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中國共產黨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百年征程中,積累了豐富的推進自我革命的寶貴經驗。在明晰自我革命深刻內涵的基礎上,堅持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相統一,在勇于推進社會革命中自覺進行自我革命;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在堅決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中進行自我革命;堅持黨的領導和從嚴治黨相統一,在確保黨的領導地位的同時進行自我革命;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在解決黨自身的突出問題中拓展自我革命的目標途徑;堅持“關鍵少數”和“絕大多數”相統一,在充分調動廣大黨員干部主動性創造性中進行自我革命;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統一,在不斷建立健全制度機制中進行自我革命等六個方面,總結了黨的自我革命的經驗,揭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常青之道。由于黨和國家事業的艱巨性、鞏固執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以及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莊嚴責任,黨的自我革命具有長期性和艱巨性,必須將偉大的自我革命進行到底。
【關鍵詞】黨的建設 自我革命 社會革命
作者簡介:沈傳亮(1976-),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副主任、教授(北京100091)。
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具有強烈的自我革命精神,在為人民謀幸福、為民族謀復興的偉大斗爭中形成了勇于自我革命的優良傳統,積累了豐富的寶貴經驗。總結和運用百年來黨進行自我革命的寶貴歷史經驗,對于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偉大工程,確保黨永遠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強大戰斗力,具有重要意義。
一、準確把握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深刻內涵
明確何謂自我革命,必須先了解什么是革命。所謂革命,現代社會科學家用來專指其間發生了政權更替并伴隨著政治、社會、經濟秩序大規模重建的歷史時期。據商務印書館2011年出版的《現代漢語詞典》(第五版),“革命”一詞用作動詞有兩種解釋:一是指被壓迫階級用暴力奪取政權,摧毀舊的腐朽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進步的社會制度;二是指根本改革。另外,用作形容詞,指“具有革命意識的”。顯然這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給出的定義,反映了革命的原意。正如有專家所分析的,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中,革命的內涵主要表現為:“以奪取和鞏固政權為核心的政治革命、涵蓋人類社會諸領域的社會革命以及革命領導階級的自我革新”。
由革命含義延伸展開,自我革命主要是指主體對自己自覺、自發、自動的革命性行動。就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而言,主要是指通過不斷的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經常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克服自身存在的缺點,始終保持生機活力的過程。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這“四個自我”,既相互區別又相互聯系,既有破又有立,既有施藥動刀的治病之法又有固本培元的強身之舉,是勇于自我革命的生動實踐和具體體現。
自我革命是精神與實踐的統一。對中國共產黨而言,自我革命既是一種精神自覺,又是一種實際行動。這種精神貫穿黨的百年,這種實踐同樣貫穿黨的百年。之所以強調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是一種精神自覺,主要是由于中國共產黨是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馬克思主義認為,客觀事物一直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這一過程符合辯證的邏輯,具有革命的特點。比如,馬克思深刻指出:“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實踐性、人民性等理論品格,也自然要求無產階級政黨具有自我革命的自覺。正如毛澤東所說:“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
從實踐層面上看,中國共產黨推動自身建設、進行理論創新、帶領人民進行偉大斗爭,必然遇到各種考驗、風險和挑戰,應對考驗、戰勝風險和挑戰,都需要不斷提升自我、完善自我,把自身變得更加強大。提升完善自我的過程實際上就是自我革命的過程。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自我革命的重要命題,就是要刀刃向內主動革除黨自身存在的問題、改掉自身的缺點,以確保黨自身能夠與時俱進,適應時代需要,解決黨面臨的各種困難、風險和挑戰。
勇于自我革命,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習近平總書記關于黨的建設和組織工作的重要思想中的原創性觀點。當然,自我革命的實踐自黨成立后就開始了,黨的十八大后習近平提出自我革命是黨的理論創新、理論自覺的鮮明表現。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黨的建設,著力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多次強調黨必須進行自我革命,既論述了進行自我革命的必然性和重要意義,也論述了進行自我革命的路徑,強調中央政治局要帶頭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戰士;既論述了要把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統一起來,也論述了自我革命的長期性,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一套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思想。這一思想來源于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重要論述,來源于中國共產黨自身建設的百年實踐,來自習近平總書記對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深刻洞見。
