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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重要論述背后的科學依據在于，革命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本質規定，是貫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鮮明主線，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偉大斗爭的精神狀態。革命具有多層次、多維度的豐富內涵，通過全面、完整、準確地深刻理解“革命”這一科學內涵的規定性，有利于我們澄清種種對“革命”意蘊的誤讀乃至曲解，從而樹立起科學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革命觀，始終以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革命主體，以革命到底的精神、膽略和定力，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沿著馬克思主義方向和軌道前行。

習近平“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芻議

——確立“三重革命論”的馬克思主義觀*

楊俊 程恩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國內外一些錯誤思潮以“過時論”“虛無論”“終結論”等各種論調主張“告別革命”。對此，習近平在不同場合多次強調新時代“要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1]大力發揚革命到底精神。如2016年12月30日，他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向全社會發出“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2]的政治動員令。新中國成立70周年前夕，他再次強調，要“繼續和發揚老一輩革命家‘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3](p.259)習近平為何“反復強調要發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4]這其中的“革命”內涵究竟指什么，本文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解答。

 

一、“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背后的科學依據

 

習近平之所以多次強調要發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是因為這一重要論述具有科學的理論、歷史與現實依據。從理論依據看，革命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本質規定；從歷史依據看，革命是貫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鮮明主線；從現實依據看，革命是中國共產黨推進偉大斗爭的精神狀態。

 

（一）科學的理論依據：革命是整個馬克思主義學說的本質規定

 

“馬克思主義首先是革命的理論。”[5]這種革命性體現于馬克思主義學說創立、發展與運用的全過程。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學說并非憑空產生，而是“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6](p.7)因為它本身就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科學批判，對人類兩千多年文明智慧進行革命性創造與創新的必然產物。今天，世界發展浩浩蕩蕩永無止境，與之相適應，馬克思主義是革命到底的學說，它依然在與時俱進地批判當代資本主義，并同西方資產階級各種社會思潮進行革命性的交鋒和碰撞，從而充分吸收世界上一切優秀文明成果來發展自身。在馬克思主義看來，世界上沒有任何永恒不變的東西，一切現存事物都處于對立統一的矛盾運動過程之中，革命性、批判性是馬克思主義學說永葆生命力與青春活力的奧秘所在。

 

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不是簡單解釋世界的學說，而是在實踐運用中進一步要求推翻舊世界來建立新世界，進而力圖“改變世界”，[7](p.502)實現人類徹底解放的一門學問。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革命是“改變世界”的實踐活動。縱觀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創始人——馬克思的一生，人們冠以馬克思各種稱號和頭銜：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學家、經濟學家、社會學家乃至科學家，而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則認為，“馬克思首先是一個革命家”，他畢生的真正使命就是參加革命斗爭，“斗爭是他的生命要素”。[8](p.602)習近平也指出，馬克思“始終站在革命斗爭最前沿”。[3](p.196 “) 職業革命家”“終身的革命者”“徹底的革命戰士”不僅是對馬克思壯麗人生的精準定位，而且同樣適用于恩格斯本人以及列寧、毛澤東、鄧小平等在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光輝一生。總之，“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革命理論和革命綱領”，[9](p.26)舍棄革命的靈魂，無異于釜底抽薪式地閹割、窒息乃至瓦解整個馬克思主義。

 

（二）科學的歷史依據：革命是貫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鮮明主線

 

革命是牽引歷史前進的火車頭，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強大發動機。作為人類歷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徹底的偉大革命——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亙古未有地改變了人類歷史進程。從法國的巴黎公社革命到俄國的十月革命，從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到二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無產階級運動的不斷高漲，一系列革命浪潮有力重構了全球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力量對比和關系格局。然而，革命形勢是復雜多變的，恩格斯在逝世前的革命遺囑中反復告誡各國革命同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既要與不斷變化的革命形勢相適應，又要堅持底線思維，“須知革命權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10](pp.550-551)但是，第二國際修正主義的主要代表伯恩施坦、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最重要理論家考茨基以及前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等都在實踐中篡改、拋棄乃至背叛了馬克思主義“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一系列基本原則與政策主張，致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生了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的分裂，甚至引發了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的歷史悲劇。

 

從世界社會主義大歷史視野來考察，我們 依 然 處 在 馬 克 思 主 義 所 指 明 的 歷 史 時代[11](p.66)——這是“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時代”，[12]也是新帝國主義占主導的時代，更是全世界勞動階級進行新的“偉大革命”的時代。正因為當今世界仍然處于這一大的歷史時代，人類社會發展的總趨勢仍然沒有改變，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就有使命與責任將革命進行到底，推動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21世紀逐步走出低谷、走向新的高潮。總之，革命是貫穿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170 多年歷史的鮮明主線，拒斥與放棄革命無異于在終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乃至前途命運。

