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根據作者司馬南解讀張文木教授《要像毛澤東那樣為未來中國早做人才布局——從梁家河里的“大學問”說起》（見【附錄】）一文的三次談論視頻整理，現經審核授權“昆侖策研究院”綜合成文發布，以供研究參考。
最近召開了一個規格很高的大會講人才問題，會中涌現了很多新鮮的想法。這個人才大會開完以后，我回去找張文木此前寫的關于人才的文章拿出來讀，正巧“昆侖策研究院”公眾號又發了一篇文章。張文木目前是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學方面的教授，也是我們國家研究戰略問題的人才和學者，他比我年輕，但是學問比我多得多。所以我讀了這篇文章之后呢，非常想把張文木講的這些觀點跟各位說一說。為什么講人才？因為治國需要人才。治國沒人才怎么可能長治久安呢？人才不是單單指某一些學科或者在某一方面技術性很強的人。講人才，首先涉及到的是培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培養能治國理政這樣的人。毛主席就接班人的問題早早便開始布局。毛主席的反和平演變，本質上講的就是我們的人才不能在人家的戰術面前叫人給降了，叫人給拿了魂了，講的是這樣的道理。治國理政需要專門的、能通天接地的人才，這其實也是古今中外在談到教育時所希望實現的。專業人才固然需要，但是大學更需要。中國古代只有大學和小學，咱們后來才有了中學。大學就是培養治國理政人才的地方，課堂上講的最多的不是具體知識，而是什么是政治。政治是什么呢？政治就是所有的具體的學問都解決不了的東西，最后才變成了政治，因此它很復雜也很難。也因此是提綱挈領的，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這話出自毛主席，被張文木所引用。治國理政就是要抓住國家中的政治問題。張文木先生有個判斷，他講蘇聯亡國太遠，只要看看目前。現在香港稍微好一點了，前段時間香港動亂時那些年輕人那種無知的表現其實不難理解，教育脫離政治，在歷史上往往是亡國滅種的開始。毛主席的教育思想是和我們黨的成長經歷有關系的，貫穿其中的核心就是辯證唯物主義。現在很多年輕人不太理解“辯證唯物主義”，但你上了年紀，經歷的事多了，你就知道了。毛主席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是多么重要，黨的歷史進程中其實每次失敗都是慘痛的，可以說是滅頂之災，十之有九失敗了，被人家打垮了，犧牲了。我們黨每次失敗都有一個最明顯的規律，那就是失敗是唯心論盛行的結果。最近恰逢建黨100周年，有很多電影和文章是講我們黨的早期干部南陳北李的，也就是陳獨秀同志和李大釗同志。像陳獨秀這樣的同志，革命性能說不堅定嗎？覺悟能說不早嗎？但是陳先生有陳先生的問題：脫離實際。咱們且不說他點火就著的個性，就談實際工作能力。他做學問可以，但實際工作能力太差，沒法跟別人搞到一起，脫離實際更是大毛病，所以就帶來了1927年我們黨的大災難。開始的時候，以為只要聽蘇聯就肯定能取得勝利。后來才知道，盲從他國經驗，脫離中國實際，那是要失敗的。失敗都是輕的，那是要掉腦袋、要前功盡棄的，那是要多少人頭滾滾落地的。老蔣在上海又殺了多少人呢？不止殺共產黨，國民黨左派被殺的更多。今天被很多人、被民國粉吹捧得無以復加，甚至是成了最人中豪杰的杜月笙，當時幫著老蔣干臟活，又殺了多少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這些事情當然是蔣介石和杜月笙的罪。但是我們也犯了大錯誤，我們的理論沒有和實踐統一起來，這是大教訓。所以張文木的文章里面也寫道，我們第一次學的黨課是蔣介石上的，由他給共產黨“上黨課”。蔣介石是共產黨的對立面，他怎么給我們上黨課？他告訴你，如果你的路線錯了，理論不聯系實際了，就會人頭滾滾落地。1927年給共產黨上了最好的一課，所以說敵人是最好的老師。就像咱們今天一樣，我們的愛國主義課誰來上的？是特朗普和蓬佩奧上的。所以沙場就是最好的課堂。毛主席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所以共產黨第一次黨課上完了，就脫了西服拿上槍上山了。當時臨時中央的那幫人呀，連同周恩來同志、博古同志和張聞天同志在內，臨時中央都待不下去了，只好去蘇區。蘇區是毛主席在山上一點點發展起來的，所以脫了西服拿槍上山，這個話太生動形象。我們黨的歷史的邏輯，就是這么由對立面展開的。開展武裝斗爭剛好一點，王明又帶著斯大林同志的“圣旨”來了。年輕的同志們的革命性一直無比堅定，但是實際斗爭經驗，同志們聽不進去。所以毛主席后來再講到人才的時候，經常講他們最有遠見，最堅定，不怕犧牲，他們沒有風頭主義，而是有著實際精神。博古同志聽不進長期堅持實際斗爭的同志的經驗，把李德（奧托·布勞恩）那小子用于歐洲平原作戰的經驗用于中國東南的山地，結果呢？