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維為｜對西方民主模式，我們一點也不羨慕，甚至有點…
點擊： 作者：?張維為 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 發布時間:2021-12-11 18:36:00
“如果一些國家傾向于西方民主模式、傾向于美國民主模式，我們尊重你們的選擇，但是我們一點都不羨慕，我們倒是感到同情。西方模式必須進行改革，否則只會江河日下。所以我們看到的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的終結”的終結。這是我當時給福山的忠告，這個忠告現在依然成立。”
我們知道民主在很多方面是具有爭議的。如果問美國人“中國是不是民主國家”？大多數人可能會說“不，中國是一個專制國家”。如果問中國人：美國是不是民主國家，今天的多數中國人會說：“美國？民主？不，美國是金錢政治，不是民主，是錢主。”
那么有沒有可能擱置爭議，就民主問題展開一個有意義的學術討論呢？或許我們可以嘗試用一個暫時的定義。在這里，我想引用美國亞伯拉罕·林肯總統的話，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我將以這三個標準逐項檢驗，對比中美民主孰優孰劣。
先看“民享”。
我們最近看到達利亞研究咨詢公司就民主問題發布的調查結果。在中國，13%參與調查的人認為政府是服務于少數人的，也就是說絕大多數、80%以上的人認為政府是為大多數人民服務的。在美國，有52%的人，即超過一半的人，認為政府是服務于少數人的。
我們可以再看一下中國著名的鐘南山院士給出的一個研究結果。幾天前，他表示，如果你生活在中國，就免于感染新冠病毒而死的自由而言，中國至少比美國安全606倍，就免于感染新冠病毒的自由而言，中國要比美國安全1678倍。這個計算很簡單，如果我們看新冠死亡人數，以絕對數值計算，美國的死亡人數大約是中國死亡人數的170倍，但中國人口是美國人口的4.2倍之多。因此，就新冠病毒感染死亡率而言，中國比美國安全600多倍。
中美新冠病毒致死人數對比
接下來看家庭凈資產中位數。確實，四十年前中國人生活水平、財富水平比美國要低得多，但是現在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有趣的對比，這個是有關家庭凈資產中位數的數據。我們看家庭平均凈資產，美國的數值比中國高，但是看中位數，2019年美國接近10萬美元，大約可換算成70萬人民幣。那么在中國呢？中國比美國的數據要高一倍。當然，這是中國城鎮家庭的數據，我們現在還沒有中國農村家庭的數據，希望明年能拿到相關數據，我們再進行對比。中國農村生活水平的提升速度也比我們預想中快。
中美家庭凈資產對比
接下來，這是著名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類似的調查可以追溯到五年、十年前。其中，2019年，中國91%的受訪者相信中國走對了路，美國41%的受訪者認為美國走對了路，而英國只有21%，法國只有20%，這些國家一定出現了很多人權問題，從民調結果我們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對國家的方向不滿意。這是國際知名民調機構給出的結果。我可以很確定地說，就“民享”而言，中國模式、中國政治體制、中國民主制度已經比美國模式做得好很多。
認同本國發展方向的情況對比
就“民有”來說，我這里就用一個數據，中國公務員大約90%都來自普通家庭。而美國呢？用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利茨的話說，“美國現在是1%人所有、1%人所治理和1%人所享用的”。大多數人都同意，美國是富人主導的國家。
中國90%的公務員來自普通家庭
“民治”這一點是最具爭議性。在當今西方的政治話語體系中，多黨體制、普選權這些就等同于“民治”。但是從中國的角度，就像剛才李世默先生提到的，這都是一些程序。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可能是一致的，也可能差之千里。因此中國采取的方法是先探索實質（民主），相應的程序會應運而生。我們自古的傳統哲學就是“道”和“術”，“道”指更宏觀的目標和原則，“道”在“術“之上，”“道”是管理程序的。這也就是為什么中國能夠推行程序的改革，而很多西方所謂自由民主國家卻不能，因為他們的程序過于僵化。
對美國“民治”的疑問
如果我們看實質民主，中國可以說是確保良政善治，這十分重要。我大約在十五、二十年前提出一個觀點：我們需要一種重大的范式轉變，這種轉變就是從西方界定的“民主還是專制”范式轉到“良政還是劣政“范式”，而實質民主就是要確保良好的政治治理。這正是中國在做的，且做的不錯。
我們可以接著看一下達利亞研究咨詢公司關于“民主赤字”研究結果。在中國，有84%的人認為民主重要，有73%認為中國是民主國家，所以民主赤字為11%。在美國73%的人認為民主很重要，僅有49%認為美國是民主國家，美國的民主赤字率是24%。達利亞研究咨詢公司的這個調查是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委托進行的，在座各位都知道拉斯穆森對中國的政治體系懷有很深的敵意；這個結果體現出，在大多數美國民眾的眼中，“民治”并沒有在美國得到實現。
