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玉華：歷史不能胡涂亂抹——莫言同鄉對《豐乳肥臀》的時代見證

點擊：作者：牛玉華來源：昆侖策網發布時間:2022-07-27 08:42:04

【編者按】本文為《中流》（現代文學期刊）1996年第10期發表的莫言同鄉牛玉華同志的文章，題為《歷史不能胡涂亂抹——莫言的同鄉對〈豐乳肥臀〉的時代見證》。現予重新編發，以饗讀者。

【《中流》編者按】“1937年8月原八區前屯村在濟南求學的牛樹蘭（芳稷）、牛玉華、牛玉溫（劉新）等進步學生，在黨的影響下，堅決拒絕隨校流亡，決意回鄉參加抗戰。他們回鄉后，與本村同學王寄語、張希賢（張進）等，以及頗有名望的前屯村小學校長、被譽為抗日老人的牛景文（牛芳稷、牛玉華等人之父）共同醞釀，召開了一次萬人抗日宣傳動員大會。他們組織愛國青年進行軍事訓練，建立革命武裝，利用冬學識字班進行抗日宣傳，影響了周圍的村莊。”（摘自《中國共產黨山東高密縣組織史資料》）

上引資料中的牛玉華，就是下面這篇文章的作者。在這篇文章里，用事實作為時代的見證，反駁了《豐乳肥臀》對歷史的胡亂涂抹，對莫言筆下那些污穢淫蕩的語言行為則沒有涉及，只在開頭和結尾稍微揭露了這位“軍人作家”的丑惡、卑鄙的靈魂，由此也足見我們文藝界有些人墮落到什么程度！

請讀者看一看牛玉華同志的這篇文章吧！這才是抗日戰爭期間的高密人民！這才是高密的熱血青年！和《豐乳肥臀》中的上官一家形成鮮明對照，牛景文的一家，才真正是值得紀念、歌頌的革命的一家！他們才是真正值得尊敬和愛戴的！

歷史不能胡涂亂抹

——莫言的同鄉對《豐乳肥臀》的時代見證

牛玉華

前些日子，我家鄉的一位年輕干部，專門來長途電話，若有其事地問我：“老大姨，你有《豐乳肥臀》這本書嗎？”我十分驚異地反問他：“你怎么知道有這么本書？”他爽快地回答：“街上書亭里多的是，都在搶著買哩！”我又問他：“你也買了？”他聲音變得很低地說：“大貴貴的，我買不起，想向老大姨借一本看看。”我堅決回答他：“我沒有，有也不借給你，希望你有時間多讀一些幫助你思想上進步的書。”快要放下話筒了，他又煞有介事地贅了一句：“那本書可是咱老家的作家莫言寫的啊！”我放下了話筒，沉默了良久，感到自己作為家鄉的歷史見證人，總要說一點應該說的話，否則，就是對歷史不負責任，也對不起家鄉的那些純樸、善良、勤勞的父老姐妹。

1956年出生的莫言，從他的年齡和社會經歷，以及所受的政治、文化藝術教育，以小說體裁寫自己家鄉的風情、人物和歷史的演變，是無可非議的。不過，文學作品雖然和直接寫歷史不完全一樣，但總的來說，也必須立于歷史的社會現象和生活現象的基礎之上。我覺得《豐乳肥臀》這樣一本4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從滿清時代八國聯軍入侵我國一直寫到改革開放，最主要的一個問題，就是背離和歪曲了真實的歷史背景。

我不打算從更多的方面去評論這本書，也不愿意涉及書中所描述的一些男女之間性生活方面的污穢行為，僅從抗日戰爭前后（這段歷史占了全書將近三分之一的篇幅）這一段時間，我所聽到的、感受到的、親身經歷到的事實，做一些回顧。讓讀者們特別是年輕一代讀者，看一看我們中國人民，尤其是廣大農村的人民，他們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人們應當清楚，這一段時間我們中華民族正遭受著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的侵略，千千萬萬同胞在他們的屠刀下喪生，全國人民群眾以高度的愛國熱情，不惜拋頭顱灑熱血，奮起抗戰。黃河上下、大江南北的炎黃子孫，在我國歷史上寫下了多少可歌可泣的動人故事，這些故事當然也產生和流傳在我們家鄉高密這塊熱土上。不論是它的東北鄉還是西南鄉，哪里也回避不了這些慘痛激烈的搏斗，最后我們終將萬惡的敵人趕出國土。

