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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央黨校主管主辦的《學習時報》第534期刊登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的文章《黨有自身利益是一種客觀存在》，以下為原文內容：

編者按：4月12日本報刊發了《黨沒有自身利益應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并引發不同觀點的爭議。執政黨作為一個政治主體，究竟有沒有自身“利益”？應該如何看待“黨的利益”？這是涉及執政黨建設的重大理論問題，確需經過廣泛深入的討論加以厘清。為此特刊發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教授的商榷文章，供讀者參考，也歡迎廣大讀者參與討論。

我們黨面臨的一項緊迫任務，就是在承認黨也有利益的前提下，按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民主政治的基本規律和依法治國的根本要求，一方面理直氣壯地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而不是對利益問題采取回避的、虛無主義的態度；另一方面，對這一利益作出嚴格界定，避免黨的利益的空泛化，不給既得利益留下任何理論的和實踐的空間。這無疑將大大增強黨執政的合法性基礎。

當改革向縱深發展、最終牽涉到政治體制的核心——執政黨的時候，黨的利益問題就成了一個我們繞不過去且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近年來，無論理論工作者，還是實踐工作者，都時常有關于這個問題的思考。筆者本人早在2004年就寫過《要重視對“黨的利益”問題的研究》一文（載《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4年第 4期，《新華文摘》2004年第21期全文轉載），表達了對黨的利益問題的基本看法。最近在《學習時報》上讀到一篇題為“黨沒有自身利益應當成為全黨共識”的文章，也在談這個問題。文章認為，承認黨有利益，不利于廣大黨員正確理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宗旨，應當讓“黨沒有自身利益”成為全黨共識。整篇文章言之鑿鑿，情之切切，字里行間，體現了一種強烈的憂黨之心，筆者深為贊賞。

但是，對于文中表達的觀點，筆者卻不敢茍同。我認為，承認也好，不承認也好，黨的利益都是一種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這里有幾點看法，提出來大家商榷。

黨沒有自身利益的說法，在公眾感受上難以得到認可

黨作為一個客觀存在的組織機體，一旦運行起來，自然會消耗一部分資源。眾所周知，資源是稀缺的。參與稀缺資源的分配，就不得不面對利益。舉個例子：黨要活動，就需要有經費。經費多些少些，對黨開展活動的成效影響甚大。如果黨沒有利益，黨的活動經費算什么？我們既不可能說黨的活動不需要經費，也不可以說，黨的經費和人民的財產不分彼此，是一回事。又比如，政黨都有自己的目標。實現目標，第一個條件就是執政。執政才能使政黨目標的實現成為可能。從這個意義上說，執政就是政黨最大利益之所在。再比如，作為一個組織，政黨由個人組成，每個個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如果說，組合成一個集體后便沒有了利益，就很難說明，這個邏輯過程是怎樣完成的。所以，對這些實實在在存在的東西，不能采用“鴕鳥政策”，要么視而不見，要么把它和人民利益混為一談。這樣做沒有任何好處，只會徒添公眾對執政黨的不信任。而且，與不講利益相關，在執政中也必然不講成本。我們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不計成本地搞政治運動，公款消費數額之大乃至直到現在都令其他許多國家的執政黨咋舌，很大程度上恐怕正和把黨的利益、國家利益、人民利益混淆在一起有關。

從革命領袖的論述看，他們從來沒有說過黨沒有自身利益

我們要講清一個道理，仍然離不開到領袖語錄中去找依據的習慣。即便如此，沿著這個思路看問題，說黨沒有利益也是缺乏根據的。《共產黨宣言》中有兩段被認為涉及黨的利益問題的話：“共產黨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在無產者不同民族的斗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這兩段話經常被引用作為無產階級領袖不承認黨有利益的佐證。其實，稍加分析就會發現，這種推斷是立不住的。其一，說共產黨不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相對立，只是表明共產黨和其他工人階級政黨立場的一致性，和黨有沒有利益毫無關系。其二，說共產黨代表作為整體的工人階級的利益，這是對的，但并不等于說代表者和被代表者的利益是一回事。就如同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間是代表和被代表關系，并不意味著人民代表連自己的吃喝拉撒睡都沒有了、連自己的工資都不要了一樣。代表得好，二者可能高度一致；代表不好，不但可能不一致，還很可能發生用代表者的利益侵害被代表者利益的事情。分析革命領袖的上述論斷，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就是共產黨的利益不能和人民利益相違背，共產黨不能把自己的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上，但卻讀不出黨沒有自己利益的內容。

承認黨有利益，不等于承認黨要維護自己的特殊利益

怕說黨的利益，從觀念上說，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對利益的偏見。從古代以來，中國人在儒家文化的影響下，十分倡導“君子不言利”。言利者，俗人也。古人尚且如此，何況共產黨人？由此推論，似乎共產黨人都應是不食人間煙火的，一說利益便不先進、不高尚了。二是搞混了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的區別，把利益、私利、特殊利益都當成貶義詞。前一種情況，說明一些傳統的過時觀念還在人們中間有影響。事實上，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的發展早已將這種觀念打得粉碎，無需再作更多說明。對于后一種情況，倒是真需要作一番辨析。其實，利益和“私利”、“特殊利益”在概念上是不能混淆的。這一點，我在2004年的文章中分析過，此處不復贅言。簡言之，“私利”強調其中之“私”，是因為這種利益相對其他人乃至被代表者利益而言具有排他性，和它們有對立和沖突，所以才有“謀私”之說；“特殊利益”強調其中的“特殊”，是因為掌握著資源分配權的人把它放在和其他利益不平等的位置，或者說凌駕于其他利益之上，方顯其特殊。不難看出，革命領袖所強調的正是共產黨不能有這種“私利”、“特殊利益”，而并不否定黨作為一個政治組織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工具所應有的、正當的利益。