二、中國共產黨百年自我革命的寶貴經驗
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總結經驗,無論是革命年代還是建設年代,無論是改革開放新時期還是進入新時代,都是如此。在黨的百年華誕之際,從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相結合的角度總結黨的自我革命經驗,很有必要也很有意義。
1.堅持社會革命和自我革命相統一,在勇于推進社會革命中自覺進行自我革命
自世界上形成政黨政治以來,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發展變遷,往往就與政黨的演進和活動緊密聯系在一起。世界歷史經驗表明,進行偉大社會革命需要有勇于自我革命的政黨推動,政黨的自我革命有力推動著社會革命的發展。就中國而言,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和黨自覺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相輔相成、互相促進、相互貫通,共產黨自我革命與中國的社會革命呈現出同向共進的鮮明特征。這已為黨成立以來的百年奮斗史所證明。
近代中國為了實現民族復興,無數志士仁人不屈不撓、前仆后繼,進行了可歌可泣的斗爭,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嘗試,但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風云際會、時代大潮,催生了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召開的中共一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明確指出,“黨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實行社會革命”。1922年7月,黨的二大宣言明確了黨的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最高綱領是:“組織無產階級,用階級斗爭的手段,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既表明中國共產黨進行社會革命的鮮明態度,也說明從黨成立之始就把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定為自己的奮斗目標,并且堅持用革命的手段來實現這個目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從實踐上看,就是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社會主義社會、探索社會主義道路推進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改革開放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深化改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從實質上看,就是依據社會基本矛盾運動的原理,推動完善生產關系更加適應生產力發展、完善上層建筑更加適應經濟基礎變化;從使命上看,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為世界謀大同。早在1925年12月5日,毛澤東在《〈政治周報〉發刊理由》一文中指出,“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可以說,進行偉大革命、實現偉大目標,貫穿黨的百年發展歷程。
改造客觀世界同改造主觀世界密不可分,推動偉大的社會變革離不開革命者的自我鍛造和錘煉。在推動社會革命的歷史進程中,中國共產黨既關照社會革命的客觀要求,又自覺認識所處歷史方位,清醒把握自身的“成長需求”,與時俱進地進行自我革命。黨成立初期就鮮明提出,中國共產黨“應當是無產階級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眾組織起來為無產階級之利益而奮斗的政黨,為無產階級做革命運動的急先鋒”“黨的內部必須有適應于革命的組織與訓練”“凡一個革命的黨,若是缺少嚴密的集權的有紀律的組織與訓練,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夠有力量去做革命的運動”。新民主主義革命期間,中國共產黨不僅反復強調要保持自身無產階級政黨性質、確立為廣大人民利益犧牲一切的奉獻精神,還在嚴明自身紀律、純潔自身組織、嚴懲貪腐分子、強化黨內政治生活等方面,進行了廣泛深入又極具創造性的探索實踐。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在全黨集中進行整風,反對黨內存在的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樹立馬克思主義的文風、學風和作風。通過延安整風運動,實現了在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全黨新的團結和統一,為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礎。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清醒認識自身的執政地位和執政使命,把“將革命進行到底”的精神運用到自身建設的歷史實踐之中,不懈強化自身的政治建設、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紀律建設和制度建設,并結合各個時期的歷史任務和突出問題專門開展了一系列全黨性的整黨、整風和集中教育活動,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開展整黨、90年代開展“三講”教育,進入21世紀以來進行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還開展了“創先爭優”活動。這些重大舉措不斷推動黨的自我革命實現歷史性躍升。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更加注重把握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的內在關系,在領導社會革命中大力倡導自我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既是黨領導人民進行偉大社會革命的主題主線,也是黨進行偉大自我革命的重要依托和歷史責任。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要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場偉大社會革命,關鍵在于把我們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這就要求我們黨必須勇于自我革命,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2017年10月2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記者見面時的講話中指出,“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能夠帶領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革命,也能夠進行偉大的自我革命”。