中美兩國人民對本國民主的看法
從皮尤的另一個調查結果中我們能看出，在美國的民調中，很少有人認為美國對于其他國家而言是一個好的民主典范，這項調查在大概20多個國家進行了民調。51%認為美國曾經是一個民主模范，但是現在已經不是，72%的美國人并不認為美國民主是其他國家的一個良好典范。如同剛才馬丁·雅克先生也提到的，美國一定需要很多勇氣，好像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沒有什么“國會山事件”，一切都像沒發生。實際上，即使在美國國內，也有很多人在反思美國民主的問題。
如果美國要舉辦民主峰會，我希望它首先討論的是：“民主到底出了什么問題？”，這是《經濟學人》曾經用過的封面故事，其中引用了我說的一句話，“美國民主有很大的問題，它老是選出二流的領導人”，其實我當時的原話是“它老是選出三流的領導人”。不幸的是，這就是現實。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整體利益黨”，而西方政黨大都是“部分利益黨”。中國公元前221年成為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是一個“百國之合”的國家，歷史上一直實行“統一的執政集團”，如果不采取這樣的制度，那么國家就會四分五裂。
1911年后中國嘗試了美國政治模式，結果陷入軍閥混戰的局面，每個軍閥背后都有西方勢力的支持。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統一執政集團”傳統的延續和發展。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中國就會變成一盤散沙。
中國歷史上開創了通過科舉考試選拔治國人才的傳統，現在中國的干部選拔方式是“選拔+選舉”。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尤其是常委，大多擔任過兩個省的一把手，治理過至少一億人，中國領導層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執政能力最強的領導班子。
中國方式：“以民為本”
如果要進行改革，我們的政黨必須要代表人民的整體利益。為什么西方很難推行改革或者根本沒法改革：誰要改革，就可能要下臺。改革的關鍵就在于克服既有的利益羈絆，只有一個代表著絕大多數人利益的政治力量、政治機構，才有能力突破重重困難推動改革。
中國是改革的“專家”，我們隨時都在進行著改革。我認為西方也應該好好地思考一下如何改革自身的政治體制，否則就會江河日下。另外作為人民“整體利益”的代表，它也能夠放眼未來，為未來5年、10年、100年、下一代進行規劃，這是中國政治體制的優勢。
除了“民有、民治、民享”，我還從中國經驗中提取了幾點經驗，這是林肯所不知道的。比方說，“民策”，也就是 “to the people”，或者叫“from the people, to the people”, 即“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民主決策過程。
如果我們對比中美兩國政治決策的質量，我認為中國政治決策的質量明顯高得多。我們采用民主集中制，這是從蘇聯學來的，然后結合中國實際進行再創造。舉個例子，中國如何制定五年計劃？決策過程大體上要花費一年半的時間，這個過程中包含數百輪磋商，智庫內智庫外、黨內黨外。在這個全過程民主中，我們不僅制定計劃，還要付諸于實踐，并通過實踐與檢驗和調整。
在座的大多數人在中國待得有些年頭了，一定知道每年春季舉行的兩會，兩會要討論和審議五年計劃和年度計劃的落實情況。在每年11月或12月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我們又會對計劃的執行情況進行評估。兩會中，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會明確指出每一項工作的落實完成情況。報告很誠懇，中國政府工作報告的質量遠高于美國總統的國情咨文。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每一條，都與百姓息息相關。
“民策”：中美決策質量的巨大差異
對于美國，馬凱碩剛才也提到普林斯頓大學教授的研究結果，在1981年至2002年的1779個調查結果顯示，美國的富豪階層能夠影響公共決策，而普通民眾對于決策幾乎沒有任何影響。這不僅僅涉及每四年選總統，而是你的決策在多大層面上能夠反映人民的意愿。