如果公開聲稱黨沒有利益，人們就可以對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有正確的理解，黨和人民群眾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融洽，黨內由利益引出的種種消極現象就會消失，那么，恕我直言，這種想法確實有點不切實際，把問題看簡單了。市場經濟本身是一種以利益驅動為重要調節手段的機制，不管是資本主義的，還是社會主義的，統統如此。并不會因為不承認它，它就不存在了。恰恰相反，客觀存在的東西，不去研究它，只會使我們無法認識和把握它的規律性，以致走彎路，付出沉重代價。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出現了黨內腐敗分子前“腐”后繼，部門利益、既得利益躲藏在“人民利益”、“國家利益”、“整體利益”的大旗下獲得巨大發展空間這種令人擔憂的狀況。分析起來，原因固然復雜，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過去對黨的利益問題視若禁區，很少研究，沒有劃清黨的正當利益和這些特殊利益的邊界，使種種不正當的利益可以以種種高尚辭藻的名義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現實不止一次告訴我們，只有實事求是地承認黨的利益的存在，才好客觀地研究各種利益之間的關系，特別是研究人民的利益和他的代表者——黨的利益的關系，把黨的利益擺在恰當的位置上。“文化大革命”時期那種不但不承認黨有利益，而且否定一切利益的虛假“高尚”，已經使我們黨吃了太大的虧，其慘痛代價足以使我們時刻牢記。我們不應當在這個問題上再稀里糊涂地“高尚”下去。

6月28日，在建黨百年活動新聞發布會上，中紀委副書記、國家監委副主任肖培給出了幾組十八大以來的反腐數字，可見官場腐敗程度之深，范圍之廣。

第一組數字：全國紀檢監察機關立案審查案件380.5萬件，查處了408.9萬人，給予黨紀政紀處分的有374.2萬人。

第二組數字：“中央紀委共立案審查調查中管干部453人，運用監督執紀四種形態批評教育幫助和處理883.4萬人，查處了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62.6萬件。查處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21.7萬件，處理了32.2萬人。黨的十九大后，查處涉及民生領域的問題、侵害群眾利益的問題39萬余件，處理了35.9萬人。查處扶貧領域問題28萬件，處分18.8萬人”。

第三組數字：“從2012年12月到今年5月份，紀檢監察機關共立案審查調查省部級以上領導干部392人、廳局級干部2.2萬人、縣處級干部17萬余人、鄉科級干部61.6萬人；查處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不力問題、‘四風’問題62.65萬起”。

這三組數據互有交叉，總體令人震驚。八年多的時間里，400多萬官員被查處，近900萬人被批評教育，這是什么概念？

官方公布的黨員數字是九千多萬，假設全國有一千萬黨官，那么其中百分之四十被查處，百分之九十被批評教育。也就是說，十個里面有四個是腐敗分子，十之有九犯了嚴重錯誤。

“中管干部”指那些在中組部備案的，一般是副部級以上的官員。453人被立案審查調查，這意味著高官落馬的比例相當大。

所謂“四風”，指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62萬多起相關問題涉及多少官員及其親屬？沉迷享樂、生活奢靡、工作流于形式的官員怎么可能做到“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

至于侵害群眾利益和扶貧領域的問題，十九大（即2017年）以后開始查處，查出幾十萬起，處理、處分幾十萬人，數量之大驚人。

肖培稱，反腐“力度之大、成效之巨，中國歷史未有、世界歷史罕見”。肖培還稱，十九大以來，“在懲治腐敗的震懾下，在黨的政策的感召下，主動找黨組織、找紀檢監察機關投案的有4.2萬人”。這既是反腐的成就，但也是說明腐敗極其嚴重。  

這幾年，官方通報的官員腐敗情節聳人聽聞。家藏成噸的現金，擁有多處豪宅、多部名車，珠寶玉器成堆，共用情婦，“戰利品”甚至包括大幅土地。“碩鼠”們一個個家財萬貫，富可敵國，奢靡荒淫超乎想像。更具諷刺性的是，許多貪官都曾以儉樸、清廉的形象示人，有不少還主抓廉政工作。

2014年10月，檢察機關在國家能源局煤炭司原副司長魏鵬遠家中搜出人民幣、歐元、美元、英鎊等巨額現金，共折合人民幣2億元，檢查人員同時使用五臺點鈔機清點贓款，一臺機器當場被燒壞。這個“億元”副司長每天騎自行車上班，行事低調不露富。

廣西賀州市政協原副主席毛紹烈總是衣著樸素，重抓廉政建設，原來是個受賄斂財千萬元級的大貪官。

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委原書記萬慶良2014年落馬，2015年底被控受賄1億1125萬多元，2016年被判處無期徒刑。他曾在臺上振振有詞：“請大家從監督我開始，決不插手任何土地、工程、項目、國有資產、招投標，決不利用自己的權力為親友、為他人牟取私利，決不追求特權、追求享受。”

肖培在新聞發布會上稱，“我們走出了一條依靠中國共產黨領導反對腐敗、依靠社會主義法治嚴懲腐敗、依靠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治理腐敗的中國道路”。

官場腐敗滋生、瘋狂蔓延的，他們天天把“清廉”和“為人民謀福”掛在嘴邊，但實際上卻享受著特供的空氣、蔬菜、肉類以及頂級的醫療服務，大小貪官動輒斂財破億。另一方面，貧困地區民眾的生活水準低到令人難以置信，揭露腐敗的良心記者受到打壓甚至生命威脅，這些已經喪失了共產黨本色的黨員干部，本質上已經不再是共產黨員。

7月4日，黨媒評論再次強調指出，“黨在任何時候都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