 

（三）科學的現實依據：革命是中國共產黨積極推進偉大斗爭的精神狀態

 

一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在斗爭中誕生，在斗爭中成長，在斗爭中發展壯大。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發展也正處于近代以來最好的歷史時期，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一些長期“只講和諧，不講斗爭”的現象，習近平多次強調：“今天，我們正在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3](p.66)這是因為中華民族在實現偉大復興的前進征程中，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環境，既有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更有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重大風險、重大阻力、重大矛盾，共產黨人必須進行偉大斗爭。黨的十九大以來，習近平進一步明確偉大斗爭的廣泛性：我們“面臨的重大斗爭不會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建設和國防和軍隊建設、港澳臺工作、外交工作、黨的建設等方面都有，而且越來越復雜”。[13](p.226)偉大斗爭不是局限于某一領域，而是貫穿于“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發展理念”等整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之中，涉及新時代各個領域、各條戰線的工作。

 

為取得新時代偉大斗爭的新勝利，就需要始終保持革命的精神狀態。2018年1月5日，習近平在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亮明共產黨人的身份特質和社會角色，他強調說：“我們是革命者，不要喪失了革命精神。”[13](p.70)過去，中國共產黨能夠通過武裝斗爭奪取全國勝利，靠的是進行偉大斗爭的革命精神。今天，新時代新的歷史特點決定了新的偉大斗爭具有長期性、復雜性和艱巨性，因而要贏得這場偉大斗爭的最終勝利，更需要與時俱進地保持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本色，繼續弘揚革命精神，將革命進行到底。總之，中國共產黨既是執政黨，又是建設黨，更是徹底的革命黨。一旦喪失革命精神，黨不僅會在偉大斗爭中喪失執政地位和建設成果，甚至會亡黨亡國，被歷史所淘汰。

 

既然革命的意義如此重大，我們就必須把握其科學內涵。目前，學術界從不同視角給出了三種主要說法：一是從縱向邏輯展開的“三次革命論”——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二是從橫向邏輯展開的“三種革命論”——社會生產與經濟領域的革命、政治領域的革命、思想文化領域的革命；三是從主客邏輯展開的“兩個偉大革命論”——社會革命與自我革命。這三種說法堅持了“狹義革命觀”與“廣義革命觀”相統一，對概括與提煉馬克思主義革命觀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的全部革命史具有重要價值，也是客觀存在的，但仍有提升空間：“三次革命論”沒有直接體現“革命”的徹底性原則，而“三種革命論”與“兩個偉大革命論”則沒有直接體現出革命的階段性特征。對此，有必要把這三種說法結合起來進行更高層次與更深程度的綜合闡發。概括地說，“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的“革命”理應具有多層次、多維度的豐富內涵，除了生產力方面的科技革命和軍事革命以外，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基本性質和類型：第一，革命是推翻舊政權和建立并鞏固新政權意義上的“奪權性革命”；第二，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意義上的“改革性革命”；第三，革命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向后續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轉變意義上的“過渡性革命”。這三重革命，既包含各個階段革命的縱向邏輯，也包含各個領域革命的橫向邏輯，更包含主體與對象雙方革命的主客邏輯，并從總體上展示出中國社會不斷進步的光明前景。下面聯系當代中外理論與實踐，對此做出具體闡釋。

 

二、“革命”是推翻舊政權和建立并鞏固新政權意義上的“奪權性革命”

 

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須有步驟、分階段地進行。作為革命的起點，第一個必經的革命行動就是推翻舊政權和建立并鞏固新政權意義上的“奪權性革命”。推翻一切剝削階級的舊政權、建立社會主義的新政權是“奪權性革命”的根本任務與核心問題，否則，社會主義難以建立。正如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不通過革命是不可能實現的”。[14](p.395)而馬克思主義政黨即使帶領人民打敗了窮兇極惡的反動派從而執掌了國家政權，在長期執政過程中也依然時刻面臨著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反奪權的危險。習近平指出：“馬克思主義政黨奪取政權不容易，鞏固政權更不容易。”[15]因此，為了捍衛革命勝利的果實，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在演變與反演變、顛覆與反顛覆、復辟與反復辟的激烈斗爭中下大力氣加強政權建設，以進一步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

 

