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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侵華戰爭是中華民族永世不忘的國殤

1、日本侵略者在我華夏大地燒殺擄掠、無惡不作

2、日本制造生物武器，慘無人道地用活人做實驗

3、日本大肆進行“欲亡其國，先滅其史”的文化掠奪

二、歷史虛無主義是新帝國主義遏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1、日本反華宣傳的手段不斷花樣翻新

2、日本反華話術的本質是歷史虛無主義

3、日美聯合妄圖建立新帝國主義反華聯盟

三、媚日反華分子甘當新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實質

是漢奸及其后代的反攻倒算

1、媚日分子的鬼象很難看

2、媚日分子是新帝國主義反華“代理人”首選

3、媚日的要害在反華，實質是漢奸及后代的反攻倒算

余論

剛剛過去的2021年，中國網絡空間引爆了兩件堪稱人神共憤的事兒。一件是NGO組織“科學松鼠會”成員張博然，給日本731部隊罪行美化和洗地；另一件是上海震旦學院講師宋庚一，公然在課堂上發表“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論。

縱觀一段時期以來，少數“精英”以言論自由為幌子，美化日本侵略、美化美帝國主義、美化地主官僚的歷史虛無主義，時不時沉渣泛起，以學術爭鳴、科學研究、反思歷史等面目在網絡空間、出版物、講堂論壇等各類場合出現，混淆視聽地為侵略張目，用謠言制造所謂社會熱點。

一些人以即時通信工具相聯絡，在某些“Cosplay”行動或重要時間節點，策劃效仿侵華日軍軍官裝束的行動，污蔑中華民族，虛無并美化日本侵華罪行，宣揚所謂“大東亞共榮”。還有少數干部為“改善”外商投資環境，無知地成了美化日本的注腳，如東北出現給日本侵華“開拓團”樹碑行為。這些為美化日本侵華罪行的惡劣行為，不斷挑戰著中國人民的民族感情和國家的法律底線。

歷史虛無主義是一種世界性思潮，是國際資本主義用以滲透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和民族國家的文化滲透手段。日本美化侵略歷史的反華“黑色宣傳”，是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表現，既有歷史傳統，也有其作為侵略者的原動力和現實利益，跟所謂“恥感文化”無任何關系。可以說，反華“黑色宣傳”是新帝國主義對我進行和平演變的重要手段，也是國內一些媚日反華分子借助日本侵華進行的一種反攻倒算式的宣泄。

習近平總書記2013年初指出：“古人說：‘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就是拿中國革命史、新中國歷史來做文章，竭盡攻擊、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亂人心。”

他多次反復對歷史虛無主義進行過極其嚴肅的警告。2021年，中共中央帶領全體黨員和各族人民重溫了中國歷史。同時，我國出臺了一批制裁否定歷史、污蔑英雄等挑戰民族感情和國家底線的法律法規。“物必先腐，而后蟲生”，我們必須先加強自身肌體健康才能抵制外部侵蝕。

一、日本侵華戰爭是中華民族永世不忘的國殤

日本帝國主義者從1894年甲午戰爭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擄掠蹂躪中國整整50年。除在我國土上制造了撫順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及活體生物實驗等慘絕人寰的暴行，還對我實施早有預謀的“亡我歷史”的文化擄掠。累累罪行罄竹難書，都鐫刻在中國人血流成河的屈辱歷史里。國恥難忘！

1、日本侵略者在我華夏大地燒殺擄掠、無惡不作

二戰中，日本荼毒了大半個中國，用燒光、殺光、搶光的殘忍手段和一切殺人工具，轟炸、活埋、強奸、屠殺、活體實驗……連孩子都不放過。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9月16日制造的撫順平頂山慘案中，1小時內用機槍射殺3000多手無寸鐵的百姓。日本人在1937年12月13日制造的南京大屠殺慘案中，超過30萬南京軍民死在它們刀槍之下。

它們侵占我18個省930余座城市，擄掠20多萬中國婦女作慰安婦，傷亡我軍民3587.9萬多同胞，掠奪我3350萬噸鋼鐵、5.4億噸糧食、5.86億噸原煤、1億立方米木材到日本本土，財產損失不完全統計約6000億美元（按1937年幣值計），約900萬平民死于戰火，800萬中國勞工被強擄，2.6億中國人卷入戰火，4200萬中國人成了流離失所的難民。(徐豪：《我國抗戰損失調查：傷亡3500萬人 經濟損失達6千億美元》，《中國經濟周刊》2015年第34期。“勿忘國恥，吾輩自強！今天，為3500萬傷亡同胞轉！”《河南日報》搜狐公眾號2018年8月15日)

2、日本制造生物武器，慘無人道地用活人做實驗

日本731細菌武器部隊的骨干石井四郎，于1933年在黑龍江五常和哈爾濱設立731大本營，把抓來的中國人編上序號，做活體解剖、鼠疫實驗、無麻醉拔牙、人畜雜交等罪惡的活體實驗品，還在中國各地及新加坡設立分實驗室。

日本作者森村誠一于1981年出版的《惡魔的飽食》銷量很快達300萬冊，大量揭秘731部隊的各種罪惡行徑，并揭露石井四郎與麥克阿瑟達成《鐮倉協議》，為美國建立257生物實驗室可換取向日本731部隊骨干發放特殊美國護照以逃避東京大審判。2015年3月13日至15日，旨在揭露二戰時期日軍731部隊罪行的“醫學犯罪展”在位于日本京都的立命館大學國際和平博物館展出，是日本在中國犯下滔天罪行的又一事實鐵證。