根據地丟了個干凈，紅軍被迫長征。紅軍長征這個偉大的史詩，是魏巍說的“地球上的紅飄帶”，但我們必須認清這是我們黨犯了錯誤的結果。紅軍被迫戰略轉移又死了多少人？十之有九都犧牲在了長征路上。紅軍大轉移的時候，他們還死守那一套，結果出發的時候8萬多人，湘江戰役就只剩下3萬多人了。李德這個外國軍人機械地把歐洲軍隊那些打法搬到中國來，那是碰得頭破血流。每一個機槍的位置他都畫好，拿尺子量地圖，告訴你幾點幾分哪支部隊必須達到。毛主席說，李德不知道人要吃飯啊，不知道那個地是會打彎的，那山地叢林走起路來能跟大平原一樣嗎？所以最后在李德同志的指揮之下，在山地作戰又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付出了五萬多人的生命代價，我們黨才終于明白了，張聞天同志清醒了，博古同志也覺悟了。為什么馬列主義原理跟中國社會實際相結合那么重要？為什么說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第一批的產物？毛澤東思想的本質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張文木先生的文章里面講到馬克思主義必須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這是不斷地付出血的代價才明白的道理，如果不流血，誰也不承認自己是錯的。1964年3月24號，毛主席跟薄一波同志談到《毛澤東選集》的時候，毛主席有一句話，薄老后來多次講過。毛主席說，這哪里是我的著作呀，這是“血的著作”，死了多少人才有的著作。當時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燈塔，中國共產黨的是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我們家對門104歲的鄭爺爺，原來是建國之初五十年代的國家商業部的老局長，他老跟我說：你知道嗎？我入黨的時候，上邊告訴我們中國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那個時候大家都富有犧牲精神，自覺服從共產國際領導。但問題是，你唯心主義不了解情況怎么能帶領革命？當時很多領導崗位上都是年輕人，像博古當時才20多歲，就是黨內一把手。但是這年輕人缺乏實際的工作經驗和歷史的自覺，沒有道路自信，什么都聽上面的。所以毛主席那時候寫了一篇最重要的文章，叫做《反對本本主義》。小平同志后來說，這篇文章寫得好，它好就好在這篇文章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唯物論打倒了曾經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盛行的打著“馬克思主義”幌子的唯心論。在毛主席看來，中國的問題需要聽中國同志的意見。中國對世界革命的貢獻取決于中國革命取得的勝利，制定方針政策必須與中國革命利益為最高原則，不能機械地服從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這是毛主席和其他教條主義者爭論的一個核心的焦點，而教條主義的本質是唯心主義。前兩天我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們那個省里面一個新領導上任后，他們服氣得不得了。我問，服氣什么？他說，我們這個新領導有三個跨學科博士學位，還有兩個博士后研究。在下是十分佩服，如若不是天才，那這當中會不會有什么文章？生活當中當然有天才，雖然絕大多數人都平庸。但是我也不是說他的學歷是假的，只是說：切記！不要以為講人才問題，一定是從一大堆頭銜當中去講的。當年從上海，從共產國際派回來，把毛主席的位置給頂替的人，都是學歷高的留學知識分子。但是實踐證明，毛主席是對的，他們是錯的，因為他們是唯心主義。后來到延安整風的時候，全黨都充分認識到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對中國革命有生死攸關的意義。毛主席到延安之后為什么整風，就是要解決學風問題，世界觀問題。整風是什么呀？張文木說整風就是教育革命。好的學風就是實事求是，不紙上談兵。你光想我們一定，我們要怎么樣，這都是動機，你只從動機考慮問題，那就是唯心主義。毛主席說，我們共產黨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因為實現這個“效果”，還要有正確的戰略戰術，還要考慮到力量的對比，要審時度勢。所以毛主席反復說，學問只有為中國革命的實踐服務，才是重要的。我們要懂得歷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在今天這個大道理是什么呀？