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峻的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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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的東南亞抗疫優(yōu)等生越南,現在的疫情已經徹底崩潰。
如今他們每日新增確診病例20萬例左右,累計確診病例已達900多萬例,連“躺平大國”美國都將其列為不建議國民前往的“疫情最高風險區(qū)”。
而按照越南社會的普遍共識,官方公布的這個數據僅僅是“冰山一角”。
作為一個廣西人,我對這個“鄰居”的嚴重局勢有著很直觀的感受。中越之間有一條直接連通的國際鐵路貨運線,現在因為越南方面的火車站湊不齊人上班,接車能力嚴重不足,導致整條線路擁堵得動彈不得。
當然,越南疫情對廣西最直接的影響還是偷渡狂潮。現在每天都有人往中國跑,整得跟難民似的,去年一年廣西就抓了8000多個偷渡的,今年形勢更嚴峻了,最多的時候一天能沖過來100多人。
遭受東南亞國家偷渡沖擊的省份不僅是廣西,還有云南,面對嚴峻的邊防局勢,邊境的村民很早就義務干起了巡防邊境的活,至今已經堅持了兩年多。
在這場全國范圍的抗疫戰(zhàn)爭中,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角色和任務,我們既然住在這里,為國家守住南大門就是我們的天職。
其實國內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的難處,其中難度最大的就是人口大規(guī)模聚集的那幾個一線城市,比如說年初的深圳。
誰也想不到,今年開年居然會出現香港向深圳大量偷渡的“盛況”,這對于防疫工作來說幾乎就是一次暴擊,也讓我們這些天天防御越南偷渡的廣西老哥見到了大場面。
在這樣的沖擊下,深圳只得采取最果斷的措施,甚至不惜把全體公務員臨時“轉職”為志愿者派往前線,對整個城市進行全面的迅速的嚴格管控。
這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現實:國家體量大,疫情爆發(fā)的風險就高,每天不是這里出問題,就是那里出問題,這是客觀存在的挑戰(zhàn)。
但國家大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只要疫情沒有大范圍擴散,我們就有大量富余的力量對疫區(qū)進行集中支援。
在廣西年初爆發(fā)百色疫情的時候,基本上靠廣西內部各地力量的集中支援就能把局部疫情摁下去。
而當一線大城市爆發(fā)疫情的時候,國家可以調動周邊省份的力量進行支援,比如說廣西就在疫情期間派出隊伍對深圳進行了支援。
這種國家范圍的統籌安排除了對疫區(qū)進行物資上的補充外,還可以減輕當地基層工作者的壓力,避免了局部地區(qū)的失控。
目前無論是廣西的疫情,還是深圳的疫情,都已經得到控制。這說明無論是在邊區(qū)還是在核心城市,我國都有能力把疫情控制住。當然前提是我們要直面現實,實事求是并且動作迅速地去進行工作。
如今全球已經開始進入到第五波疫情高潮,在這場持久戰(zhàn)中,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的問題:錢。
抗疫經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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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近期之所以出現這么嚴峻的防疫形勢,有一個客觀的原因就是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染性非常強。
而奧密克戎的新變體BA.2則更是青出于藍,其R0值達到9.5,意味著一個人可以傳10個人。2020年初的早期毒株R0值大概在2.5—3之間,所以現在病毒的傳播力度幾乎是早期病毒的3—5倍。