2020年12月發布的紀錄片《日本731秘密部隊——生化戰爭起源地》，采訪了幾個曾經參與731部隊暴行的日本老兵，他們現身說法，親自口述了生物實驗的過程。

3、日本大肆進行“欲亡其國，先滅其史”的文化掠奪

日本侵華，對于中國的文化，特別是一些有價值的文物來說，是一次大的劫難。無數珍寶文物和珍貴的歷史資料被日本侵略者或偷，或搶，或毀。

“九一八事變”前后，利用戰爭搶掠他國有價值的文化名品逐漸成為日本的自覺行動。他們把掠奪中國文物與培養日本文化根基、“雄進國家財產”和“發揚國威”聯系起來，假借考古、田野調查、探險的名義，甚至是有計劃有目標地在軍隊的保護下對中國文物進行劫掠的行為，一直持續到侵華戰爭全面爆發。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所到之處，上至國家級的博物館、圖書館，下至私人藏室，均無一例外遭到野蠻洗劫與破壞。

1937年12月，在日軍特務部主持下，“滿鐵上海事務所”“東亞同文書院”“上海自然科學研究所”三個單位組成“軍特務部中支占領地區圖書文獻接收委員會”，負責收集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的圖書，是日本侵華戰爭中掠奪中國圖書數量最多的機構。

1938年，該組織兩次派人到南京“整理”和掠奪圖書典籍，僅在南京一地，就掠奪圖書數十萬冊，被稱為“南京文化大屠殺”。

日本自1931年到1945年抗戰結束期間，從中國掠奪文物的數字已難以準確統計。據不完全統計顯示，這樣的文化資產共1879箱，所破壞古跡達741處，搶劫圖書和手稿300萬冊、文物360萬件。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不完全統計，歷史長河中的中國珍貴文物流落于世界上47個國家，有數百萬件甚至上千萬件之多，其中最龐大的流落地就是日本。(南晨：《日本侵華究竟掠奪了中國多少文物?》，《文史博覽》2019年4月)足見日本對華文化掠奪之巨。

二、歷史虛無主義是新帝國主義遏華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虛無中國的歷史，抹黑我們的軍人，淡化日本的侵華史，撕裂民族認同，消滅中國的文化，逐步弱化并最終控制和奴役中華民族，是以美、日為代表的新帝國主義遏華戰略的重要手段。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歷史虛無主義像新冠病毒一樣，也在變異，日本反華宣傳手段的推陳出新，正是歷史虛無主義話術在不斷強化的有力例證。

1、日本反華宣傳的手段不斷花樣翻新

回顧歷史，日本早有為歪曲事實、占據侵華“道德高地”而使用“黑色宣傳”手法的傳統。在120多年前的甲午戰爭時，日本為操縱國際輿論，用金錢收買、造謠欺騙手段，買通一些西方國際法學者和信貸傳媒工具為其搖旗吶喊。

譬如，日本曾秘密聘請美國《紐約論壇報》記者豪斯，作為其輿論宣傳總指揮，把中國污蔑成“野蠻”形象，同時把日本“包裝”成“文明”形象。

此后，日本把甲午戰爭精心包裝成“中國的戰敗將意味著數百萬人從愚蒙、專制和獨裁中得到解放”。

二戰侵華前，日本同樣策劃了“黑色宣傳”輿論戰，侵華期間用歪曲史實手法實施心理戰。1932年，日本特務田中隆吉炮制“日僧事件”，并以此為由發動“一·二八事變”。

在南京大屠殺后，日本以行賄方式收買無良西方媒體記者來掩蓋大屠殺事實，利用隨軍記者的大量不實報道混淆視聽。日本還嚴格限制其他西方媒體記者進入南京以切斷信息來源，阻止公正報道南京大屠殺。同時，日本在偽滿洲國構建完善的廣播體系開展對華文化侵略，在文娛節目中夾雜“日滿協和”、“大東亞共榮圈”等內容。

此后，日本輕車熟路，變本加厲，將輿論攻勢視為得意的“筆鋒武士刀”。日本反華的“黑色宣傳”與西方慣用法式如出一轍，花重金培養知日派，通過隱蔽方式散布反華信息，傳播迷惑中國人的虛假消息，假冒中國名義進行信息傳播等手法。

時至今日，日本依然用顛倒黑白的宣傳，來抹黑中國，欺騙國際社會，給軍國主義借尸還魂制造借口，刻意渲染所謂“中國威脅論”，還推行并不斷升級對華輿論戰戰略，不遺余力地“妖魔化”中國。

譬如，日本政府和一些財閥掌控的株式會社，在世界各國大把撒錢，還在各國政府安插代理人，通過參股或全資控股方式，收買、控制各國媒體和網絡，在網絡空間、院校、企事業單位乃至民間培養各色吹鼓手和洗地者，其在中國的投資最多。

日本政府在1996年到2003年間，陸續秘密撥款11.37億日元（折合1330萬美元），用以支付一個名為“c國網客覺醒聯盟”的報酬及活動經費。日本外務省僅2016年就申請7568億日元（折合人民幣405億元），作為培養海外知日派的總預算。(《日本對華輿論戰的另一種方式》，《察網》2017年8月10日)

