
《第二個春天》公演后,引起了強烈反響,被譽為“一曲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頌歌”,報紙和雜志并圍繞劇情和人物展開熱烈討論,1963年,文化部及解放軍總政治部授予劉川優秀創作獎。
今天看《第二個春天》,有一點令人感慨,就是文藝作品和時代的結合非常緊密,作者反應非常快,中蘇關系剛剛公開破裂,以此為背景的話劇就創作完成并且上演了,它起到了教育群眾,宣傳群眾,幫助群眾加深對反修問題認識的作用,也啟發大家對這一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和討論。
反觀當下,從特朗普上臺開始,中美關系逆轉,到今天差不多五年了,但居然沒有一部電影、電視劇或話劇反映這一大變局,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缺憾,也是文藝界的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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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第二個春天》,有兩個非常有趣的花絮,值得在這里聊一聊。
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這部話劇在1966年,就被拍成了電影,但卻是一部“未完成版”,觀眾至今無緣與之見面。
《第二個春天》以其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深刻的時代主題受到了觀眾的熱烈歡迎,1966年,上海電影制片廠決定將其搬上銀幕。
當時,男主角即海軍某支隊政委、造船廠工委書記馮濤,確定由趙丹飾演,他剛剛在《烈火中永生》里成功扮演了許云峰的形象;女主角,即“海鷹”總設計師劉之茵則由風華正茂的謝芳飾演,那時她擔任主演的《舞臺姐妹》也剛剛殺青,同時上影廠的著名表演藝術家高博、孫道臨也分飾其中的重要角色。
這一版的《第二個春天》在青島拍攝完成了大部分外景,但時代發生了劇烈變化,最終未能徹底完成,目前我們只能看到一部分劇照。如果以后有研究電影歷史的人,能夠將現存的膠片修復整理再現在大銀幕上,那將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待到1975年《第二個春天》再次上馬時,男主角確定由飾演擅長飾演我軍英雄人物的于洋擔綱,當時他剛剛在電影《火紅的年代》【點擊閱讀】中成功創造了煉鋼工人趙四海的形象。為了拍攝《火紅的年代》,于洋錯過了在《創業》中扮演周挺杉、在《決裂》中飾演龍國正的機會。女主角則由在《地雷戰》《苦菜花》中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八一廠著名表演藝術家楊雅琴飾演,她當時31歲,正好和劉之茵的年齡相當。
七五版和六六版相比,一個最大的變化是“大女主”變成了“大男主”,同時主題也突出了兩條路線斗爭,變得更加深刻了。
再一件趣事,就是影片中多次出現了一艘一眼望去非常現代化的導彈快艇——“海鷹”號。
《第二個春天》劇組在青島拍攝“海鷹”在大海上劈波斬浪的鏡頭時,就連現場的海軍干部戰士都為之矚目,他們也沒有見過具有六個導彈發射器的快艇,這在世界各國海軍中還絕無僅有。
“海鷹”實在是太酷、太帥了,影片上映后觀眾都在歡呼人民海軍擁有了世界一流的先進裝備,國外的軍事研究機構和諜報機構也如獲至寶,他們反復對影片中出現的“海鷹”進行研究、揣摩,最后的結論是:“海鷹”正是中國自行研制的028導彈快艇。
西方一些著名的艦船類專業刊物,如《簡氏艦船年鑒》、《世界艦船》等對“海鷹”紛紛予以了報道,并推算了出了這艘擁有六具導彈發射裝置的快艇的各項技術參數,繪制出了線圖,還按照北約的命名規則,將“海鷹”命名為“海島”級。
當然,這些西方的研究機構和諜報機構,都鬧了笑話。 實際情況是:“海鷹”的“本體”,不過是一艘普通的護衛艇,為了拍攝影片的需要,心靈手巧的海軍戰士將其改裝成了一艘外形非常先進的導彈護衛艇,也就是說,“海鷹”其實是一艘“道具艦”。
影片拍攝時的考慮是:如果選用海軍現役艦艇來拍攝,則顯得不夠新,不夠現代,而且觀眾還會把影片中的故事附會到這艘艦艇上,產生不必要的誤解;但如果讓道具師設計、制作一條模型,用特技攝影拍攝出來,則會顯得太假,一眼就會被看穿,這必然會影響影片的感染力,而最終采取的改裝真實軍艦的做法,不僅“瞞過了”普通觀眾,也瞞過了國外專業軍事研究機構和諜報機構,“海鷹”可以說是“戰忽局”早期的一件杰作。
不過,這也反映了當年對電影藝術厚重、認真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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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第二個春天》實際上提出了一個重大問題:中國應該走什么樣的道路實現現代化?是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還是依靠外援?