從世界范圍來看，全球各國資本主義發展極不平衡，各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力量也具有不平衡性，這都導致各國的“奪權性革命”并非同步，相反“社會主義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16](p.367)尤其是在資本主義世界鏈條上的薄弱環節，因為這些國家的社會矛盾運動已經達到了無以復加的頂點與極端。而20世紀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的確立及其從一國到多國的發展也充分證明與檢驗了“一國勝利論”這一偉大構想。今天，世界僅存“一大四小”五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朝鮮、古巴、越南、老撾），這些國家的共產黨已經取得了“奪權性革命”的重大勝利，但是還沒有實現完全勝利，因為它們還處于強大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之中，必須以世界上所有非社會主義國家在未來相繼爆發“奪權性革命”為支撐，才能取得“奪權性革命”真正徹底的全面勝利，進而最終實踐“共同勝利論”。因此，21世紀“奪權性革命”的中心是世界上各個非社會主義國家。對于它們來說，應當始終高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大旗，并根據不斷變化的條件，靈活運用各種正確的革命斗爭策略，才能在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整體處于低潮的形勢下最大限度地擺脫各自面臨的生存與發展困境，從而實現“奪權性革命”的戰略目標。正如恩格斯所說，“對于我這個革命者來說，一切達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以使用的，不論是最強硬的，還是看起來最溫和的”。[6](p.579)

 

（一）靈活運用“暴力奪權”與“和平奪權”的革命策略

 

現實社會主義國家都是以暴力革命的方式奪取政權，這很容易被視為奪取政權絕無例外的唯一選擇。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特定的革命具體選擇哪種方式“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17](p.5)19世紀40年代，資產階級反動力量占據絕對優勢，不僅不會主動自愿交出政權，相反會變本加厲地利用所掌握的暴力工具更殘酷地鎮壓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這種情況下，無產階級必須以革命的暴力“回敬”資產階級反革命的暴力，這是取得“奪權性革命”勝利的關鍵所在，即共產黨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17](p.66)同時，馬克思也不放棄和否認和平奪權的可能性，“在和平的宣傳鼓動能更快更可靠地達到這一目的的地方，舉行起義就是發瘋”。[8](p.611)這是1860年代馬克思通過對英國經濟歷史與現實的分析得出結論：英國是歐洲唯一可以通過和平的方式來避免社會陣痛以實現“奪權性革命”勝利的國家。因為當時英國資本主義經濟比較發達，工人階級占絕大多數，并且議會民主制發展最成熟，再加上軍事官僚機器相對薄弱，所以，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失敗后進一步指出：“英國是唯一的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工人階級的發展和組織程度，使這個階級能夠利用普選權來為自己謀利益。”[8](p.619)后來，英國共產黨也成為社會主義國家以外第一個制定完整和平過渡黨綱的政黨。①1895年，恩格斯還祝賀德國社會民主黨利用（男子的）普選權贏得了勝利的選票。②

 

當然，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不指望資產階級會主動屈服于和平的革命方式，他們始終強調任何時候都絕對不能放棄暴力革命。正如恩格斯在1895年3月8日致理查·費舍的信中所告誡的，“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6](p.686)

 

可見，各國共產黨應當靈活運用暴力奪權與和平奪權的革命策略：在當今世界，共產黨人不宜從理論上放棄暴力奪權的革命策略，尤其是那些貧富差距極其嚴重、自然環境適合游擊戰的國家，更需要馬克思主義政黨杰出的革命領袖和軍事干部把群眾組織起來，開展游擊戰爭進行武裝斗爭。例如，“印共（毛）及其武裝力量已經成為印度執政階層的最大的敵人”。[18]現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正在繼續探索如何通過議會民主的和平方式奪取政權，它們持續不懈的斗爭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右翼資產階級政黨的決策，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共產黨也在積極嘗試奪取政權的新路徑，其中將暴力革命與議會選舉成功結合的當屬尼泊爾共產黨，先以武裝斗爭占領大多數地區為基礎，然后于 2008 年通過議會選舉上臺執政。

 

（二）靈活運用“公開斗爭”與“隱蔽斗爭”的革命手段

 

作為資產階級執政黨的反對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共產黨都是秘密建黨，并在早期一直堅持隱蔽的地下工作。隨著全球化、信息化迅猛發展，有觀點就主張放棄完全秘密斗爭。事實上，斗爭從來就有兩條戰線，在“公開工作之外，還要有秘密工作與之相配合”。[19](p.341)因此，當今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主要通過公開合法的斗爭，同時也可掩護秘密斗爭，以有效保存和積蓄力量。目前可加強以下三個途徑的工作。

 

第一，靈活運用公開斗爭和秘密斗爭的革命手段，積極創辦和壯大營利性企業，從而為開展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提供直接或間接的經費支持。對于非執政黨甚至處于非法地位的各國共產黨來說，如果單靠黨員交納的微薄黨費，很難開展長期有效的革命活動，英國共產黨就曾因經費籌集問題而導致黨員數量急劇下降。因此，“奪權性革命”必須要有經濟基礎。如有的國家共產黨，有近一半的黨員是秘密黨員并通過各種隱蔽形式創辦企業為政黨建設支援經費。

 