是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是中國強國之路，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路。為什么毛主席講教育需要革命呢？為了出人才。知識分子本身不就是人才嗎？那是不一定的。教育革命就是告訴我們知識分子不能脫離實際。毛主席就找到了一條路。這條路就是知識分子要到人民當中去，和工農相結合。1939年毛主席紀念五四運動時講“青年運動的方向”。毛主席說，看一個青年是不是革命的，就看他是不是和廣大的工農在一起。今天我們的一些“人才”，致命的毛病就是不在老百姓人堆里混啊，只讀書，當個學生干部，然后就到組織部門里面去，后來又是處長、局長，最后直接了當就進入到中管干部的行列當中去了。你不能排除有些人年紀輕輕就當了大官，能說會道情商高，學術還一流。但是這種“人才”接受實際考驗了嗎？他們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嗎？有老百姓的思想感情嗎？這樣的人能夠成為我們治國理政的人才嗎？這是不一定的。 張文木說，正確思想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昨天不是從克里姆林宮掉下來的，今天也不是從華盛頓白宮里掉下來的，它是從中國的革命實踐和建設實踐當中產生的。如果沒有長征，如果黨沒有經歷那么多的生死考驗，毛澤東思想能成為全黨的思想嗎？這共識能生成嗎？能確立毛澤東思想是全黨的指導思想嗎？什么叫人才？夸夸其談的不見得是人才，學位高的不見得是人才，外語好的不見得是人才，只有了解中國革命實際并且能夠帶領中國革命從危險的境地慢慢地走出來的才叫人才。毛主席領導了一群文化水平雖然沒有那么高，但是善于學習中國情況并與實際相結合的同志，是這些人治國治黨，最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張文木先生認為這個人才問題，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毛主席關于培養人才，早早地布局，并講了很多重要的原則和方法，今天依然管用。比方說，1958年9月19號，黨中央國務院發了關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把毛主席的指示提升為黨的教育方針，指出黨的教育方針就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與教育生產勞動相結合。今天還可以這么講嗎？教育如果為今天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服務，與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這話今天難道不合實際嗎？毛主席在總結宋明以來亡國教訓的時候說，“繁瑣哲學，總是要滅亡的”。作為干部制度改革的配套措施，他要求教育革命。他認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繁瑣哲學是要死人的，是要亡國的。毛主席在南昌對負責同志有一個談話，毛主席說：“那些死讀書本，不從事工業，也不從事農業，不搞商業，工農商學兵，實際工作都不搞，造就不了人才，知識分子脫離了群眾就沒什么用。”1958年，毛主席率領中央的高級干部，到明十三陵參加義務勞動，毛主席就那么席地而坐，毛主席午休的時候實在太累了，就隨便找一個板子往那一躺，就這么睡覺，完全是個老農民的習慣。毛主席一輩子就是和農民和工人和最底層的老百姓打成一片。1964年6月16號，毛主席發表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講話。我要把張文木這篇文章里面講的意思跟大家說，就是毛主席講的那個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和我們今天造就人才，在人才方面及早布局，有異曲同工之妙。本來就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面，只不過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毛主席在講話里把義務勞動的地點、講話地點放在明朝十三陵。在明朝十三陵講這個話，因為明朝十三陵有明朝的故事呀，明朝滅亡和宋朝滅亡有相似之處，這兩個朝代滅亡都是學風有關系，學風嚴重脫離實際。毛主席在十三陵講話，主要是講干部培養，講人才培養。國家教育的目標要培養什么人呢？老話叫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人才，今天加上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接班人。在古代，講四書五經，在今天，講毛澤東思想，講唯物辯證法。