這些年來,大飛機運10的悲劇性命運,中興、華為等在“芯片”問題上被美國卡脖子,事實上已經給出了答案。
這里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如果堅持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就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原則,就必須讓廣大勞動群眾成為現代化的主人,就必須在科技攻關時實行領導干部、科技人員和工人群眾“三結合”的原則,否則的話,依靠少數精英搞現代化,和西方(包括蘇聯)相比,沒有任何優勢,想“獨立”也立不起來,想“自主”也站不住。
在影片中,高博飾演的艦艇研究所副所長劉自強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形象。他是一個有民族情懷的舊知識分子,他的一句鏗鏘有力的臺詞“我這雙眼睛,不希望看到中國的海面上,跑的都是外國造的軍艦”,感動了很多觀眾。
但劉自強的問題在于,他有情懷,但沒辦法,看不到群眾的力量,遇到問題只會到故紙堆里查資料,依靠少數精英搞現代化,只能搞得冷冷清清,永遠跟在洋人后面爬行,這正是晚清、北洋和國民黨統治時期現代化失敗的教訓之所在。
著名表演藝術家康泰飾演的“總工程師潘文”,是影片中另外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我的感覺是,潘文這樣的人物,在影片上映的七十年代中期,并不常見,至少和在生活中熟悉的工程師們的形象不是十分吻合,但八十年代之后,潘文這樣的人物多了起來,并且漸漸成為知識精英的主流,這幾年,收斂了一些,但勢力仍然不可小視。
潘文的特點,在于對“洋人”(無論是西方還是蘇聯)的高度崇拜,甚至到了信仰的層面,他認為蘇聯的圖紙不可能對不上號,蘇聯專家也不可能出錯,他的立場、認同都在“洋人”一方,“在‘飛魚’(蘇聯)身上,寄托著我后半生的事業和理想”,“親愛的赫文斯基同志,你走了,這里就再也沒有我的事業和理想了”……等等,就是他思想感情的真實表達。
最終,潘文圖窮匕見,企圖借參加“國際海洋動力學術會議”的機會,將“海鷹”圖紙帶給赫文斯基,走上了叛國的道路。
在影片中,潘文在廠工委擴大會上,有一段精彩表演。 當“海鷹”在初次試航的過程起火爆炸之后,作為總工程師,他不是積極主持查找事故原因,反而散布“三年也不一定查得出”的輿論,企圖借機讓“海鷹”下馬。
潘文的算法是,“‘海鷹’有一萬多個零部件,幾千份圖紙,而研究所只有二十幾個工程師”,“就是連夜加班干,也得干三年。”他說的振振有詞,支持他的廠長齊大同也頻頻點頭。
但總設計師劉之茵不以為然,她反問道,“主機出故障,難道連船頭的錨鏈也要翻一遍嗎?”引發哄堂大笑。
老工人夏長發提出了自己的算法,讓制造“海鷹”的工人加入到查找起火原因的行列中來,“自己造的零件自己查,可能出問題的部位重點查”,這樣,查明事故原因,“最多只要三個月”。
用今天的網絡語言說,潘文等于當場“被打臉”。
不要以為潘文這樣的人物已經銷聲匿跡,去年,武漢要進行全員核酸檢測,不是有“權威”就認為“沒有意義”,至少需要兩年嗎?結果當然也是很快“被打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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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影片中,工委書記馮濤和廠長齊大同是一對老戰友。齊大同對潘文介紹說,“他是當年我在58團的老搭檔,人家都叫我們‘兩個身子,一個腦袋’。”
齊大同的問題,在于他把政治和科技問題完全割裂開來,沒有意識到兩者是相互影響的,而后者又不能不服從前者。馮濤讓他認真學習一下有關中蘇政治和理論分歧的文章《列寧主義萬歲》,他嗤之以鼻,“我都看過了,這里面講的都是政治理論問題,我問你,它能解決‘海鷹’的問題嗎?”
最終,齊大同完全被潘文與赫文斯基牽著鼻子走,成了他們的工具。
而馮濤則和齊大同完全不同,他在海軍任支隊政委時,有過在海戰關鍵時刻,蘇聯援助的新艦艇主機出故障,“備用零件對不上號”,只能坐視受傷敵艦逃走的慘痛教訓,對“飛魚”圖紙對不上號油然而生了幾分警惕,他比齊大同更深刻的認識到,在中蘇發生重大政治分歧的背景下,蘇聯對中國的“援助”,已經成為蘇聯企圖控制中國的一種杠桿和手段。
不過,馮濤最深刻之處,在于他意識到,在掌握其他科學知識的同時,必須首先掌握“毛澤東思想這一最基本、最重要的科學”。
當然,這不是說說而已。馮濤正是通過走群眾路線的方式,解決了“查找起火原因”和“主機66號材料不耐高溫”兩大科學難題,成功地使“海鷹”在第二次試航的過程中達到了“前進四”的速度。
當蘇聯在“飛魚”總裝階段,卡住主機,赫文斯基專家不辭而別,1060廠的生產陷入癱瘓之后,馮濤站在高高的龍門吊上,對全廠的工人和技術人員做了一次公開演講。這次演講,是于洋老師最為精彩的銀幕華章之一,也是一首激情澎湃的政治抒情詩。我將其全文整理如下——
我們自己干!協議讓他們撕毀吧!專家讓他們撤走吧!主機讓他們卡掉吧!沒有他們我們的日子一定會過得更好!我們從不拒絕外援,但是現在修正主義者們的所謂援助是絞繩是枷鎖,只要你是按照馬列主義原則不跟著他們指揮棒轉,他就卡你整你勒死你!這幫老爺打錯了算盤瞎了眼,我們中國人是有骨氣的,不吃他們那一套!我們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英明領導,有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團結奮斗,有自力更生奮發圖強的革命路線,我們的“海鷹”一定會飛起來!
如果把“修正主義者”換成“帝國主義者”,我們就會發現,馮政委的這段演講,就是放到今天也是完全恰當的。
將近半個世紀前的《第二個春天》已成經典,而影片所提出的問題,我們仍然必須回答,也許這就是經典之為經典的魅力吧?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獨立評論員郭松民”微信公眾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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