特別是安倍二次上臺后，右翼勢力急劇擴張，輿論宣傳成了美化侵略、歪曲歷史、抹黑中國的重要手段，對內鼓吹右傾主義史觀，蠱惑日本民眾為“修憲”鋪路，對外欺瞞世界輿論為其軍事擴張輔路搭橋。(周漢青：《顛倒黑白，抹黑中國：揭開日本對華輿論戰黑幕！》，《新華網》2017年2月23日)

2013年4月，日本政府召集國際關系、國際法、歷史研究等方面的十余名專家，組成“領土主權內外傳播有識之士懇談會”，3個月后發表《強化戰略傳播》研究報告，要強化針對第三國國民的信息傳播活動，包括：

一要制作和傳播能引起第三國國民共鳴的信息內容；

二要強化多層次傳播和英語傳播；

三要強化對日本國內民眾的“啟發”活動。

(趙新利：《日本對華黑色宣傳歷史‘悠久’，中國該如何應對？》，《國際在線》2017年2月3日)

2013年12月，安倍晉三、佐藤正久等日本政客，特別指出要積極利用社會性網絡服務（SNS）、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的微博、微信平臺，開展對華宣傳。

2015年6月,安倍召集成立“關于領土、主權的內外宣傳專家咨詢會”，進一步明確強化政府的戰略性對外宣傳工作，提出要營造有利于日本的國際輿論，全面強化針對中日之外的第三國國民的宣傳工作,要通過社會化媒體、小冊子、動漫、公益報紙等，加強對相關國家赴海外工作者、長期旅居海外者以及留學生的宣傳說教。（吳限：《新媒體:日本強化對華宣傳的利器?》，《世界知識》2019年第1期)

同年7月，日本經濟新聞社自以8.44億英鎊從英國培生集團手中收購《金融時報》集團，該報此后的涉華內政外交新聞和評論大幅增加，其妖魔化中國的信息陡然增加。

此外，英國一家智庫每月從日本領取約1萬英鎊酬勞而開展對華“宣傳戰”，慫恿政客和記者攻擊中國外交政策。該智庫制訂的“傳播戰略”，是讓日本議題得到“英國主流記者與政界人士的關注”。

網絡信息時代，日本“網絡右翼”更是如虎添翼，反華宣傳的手段與時俱進，花樣翻新。一方面，利用網絡的身份隱蔽、傳播迅速、影響廣泛等特點實施反華宣傳。其主要手法：

一是政府直接介入或官方背景機構出面，招募、培育從個人到團隊的眾多新媒體從業者,搭建對華傳播平臺；

二是通過各種渠道搜集匯攏中國內外眾多涉日的個人和公眾微信號，作為重點投送對象,形成微信傳播矩陣；

三是鼓動日本右翼分子、中國媚日分子搭建網站、論壇、博客、視頻社交網站、微信公眾號等自媒體，作為反華宣傳的重要渠道。

另一方面，利用動漫、游戲為載體進行反華宣傳和文化滲透。日本政府出面，以動畫（Amination）、漫畫（Comic）與游戲（Game）的ACG跨平臺產業融合，作為推廣手段來吸引中國青少年。

日本的這些動畫、漫畫、游戲文化產品中，如快速“入華”的角川公司等，過度推崇日本文化、贊揚日本右翼，眾多隱含辱華反華信息的產品在中國大行其道。日本一些傳媒和文化公司，利用動漫等優勢在一些動漫作品中有意嵌入武士道、軍國主義、歷史修正主義思想，甚至明目張膽宣傳日本在領土、主權上的非法主張。
 

我國不少有反華傾向的知識分子和喜歡日本動、漫、游的未諳世事的青少年，即所謂的“粉絲團”，往往是日本右翼文化的重點滲透對象，成了媚日分子的大本營。

2、日本反華話術的本質是歷史虛無主義

日本大肆進行反華宣傳的要害和本質，其實就是虛無日本侵華史和中國歷史。通常來講，實施歷史虛無主義有三大經典步驟：

一是先選拔、培植、包裝一批“歷史學家”“專家學者”，通過提升出鏡率和熱度打造“品牌”；

二是這些人在NGO經費支持下，通過出書、演講、訪談等形式，分別在歷史事件、歷史記錄、歷史編纂、歷史人物、歷史神話等方面制造歷史謊言；

三是通過網絡等高效媒體向社會擴散其精心策劃的偽史，禍亂人們的思想。

日本反華宣傳的手法與上述步驟如出一轍。它主要表現在：

一是美化日本侵華歷史。國內媚日分子配合日本右翼歪曲史實，為政要參拜靖國神社站臺，把侵略美化為“解放”和“解救”，否定南京大屠殺、否認強征慰安婦等戰爭罪行，甚至炮制“侵略中華合法論”“殖民中國有功論”“拯救中華文明論”“統治臺灣有功論”，在一些網站、博客、論壇、臉書等社交媒體上極力為侵略罪行辨白。(楊金華 黃陳晨：《“精日”現象透視》，《紅旗文稿》2018年第17期)

二是不斷炒作領土主權爭端來為歷史虛無主義張目。它們構建“日本領土主權說”“否認擱置爭議說”“實際有效控制說”等話術，一些日本學者、社會精英通過論壇、博客和個人主頁，傳播所謂釣魚島屬于日本的“史料”和言論。

三是日本媒體妄議中國大政方針以干涉中國內政。如《產經新聞》、《每日新聞》質疑我國“一帶一路”戰略，一些媒體以人權、道義為幌子，歪曲中國的民族事務，過度渲染腐敗問題，夸大炒作偶發事件，煽動日本民眾的反華情緒。