打從上個世紀六十年代，黨就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開始有侯雋，有邢燕子，再后來形成上山下鄉的一整套的方針政策。這個運動非常深入，前后有兩千多萬青年學生下鄉。它形成的那種巨大的效應，直到今天還在延續，它的一些效用正在顯現。他們帶來城市的文明，有些人說：“讓我當農民，我痛苦，我控訴，我傷痕，我咒罵那個時代。”那我跟他們感受不一樣，他們知青下來受的那個苦，比起我們當地的老百姓受的苦，那還是我們的生活更艱苦。所以，所處的位置不同，感受是不一樣的。大批知識青年下鄉所形成的巨大的效應，讓這些孩子有機會接觸農村實際，在基層生長。知識分子上山下鄉，不論你怎么罵，怎么嚷嚷。密切聯系人民群眾，了解中國社會實際，你得到了知識分子終生不可替代的那份受教育的機會，這個機會是其他不可替代的。你說我又讀了一門學科，那能替代上山下鄉嗎？你能替代和農民那種密切的接觸嗎？張文木說：“看了蘇聯的教訓，你就能有深刻的體會。”蘇聯解體，多少有才華的人流離失所，慘痛的教訓，教育了曾經“把自由的幻想的歡欣”當作宗教的俄羅斯人。那些人最后又把普京推到歷史前臺。蘇聯亡國的歷史，說明一個道理，即使是社會主義國家，如果治理國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終還是要垮臺，還是要被開除球籍。蘇聯，世界上第二大帝國，轟然解體。問題出在哪？美國作家寫了本書《來自上層的革命》。來自上層的革命，就是蘇聯的上層那些人，他們的唯心主義盛行，他們只想著個人享受，完全不考慮底層老百姓的利益。所以，他們自覺地背叛了革命，因此人們就嫌棄了他們。結果蘇聯轟然倒塌之后，蘇聯的經濟就變成那樣了，人均壽命就變成那樣了，就被美國人欺負成那樣了，直到現在，這口氣還沒緩過來。今天我們處在什么樣的歷史階段？處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階段。2012年以來，的確是個新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取得勝利，意味著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實現了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飛躍，要向強國邁進了。但是正因為這樣，所以遭遇了真正的挑戰，這個挑戰來自于西方國家，人家不愿意讓你富起來。你想和平崛起，他不讓你和平崛起，你說個大天來人家也不讓你和平崛起，請問怎么辦？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就窮下去嗎？那當然不行啊。不能和平崛起，不論克服什么樣的困難，我們也要崛起。美國剛剛嗆了法國大單，給澳大利亞提供核動力潛艇。2040年才形成戰力，什么感覺？這么長的距離，20年之后才交潛艇，那個時候他們還惦記著用核潛艇來對付中國，這就是我們可能遭遇的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阻力的一部分。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今后的任務更為艱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培養政治經驗成熟的干部人才。推進“一帶一路”也需要國際人才，國際視野、國際眼光、參與世界治理能力，這都要考驗我們的人才具備不具備這種能力。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人才滿腦子都是唯心論，都是形而上學，都是為美國白宮馬首是瞻，那你不是把白宮當故宮了嗎？這種形而上學唯心論盛行！王明、博古同志犯過的錯誤，我們難道還要接著再犯嗎？湘江戰役的慘痛教訓，不就在眼前嗎？甭說強國，富起來的成果都保不住。張文木先生這個判斷，我是認同的。我覺得是這么一個理。當年，毛主席提倡推行教育革命，當代中國開花結果，讓我們中國贏得了自從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的歷史。對新中國前30年成就有些人不認可，對后40年成就也有人說中國什么都不行。但是全世界的評委不含任何偏見，差不多滿分，不得了呀。1949年我們贏得了民主革命勝利，中國人民站起來了。20世紀50年代，我們和蘇聯結盟，迅速奠定了工業化基礎，走上了獨立的、自主的發展道路。60年代蘇聯領導人治國能力嚴重下降，頻頻出錯，而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因為長征路上有血寫的經驗，我們遵循這些血寫的經驗，沒有唯老大哥是從。1972年，我們轉向西方國家，尋求新的發展機會，我們再次獲得了更大的發展。回顧這些歷史，大家想想，21世紀初的時候美國領導欲極度膨脹，其治國理政能力在不斷地下滑。