第二，靈活運用公開斗爭與秘密斗爭的革命手段，成立非共產黨名稱而具有共產黨性質的政黨，通過隱藏外在形式來實現真正的革命內容。長期以來，“共產黨”被西方社會丑化乃至污名化、妖魔化。如果統一以這一名稱建黨，很容易遭到西方一些普通群眾的誤解乃至反感，甚至遭到資產階級集體式的敵視、包圍乃至扼殺。為此，可冠以多種名稱形式（如勞動黨、勞工黨、人民黨），包括無黨派，甚至可采用資產階級政黨的名稱（如人民自由黨）。白俄羅斯最大的左翼政黨即勞動黨，現階段不提共產主義和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主張國有經濟為主體、社會主義取向的市場經濟，并聯合共產黨等通過選舉持相同觀點的總統獨立候選人執政，實行國有經濟占國民經濟 70% 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第三，靈活運用公開斗爭與秘密斗爭的革命手段，加大馬克思主義宣傳力度，牢牢占領各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意識形態陣地。一是在社會科學領域成立與發展世界性的馬克思主義和左翼性質的學會。如“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就由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聯合發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共同發起成立。二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研究機構和平臺開展全球性活動。如法國、美國和中國都相繼連續舉辦過“世界社會主義論壇”“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世界文化論壇”“紐約全球左翼論壇”等。三是主辦報刊、網站、電視臺、出版社等多種形式的媒體宣傳共產黨的革命理念。如英國共產黨的《晨星日報》和比利時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團結》等雜志，在大眾化傳播方面取得了極大成效。四是在各個高校乃至社會上開設馬克思主義課程和社會性的公開講壇。

 

（三）靈活運用“獨立自主”與“國際聯合”的革命原則

 

資產階級制度日益具有的國際性質，意味著無產階級的“奪權性革命”從來都不是一種狹隘的民族性運動，而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17](p.66)的國際事業。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能是國際的事業”。[6](p.656)從1864 年起，先后成立的第一至第三國際都對世界社會主義力量的聯合起到不可估量的進步作用，這其中雖出現過一些問題，但僅是聯合的具體形式問題，而無產階級國際聯合的基本原則是不容否定的。它不僅具有歷史價值，也具有新的時代價值。[20]試圖完全否定某種形式和范圍的國際聯合而孤立地強調“成功實證”，[21]其片面之處就在于把獨立自主與國際聯合相割裂與分離，實際上“自主和獨立也就包括在國際主義這一概念本身之中”，[22](p.84)二者是統一的。即使2017年我國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強調國家要在人民中進行國際主義教育，因而我們不能放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

 

一方面，國際聯合是必要的，其緣由在于全世界無產階級有著共同的任務與敵人，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真正解放自己，而全人類的整體解放則需要聯合起來的集體行動，光靠某一個國家、民族的無產階級單方面行動同全世界早已聯合起來的資產階級進行對抗很難成功。這一點，馬克思早就提醒過：“過去的經驗證明：忽視在各國工人間應當存在的兄弟團結”，“就會使他們受到懲罰，——使他們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敗”；[8](p.14)另一方面，國際聯合也是可能的，因為在當今世界，各國共產黨均在逆境中探索具有本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獨立自主大大增強，這為國際聯合的延續和新形式奠定了組織基礎，創造了思想條件。從大趨勢考量，“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取決于國際無產階級有效聯合行動”，③多數國家的共產黨已經并期望進行更多種新形式的國際聯合。④

 

三、“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自我完善和發展意義上的“改革性革命”

 

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革命運動不可能一勞永逸，必須不斷進行下去。馬克思指出：“社會主義就是宣布不斷革命。”[17](p.166)作為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奪權性革命”只是建立社會主義，而要建設乃至建成社會主義則需要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的“革命”——社會主義制度不斷自我完善與發展意義上的“改革性革命”。

 

實現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自我完善與發展，是“改革性革命”的根本任務與核心問題。顯然，“改革性革命”與“奪權性革命”相比，一方面，二者都是應對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必然產物。鄧小平說：“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23](p.135)另一方面，“奪權性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具有對抗性，它是自下而上地推翻剝削階級的舊制度以建立社會主義新制度，而“改革性革命”所解決的矛盾一般具有非對抗性，它是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相結合地對社會主義新制度本身進行優化與提升。

 

從世界范圍來看，社會主義都誕生于經濟文化相對較落后的國家，由于生產力、商品經濟與科學文化發展不充分，“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24](p.9)這“雙重苦惱”決定著這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性革命”比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所預料的時間周期更加漫長，目標任務更加繁重。那么，如何進行“改革性革命”？在 20 世紀，以蘇聯為代表的十六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繼進行了“改革性革命”的探索，既有成功經驗，也有嚴重的歷史教訓。今天世界僅存的“一大四小”五個社會主義國家已經在“改革性革命”中取得了非凡成就，其中最成功的亮點是當代中國的“改革性革命”——改革開放。習近平反復強調，“改革開放這一關鍵抉擇堪稱第二次革命”。[25]經過40余年改革開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以榜樣的力量向全世界彰顯出我國制度的優越性、感召力和吸引力。我們有理由相信，再經過30年左右的時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引領21世紀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向振興并作出重大貢獻。因此，21世紀“改革性革命”的中心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新的偉大革命。