在3月6日至12日這一周中,美國BA.2感染者占到了其病例人數的四分之一,在過去一個月中每周大約增加一倍。
而目前在大陸爆發(fā)的疫情正是BA.2毒株造成的。
傳染性越強的傳染病,防控起來的成本自然也就越高,而成本一旦高起來,“高強度的防控還劃不劃算”就會成為大家爭議的話題。甚至一些醫(yī)學方面的專家也在暗示嚴格防控有害經濟。
不過術業(yè)有專攻,一個權威的醫(yī)學專家不一定對經濟有足夠的了解,我們也沒必要去要求所有人都是全才。
只是如果你要以權威的身份在公開場合對公眾施加影響的話,那么對自己不熟悉的領域至少應該做到慎言,這是最基本的職業(yè)道德。
今天我們就先從經濟的角度來討論一下嚴格防控是否劃算。
(注:因為病毒傳播力強大,所以防抗強度一旦低于某個閾值就會造成疫情的全面擴散,為敘述方便,本文將所有強度在該閾值以下的防抗策略統稱為“躺平”)
首先有一個原理我們要清楚,在經濟學思維下,我們討論一個事情的代價,衡量的不是沉沒成本,而是機會成本。
也就是說我們考慮的不是這個選擇本身的花費是多少,而是考慮在我們擁有的幾個選項里面,誰的成本相對最低,代價相對最小。
這個世界上沒有完美的選擇,凡事皆有代價,經濟學思維的實踐說白了就是:
“兩害相權取其輕”。
我國現在“動態(tài)清零”的嚴格防控策略會對疫區(qū)的娛樂餐飲旅游之類的實體消費行業(yè)造成直接沖擊。為防止人員聚集,這些行業(yè)要暫停營業(yè),這對于需要持續(xù)現金流維持運營的它們來說是非常大的打擊。
除此之外其他行業(yè)也會出現工作不便的情況,但相對來說,其他行業(yè)可以找到辦法勉強維持運轉,比實體消費行業(yè)的處境要好一些。
這也是為什么人們會擔心高強度抗疫對經濟沖擊太大的原因。
但實際上這個問題的關鍵并不是嚴格防控直接造成了多大的經濟代價,而是假設放棄嚴格防控,經濟損失是會變大還是變???
實體消費行業(yè)的特性決定了他們對人群的流動傾向最為敏感,而造成人們不上街的原因除了防疫的要求外,還有疫情本身。
疫情一旦擴散,惜命的國人同樣會選擇蹲在家里,這種情況下實體消費行業(yè)還是會停擺,且在疫情結束前再難恢復。不僅如此,疫情的影響還會向物流、制造業(yè)等領域蔓延。
天災注定會造成經濟損失,從這一點上來說,疫情和洪水、地震、臺風之類的災難沒有本質區(qū)別。
不過只要疫情沒有全面擴散,疫區(qū)就可能將疫情清零,這些行業(yè)也就有恢復正常運營的希望。
談論“抗疫有害經濟”的專家往往會忽略一個現實:
在實施“動態(tài)清零”的中國,大部分地區(qū)大部分時間的實體消費行業(yè)都是正常運營的。
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經濟發(fā)展的核心動力從何而來?
直觀上對人們觸動很大的實體消費行業(yè)其實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冰山一角。
比如說中國整個電影行業(yè)一年的總票房是600多億人民幣,而寶鋼一家鋼鐵廠的年銷售收入是3000多億人民幣,一個行業(yè)的體量僅僅是一個工廠的五分之一。
和大多數國家不同,中國經濟的核心是制造業(yè),當然我并不是說體量小的行業(yè)就不重要,但客觀現實就是在中國,消費領域的繁榮是制造業(yè)繁榮的結果。
如果說包括實體消費行業(yè)在內的整個消費行業(yè)是一棵大樹上的果實,那么制造業(yè)就是這顆大樹的主干。
如果制造業(yè)停擺,則消費行業(yè)必將無以為繼;反之只要制造業(yè)能正常運轉,對于消費行業(yè)來說就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而中國作為世界工廠,有著全球最龐大的產業(yè)集群,最繁忙的基礎設施和高度聚集的居民生活系統,這里環(huán)環(huán)相扣,高效且脆弱,一著不慎就會滿盤皆輸。
只有把疫情阻擋在街上,才不會讓其蔓延到廠里。
這兩年在其他國家的制造業(yè)因疫情擴散而無法正常運轉的時候,中國制造業(yè)的出口全球占比趁勢創(chuàng)造了歷史新高。
當然還有人會發(fā)出疑問,疫情擴散真的會導致制造業(yè)停擺嗎?大家為啥就不能帶病上班呢?