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基于新的歷史方位,從國家長治久安和黨長期執政的戰略高度首次提出“兩個偉大革命論”。在十九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進行社會革命的同時不斷進行自我革命,是我們黨區別于其他政黨最顯著的標志,也是我們黨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的關鍵所在。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全會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把堅持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經驗進行了系統而深刻的總結。這都表明社會革命與自我革命的內在統一性。
歷史和實踐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加強自我革命與領導社會革命同向共進、相互支撐,什么時候黨的自我革命成效卓著,什么時候黨領導的社會革命就會成就斐然。因此,我們必須繼續堅持把黨的自我革命和黨領導的社會革命統一起來,以實現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
2.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在堅決維護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中進行自我革命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說到底,革命是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問題。中國共產黨進行自我革命和社會革命,根本目的是為人民謀幸福,根本立場是人民立場,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最有力的依靠是人民,最可靠的力量也是人民。
黨自我革命的出發點是保持黨的性質宗旨不變、確保黨的領導地位不變,但關鍵和前提是以人民為中心,做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實代表。這在黨的奮斗史中有生動體現。民主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打土豪、分田地”,不斷完善土地政策,讓大多數中國農民終于有了屬于自己的土地;通過全民族共同抗戰,維護了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通過解放戰爭,打敗代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利益的國民黨,讓人民有了真正當家作主的歷史性機遇。新中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人站起來了。此后,我們確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都是為了更好維護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在1978年底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黨作出實施改革開放、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歷史性決策,推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
保持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是黨自我革命的重要目的。從一定意義上說,黨進行自我革命是立足于黨的性質宗旨,不斷革除違背黨的性質宗旨的錯誤思想認識和行為作風。在革命年代,我們黨就嚴格要求自己。比如,毛澤東講過“錦州蘋果”的故事,就是反映解放軍解放東北時嚴守紀律,堅決不吃百姓家里的蘋果的典型事例。再比如,解放上海時,總前委對三野要求是“打得好”“進得好”。陳毅對部隊進城后的紀律提出嚴格要求,最基本的一條就是“不入民房”。有的干部提出:遇見下雨,有病號怎么辦?陳毅堅持說:“這一條一定要無條件執行,說不入民宅,就是不準入,天王老子也不行!這是我們人民解放軍送給上海人民的‘見面禮’!”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一如既往嚴格要求自己踐行黨的宗旨,并嚴肅處理侵犯群眾利益的人和事。比如,20世紀80年代初,我們黨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強力維護社會治安。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們黨采取措施加強黨同群眾的聯系,為群眾辦實事。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通過嚴格執行中央八項規定、開展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強力反腐敗等舉措進行自我凈化、自我革新,就是為了密切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使得人民更加認同和擁護我們黨。正是在持續自我革命中,實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這不僅符合共產黨的建設規律,也符合共產黨的執政規律。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有自我革命的勇氣和膽識,最根本的原因是我們黨除了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沒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1941年,毛澤東同志在陜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中指出:“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1944年,他在悼念張思德的演講中指出:“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他在黨的七大上所作的政治報告中又指出:“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同志還強調:“共產黨就是要奮斗,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這些思想,在中國共產黨人身上一以貫之地傳承了下來。改革開放新時期,鄧小平深情地愛著人民,無論是謀劃“三步走”發展戰略,還是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都著眼于讓人民共同富裕這個社會主義的本質。“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我們對黨的性質和宗旨的認識。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就是堅持以人為本。進入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是我們黨執政的最大底氣,也是我們黨執政最深厚的根基。我們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這些論述無不體現了黨性和人民性的統一。