 

當代中國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五大發展理念”、“四個偉大”和“國家治理”為主要思路的“改革性革命”，已經進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堅區和深水區。它不僅是全面和深層的，而且有明確的目標、特點與先導。

 

（一）“改革性革命”的目標是國家治理

 

“改革性革命”的全面性與深層性在于，圍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6](p.101)這一總體規劃，包括深化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體制與黨的建設制度六個具體改革目標，彰顯我國國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所具有的十三個顯著優勢；為保證“改革性革命”有序推進、有章可循并及時鞏固、發展其成果，黨中央又及時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與之相配套，這是“改革性革命”的進一步延伸。作為“國家治理領域一場廣泛而深刻的革命”，[11](p.124)全面依法治國進一步推動“改革性革命”的法治化、制度化、規范化和程序化。

 

有輿論認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向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看齊，強調西方國家治理已經很成熟。這是嚴重的誤論之一。“西方采取的是代議制民主體制，國家的決策交由少數精英。”[27]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兩黨制“三權分立”型國家治理體系，導致兩黨勾結壓制第三大黨出現和共產黨發展，連資產階級社會黨性質的政黨都很難立足；導致聯邦政府因財政問題而關門停止運轉，國家行政效率低下，眾多社會問題因互相扯皮和爭論不休而長期無法解決（如控制私人持槍、大眾醫保、流感和新冠肺炎肆虐等）；導致政治和媒體常態性欺騙，頻頻對其他國家發動侵略和軍事挑釁威脅。“有比較才有鑒別，增強制度自信，應充分認識和把握社會主義在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和價值觀上優越于資本主義制度。”[28]只有真正認清美國式、北歐式、印度式等資本主義國家治理無法克服的痼疾，方能在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科學推進比西方更文明更先進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二）“改革性革命”的難點是經濟改革

 

與“奪權性革命”不同，“改革性革命”始終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心，并以此為牽引，帶動其他各個領域改革協同推進，從而為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掃清障礙和剔除絆腳石，這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改革性革命”取得成功的關鍵所在。“社會主義市場體制的建立，為中國的現代化奠定市場這一現代社會建制和現代動力機制。”[29]經過40多年經濟體制的“改革性革命”，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日臻完善，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有機結合更加緊密，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深入人心，“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立竿見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順利實現，高速度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經濟新常態成效顯著。不過，在美國把中國作為“第一競爭對手”并從經濟等領域全面打壓中國和力圖經濟脫鉤的新形勢下，新時代的改革開放要盡快實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切實維護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⑤圓滿解決新的社會主要矛盾和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任務。

 

有輿論認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方向和目標，就是向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看齊，強調西方國家經濟體制已經很成熟。這是嚴重的誤論之二。美國以寡頭為中心的壟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導致經濟危機、金融危機和財政危機時常爆發，并連累危害別國經濟甚至整個世界經濟。例如，“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充分暴露了放任金融自由發展的缺陷”；[30]導致財富和收入的兩極分化，造成 1% 超級富豪與99%勞動大眾的嚴重對立；導致美元和知識產權的壟斷霸權掠奪別國，經常發動霸凌主義的貿易戰、科技戰和資源戰，成為美國新帝國主義和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只有真正認清美國式、北歐式、印度式等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制度無法克服的痼疾，方能完善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性質和類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科學推進以人民為中心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平等互利的開放體系。

 

（三）“改革性革命”的特點是自我革命

 

習近平指出：“啃硬骨頭多、打攻堅戰多、動奶酪多，是新一輪改革的特點。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刀刃向內、敢于自我革命。”[31]經過40余年的“改革性革命”，長期形成并積存的利益固化格局也浮出水面。為此，社會主義改革者作為真正的革命者，就必須要有自我革命的勇氣和魄力。一方面，要防止自身自覺或不自覺地蛻變為利益固化的受益者或西方利益的代理者，就需要敢于將自身利益服從、服務于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整體利益；另一方面，改革作為觸及既得利益的一場深層革命，面對可能出現的種種風險、危險和代價，就需要自覺擔當、勇往直前。在治國理政的實踐中，“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全面從嚴治黨治國治軍、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反“四風”等，都是改革者自我革命的集中表現。正如習近平所說，“勇于自我革命，從嚴管黨治黨，是我們黨最鮮明的品格”，[32](p.26)必須“以政府自身革命帶動重要領域改革”。[33]