這就涉及到疫情擴散會帶來什么后果的問題了。
疫情除了會直接造成大量病患因為病倒、殘疾、害怕染病、需要照顧家人等原因而無法上班外,還有一個非常嚴重的后果:沖擊社會穩(wěn)定。
對于制造業(yè)這種需要大量人員進行長期深度協作的行業(yè)來說,一個穩(wěn)定的社會是其能夠正常運營的基本前提。
那么新冠疫情到底會對社會穩(wěn)定造成多大的沖擊呢?這又和具體每個國家的國民共識有很大的關系。比如說中美兩國就代表了兩種完全相反的共識傾向。
社會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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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都知道新冠疫情在美國已經造成了上百萬人的死亡,但他們的社會的運行依然平穩(wěn)(雖然也有一些小的動蕩),這是否能夠證明疫情對社會穩(wěn)定的沖擊不大呢?
美國社會能夠維持一個比較正常的運轉,除了因為美國本身有著全球頂尖的經濟實力和醫(yī)療資源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人在觀念上并不是特別依賴政府。
因為美國是一個從自治的殖民地發(fā)展起來的國家,他們當年在登上新大陸前就已經簽好了自治協議(五月花公約),這個國家打娘胎里就有自治的傳統。
所以美國政府更像是一個物業(yè)公司,美國人不希望也不認為政府需要去負太多的責任。
于是他們雖然選擇躺平并造成了嚴重的后果,但是他們自己愿意去承擔這個后果,也不怎么抱怨。在這種情況下,社會當然就不會出現什么大的動蕩。
但是中國的情況則完全不同,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了很長時間,同時這片土地上還一直發(fā)生著大量的自然災害。
我們的先人們要生存下去,就需要在族長之類的領頭人的帶領下團結起來,共同應對這些災害。
大禹治水:
在多次協同對抗自然災害的過程中,中華文明的國家結構也逐漸被孕育出來。
可以說我們就是一個抗災抗出來的民族,中國人在骨子里就非常強調政府對抵抗天災的責任,我們的很多觀念和行為邏輯也都是為抗災準備的,
實際上只要我們翻翻歷史書,就會發(fā)現救災和賑災基本上就是中華文明歷代政府的日常工作。有祖先的榜樣在,后輩就會以此為標桿,如果這個工作做不好,老百姓就會給你一個嚴重的后果。
所以中國人和美國人在面對災難時的邏輯截然不同。
就疫情這個天災來說,美國人的邏輯是如果因為抗疫行動造成了我的損失,鍋是政府的;但如果政府不作為,因為疫情造成了我的損失,那鍋就是上帝的。
中國人的邏輯是如果因為抗疫行動造成了我的損失,鍋是政府的;但如果政府不作為,因為疫情造成了我的損失,鍋還是政府的。
我們可以看到,相對于美國政府“物業(yè)公司”的定位,中國政府的定位更像是一個“族長”。
這倆的區(qū)別是什么呢?
物業(yè)公司更傾向于在既定規(guī)則中行事,將更多的選擇權交給業(yè)主,以確保自己不背鍋。族長則更傾向于從全族的實際利益出發(fā)去行事,必要時會代替族里的成員進行選擇,當然也就承擔了相應的風險。
這兩個傾向并沒有什么高下之分,在平常時期,我們會更希望自己有更多的選擇權;但碰到災難的時候,我們就會希望能有個“族長”能站出來承擔起所有的責任。
這兩種不同的國民共識決定了這兩國政府的不同選擇:一個盡量不去背這個鍋,一個無論如何要背起這個鍋。
而不同的選擇就造就了不同的抗疫模式,那么這些模式里面有沒有標準答案呢?
適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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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防控這個課題下,人們往往會陷入“躺平派”和“嚴控派”的爭論中。其實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他們各有各的優(yōu)勢和缺點,所以誰對誰錯并沒有標準答案,關鍵是這條道路是否適合自己。
我們來看看中國有什么樣的優(yōu)勢和劣勢。
§ 中國的優(yōu)勢:
中國相對其他國家的主要優(yōu)勢是財富總量大,GDP是世界第二。同時社會組織能力強,基礎設施發(fā)達,這些優(yōu)點決定了中國可以集中力量去實現高水準的防疫。
§ 中國的劣勢:
相對于西方發(fā)達國家,中國的主要劣勢是人均醫(yī)療資源水平低,
國內一些專家在談論躺平策略的時候很喜歡拿歐美的情況來作為參照物,并暗示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現狀是可以接受的。
我們現在的GDP確實超越了很多西方國家,但那是建立在我國人口眾多、經濟總量大的基礎上的。如果看人均資源的話,中國的水平仍然很低。
那抗疫的成敗是看資源總量還是看資源人均量呢?