人民是黨的工作的“最高裁決者和最終評判者”。中國共產黨執政績效好壞,評價的根本標準說到底是能否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支持。同樣,黨的自我革命成效好壞,從根本上說就是能否得到人民群眾的認可和支持。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實施全面從嚴治黨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使黨的面貌為之一新,黨群關系更加密切,人民更加擁護和支持我們黨,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得以強力維系和堅持。
3.堅持黨的領導和從嚴治黨相統一,在確保黨的領導地位同時進行自我革命
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是歷史的選擇、人民的選擇。中國共產黨之所以擁有這個地位,是因為黨始終堅持為人民守初心、為民族擔使命,具有先進性、純潔性。而要始終確保黨的領導核心地位,就必須持續從嚴管黨治黨,確保黨保持先進性和純潔性。正是因為我們堅持把黨的領導和從嚴管黨治黨結合起來、統一起來,才相繼取得革命、建設、改革的巨大勝利。
領導權問題是根本性問題。是否掌握領導權,關乎黨的事業興衰成敗。在總結革命經驗教訓基礎上,1925年1月,黨的四大指出:“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提出中國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領導權問題。此后,中國共產黨一直強調黨對革命的領導。1935年12月25日,在陜西瓦窯堡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更是明確提出了“革命領導權”的問題。1939年12月,毛澤東指出:“領導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和中國社會主義革命這樣兩個偉大的革命到達徹底的完成,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是沒有任何一個別的政黨(不論是資產階級的政黨或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能夠擔負的。”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指出,“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無產階級組織的最高形式,他應該領導一切其他組織,如軍隊、政府與民眾團體”。
與革命年代爭取對革命的領導權不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堅持黨的領導更為側重的是確保黨的領導核心地位。1954年9月15日,毛澤東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式講話中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又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強調,“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20世紀70年代,毛澤東重申:“政治局是管全部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改革開放后,我們強調不僅要堅持黨的領導,強調東西南北中都要堅持黨的領導,還要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進而我們提出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一段時期以來黨的領導弱化虛化等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不僅強調黨是領導一切的,黨是中國最高政治領導力量,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還從制度設計、體制機制、組織基礎、工作體系等方面切實加強了黨的全面領導。
堅持黨的領導,必然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早就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過去先進不等于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于永遠先進;過去擁有不等于現在擁有,現在擁有不等于永遠擁有。要保持黨的領導地位,實現黨的長期執政,必須勇于自我革命,把堅持黨的領導和有效管黨治黨深度結合起來,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因此,不論在革命、建設時期,還是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國共產黨都強調從嚴管黨治黨。革命年代中國共產黨就形成了從嚴治黨的傳統。1926年8月4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發布了《堅決清理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堅決清洗貪污腐化分子,制止黨內腐化現象的發生,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中共最早的反貪文件。1927年黨的五大選舉產生了黨的歷史上第一個中央紀律檢查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1933年12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26號訓令,內容主要是嚴厲懲治貪污及浪費行為。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諄諄告誡全黨要做到“兩個務必”。新中國成立后,1949年11月,黨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紀委,并要求其擔負起保護生產、鞏固和純潔黨的組織、鞏固黨同群眾的聯系、保證黨的集中統一的歷史任務。