“9·11”事件后美國又全面擴張，我們還是堅持獨立自主，當然也沒有唯美國是從，而是中國和俄羅斯結好。2016年6月25號，中國國家主席同俄羅斯的最高領導人共同簽署中俄聯合聲明，雙方決定攜手維護全球戰略穩定，使我們又獲得了更為廣闊的安全環境和更強勁的發展勢頭。張文木先生有個判斷，他說：“我們這代人真幸運，我們是歷史上少有的幸運的一代，我們有幸見證了兩個超級大國的隕落：前面有蘇聯解體，后邊看著美國的衰落；我們還見證了中國從勝利走向更大的勝利，在對手們的唱衰中迄今還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最近的大事是孟晚舟順利回國了，美國人綁架1000多天放回來了，為什么放回來了？美國人戰略上、外交上讓步了。美國人為什么讓步了？這是個標志啊，不讓步沒法收拾啊。中美之間結了死扣，美國拜登總統想要推行的東西沒法辦，世界大事沒中國不行呀。
張文木說：“我們贏在哪里呢？我們贏在人才，尤其是戰略性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以來的勝利發展，應該從毛澤東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思想及其實踐那里找源頭。”我嚴重同意這個說法。
今天，我們講人才，從根上說，我們今天應該從毛主席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思想及其實踐當中去找人才。如果沒有毛主席當年為今天所做的深謀遠慮的人才布局，我們中國今天說不定像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重蹈蘇聯的覆轍。蘇聯垮了之后，世界上很多人，包括我們自己內部很多人說，眼看著中國崩潰，眼看著中國顏色革命，眼看著中國要重復蘇聯的路子。蘇聯東歐解體了，中國解體沒有？當然沒有，我們大踏步地前進。蘇聯當時有強大的軍隊，有強大的工業能力，但是缺政治人才。結果戈爾巴喬夫那種喜歡夸夸其談的，個人利益凌駕于國家利益之上的，喜歡別人奉迎的人，連撒切爾都看出來這種人華而不實，這種人執掌國家，嚴重脫離實際，唯心論盛行。毛主席說過，說：“研究黨史上的錯誤，不應該只恨幾個人，如果只恨幾個人，那就把歷史看成少數人創造的。”當時在蘇聯，戈爾巴喬夫不是個別人的作為，而是彌漫于若干領導集體當中的一種思潮。這種思潮是他們相信美國，相信美國人跟你兜售的所謂普世價值，相信美國那條路是正確的路，喪失了政治自信、文化自信、歷史自信。蘇聯戰略能力下滑的現象，張文木先生說在美國又開始發酵，今天的美國人才也嚴重脫離實際。在1901年有個獎設立，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一共有71個美國公民，單獨或者聯合分享了諾貝爾經濟學獎。梳理2007年到2012年，美國經濟學家幾乎包攬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獎在美國堆砌的結果是什么呀？堆砌的結果是美國經濟這樣，大炮在手上，美元在手上，在全世界收割韭菜，一茬一茬。所以那些經濟學家，包括在美國回來的，唯美國馬首是瞻的那些中國的經濟學家，我看這幫人現在說話，相當程度上不靠譜。歷史經驗告訴我們，脫離實際的教育最終要使國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價。中國共產黨通過長征的血的教訓，找到了政治自覺，找到了歷史自覺。正因為有一大批經過革命斗爭考驗的干部，他們保持了聯系實際、聯系人民群眾的優良傳統。改革開放當中，相當批量的干部經受住了考驗，所以保證了我們國家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張文木先生說：“歷史經驗同樣告訴我們，權力可以交接，但是經驗極難交接，運用權力是需要經驗的。”干部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是黨和國家的家底兒。1957年11月12號，毛主席對印度來訪的共產黨總書記高士說：“經常改變領導是不利的”！為什么不利？不能積累經驗。一條路線的正確，必須要能夠在客觀上見效。列寧說：“鐵的紀律是建立在正確的政治路線上的，正確的政治路線是慢慢形成的，因為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是逐步深入的。”張文木先生認為，應該從毛主席培養的無產階革命事業接班人入手，培養今天的人才，培養治國理政的人才，和培養那種具體的、專門的人才不是一回事。我非常贊成。毛主席從60年代開始，就著手推行在實際當中培養青年學生的經驗，尤其是以政治經驗為核心。政治經驗為核心的教育革命，為未來中國做人才布局。直到今天，我們還在享受毛主席這個紅利，沒有毛主席當年為我們做出人才布局，我們的人才哪里來？