這就取決于你采取哪種方式抗疫了,是國家抗疫還是醫(yī)療系統抗疫。
國家抗疫就是國家集中資源在社會層面阻斷疫情,在這個過程中雖然也要借助醫(yī)療系統的輔助,但總體來說是把疫情擋在了醫(yī)療系統的外面,這樣就可以確保大部分常規(guī)醫(yī)療系統正常運轉。
這種國家抗疫的模式拼的自然就是這個國家的資源總量。
而如果放棄國家層面的抗疫,那么社會防線就會蕩然無存,這時候醫(yī)療系統就要直接應對大量上門求診的病患,這就進入到醫(yī)療系統抗疫模式。
在這個模式下能不能解決問題,主要取決于平均每個病患身上能分到多少醫(yī)療資源,也就是拼人均醫(yī)療資源。
相對于中國世界第二的經濟總量,中國的人均醫(yī)療資源僅排在全世界的50位左右,數量是美國的十幾分之一。
當然,中國國內的資源分布并不平均,隨著近年來的經濟發(fā)展,確實有部分地區(qū)的發(fā)展水平已經趕英超美。單就這部分地區(qū)而言,他們參照諸如新加坡、香港等地的現狀來預估躺平的結果,問題其實不大。
但無論是發(fā)達地區(qū),還是欠發(fā)達地區(qū),大家畢竟都同屬一個國家,沒有哪個地方能夠成為孤島。
任何地區(qū)的疫情爆發(fā)都會輻射全國,而全國大部分地區(qū)的資源水平還無法和光鮮亮麗的發(fā)達國家(地區(qū))相提并論,他們微薄的人均醫(yī)療資源在疫情徹底擴散后會必然被擊穿。
中國的繁榮來自于大一統市場的大規(guī)模協作,如果這個大一統市場里的大部分地區(qū)淪陷,則繁榮必將離我們遠去,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
所以無論你是否接受西方發(fā)達國家的現狀,中國躺平后的狀態(tài)都會遠遠比他們現在的情況更差,大部分人將在病毒面前“裸奔”,這個時候真正接近中國的參照物,是印度這樣的國家。
不過也不要小看印度這樣的國家,他們雖然各項硬指標都比不上中國,但國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中國強很多。因為他們本來人均壽命就短,生活水平就差,所以他們對未來的期望值沒有中國人那么高。
而期望越低,失望自然也就越小,這就是傳說中的“低人權優(yōu)勢”。
所以即使發(fā)生大規(guī)模的疫情災難,出現大量的死亡案例,甚至像印度去年那樣燒尸體燒得柴火都不夠,他們的社會依然不會崩潰。
而作為中國人我們捫心自問一下,如果真出現像印度那樣的慘狀,你的四周全是病例,你的親朋好友圈子里天天傳來某某重癥甚至死亡的消息;而且因為醫(yī)療資源被擊穿,還會出現大量無法得到救治的其他病患,這個時候你還穩(wěn)不穩(wěn)得???會不會抱怨?
在防疫上中國還有個劣勢,就是人口眾多且密度大,這一點和印度也很像,都是完美的病毒培養(yǎng)環(huán)境。一旦放任疫情發(fā)展,病毒在這個高密度的環(huán)境里會出現什么樣的變異,完全不可控。
我們需要面對的現實是病毒的演化是隨機的,沒有任何證據證明他的下一次演化會降低毒性。現代人類的生活密度和病毒本身不高的致死率,決定了它不需要通過進一步降低毒性來增加傳播優(yōu)勢。
可以說對于中國這種人均醫(yī)療資源低的國家來說,集中力量進行社會層面的抗疫是保護經濟和人們正常生活的唯一辦法,這是“躺平派”無法反駁的現實邏輯。
當然,還有一個讓大家非常期待的東西:“進口特效藥”。
雖然能夠多進口一些藥品讓大家有更多的選擇是好事,但一方面這些藥的療效還遠談不上“特效”,另一個方面它們的價格也非常昂貴,幾千塊錢一盒的價格并非大部分中國人能夠享用的。
這時候有人會說:納入醫(yī)保不就行了嗎?