改革開放新時期,我們更是恢復了中央紀委,強調提高黨內政治生活的質量,不斷開展反腐敗斗爭,維護黨的肌體的健康。所有這些,都反映了我們黨在清除自身肌體腐敗現象方面的高度自覺性和巨大決心魄力,真正做到了從嚴治黨。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是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大就要有大的樣子。同時,大也有大的難處。把擁有9000多萬黨員、400多萬個基層黨組織的這么一個超大規模的黨管好治好,很不容易;把這么大的一個黨建設成為堅強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更不容易。因此,黨中央突出強調要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內,敢于刮骨療傷,敢于壯士斷腕,防止禍起蕭墻,推動管黨治黨實現從“寬松軟”到“嚴緊硬”的深刻轉變,黨內政治生活氣象更新,黨內政治生態明顯好轉,為黨和國家事業發展提供了堅強政治保證。
4.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統一,在解決黨自身的突出問題中拓展自我革命的目標途徑
黨的自我革命,說到底就是黨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過程,就是黨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化解風險的過程。中國共產黨百年自我革命的一條寶貴經驗在于,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相結合,既著眼于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同時又不斷提升黨的建設目標追求,使黨變得更加堅強有力。
自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就一直致力于解決自身存在的問題。1929年舉行的古田會議,著重解決思想建黨、政治建軍的問題,同時也把黨的政治生活科學化擺到重要地位。1957年開展整風運動的初衷是反對黨內存在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后來毛澤東指出,希望通過整風,達到這樣的目標: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進行自我革命主要是解決“四大考驗”“四種危險”以及“三個不純”“七個有之”等問題。其中,所謂“三個不純”是指思想不純、組織不純、作風不純。針對思想不純,黨中央強調堅定理想信念,強調補鈣壯骨;針對組織不純,黨中央強調加強組織體系建設,注重培養高素質干部隊伍,尤其強調要提高基層黨組織建設質量;針對作風不純,黨中央從制定和執行中央八項規定開始,開展系列教育活動,糾正“四風”取得重大成效。但我們黨并沒有被勝利沖昏頭腦,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對新華社文章《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新表現值得警惕》的指示中就指出,“四風”問題具有頑固性反復性。糾正“四風”不能止步,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七個有之”實際上講的是“政治不純”問題。黨中央通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把黨的政治建設作為黨的根本性建設,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強調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強化了黨員干部的政治意識,在較大程度上解決了這一問題。當然,解決問題既要防治結合,更要構建有效機制。因而,我們還要形成發現問題、及時糾偏的有效機制,不斷增強自我革命的能力。
在解決自身問題的同時,黨的建設目標也實現了與時俱進。在革命年代,毛澤東在1939年10月的《〈共產黨人〉發刊詞》中提出,為了中國革命的勝利,迫切需要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在這一目標指引下,中國共產黨加強自身建設,勇于自我革命,為奪取全國政權提供了根本保證。改革開放以來,黨在不同階段提出不同的黨建目標,即自我革命的目標。1983年在黨的十二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把我們黨建設成為有戰斗力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成為領導全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堅強核心”,這是新時期我們黨對黨的建設目標作出的第一次明確論述。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為一個“勇于改革、充滿活力的黨,紀律嚴明、公正廉潔的黨,選賢任能、卓有成效地為人民服務的黨”。1994年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的總目標。1997年,黨的十五大提出“要把黨建設成為用鄧小平理論武裝起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能夠經受住各種風險、始終走在時代前列、領導全國人民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進入21世紀以來,黨的建設目標內容更加豐富。2002年,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兩個先鋒隊”、做到“三個代表”的目標。2007年,黨的十七大提出“使黨始終成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求真務實、改革創新,艱苦奮斗、清正廉潔,富有活力、團結和諧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建設學習型、服務型、創新型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確保黨始終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時代背景豐富和發展了黨的建設目標,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出把黨建設成為始終走在時代前列、人民衷心擁護、勇于自我革命、經得起各種風浪考驗、朝氣蓬勃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
確立新目標的過程,也是黨自我期許、自我提升的過程。目標內容的變化,也反映了黨自我革命的內涵變革。中國共產黨在自我革命過程中把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緊密結合起來,推動黨的建設偉大工程,使得黨長期保持生機活力,為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堅強領導。