現在半個世紀過去了，毛主席當時在教育思想、教育方針上培養的，當時的那些娃娃們、青年學生們，走上了黨和國家領導崗位。這件事啊，保證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長久立于不敗之地，那現在再往后看呢？再往后看，未來30年，未來50年會怎么樣？張文木提出這個問題。他認為，我們需要思考會不會出現蘇聯和美國那樣的國家人才斷層，會不會出現“金玉其外、敗絮其中”，即人才敗絮這樣的危險呢？國家的命運和有沒有人才密切相關，這個事兒是個現實的問題啊。人才問題關系到中國革命的前途，關系到歷史的起點。 做教育要從實際經驗、政治經驗出發，而不是單純以知識傳授為核心任務，這是事關國家實現兩個100年戰略目標的天大的事。人家就是某一個程序編得好，人家就是干一個什么具體的事情干得好，這當然也是人才，包括又考證出多少個甲骨文了，這都是專門人才。但這種人才和我們所說的治國理政的人才，那不一樣。張文木是站到國家長治久安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所以強調從毛主席所說的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的角度，來培養新時代的治國理政的人才。今天大家有沒有這種感覺？好多事情最后發現毛主席早就說過了，而且毛主席說得那么徹底呀！我們在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當中，再次找回了毛澤東思想為代表的文化自覺。有了這種文化自覺，才有了新中國誕生，新中國誕生的思想基礎是扎根于中國大地的先進思想。這個先進思想來源于延安整風，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實事求是，這是認識路線，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建國以來，毛主席是汲取了蘇聯領導人治國理政的不足的那些教訓。毛主席高瞻遠矚地搞了教育革命，意在為未來造就一大批推進國家前進的治國理政的人才。今天咱們的教育，不是今天這么改，明天那么改嗎？今天不能怎么著，明天又要這么著、那么著嗎？大家覺著教育這件事，為什么這么重要啊？關系到孩子們，所以重要啊。孩子是明天，孩子是未來呀。現在我們又站到新的歷史起點，建設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開展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一帶一路”推進，不僅要提升用資本的能力，還要提升駕馭資本的能力啊；不僅需要提升治國理政的能力，還要提升治理世界的能力啊。今天的資本主義治理世界、美國人治理世界的方式，你看看，就治理成這個德性，他的治理能力下降。今天的共產黨人要給我們、給世界一個證明，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共產主義事業是能夠站得住的，并且是為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有人聽共產主義不舒服，那我們不用這詞，用“人類命運共同體”這詞，好吧？中國治國理政的經驗，那對人類、對世界治理是不是有參考價值？這當然是一場偉大斗爭。在這個偉大斗爭當中，我們親眼見證兩個超級大國解體和衰落。現在美國在衰落，前蘇聯已經解體了，見證中國富起來，強起來。現在我們要考慮的事是：現在中國發展的勢頭不錯呀，特別是疫情以來老百姓對我們這個體制認識得更深刻了。但是，未來中國會不會出現蘇聯式的失敗？我們這一代人繼承了共產黨經過長征得到的基本立場、基本觀念、基本方法，繼承了毛主席的思想，那如果從今天開始，我們高度重視這個問題，像毛主席那樣為二三十年人才布局早做謀劃，我們的國家（按照張文木先生的說法）才可以行穩致遠，實現兩個100年。現在我們共產黨100年，第二個100年剛開始，而且第二個100年在若干次會議上強調“共同富裕”是重中之重啊，這就意味著在內部改革。有人不舒服，你以為他有了錢以后，他真愿意帶動后富呢？有覺悟的人愿意，但是也有人不痛快。你說要共富，他就在那茲拉巴拉亂叫說：你殺富濟貧，你民粹主義，你敢對我外國人怎么樣？我是外國護照。遇到這么一批人很棘手，這絕不是很簡單的事情。而且再過30年，治國理政的這個領導核心、領導團隊換人啦。所以張文木說，我們要從毛主席對人才布局，從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那個角度汲取政治營養，考慮到今天的人才培養，才能長治久安。所以他提了要重提教育革命，要肯定毛主席領導的教育革命的成就。這個教育不是指一般的知識教育，而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服務的，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共產黨不能回避的大問題。