四是有組織地渲染“中國威脅論”。日本構建軍事威脅、經濟威脅和生態威脅話術，制造“國強必霸論”“中國傲慢論”等話題。(吳限：《日本新媒體對華外宣探析：戰略、路徑與特征》，《日本問題研究》2018年第2期)

五是設置科普、動物保護、人權、文化交流等幌子話題，虛無日本侵華歷史。2008年設立的“科學松鼠會”，為731部隊洗地打的就是科普的幌子，此類話術看似新穎，但已是西方慣用套路。

由此看來，所謂智庫、媒體等的“獨立”研究和報道，很多都已被別有用心的人添加了歷史虛無主義的“佐料”。

3、日美聯合妄圖建立新帝國主義反華聯盟

看似成套的歷史虛無主義話術套路，實際上是源自新自由主義。它意圖讓人們相信，中華民族和中國歷史、傳統文化是落后的、劣質的乃至錯誤的，必須按西方“專家”們編制的那套邏輯來解釋的歷史才能引領民族進步和祖國繁榮，這是新自由主義典型的思想滲透手段。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意識形態戰，它讓人們相信只要按照它的辦法就可以致富了，但實際上這是西方通過偷盜方式實現的致富。([美]邁克爾·赫德森：《全球分裂：美國統治世界的經濟戰略》第212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年版)

新自由主義臺面人物F·A·哈耶克，向“學徒”傳授其“思想”精髓時，先傳授虛無他國歷史的手段。主要有七項：

一，新自由主義就是當今世界最大的資本主義政治，實為資本獨裁主義；

二，首要手段就是虛無他國歷史；

三，歷史事件至關重要，必須首先打碎人們固有的全部傳統和歷史意識，即通過歷史記錄和歷史解釋，來重塑那些歷史事件；

四，在塑造輿論和虛無歷史過程中重視神話的作用；

五，歷史記錄對民意的影響更深刻、更持久，必須設法更改那些歷史記錄；

六，要重視歷史學家比理論家對人們意識的直接影響；

七，歷史編纂是按照特定價值觀向人們解釋歷史的絕佳途徑。

哈氏進一步寫道：“政治輿論一向并將永遠與人們對歷史事件的看法緊密相連。正是根據歷史經驗，我們相信，我們的種種政策和制度是可取的，而我們當前的政治觀點，不可避免地會影響、左右我們對歷史的解釋。”“可以說明歷史學家的著作之巨大影響的最好例證，莫過于英國‘輝格黨人對歷史的解釋’，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也塑造了整個西方世界的政治特質。”([英]哈耶克編：《資本主義與歷史學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新自由主義是新帝國主義的核心意識形態。新帝國主義是美國二戰后尤其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盤后，借助新自由主義、金融全球化和國際經濟組織，構建的一整套靈活的新型全球資本積累和剝奪體系，它以“文的”為主“武的”做后盾，比傳統帝國主義剝削便捷、運行靈活、成本低、范圍大，且無須用暴力手段直接掠奪他國和民族的原料、市場及廉價勞動力。(蒯正明：《論新帝國主義的資本積累與剝奪方式》，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13年第12期)

新自由主義的要點，要求世界各國打開非傳統主權的國門，商品完全貨幣化、市場絕對自由化、金融徹底自由化，以便于金融寡頭們便捷地實施金融掠奪。可以說，新帝國主義是以美國為首的國際金融壟斷資本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對世界經濟和政治進行滲透和控制的集中體現，也是當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不公正的總根源。

日本，正是美國推行新帝國主義的有力幫兇。

從歷史上看，在日本的大力配合下，美國繼承了日本帝國主義二戰中在我國建立的731細菌武器部隊的衣缽。美國歷史學家斯迪芬·恩迪克特等人，1998年在《美國與生物戰：冷戰早期與朝鮮戰爭的秘密》一書中指出，美國在朝鮮戰爭中使用的細菌生物武器是依據日本“731部隊”人體試驗結果而研制的。( [美]邁克爾.卡羅爾：《257實驗室》第7-9頁，當代中國出版社2004年版)

美國電視節目制作人拉爾夫·舍恩曼指出，美軍方實驗室一直利用禽流感、亞洲流感和其他特殊病毒來完善其生物武器。(馬鐘成：《美國阻擾〈生物武器公約〉的實施意在發動基因戰爭》，載《察網（微信號）2018年10月26日)

美國人邁克爾·卡羅爾在《257實驗室》一書中指出，美國軍方在“二戰”后的“紙夾”計劃中秘密開展“生化戰影響試驗”（“112”）項目，是由美國生物武器研發基地德特里克堡基地公開出面，招募石井四郎等2000多名日本731部隊骨干成員和德國納粹科學家，協助他們掩蔽逃脫罪行并給予美國護照，秘密引進和中情局密切相關的普拉姆島257生化實驗室。([美]安妮·雅各布布森：《回形針行動：“二戰”后期美國招攬納粹科學家的絕密計劃》第88頁，重慶出版社2015年版)

美國以庇護731部隊匪首石井四郎等戰犯為條件，把731部隊基于中國活人細菌實驗的全部資料竊為己有，在世界各地繼續從事生化武器的研發，成為新帝國主義維護霸權的重要工具。