納入醫(yī)保確實沒問題,但有個基本的原理我們要搞清楚:醫(yī)保體系的正常運轉和病毒擴散是矛盾的,因為醫(yī)保資源有限。
在疫情能被控制在小范圍爆發(fā)的前提下,你把什么藥放到醫(yī)保里都可以;但一旦疫情大規(guī)模擴散,醫(yī)保體系必然會因資源擠兌而崩潰,這時候你放什么藥進醫(yī)保都沒意義,因為結果肯定是沒貨,尤其是價格昂貴的藥品。
所以躺平派最終的歸宿只能是宣揚“病毒無(低)害論”。只有在病毒沒什么危害的情況下,躺平的選擇才能獲得自洽的邏輯。
那么低病死率的奧密克戎真的不值一提嗎?
真實的奧密克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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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一個疫情的破壞力,不能局限于病死率這一個指標,這個指標雖然被大眾所關注,但并不全面。真正能夠較為全面的衡量疫情破壞力的指標叫“疾病負擔”。
“疾病負擔”指的是疾病、傷殘和過早死亡對整個社會經濟及健康的壓力。
這里面又包含了多個詳細的指標,包括:
病傷的發(fā)病率、患病率、死亡率、門診和住院率、藥品利用情況、健康調整壽命年、傷殘調整壽命、與健康有關的生存質量、潛在減壽年數等等...
歐美國家經常把奧密克戎稱之為“大號流感”,但他們沒有說的是,美國奧密克戎一天新增住院人數,可以達到流感一個季度住院人數的7.5倍。
美CDC中心主任表示奧密克戎病例數為德爾塔浪潮中病例數的五倍,該國當前的醫(yī)療保健系統壓力已經被推向了極限。
也就是說美國的這個全球最強的醫(yī)療系統,目前正在滿負荷運轉,這還是在醫(yī)院可以拒收病人的前提下。
就算我們只在乎死亡人數,那么病死率就能作為主要指標了嗎?仍然不能。
病死率低不代表死亡人數少,死亡人數還和感染率有巨大的關系。我們舉個極端的例子來解釋這個關系:
假設一個病的病死率是100%,感染率是0%,而一開始美國只有一個人患病,那么該患者必死無疑,但其他人不會受影響,所以3億美國人只會死這么一個人。
假設一個病的病死率是1%,感染率是100%,同樣一開始美國只有一個人患病,那么該患者自己只有1%的概率會死,但全美3億人全部會被感染,按照1%的病死率,美國人將死去3億X1%=3百萬人。
奧密克戎毒株的特性就是典型的低病死率+高傳播力。
根據新冠病毒之前的表現,它會不停的變異,而每一次變異,都會突破人們之前形成的免疫屏障。所以對于新冠疫情來說不存在“群體免疫”的概念,人們會因為病毒的不停變異而被反復感染。
每一次感染的病死率可能不高,但反復幾次積累下來的概率就另當別論了。
這些都是非?;镜倪壿?,遺憾的是,在公開宣揚奧密克戎低病死率的專家里,幾乎沒有人告訴大家這個簡單的常識。
2022年1月19日,奧密克戎這個所謂的“大號流感”在這一天就造成了美國新增死亡病例1768人,已經接近流感一個季度的死亡人數。
拜奧密克戎所賜,年初全美ICU病床占用率已超過80%,并且30%被用于治療新冠患者。這個負荷已經接近2年前新冠爆發(fā)初期的水平。
如果大家覺得美國太遠,那么可以就近看看香港的情況:
香港今年以來的第五波疫情已經造成了接近7000人的死亡,而整個香港的人口是747萬人,如果把這個比例套用在大陸的人口基數上,將會達到接近130萬人的死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的人均醫(yī)療資源遠超大陸,他們目前的死亡率是在大部分病患都可以得到妥善醫(yī)治的前提下達成的。
而且他們的疫情并未停止,根據港大醫(yī)學院推算,到5月份總感染人數將升至430萬,也就是全港將近6成的人將會被感染。到時候又是一個什么樣的死亡數據就只有天知道了。
根據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的介紹,有研究對有關國家在2021年8-10月與11月-今年1月兩個時間段的病死率和死亡率作了比較分析,發(fā)現奧密克戎毒株造成的死亡總數要高于德爾塔毒株流行的同期死亡數。
這說明奧密克戎毒株的流行對一個國家總體造成的危害并沒有減輕。
雖然按照目前數據比較完整的發(fā)達國家的經驗,每輪變異毒株沖擊波的破壞力會在達到一個高峰后逐漸回落,但放棄抵抗仍要面對以下兩個風險:
§ 社會能否扛住一次沖擊波的高峰而不崩潰?