我說到這兒，我都不怕得罪人。其實我認識若干這樣的人：學歷很高、人極端聰明、人情練達，學生會干部、團委干部挪了兩個位置之后，就變成了相當高級別的干部了。這種干部的特點是：你一看，談吐得體；你一看，人情練達；你一看，沒毛病，水光溜滑。但是就有一條缺陷——沒在實際工作部門鍛煉過。工人農民沒當過，村里沒干過，鎮上沒干過，縣上沒干過，一直浮在上面。掛職倒是到某一個地方去了，但是大量的時間還是跑回到京城里邊去。人脈非常廣啊，說話得體啊，滴水不漏啊。缺少實際工作經驗的這些人能不能擔大任？張文木先生沒講，我覺得作為一個問題是可以考慮的。不是說這些青年干部不好，而是說這種干部的培養模式，常常讓人覺得，他是不是可以考慮再多一些實踐鍛煉呢？比方說，窯洞里住些日子，山上住些日子，實際工作部門歷練一下，領導一個村啊。以前我跟某些公知接觸得比較多，特別是大學里面當教授的，他就是天天牢騷滿腹，為什么？他一天實際工作也沒干過，大學畢業之后就讀碩士，碩士畢業讀博士，博士讀完了就留在學校里，就指點天下。他總覺得他更高明，總覺得白宮可以替代故宮，總覺得人的正確思想不是從實踐當中來的，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他腦子里面固有的，而是白宮直接掉下來的。那這種人不要了命嗎？他禍害學生倒還在其次。這種人的公知思想，對中國的發展成就不承認，老覺著我們是土的，人家是洋的。這種人作為我們的人才，特別是骨干人才，這種人靠得住靠不住？這種人行不行？大家想一想，當年從共產國際回來的那些俄文講的滴瀝盧拉達、尤其流暢的那些人，將馬克思主義原版的經典著作熟讀的那些人，他們還是有堅定的革命理想的啊，但是實踐證明，和毛主席比起來，他們缺少實際，他們唯心主義泛濫，他們把中華蘇埃共和國徹底糟蹋掉，紅軍被迫長征。在這之前，更大的教訓是1927年，連陳獨秀先生這樣的人才都犯錯誤，一切擁護國民黨，讓人家高興滿意嘛，血的教訓。所以毛主席說，他的著作是血寫出來的，不是他個人的著作。失敗都來自唯心主義，今天要讓我們的思想符合客觀實際怎么辦？那就要到實踐當中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啊。前幾天有個事，我講了兩遍。北京有個年輕的副處長，跟著快遞小哥跑了一天，掙了幾塊錢，哎呀，腰酸腿疼啊，辛苦啊。再一問，這幫小哥連“五險一金”也沒有。多少萬人？1000萬人。過去夏衍還寫《包身工》，過去我們深入實際了解農民工人的實際情況，我們的干部下去搞土改，但是今天有這么一個副處長跟快遞小哥跑一天，這已經是全國爆火的大新聞了。很好啊，好就好在他深入一點實際了，但是還不夠啊，回去之后開始進行各種政策說，他們應當有“五險一金”。但是人家美團的老板不高興了。美團老板說：“你這樣的話，我股價也受影響，如果真要‘五險一金’，而不是勞務公司派遣的合同的話，那我這個就掙不著錢了。”情況還是真的很復雜。在這種情況下怎么辦？深入實際，和工農打成一片啊。毛主席說，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分界，就是看其是否與工農相結合。在蘇德前線戰場上有戰功的，受過斯大林接見的毛主席的親兒子回來以后，毛主席讓他去老鄉家里，跟老鄉滾在一起，一身虱子學種地。毛主席說，這個農業大學你得上，你吃了洋面包、喝了洋墨水，回來要干這個。解放北平的時候，毛主席的這個大兒子到部隊去，他是掃雷部隊的一員。那時候掃雷哪有探雷針啊，哪有現在的條件，戰士們一起拉著手，地毯式的，隨時就可能被國民黨埋的雷炸死。接下來到北京一家工廠去做最基層的工作，然后去抗美援朝前線。現在好多機關里面都是文牘往來，但是有一個部門的工作特別實際，那就是發改委。發改委那個地方，那就是真刀真槍的一個一個項目，要項目論證的，要對全世界產業發展的大事有了解的。所以，如果我們今天的干部要政治上的堅定、實際能力的提高，僅僅靠看學歷、靠水光溜滑是不夠的。還有很多很多干部，基本上是推一推、動一動，上面交代的我講了，下面反映的我上傳了，然后呢做一個太平官。這樣的太平官和我們人才會議上強調的要造就千百萬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需要的人才，那是南轅北轍，差得太遠了。張文木先生主張，要從毛主席培養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的那種人才布局的高度，來理解今天的人才問題。毛主席關于干部的問題，關于人才的問題，確實是講得太多了，有些話我們都耳熟能詳。共產黨的干部政策，應該是以能否堅決執行黨的路線，服從黨的紀律，和群眾有密切聯系，有獨立工作能力，積極肯干，不謀私立為標準。這個句子長吧，這么長的定語，共產黨的干部標準是什么呀？不謀私利吧，積極肯干吧，獨立工作能力，和群眾密切聯系，服從黨的紀律，堅決執行黨的路線。