新時期，以美、日為首的新帝國主義者通過加強各領域緊密合作，建立排華反華同盟。2020年10月初，前首相菅義偉上臺伊始，便舉行美日澳印四國外長會談，妄圖建立亞洲版“小北約”。日美防務頭頭在2021年3月的美日“2+2”會談中約定，兩國軍隊將在臺海爆發軍事沖突時緊密合作以保衛臺灣。4月16日發表首腦聯合聲明，重申美日安保條約第五條涵蓋釣魚島，妄想加強“延展威懾”。日本防衛大臣岸信夫8月3日宣布，將在離臺灣較近的島嶼部署地對艦和地對空導彈。10月4日，新上臺的岸田文雄首相不斷在戰略軍事領域展現出一系列對美密切配合、對華高度強硬的行為。(時殷弘：《拜登美國的頭號盟國：日本對華新態勢》，《日本學刊》2021年第6期)

此外，日本《讀賣新聞》披露，日美兩國政府正仿照“巴統”，企圖構建限制對中國出口尖端技術的新框架并可能與歐洲合作，以限制半導體生產設備，以及與量子密碼、人工智能等相關技術的發展。這些以遏制中國發展為目標的系列舉措，其目的仍然是維護新帝國主義的霸權根基。

三、媚日反華分子甘當新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實質是漢奸及其后代的反攻倒算

媚日分子、媚外分子、西化“精英”，甘當西方遏制中國發展、延緩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進程的馬前卒，根源上是由于他們是我國一直沒有清算的國內漢奸群體及其后代，企圖借助境外反華的敵對勢力，實施對我黨和政府的反攻倒算，他們是中華民族中的敗類。

1、媚日分子的鬼象很難看

媚日分子自稱“精神日本人”，被愛國群眾稱為“哈日”“日雜”“漢奸”“美狗”等。它是指一批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恨中華民族，在精神上將自己視同軍國主義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這些人迷戀日本流行文化，特別是二戰日軍制服，喜歡在日軍侵略遺址拍照留念、美化日本侵略且詆毀抗日英雄、褻瀆侮辱中華民族，往往不斷貶損與丑化祖國。(楊金華 黃陳晨：《‘精日’現象透視”》，《紅旗文稿》2018年第17期)

媚日分子學日語、取日本名、穿和服、吃日料、宿榻榻米，在中國搭建“扶桑異鄉”，認為“父母賜我支那身，皇軍賜我大和魂”，在網絡空間的“鍵政圈”、“軍服圈”、“惡俗圈”等不同社交圈中同時出現一致的“帶節奏”話術，比如日本很美、日本人很優秀、日本軍事很強。他們通常熱愛被稱作“二次元宅”的日本文化產品，如動漫、游戲、日劇、日音、偶像、輕小說。

媚日分子扮鬼、學鬼叫，鬼象很難看。這些人在網絡上常把愛國群眾蔑稱為“義和團”、“紅衛兵”、“愛國賊”、“小粉紅”，慣用承載中華民族近現代的國家苦難和歷史屈辱的詞語，如“支那、支那豚、支那豬、惡臭你支、沒有一頭支那豚是白殺的、你支我皇軍”。

這些人常用的日本軍服、日本服裝等裝備，主要來源于網絡購物平臺，售賣商戶從商品名到介紹會詭異地避免直接出現“日軍”“日本”等敏感詞，其日軍軍服、忍者服裝、和服、武士服、動漫角色服裝、游戲角色服裝、夜店演出色情服等帶日本軍國主義符號的服裝道具多為“復刻版”，高檔“原品”服裝主要來自日本靖國神社搞表演的日本右翼勢力。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骨干成員挖空心思制造媚日事件。它們用宣傳動員、金錢誘惑和精神控制手段，誘導媚日分子裹挾不明真相青少年，靠編織的一套“精神某國人”的洗腦調調，近些年來便堂而皇之的反復上演“角色扮演”（Cosplay）等媚日活動，或穿日本昭和服裝，或佩戴日軍小飾品，或化裝扮演日系人物。它們還利用日本收買的媒體和網絡平臺，彼此撐腰、交替放大、線上線下互動，掀起一輪又一輪以“模仿侵華日軍”為熱潮的“媚日百丑圖”。

西方開始阻撓中國發展時，媚日分子便隨即配合制造一波“媚日-仇日”輿情，有時會選在中日關系將要改善時。

2013年日本政府啟動反華的新媒體宣傳后，有“媚日”軍服迷在2015年成都動漫展上身穿舊日軍軍服入場。

2017年的聯合國國際維和人員日（5月29日），在網絡上傳播放大丑化中國維和軍人的照片，其一是兩名身穿解放軍迷彩軍服青年人，放下“武器”跪拜身穿日本動漫角色服裝的女孩；其二是在報道他國維和軍人丑聞時配以中國維和軍人的圖片。

2017年上海“八·一三”淞滬會戰紀念日（8月13日）前夕，4名中國人乘夜在作為謝晉元紀念廣場的抗日遺址—上海四行倉庫，以“軍服迷”為名身穿二戰日軍制服，拍照留念、惡毒褻瀆烈士英靈，進而在QQ空間發文、轉發。同一時段，廣西高鐵站出現兩名身穿“日軍軍裝”的中國青年擺姿拍照。

2018年2月，兩名中國青年穿著網上購買的仿制二戰期間日本軍服和“裝備”，乘夜在南京紫金山抗日守軍碉堡拍照，槍上掛著寫有二戰時日軍用語字樣的白底紅日旗，后上傳至QQ群廣泛傳播。同月，上海某青年先是在微信群中侮辱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然后又到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拍視頻發泄、侮辱他人。