 

有輿論認為，我國黨政干部的思想、組織、作風的教育方式和目標，就是向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資本主義公務員教育體制看齊，強調西方國家思想作風教育治吏體制已經很成熟。這是嚴重的誤論之三。美國資產階級治吏體制導致各級眾多官員私心多、公心少，個人主義至上和選舉至上觀念流行；導致以本黨、本地區和本單位的狹隘利益為言行準則，而不顧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導致官官相護、官僚主義作風盛行，合法或非法的尋租和腐敗現象普遍化。只有真正認清美國式、北歐式、印度式等資本主義思想教育治吏體制無法克服的痼疾，方能完善和發展我國干部思想、組織、作風的宣傳教育體制，使黨政干部在不斷的自我革命中促進各項事業的全面改革。

 

（四）“改革性革命”的先導是理論建設

 

思想觀念的認識論革命總是一切偉大革命行動的先導，我們必須在理論上劃清是非界限，凝聚最大共識以進一步正確理解并全面推進“改革性革命”。例如，在“改革性革命”的根本性質認知上，必須反對“改革開放就是與西方制度接軌說”，堅持社會主義之道與改革開放之術相統一。“改革性革命”到底有沒有性質與方向？這是關乎新時代中國改革與發展前途和命運的根本性問題。正如習近平指出的，“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26](p.348)試想假如“改革性革命”沒有社會主義道路和制度與資本主義道路和制度的區分，不該改的、不能改的亂改，甚至為了所謂發展生產力來無限制地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那就必然逐步和最終引發整個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根本改向，進而妨礙生產力和民生又好又快的提升。與中國“改革性革命”大體同步的蘇聯戈爾巴喬夫、葉利欽式改革，實質上是一場否定社會主義的“改向”，其敗績十分明顯。對此，習近平辯證地提出告誡：“不實行改革開放死路一條，搞否定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也是死路一條。”[34](p.15)

 

有輿論認為，盡管現階段我國改革的效果好于俄羅斯，但俄羅斯建立了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最終效果會超過中國。這是嚴重的誤論之四。事實上，蘇聯被反共產黨反社會主義勢力政變后，導致民族矛盾突發，一個與帝國主義美國平起平坐的社會主義強國蘇聯分裂為十幾個弱國；導致俄羅斯在經濟上變成三流國家，主要依賴出賣資源和軍火等來維持國計民生；導致東歐社會主義國發生劇變，其中有些國家協助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進行包圍俄羅斯的軍事東擴和經濟制裁。只有真正認清原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并沒有通過經濟私有化和政治西方化的“改向”而國強民富的客觀事實，方能肅清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的強大影響，牢固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科學把握“改革性革命”政策措施的正確方向。

 

四、“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

 

向后續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轉變意義上的“過渡性革命”我們正在并將長期進行“改革性革命”，正如習近平所指出的，“改革開放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34](p.4)對此，有些人可能就會產生誤解乃至曲解，以為“改革性革命”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永恒狀態，并將其等同于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其實，這里“沒有完成時”意思是指“改革性革命”貫穿于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始終，雖然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但絕不是我們的終極目標，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的革命運動更不可能有始無終，必須進行到底以實現最終目標，即向新的更高的階段發展和社會形態過渡，從社會主義社會初級階段向后續階段和共產主義社會轉變意義上的“過渡性革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大力弘揚將革命進行到底精神”完整內涵的題中之義。習近平多次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實現共產主義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35](p.5)而這個最高理想“是由一個一個階段性目標逐步達成的歷史過程”。[3](p.204)筆者曾“以生產力變化為間接或終極的標志，以生產關系變化為直接標志”，將整個社會主義社會劃分為“初級階段、中級階段和高級階段”。⑥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一切國家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終歸宿都必然通過“過渡性革命”逐步走向共產主義，實現“每一個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24](p.683)當今世界，雖然全人類離實現“過渡性革命”的最高目標還很遙遠，但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各項基本特征是明確和清晰的。為此，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務必“在當前的運動中同時代表著運動的未來”。[17](p.65)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當前正在進行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社會革命與“過渡性革命”的各項基本特征是內在一致與緊密結合的，是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體現。

 

（一）“過渡性革命”的生產力特征：“三大舊式分工的消失”與“三大自然力的高度發達”

 

生產力的高度發達是實現“過渡性革命”的“絕對必需的實際前提”。[7](p.538)在人類歷史上，生產力發展不足所帶來的三大舊式分工——城鄉差別、工農差別、腦體差別造成了勞動者的片面發展。而“過渡性革命”將“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17](p.52)逐漸使“三大舊式分工”對勞動者的束縛歸于消失，并在此基礎上實現“三大自然力的高度發達”。⑦

 