這是毛主席1938年講的。毛主席還強調，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勞動的制度。按這些標準來看，我們今天的干部，我剛說了，北京一個主管部門的副處長騎自行車跑了一天，這事兒成大新聞，這個大新聞本身就有讓人心酸的內容。按照毛主席的說法，必須堅持干部參加集體勞動的制度，“兩參一改三結合”，鞍鋼憲法我們現在很少講了。毛主席說，我們黨、國家干部啊，是普通勞動者，而不是騎在人民頭上的老爺。現在我們的干部老爺作風好一些了，但是還有人老爺作風啊。毛主席說，干部通過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同勞動人民保持最廣泛的、經常的、密切的聯系，這是什么呀？是社會主義制度下一件帶著根本性的大事。為什么要強調這件事？毛主席說，這有助于克服官僚主義，有助于防止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啊。毛主席從蘇聯赫魯曉夫假馬克思主義的教訓當中，專門強調這一條。那這個干部有出息沒出息？什么樣的干部是和我們黨同心同德的？什么樣的干部是真心實意的？要在關鍵時刻靠得住的，而不是兩面人。抓出來的那些腐敗分子，不個個都是兩面人嗎？所以毛主席關于怎么識別干部說得太透徹了。毛主席說，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歷史、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干部的主要方法。今天我們改革開放年代，大家日子過得好了，有條件了，手里有權利審批了，這怎么考察干部，他的政治觀念你也很難考察呀。但是你把他在2012年之前的政治言論、政治傾向拿出來和今天比一比，是不是兩面人，其實周圍人都知道。考察干部要專業路線與群眾路線相結合，這是毛主席強調的。你光靠干部部門的幾個人，那他把干部部門那幾個人搞定了，他就可以帶病一路提拔，對不對？那他能把全體的群眾都搞定嗎？不可能吧。所以人民群眾對于他，一撅屁股拉什么屎，是看得清楚的。對不起哈，這是隔壁王奶奶的詞，話雖糙但理不糙。因此要敢于讓老百姓來評議干部，而不是你們干部部門那幾個人。他有本事搞定你們幾個，沒有本事搞定所有的老百姓。毛主席還強調，對于干部要善于使用，領導者的責任歸結起來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兩件事。毛主席以前說過，領導就是預見性領導，你沒有預見性，別人看到你才看到，那怎么可以啊。但是領導有了預見還要出主意，接下來第二件事是用干部。領導就是出主意、用干部，一切計劃、一切決議、一切命令都屬于出主意，還要使這一切主意、意見實行。誰去推動啊？干部推動。所以必須團結干部，推動他們去做，這屬于用干部的這個行列。大家知道，毛主席那時候領導工農干部，小學四年級就算高小畢業，叫高級小學畢業了。我老爹在韓先楚的部下，林彪的部隊里面，小學四年級文化，剛一入伍就當文書，為什么？有文化啊。所以毛主席講這些道理給他當時那些部下，給工農干部講，這道理都特別平白。但是大家想一想，這些平白的道理在今天是不是依然有生命力啊。毛主席也強調愛護干部。第一，指導他們。讓他們放手工作，使他們敢于負責，同時又適時地給予指示，使他們能夠在黨的政治路線下發揮創造性。第二，提高他們。給他們學習的機會，教育他們，使他們在理論上能夠提高一步。第三，檢查他們的工作，幫助他們總結經驗，糾正錯誤。有委托而無檢查，以及犯了嚴重錯誤方才加以注意，這不是愛護干部的辦法。所以今天很多干部不是犯了錯誤嗎？有的干部就自己感慨：當然是我的錯，但是那個時候都這樣，我要不這樣，我就被他們逐出去啊，誰知道現在突然間標準這么高。這個說法，的確有推脫自己責任之嫌，但是說的是不是實際？我看也沾點邊啊。按著毛主席的說法，這不是愛護干部的辦法呀，對不對？毛主席還強調，對于犯錯誤的干部怎么辦呀？一般的，采取說服的辦法幫助他們改正錯誤。只有對犯了嚴重錯誤而又不接受指導的人，才應當采取斗爭的辦法。在這兒，耐心是必要的。輕易給人戴上機會主義大帽子，開展斗爭的方法是不對的。毛主席還強調對干部要關心，有病、家庭生活困難的必須給予照顧。所以從人才的角度來說，從培養接班人角度來說，毛主席從培養千百萬革命事業接班人角度講人才問題，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依然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張文木先生講得好，我深有感觸，深意為然。
張文木：要像毛澤東那樣為未來中國早做人才布局 ——從梁家河里的“大學問”說起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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