2018年4月，廈門大學某在讀研究生以“潔潔良”為網名，用“媚日”語言發微博表達對大型活動現場留下大量垃圾的不滿，隨后還變本加厲地污蔑愛國網民。

媚日分子與美帝國和西方反華勢力同頻共振，密切配合。美國總統拜登2021年要求美情報部門搞所謂“新冠肺炎溯源調查”（5月26日）后，“科學松鼠會”成員張博然便很快以“科學”為幌子，公然為日本慘絕人寰的731部隊洗白。

美國政府2021年底公開干涉我臺灣、香港等內政，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更是在12月1日公開叫囂要插手我臺灣問題。上海震旦學院講師宋庚一，偏偏就在12月14日下午的課堂上公然發表“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論，他們同呼吸共命運，真可謂狼狽為奸。

2、媚日分子是新帝國主義反華代理人的優選對象

列寧指出：“帝國主義有一種趨勢，就是在工人中間也分化出一些特權階層，并且使他們脫離廣大的無產階級群眾。”(列寧：《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第104頁，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所以，那些藏身于黨內甘于被圍獵的腐敗墮落分子，那些脫離人民群眾、脫離社會實踐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者，最容易被一些西方特殊NGO組織拉攏或腐蝕，成為新帝國主義的俘虜乃至代理人，轉而槍口朝內。比如，美國福特基金會更愿意接受來自政府智囊機構和軍事機構的人員參與資助，福布賴特項目則關注中國青年精英的思想改變，就是要在這些人群中尋找代理人。(胡文濤：《美國文化外交及其在中國的運用》第281、286、287頁，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年版)

當下的新帝國主義，一方面，在中國主要以NGO組織、基金會、慈善會等面目出現。一些“外觀”靚麗的NGO，在遏華、反華上可謂手段老辣。典型的，如制造遏制新疆產品的美國棉花協會BCI。

另一方面，西方利用青年華人中的媒體工作者進行反華宣傳。近年來，包括《紐約時報》、CNN、BBC在內的一些媒體，炮制了不少針對中國香港、新疆、西藏、人權、女權、抗疫、網絡、冬奧會等方面的虛假報道。這些報道背后活躍著不少在中國大陸成長、曾供職于中國媒體、后轉職西方媒體且與西方NGO組織有聯系的華人記者。如“歐洲憲法和人權中心”、 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支持的馬格南基金會項目，索羅斯基金會、福特基金會、美國民主基金會贊助美國亞洲協會的“中參會”項目，堅持不懈地生產造謠中國的誤導信息并利用新媒體平臺廣泛傳播。(渣刀&李小飛刀：《他們投靠西方媒體，在同胞和祖國的背后放冷槍！》，https://new.qq.com/omn/20211223)

西方并非盲目尋找代理人，而是有特定范圍和特殊程序。西方為物色代理人便利，喜歡以“記者”、律師、NGO等身份作掩護。([美]威廉·科爾比：《情報生涯三十年：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科爾比回憶錄》第84、258頁，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

美國前中情局官員哈里曾直白地說：“我們支持著世界上反共的極端派，其中有被剝奪權利的貴族、流亡政客、脫黨變節分子以及一切人當中最悲慘、最沒有前途的流亡團體。”([美]哈里·羅西茲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第145、244頁，群眾出版社1979年版)

所以，任何反對共產黨的個人和國家都是新帝國主義的朋友。在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革命的進程中，那些被剝奪了浮財、家產乃至其罪大惡極的生命的人，如帝國主義者、豪強惡霸、官僚資產階級及其知識分子附庸等，除部分改過自新的人外，往往反對共產黨和人民民主專政，這些人自然成了新帝國主義者的爭取對象乃至朋友。

中國文人胡適，在1932年創辦的《獨立評論》刊上，明目張膽地為日本“九一八”事變后成立的偽滿洲國辯護，支持帝國主義所謂“國聯調查團”的“調查報告”。此類媚日分子，站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反人民、反人類立場，美化一切日本負面現象，旗幟鮮明地為日本侵華戰爭歷史辯護，不惜為日本侵略戰爭“強行洗地”，甚至把日本偽裝成受害者的形象來掩蓋其“劊子手”的真實面目。“胡適式”媚日分子，自然就成了新帝國主義反華代理人首選目標。

西方往往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特別是媒體，來給它選中的媚日、媚外分子“撐腰”。2018年初，英國BBC中文網不失時機地發表日本媒體人武藏野閑人的署名文章《尋求中日關系真正正常化，應為“精日”恢復名譽”》，為“媚日”涂脂抹粉，還大放厥詞告誡中國人要尊重“人選擇自己喜歡國家的權利”。

3、媚日的要害在反華，實質是漢奸及后代的反攻倒算

什么是反攻倒算？媚日小丑與美帝國同舞，攻擊誣陷國人，這便是貨真價實的反攻倒算！

媚日反華分子在抗日先輩們浴血奮戰或者同胞被無辜殺害的特定場所擺拍嬉笑，拿國家苦難表演，拿民族傷痕開玩笑，做出褻瀆國民情感的錯誤言行，不僅是人性的冷漠，更是價值觀扭曲的直接流露。

扮鬼、學鬼叫的媚日分子和西化“精英”，與美國、日本的反華進程遙相呼應，其要害在于為帝國主義入侵中國充當“帶路黨”。媚日言論和行為，源于否定自身文化的反政府思想。媚日是西化的組成部分，與西方出現的種族主義、三K黨、麥卡錫主義同出一轍。