第一，實現“勞動者自身的自然力”的高度發達。在“過渡性革命”中，隨著生產的智能化與工作日的縮短，固定且強迫的異化勞動將最終被自由、自覺、自主的勞動所取代，勞動從謀生手段變為生活的第一需要。一旦勞動者能夠根據自己的志趣全面而自由地發揮他們的全部才能，勞動能力將得到最大限度的創造性發展。第二，實現“自然界的自然力”的高度發達。在“過渡性革命”中，隨著生產前所未有的全面社會化，“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調節經濟發展與自然之間的關系”，[36]把自然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以消耗最小的力量實現自然界的自然力最大限度地充分合理利用與循環再生。第三，實現“社會勞動的自然力”的高度發達。在“過渡性革命”中，每個勞動者勞動能力的發展不再相互對立，而是互為條件。這樣，個別的力量將充分合理地組織起來，從而使社會勞動的結合最大限度地產生出集體的聯合力量。簡言之，“三大自然力的高度發達”，整個社會“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8](p.436)從而為保證最大限度地實現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提供了物質條件。

 

為此，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使當前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服務于實現“過渡性革命”的生產力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力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保護生產力，特別是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自覺調整生產關系，激發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活力，從而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一切與實現“過渡性革命”的生產力特征是內在一致與緊密結合的，必將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物質條件。

 

（二）“過渡性革命”的生產關系特征：“三大經濟關系的消滅”與“三大經濟制度的確立”

 

高度發達的生產力必將促使資產階級的私有制、按資分配和商品經濟這“三大經濟關系的消滅”，從而實現“三大經濟制度的確立”。第一，在所有制上，消滅私有制，確立全社會公有制度。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是造成一切不平等現象的總根源，因而最終必須“消滅私有制”，[17](p.45)但是“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7](p.685)從而建立全社會的全民公有制。“把生產資料轉交給生產者公共占有”，[10](p.517)以達到“生產將以所有的人富裕為目的”。[37](p.200)第二，在分配制度上，消滅按資分配，確立全社會按需分配制度。所有制決定著分配制度，因而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就等于消滅按資分配。在全社會公有制的基礎上，隨著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個人消費品分配將實行“各盡其能、按需分配”[8](p.436)的原則。第三，在調節制度上，消滅商品經濟，建立全社會計劃經濟制度。⑧經濟調節制度同樣是所有制發展的必然結果。資產階級私有制下商品經濟競爭的盲目性往往導致生產無政府狀態，一旦全社會集體占有生產資料，商品經濟將被消滅，整個“社會生產內部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8](p.564)簡言之，“三大經濟制度的確立”，將徹底消滅一切剝削和階級，從而為保證最大限度地實現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提供了經濟條件。

 

為此，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使當前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服務于實現“過渡性革命”的生產關系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一切與“過渡性革命”的生產關系特征是有內在聯系的，只要真正貫徹落實，必將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經濟條件。

 

（三）“過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三大政治主體的消亡”與“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

 

在“過渡性革命”中，高度發達的生產力逐步消滅了私有制與剝削制度，階級存在的客觀性便被否定了，隨后作為階級統治工具的國家與政黨也成為多余而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階級、國家與政黨這“三大政治主體的消亡”，勢必促進“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來管理社會。第一，實現政治發展的“公共形式”——國家的公共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為維護真正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能”，[8](p.338)但是社會依然需要一定的權威組織來管理公共事務，這個機構將逐漸失去階級性而真正完全彰顯出公共性，到那時“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8](p.195)第二，實現政治發展的“自主形式”——國家形態的民主向社會生活的民主轉變。當社會全體成員都能夠參加并學會實際獨立地自主管理社會生活的時候，“人們將習慣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碼規則，而不需要暴力和服從”。[38](p.253)第三，實現政治發展的“聯合形式”——“自由人聯合體”。[24](p.96)未來社會不可能立即全部廢除國家，先要經過以巴黎公社為典型標本的“社會共和國”[17](p.47)作為“從國家到非國家的過渡形式”，[39](p.155)然后實現社會最高的政治形式——“生產者自由平等的聯合體”。[10](p.193)總之，“三大政治形式的建立”將徹底消滅一切壓迫，社會關系實現高度和諧，從而為保證最大限度地實現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提供了政治條件。

 

為此，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使當前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服務于實現“過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對于中國共產黨來說，正是自覺以“過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為依據，使得當代中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后，徹底推翻、打碎和摧毀了剝削階級的國家機器，使勞動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但是國內外政治斗爭異常復雜尖銳，階級矛盾在一定范圍內還將長期存在，甚至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因而還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的新型國家以“確保人民群眾的政權和利益”。[4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在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中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不斷加強人民當家做主的制度保障，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從而更加切實有效地實施人民民主。這一切與“過渡性革命”的政治特征是內在一致與緊密結合的，必將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提供更多更有利的政治條件。