§ 未來還會有幾次新的變異毒株沖擊波?一個不設防的社會能扛住幾波?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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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說了那么多高強度抗疫的必然性,其實高強度抗疫本身也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主要就是社會的公共資源。
在抗疫工作中犧牲最大的是包括醫(yī)生護士、疾控工作人員、公安交警、社區(qū)以及各級基層工作人員在內的這些公職人員。他們所面臨的壓力和工作強度遠遠大于其他人。
所以公職人員的人力就是這場抗疫戰(zhàn)爭中最大的成本,而這個成本不是無限的。
我們能否最終取得這場戰(zhàn)爭的勝利,實際上主要是取決于我們的公共資源能否撐到不再需要建立社會防線的那一天。
而想讓公共資源消耗得慢一點,少一點,除了需要正確的決策外,還需要所有普通人的配合和支持。
病毒防疫涉及的理論非常復雜,很多學科的原理不可能一下子就讓所有普通人都理解。這也是大多數國家無法形成基層共識,難以有效調動社會資源進行抗疫的重要原因。
中國其實也一樣面臨這個問題,但好在中國人身上有一種天生的質樸的力量。或許他們不是很清楚抗疫背后的道理,但在關鍵時候分得清大是大非。
向百色抗疫捐款的流浪漢:
中國對疫情的堅決反擊,離不開大多數普通民眾的支持,他們平時很少在網上發(fā)聲,更沒有機會在公開場合演講,是“沉默的大多數”。
我們可以在這兩年多里一直做到及時撲滅局部疫情,保證大部分地區(qū)大部分時間的正常工作生活,靠的正是這股質樸而沉默的力量。
背著老母親做核酸的疫區(qū)百姓:
其實所謂的政府,也是由一個個普通人組成的。中國的抗疫本質上就是一群普通人在另一群普通人的配合下,共同保護所有人的故事。
這個過程中可能會有一些狼狽,也可能會有一些粗糙,但關鍵是要能取得最后的勝利,如果最后打不贏,那么再精致的開局也會走向混亂的結尾。
當然了,沒有人可以保證永遠選到最合理的應對措施,畢竟情況永遠在變,出現挫折是在所難免的。但挫折出現后,首先要做的應該是總結教訓,而不是找理由開脫。
因為病毒是最純粹的唯物主義者,它沒有任何情緒,不在乎你的理由,也不會管你的人氣有多高,它只會給你一個結果,如果你對這個結果視而不見,那么它就會再給你一個更嚴重的結果。
失當的措施如果不能及時調整,疫區(qū)人民所承受的代價和管理的難度都將呈幾何級增長,這是對大多數默默努力的人們的背叛。掌握更多信息的專家不應該辜負信任他們的普通人。
對于疫情嚴重的地區(qū),還是應該盡快調動全國力量進行增援,緩解其基層工作者的壓力,這一點非常重要。
另外其實也可以考慮面向普通民眾發(fā)行抗疫債券,進一步充實抗疫的資源,并盡可能給予受災嚴重的行業(yè)一些補助。在這場災難中,不同行業(yè)的受損程度雖然不同,但互相之間應該守望相助。
這場戰(zhàn)爭沒有現成的成功路徑,中國作為一個人口大國只能謹慎的摸著石頭過河。新毒株才出現幾個月,我們現在還不能輕易的對其發(fā)展趨勢下定論,更不能草率的把國民毫無保護地扔到病毒跟前撒手不管。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這條社會防線堅持得越久,我們損失的財富和生產力就越少;而且如果病毒變異的大方向確實是越來越弱,那么我們堅持得越久,未來對我們的沖擊也會越小。
世界殘酷,我們硬核以對。
文章來源于觀雨大神經 ,作者觀雨大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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