我們必須指出，媚日、媚外是外在表現，其本質在于反黨反政府。我國有少數反華學者，在報刊雜志、電視電臺、課堂、論壇、微博、微信、社交平臺等載體上，以學術、文章、演講、談話等形式，美化日本侵華史、美化西方，影響歷史教育政策、歷史教材和國人史觀。這幾類媚日分子，沒有滿足其在國內實現以西化為表征的復辟夢想，于是就力圖在接受西方文化的過程中自我慰藉，選擇曾經極度損害中國的日本作為心理崇拜的投射對象。

當宋庚一因錯誤言論被開除后，引出藏在我國一批官員和高校“學者”，如深圳大學、青島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某些教授，穩穩地站在國家和人民的對立面，極力維護宋庚一的媚日立場。這些人跳出臺面掀桌子，用近于猖狂的辱罵學生、虛無歷史的漢奸行為，反映出它們痛恨祖國現行制度的反華本質，投射出其仇視中國共產黨的真實面目。

日本侵華期間的漢奸現象，是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與外國侵略者的反動合奏曲。首先，日本侵華期間，國民黨上層熱衷對日妥協談判，涌現出大量投敵的日偽漢奸，總數超過日軍入華的186萬兵力。蔣介石政府在“九一八”事件爆發后，不但無意武裝抵抗日本侵略，反而妄想設立割讓國土來換取日本不侵略的所謂“中立區”。此后，國民黨軍中不斷涌現出投降日本的偽軍，1938年有78000人，汪精衛投敵后的國民黨偽軍數量升至145000人。中共抗日武裝殲滅的偽軍就有約120萬，日本投降時還有偽軍146萬、偽警40多萬，加上偽滿洲國軍、偽滿警察等，漢奸總數至少在300萬以上。汪精衛還用“和平、反共、建國”標榜他的漢奸傀儡偽軍。

第二，蔣介石在日本二戰失敗無條件投降后，為快速搶奪勝利果實，收編了幫日本人欺壓中國人的汪精衛南京偽政府的部隊。

第三，美國日本歷屆政府，自改革開放后不斷推出遏華反華戰略，培養了一批漢奸知識分子。它們通過NGO、基金會等的合作、交流、資助，設立研究贊助費、項目費、課題費等各類滲透項目，扶持了一大批媚美、媚日的西化知識分子，其目的在于美化美帝國主義和日本軍國主義。我國一段時期以來，思想政治教育中虛化人民指揮棒，使媚外一度成了一些人頭腦中的時尚。

沒被徹底清算的國內一些漢奸群體，隱藏了歷史問題，使其遺毒了自己的后代。我國近代的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等漢奸，甘當反華勢力走卒，其實質是對革命群眾的反攻倒算。

新中國建立后，一些沒徹底清算的汪偽漢奸群體，巧妙隱藏自己，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蒙混過了關，使這些漢奸殘余分子沒有真正得到脫胎換骨的改造。改革開放后，這一特殊群體中的一批人仍健在且活躍在中國政治經濟領域，因受家族氛圍影響而對中國黨和政府心懷敵意，包括一些健在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革命對象和依附知識分子，及受這些人深刻影響的后代，自然與美日反華同頻共振。

毛澤東主席在1960年3月《關于反華問題》長篇批語中指出：“真正反華的，不過是一小撮人。”“各國壞人半壞人反華，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間歇性的，有題目可借，例如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他們就反一陣。”(《毛澤東年譜》第4卷第354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就是說，這些人遇到反華機會時便會鼓噪一通，而國內的漢奸群體更借機以十倍、幾十倍的反攻倒算，惡毒地實施其反黨和反現制度的手段。他們有自己的團伙和陣地，手伸得很長，滲透到了一些思想文化領域，專反建黨精神，專反中國共產黨為人民服務和中華民族復興的初心。所以說，這一群體的要害在于反共反華，他們的實質在于反攻倒算。

“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毛澤東主席基于帝國主義本性及其歷史表現，客觀準確地揭露金融寡頭的陰謀，這是我們必須時刻警惕的大事。

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經驗中強調的堅持敢于斗爭，包括以“革命的兩手政策來對付反動派的反革命兩手政策”(《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112頁，人民出版社1999 年版)，屢屢打敗敵對分子的投降陰謀、內戰陰謀、反動陰謀、“和平”陰謀、挑撥戰爭的陰謀，和破壞陰謀、報復陰謀、復辟陰謀、分裂陰謀。

但是，“我們決不可因為勝利，而放松對于帝國主義分子及其走狗們的瘋狂的報復陰謀的警惕性，誰要是放松這一項警惕性，誰就將在政治上解除武裝，而使自己處于被動的地位。”(《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465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鄧小平同志也明確指出：“西方國家正在打一場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5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西方所謂“沒有硝煙的世界大戰”，就是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和平演變”，當下最慣用的就是利用其目標國內部的敵對勢力制造“顏色革命”。

江澤民同志在蘇東劇變、蘇聯解體后，警告全黨:“從國際來看，國際敵對勢力加緊推行和平演變戰略，支持、收買、培植社會主義國家內的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76、88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所以，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本質，同時應時刻警惕帝國主義一刻都未停止對我“和平演變”的圖謀。