 

（四）“過渡性革命”的思想特征：“三大狹隘眼界的消除”與“三大思想覺悟的樹立”社會意識是反映社會存在的一面鏡子。

 

在“過渡性革命”中，一切物質財富的充分涌流以及各種新型社會關系的建立與實現，帶來的是人們精神境界的極大提高。由此，全社會成員作為共產主義新人實現了“三大狹隘眼界的消除”與“三大思想覺悟的樹立”：

 

第一，在精神覺悟上，消除自私自利觀，樹立大公無私觀。“過渡性革命”，“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17](p.52)這里的“傳統觀念”即以私有為核心的資本主義自私自利觀，包括各種拜物教觀念以及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而與此進行最徹底的決裂，是讓“人類都成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術水平的、大公無私的、聰明的共產主義勞動者”。[41](p.488)

 

第二，在理論覺悟上，消除愚昧的世界觀，確立科學的世界觀。舊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這兩大世界觀得以產生和長期存在，主要根源就在于生產力的落后低下和階級對立。在“過渡性革命”中，隨著生產力高度發達，階級走向消亡、社會制度不斷完善以及先進科學文化廣泛普及，人們也將“逐步地拋棄資產階級的世界觀而樹立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的世界觀”。[42](p.225)第三，在道德覺悟上，消除個人主義道德觀，樹立集體主義道德觀。利益是社會道德的基礎，當“使人們的私人利益符合于人類的利益”[7](p.335)時，“過渡性革命”將在每個人根本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真正確立起以全心全意為全人類服務的集體主義道德觀，由此，“真正人的道德才成為可能”。[43](p.100)總之，“三大思想覺悟的樹立”徹底消滅了一切剝削階級的腐朽思想，從而為保證最大限度地實現每個人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條件。

 

為此，世界各國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應當使當前正在進行的革命運動服務于實現“過渡性革命”的精神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共產黨堅持和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和社會科學領域的指導地位，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而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這一切與“過渡性革命”的精神特征是內在一致與緊密結合的，必將為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到來提供更多更有利的精神條件。

 

綜上所述，“三重革命論”形成了前后相繼的三個歷史階段，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交融并統一于馬克思主義政黨領導革命運動的全過程。全面、完整、準確地深刻理解這一科學內涵的三重規定性，有利于我們澄清種種對“革命”意蘊的誤讀乃至曲解，從而樹立起科學系統的馬克思主義及其中國化理論的革命觀，并在此基礎上，始終以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為革命的主體，以革命到底的精神、膽略和定力，繼續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沿著馬克思主義方向和軌道不斷前行，“一個強大的、一切時代中最強大的革命遠景就會立即展現在我們面前”。[17](pp.597-598)

 

 

【注釋】

    ①參見商文斌：《英國共產黨的“和平過渡”論探析》，《社會主義研究》2009年第6期。

    ②參見[英]唐納德·薩松：《歐洲社會主義百年史》上冊，姜輝、于海青、龐曉明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9頁。

    ③參見程恩富：《世界社會主義的未來取決于國際無產階級有效聯合行動》，《國外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此文首次提出目前國際無產階級實現有效聯合行動的6個具體性方案。

    ④參見軒傳樹、于明：《國外左翼對共產國際的紀念與反思》，《馬克思主義研究》2020年第3期。

    ⑤周新城認為：“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根本經濟制度”，參見《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政治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1期。

    ⑥參見程恩富：《社會主義發展三階段新論》，《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不少老一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已多次撰寫文章支持和倡導“社會主義三階段論”，參見劉國光：《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若干基本理論》，《政治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1期；衛興華：《有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十三個理論是非問題》，《經濟縱橫》2016年第1期；吳宣恭：《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政治經濟學評論》2014年第4期。

    ⑦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了生產力來源的“三大自然力”：“勞動者自身的自然力”（即勞動者生命力所具有的勞動能力）、“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界中自身所存在的客觀物質力量）與“社會勞動的自然力”（社會勞動中的勞動者通過分工與協作所產生的集體力），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表現于“三大自然力”的發展程度。參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8、428、702、720、443頁。

    ⑧于鴻君認為，“結合當代資本主義制度出現的種種致命問題，我們完全可以預見，未來的人類社會必定會再次實行計劃經濟體制”，參見《經濟體制選擇的邏輯》，《政治經濟學研究》202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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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俊，中共浙江省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教授，哲學博士；程恩富，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學部主席團成員、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學術委員會副主任兼首席教授，世界政治經濟學學會會長；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道路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與歷史經驗研究”[20&ZD052]階段性成果、北京高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協同創新中心（中國政法大學）階段性成果；來源：昆侖策網，轉編自“紅色文化網”微信公眾號，原載“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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