反觀中國，我們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循環往復，進行多輪的磋商，征詢意見，從而確保這個政策是成熟的。我經常和英國朋友開玩笑，你們為什么要進行老套的全民公投，我們現在是5G時代，而你們還處在2G時代。投票時，一方僅比另外一方多了3%多一點，但已經給英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分裂。如果你們采取協商民主、采用民主集中制這樣的中國模式，即使有30%的差異，我們最后也能達成共識，一起推動國家進步。
最后就是“民依”，也就是“with the people”，即“依靠人民，與人民在一起”。習主席多次強調永遠與人民在一起，這不是一句空話，而是要落實在行動上，每一位政治局委員都有自己的聯系點，他們需要定期到這些地方去進行考察調研。最終的目的是要保證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實現一種有利于絕大多數人民的平衡，否則制度就會出問題。
我認為，在美國，這三方力量最終是一種有利于少數富人的平衡，我想中美的政治體制的差別，可以用一句話說清楚，那就是最富的100個中國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美國最富有的100個人、甚至不到100人，就可以左右白宮。因此美國需要進行認真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美國將進一步走衰。
“民依”：中國共產黨一直走的是“與人民在一起”的道路
我最后想到一個令人不安的案例，就是美國過去20年，在阿富汗戰爭中揮霍了2.3萬億美元：殺害、損毀、踐踏人權。相比之下，中國自習近平主席主政以來，花了約2500億美元讓將近1億人脫貧。我們僅花費了阿富汗戰爭十分之一的錢，就消除了中國最后的極端貧困。為什么美國不能把這2.3萬億美元花在消除美國的貧困上？這筆巨款如果結合實際情況采用中國模式的話，理論上，我們可以在全球范圍內消滅貧困，但美國卻選擇將這些錢花在阿富汗戰爭，花在殺戮、破壞、侵犯人權。為什么？這該如何解釋？艾森豪威爾總統在上世紀50年代就提到這一點，那就是美國軍工復合體綁架了美國的政治制度，他們通過戰爭賺得盆滿缽滿。這樣的制度一定要走衰。
所以美國的敵人不是俄羅斯或中國，而是美國自己，西方民主制度的敵人不是俄羅斯或中國，而是西方民主制度本身。
最后，是我的總結和一些回顧。剛才王冠提到10年前的2011年6月，我和福山先生的辯論。當時恰逢阿拉伯之春，穆巴拉克剛下臺。福山在辯論中說道，中國可能也會出現類似阿拉伯之春的事件。我說不可能，我當時做了預測：阿拉伯之春將成為阿拉伯之冬。的確，后來也變成了阿拉伯之冬。
張維為與福山對談
福山表示中國需要政治改革，需要一人一票選舉。我說中美都需要政治改革，但是就我對美國體制的研究而言，美國需要更多和更實質性的改革，因為美國的體制是前工業革命時代的產物。在抗擊新冠疫情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美國在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層面分工迄今還不明確，這對于現代社會來說是一個大問題。
我還提到低智商的民粹主義可能會在美國盛行。當時福山很自信地說，這不大可能在美國發生，因為美國是成熟的民主國家，有言論自由、媒體自由，我說你有點天真了。
中國踐行的是人民民主，換言之，從“民有、民治、民享、民策、民依”這五個方面來看，我認為中國的人民民主制度比美國民主制度要好得多。這讓我想到了今年初美國國會遭到占領時，一條傳播很廣的推文：“如果美國看到美國國會山發生的騷亂；美國會入侵美國，將美國從美國的暴政中解救出來”；還有一條推文是：“這是唯一一場在美洲發生的沒有美國大使館參與的政變”。這些推文也在中國社交媒體上迅速走紅。
我想對中國人，尤其是對年輕一代而言，美國民主已經成為了笑話，而臺灣的民主則是一個更大的笑話。這次美國舉行民主峰會，會成為中國互聯網上調侃和挖苦的對象，會成為中國年輕人的快樂源泉之一。
我在十年前跟福山辯論時就說過，就政治體制而言，中國的視野已經越過了美國模式。做一個可能不太恰當的類比，美國的民主峰會是一種過時的老式游戲。“自由之家”組織衡量各國的所謂民主狀況，哪些國家進步了，哪些國家倒退了等等。美國就像生活在彩色膠片時代，經歷著富士和柯達之間的激烈競爭，而相比之下中國模式則適用于數字時代，我們放眼未來。
如果一些國家傾向于西方民主模式、傾向于美國民主模式，我們尊重你們的選擇，但是我們一點都不羨慕，我們倒是感到同情。西方模式必須進行改革，否則只會江河日下。所以我們看到的不是“歷史的終結“，而是“歷史的終結”的終結。這是我當時給福山的忠告，這個忠告現在依然成立。
謝謝大家！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教授，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翻譯：程澤笠、湯卓筠；來源：昆侖策網【授權編發】，英文全文請點擊下方【閱讀原文】跳轉查看，轉編自“觀察者網”微信公眾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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