余論

無疑，上述提到的媚日、媚外者不但嚴重傷害了中華民族的道德底線，也嚴重觸犯中國明確禁止為日本侵略歷史張目和虛無歷史的法律法規。國家陸續頒布實施的法律法規構建了一道防范這些行為的法律底線，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200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保護法》（2018年）、《烈士褒揚條例》（國務院2011年）、《烈士紀念設施保護管理辦法》（民政部2013年）及南京的全國首部國家公祭地方立法《南京市國家公祭保障條例》（2018）等。

而近些年屢屢發生的一些媚日事件，在全國人民學黨史的環境中仍能漸次發酵，足以說明思想文化陣地大堤尚有嚴重漏洞、缺口，務須認真防范、扎牢籬笆。

西方策動的“顏色革命”，已成為威脅民族民主獨立國家安全的最大動蕩源，基本按“東歐—西亞—中亞—東亞/東南亞”的軌跡蔓延。從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天鵝絨革命”）到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從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爾吉斯坦的“郁金香革命”，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烏克蘭“二次顏色革命”，都是“顏色革命”的典型案例。

還有一些國家發生過未遂的“顏色革命”，如2005年3月白俄羅斯“雪花革命”、2005年6月阿塞拜疆“橙色風暴”、2005年黎巴嫩“雪松革命”、2007年緬甸“藏紅花革命”、2009年伊朗“綠色革命”。

美國中情局數十年來至少推翻或試圖推翻超過50個他國政府。另據統計表明，1946至2000年間，美國曾81次試圖對45個國家的選舉施加影響，借以實現政權更替。據統計，近30年來，所謂“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權占政權垮臺總數的90%以上。(田文林：《“‘顏色革命’不是捕風捉影——讀〈阿拉伯‘革命’隱藏的另一面〉有感”，載《澎湃新聞》2020年6月13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754688)

可以說，中國在蘇聯解體后成了西方“顏色革命”的重點目標。“顏色革命”就發生在眼前，2022年初就發生在了哈薩克斯坦。“顏色革命”就發生在身邊，我香港2020年發生的外部勢力插手的動亂，自香港虛無歷史的“通識教育”就早已開始。

如果僅把這些反華事件止于普通治安案件或法律問題，那就勢必縱容媚外分子而落入西方新帝國主義的“顏色革命”陷阱。如果輕視這些看似孤立但精心策劃的反華宣傳，必然會進入敵對勢力精心設計的圈套。如果相信漢奸、反華分子編制的“陰謀論”鬼邏輯，放松對其警惕、研究及必要措施，為敵對分子進一步破壞的大開城門，終將成為協助這些人阻遏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罪人。

我們應該看到，它一定會不斷以各種不同形式出現，不會因為法律出臺而自動消失，也不會因為群眾集體抵制而主動繳械。不是嗎？2021年底的網絡空間，又爆出張姓男藝人2018年參拜靖國神社，又在2019年跟日本右翼的“黛薇夫人”關系密切，因而被全網封殺。2022年初，一個演出行業的李姓工作者公然為該藝人的媚日行為鳴冤叫屈。

我們也看到，在污蔑中國人形象的“瞇瞇眼”事件中，境外敵對勢力的附庸以圖片、視頻、文字、文章和各類奇談怪論制造社會熱點，丑化中國人的形象，挑戰中華民族的感情。

“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媚外分子與境外敵對勢力的共舞給我們敲響了警鐘，這是國內反攻倒算勢力和新帝國主義聯合互動的產物。

可以說，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倒逼著善良的中國人覺醒了。毛澤東1961年1月接見日本社會黨議員黑田壽男，談到日本侵略者的慘絕時，堅定自信地指出：“日本軍閥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教育了中國人民，不然中國人民不會覺悟，不會團結，那末我們到現在也還在山上，不能到北京來看京戲。就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別無出路，才覺悟起來，才武裝起來進行斗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解放戰爭的勝利創造了條件。所以日本軍閥、壟斷資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謝的話，我寧愿感謝日本‘軍閥’。”(《毛澤東文集》第8卷第245-246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陳云同志在一九八九年九月強調：“從歷史事實看，帝國主義的侵略、滲透，過去主要是‘武’的，后來是‘文’‘武’并用，現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和文化的）突出起來，特別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搞所謂的‘和平演變’。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陳云文選》第3卷第370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所以，我們在工作中必須提高警惕，萬萬不可等閑視之，拱手讓敵對勢力隨意在我國土和網絡空間中制造“顏色革命”的土壤和氛圍。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黨史學習教育專題民主生活會中強調：“新的歷史條件下，我們要總結運用好黨積累的偉大斗爭經驗，堅持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發揚斗爭精神，掌握斗爭策略，練就斗爭本領，保持越是艱險越向前的大無畏氣概，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可以預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航船劈波斬浪、一往無前。”(“新華時評：《發揚斗爭精神，掌握斗爭策略，練就斗爭本領》，《新華網》2022年1月12日，http://www.news.cn/2022-01/12/c_1128255754.htm)

所以，那些特定時期出現的各類反華鼓噪、漢奸行為，警醒我們務必認真識別、精準施策，為護航偉大事業枕戈待旦，隨時準備進行偉大斗爭。

我們不能忽視、輕視敵對勢力有組織、有步驟的滲透，更不可簡單將其歸為人民內部矛盾，甚至將對“顏色革命”的警惕斥為“陰謀論”。

經過新時代改革開放的“與狼共舞”，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深刻演進，我們比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務必要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緊握斗爭武器。唯有如此，我們黨才能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開展共同富裕的社會革命，滿足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總之，一切問題的中心在于我們自己的團結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毛澤東年譜》第4卷第354頁，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