5.堅持“關鍵少數”和“絕大多數”相統一,在充分調動廣大黨員干部主動性創造性中進行自我革命
注重以上率下,發揮領導干部“關鍵少數”的帶頭示范作用,是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重要經驗。在從小到大、由弱到強的上升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較好地處理了領導干部這一“關鍵少數”和普通黨員“絕大多數”的關系,既注重發揮領導干部的帶頭示范作用,又注意調動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形成強大合力推動自我革命不斷深入。
領導干部是黨的執政骨干,是黨的事業的組織者和推動者,只有抓好“關鍵少數”特別是高級干部和各級領導干部,才有震懾力和說服力。共產黨人高度重視領導干部的示范帶頭作用。毛澤東就曾指出,“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干部”。1938年10月,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還指出:“中國共產黨是在一個幾萬萬人的大民族中領導偉大革命斗爭的黨,沒有多數才德兼備的領導干部,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任務的。”“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他還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系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志,就會大大地提高我們黨的戰斗力量”。這一精神在黨的建設中一以貫之。革命年代,黨的領導人、高級干部注重發揮引領示范作用;新中國成立以后,對黨的高級干部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并且他們也嚴格要求自己,從自己做起。1979年,黨中央就制定《關于高級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要求黨的各級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自覺地以身作則,發揚我們黨艱苦奮斗的優良傳統,起模范帶頭作用。鄧小平多次強調高級干部要帶頭。1989年5月他指出,“進入中央最高層的每個成員,都要不再是過去的自己,不再停留在過去的水平上,因為責任不同了。每個人從自身的角度,包括自己的作風等方面,都要有變化,要自覺地變化”。1992年初,鄧小平又提出,“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關鍵在人”。在長期的革命、建設、改革實踐中,黨的領袖、黨的高級干部,自覺帶頭保持優良革命傳統、發揚艱苦奮斗精神;帶頭嚴格自律,管好自己的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帶頭增強黨內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時代性、原則性、戰斗性,確實發揮了示范作用。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領導干部切實發揮示范作用,就會帶動“絕大多數”,匯聚磅礴力量。
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以上率下,對“關鍵少數”特別是高級干部提出更高更嚴的標準,進行更嚴的管理和監督。2015年5月5日,他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正式對各級領導干部提出要勇于自我革命,當改革的促進派實干家;在2016年底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會上再次強調,中央政治局要在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方面為全黨作表率,做勇于自我革命的戰士。我們黨不僅要求領導干部以身作則,還在黨內法規中作出明確規定,用剛性約束確保關鍵少數發揮示范作用。比如,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就明確指出,“新形勢下加強和規范黨內政治生活,重點是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關鍵是高級干部特別是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黨的十九大后細化中央八項規定本身也反映出中央領導對自己的嚴格要求。
在發揮領導干部示范作用的同時,對于絕大多數普通黨員,我們黨通過黨內政治生活歷練、加強教育引導等多種途徑強化黨員意識;通過加強基層黨組織建設強化普通黨員的集體意識、大局觀念;通過發揮典型示范帶動作用,帶動全體黨員提高思想自覺、政治自覺和行動自覺等。比如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大力宣揚雷鋒、王進喜、焦裕祿、谷文昌、楊善洲、廖俊波、袁隆平、吳孟超等各條戰線上的黨員先進典型,凝聚全黨奮發向上的精神力量,持續推動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建黨以來,領導干部與普通黨員上下協力,形成強大自我革命合力,使得黨歷經百年依然風華正茂。
6.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相統一,在不斷建立健全制度機制中進行自我革命
既解決思想問題,又解決制度問題,二者一柔一剛、剛柔相濟,同向發力、同時發力,就能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建黨以來,我們黨進行自我革命,既強調全黨加強思想建設、不斷提升黨性修養、堅定理想信念,為著初心使命不懈前行,也堅持尊崇黨章,健全完善黨內各種規章制度,為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和有力支撐。中國共產黨成立早期,就在總結革命經驗基礎上確立思想建黨的新思路,強調“思想和政治又是統帥,是靈魂”,強調要把思想建設擺在首位,強調黨員干部必須嚴格要求自己,同時注重加強制度建設,靠制度保障自我革命的可持續發展。
保障自我革命持續推進的制度建設,首先體現在不斷完善黨章、要求全黨嚴格遵守黨章。黨章是黨的總章程,集中體現了黨的性質和宗旨、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黨的重要主張,規定了黨的重要制度和體制機制,是全黨必須共同遵守的根本行為規范。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制定和完善黨章。黨的一大制定了黨綱,黨的二大制定了第一部黨章。此后,黨章的內容一般隨著革命、建設、改革的展開不斷得以調整、豐富。應該說,黨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及時把黨的實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的重要成果體現在黨章中,從而使黨章在推進黨的事業、加強黨的建設、堅持自我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2012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認真學習黨章、嚴格遵守黨章,是加強黨的建設的一項基礎性經常性工作,也是全黨同志的應盡義務和莊嚴責任,對強化全黨黨章意識,增強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斗力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中國共產黨不僅要求全體黨員嚴格遵守黨章,還要求嚴格遵守黨內其他法規。自成立以來,我們黨一直注重制度建設,堅持以規治黨,不僅與時俱進修訂黨章,而且制定了大量黨內法規。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更是把制度治黨、依規治黨作為全面從嚴治黨重要內容統籌謀劃和部署,明確提出到建黨100周年時,形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高效的黨內法規制度實施體系、有力的黨內法規制度建設保障體系,全方位推進黨內法規制度體系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僅就中央黨內法規制定而言,十八大以來的工作推進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截至2018年9月,共制定修訂140多部法規,約占220多部現行有效中央黨內法規的60%。2014年5月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河南省蘭考縣委常委班子專題民主生活會時的講話中強調:“我們這么大一個政黨,靠什么來管好自己的隊伍?靠什么來戰勝風險挑戰?除了正確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外,必須靠嚴明規范和紀律。”因此,在加強制度建設的同時,黨還提出紀在法前、紀嚴于法,黨的十九大把紀律建設納入黨的建設總體布局,進一步加強了紀律建設。
為推動自我革命制度化、常態化,中國共產黨不僅注重建立健全黨內制度,還著重加強干部隊伍的自我革命教育機制建設,注重對廣大干部開展經常性教育和集中教育活動,使廣大黨員干部把自我革命內化為習慣和自覺。比如,改革開放以來,黨中央不僅對全黨進行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經常性教育,還組織開展了“三講”教育、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群眾路線教育實踐、“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黨史學習教育等集中教育活動。
此外,黨還堅持黨內監督和群眾監督相結合,不斷增強自我革命和自我凈化能力。1921年黨的一大通過的綱領中就有黨員必須受到當地黨的執行委員會最嚴厲的監督的規定。1927年黨的五大選舉產生了中央監察委員會。1945年,毛澤東在和黃炎培“窯洞對”時,就提出讓人民來監督政府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后,黨內監督日益加強,黨的八大再次設立中央監察委員會。1987年,中央紀委下發了《關于對黨員干部加強黨內紀律監督的若干規定(試行)》。2002年,黨的十六大要求加強對領導干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干部的監督。2003年,黨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黨內監督條例(試行)》。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以黨內監督帶動其他監督,健全黨內監督體系,發揮巡視監督利劍作用和派駐監督探頭作用,實現黨內監督全覆蓋;成立國家監委,實現對所有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監察全覆蓋;積極暢通人民群眾建言獻策和批評監督渠道,充分發揮群眾監督、輿論監督作用。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
三、深刻認識黨的自我革命的長期性
從自我革命的內涵以及中國共產黨自我革命的豐富經驗來看,黨的自我革命是一個長期歷史過程,而不是一時心血來潮。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更加清醒地保持自我革命的精神和勇氣,才能把自我革命的寶貴經驗傳遞下去。
黨的自我革命的長期性基于黨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艱巨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是長期的歷史過程,尤其制度建設更是如此。鄧小平曾說,“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
黨的自我革命的長期性基于黨要長期執政的必然要求。中國共產黨深刻認識到黨的先進性和黨的執政地位都不是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黨要承擔起人民和歷史賦予的重大使命,必須認真研究解決自身建設遇到的各種情況和問題,在領導改革發展中不斷加強自己、提高自己。這就需要通過持續的自我革命,長期保持生機活力,才能確保黨長期執政。
黨的自我革命的長期性基于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的持續性。人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一個長期的追尋、發展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中國共產黨對人民的責任,“就是要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開放,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努力解決群眾的生產生活困難,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擔負起這個責任,不斷滿足人民對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需要,也要求黨不斷提高執政本領、領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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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馬克思主義研究》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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