偏僻的農村并不孤立地存在

我出生于高密縣第八區西南鄉一百多戶人家的前屯莊，這個莊沒有地主，但有不少給后屯莊地主當佃戶的，其次，就是貧農、一部分自給自足的中農和幾戶較富裕的富農了。我從記事的時候，就覺得這些鄉里鄰居的伯伯、叔叔、大娘、嬸嬸們大都是那么勤勞善良、和藹可親。當然，也聽說有小偷小摸，和個別的地痞流氓；因為人們都討厭他們，我也從來沒有和他們接觸過。我小時候記得較清楚的一件事是，我們這個小小的村莊，曾出過黃埔軍校第4期學員李子明，還出過在孫中山領導時期的國民黨中擔任過高（密）諸（城）安（邱）三縣專員，江蘇省黨部常委牛扶霄；在我們莊上的土墻上，貼過“打倒列強”、“反對侵略”的標語，一些青年農民曾扛著土槍參加農會，晚上在小學里上夜校，學著識字，唱鏟除軍閥的歌，我父親牛景文，便是這些青年農民的義務教師。

談到我的父親，從辛亥革命以后，他便帶頭廢私塾辦學堂。他讀過孔孟的書，民國年間又到縣里受過單級小學教師的培訓，縣里任命他為第八區中心小學校長兼教員，是一個熱心教育事業的人，也是一個真誠的愛國主義者。他興辦學堂，動員莊里的學齡兒童，不論男女，都入學讀書。為了吸收更多的女孩走進小學大門，女生比男生少收一元錢學費，這樣，有些女孩用自己在田野揀麥穗、拾豆粒賣的錢，就可以交夠一年的學費了。所以，和我一起讀書的女生，就有七八個，幾占一個班的五分之一。

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當時在我們莊里宣傳革命活動也很活躍，父親并不是國民黨員，但他贊成他們“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主張。第一次大革命時期，莊里那位黃埔軍校學員李子明犧牲了，他親自為之辦喪事；那位附近聞名的牛扶霄因肝病逝世了，他親自幫助組織開追悼會；1927年蔣介石背叛革命后，他極力宣傳“兄弟鬩于墻而外御其侮”，以小學為陣地保護他的進步學生，不被叛變的國民黨反動分子殺害。日本侵占了東北三省，不準在學校掛中國國旗，不準教中國課本，他義憤填膺，買下許多國旗準備隨時高高掛起。叛變了孫中山的國民黨蔣介石，在日寇鐵蹄即將踏進關內的時刻，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自己豢養的大批軍隊不抗日，而圍剿抗日的共產黨。父親端著酒杯，百思不得其解地自言自語：“都是一個國家的人，為什么不先團結起來打日本？！”我想，當時像父親這樣的農村知識分子，在全國，全高密縣——不論東北鄉還是西南鄉，絕對不僅僅一個，而是帶有相當普遍性；他們這一代人，在抗日戰爭初期，有著一定的社會基礎。

農民種田喂畜更要求讀書長知識

我們莊上開始沒有中學生、大學生，多數人家的孩子，讀完小學就回家種莊稼或者做小買賣了。

1934年我和弟弟牛樹蘭同時小學畢業了，姐弟倆都希望報考中學。但是我們的家庭，只有8畝地供6口人吃飯，父親平均每月拿不到10元錢的薪金，打油買鹽還得靠母親喂蠶養雞添補，怎能供兩個中學生？父親沉思了許久，十分堅決地對我倆說：“只要你們有才能考取中學，我井里無水四下里淘，就是借高利貸，賣了咱家那頭小毛驢，我也舍得給你們出路費、交學費。”他還常對鄰里鄉親們說：“供應孩子求學，我是一通百通，常言說養兒防老，我看上學讀書是為了后繼有人，他們上出學來，起碼咱莊這個小學以后不愁沒有教師了。”鄉親們也大都通情達理，和睦相處，他們說：“咱莊戶人，就吃了不識字無知識的虧，你的孩子上出學來，對全莊的孩子有好處，眾人拾柴火焰高，撒不出米打不著雁嘛！”結果，你一元，我八角，打發我們姐弟倆上了省府濟南城。城里的中學多的是，我倆挑了個每月有5元津貼的第一鄉村師范去報名，這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專門回農村當小學教師。富家子弟想升大學，不考這樣的學校，對我們鄉下來的窮學生卻兩全其美，一是有不要錢的饅頭吃著，吃飯剩下的錢，還可以買點零碎用品，二是畢業以后不怕找不到職業，回到家鄉接替父親當小學教師去。當我們姐弟的名字貼在第一鄉村師范學校錄取新生榜上的時候，我們寫信回家報喜，父親回信說：“你們錄取了，不僅全家高興，全村老少爺們也高興。”

我讀鄉師的第二年，國民黨反動派政府便和日本侵略者簽訂了賣國條約“何梅協定”，大漢奸殷汝耕甘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才，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滿腔熱血的青年同學們，約著我到學校周圍村莊宣傳抗戰，而學校的統治者，在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卻將學生們死死地捆在書本上。帶頭宣傳抗戰的進步同學趙紀周，和我們班上的胡騰聰，被硬硬地開除了。這時，有的同學偷偷地告訴我：“別看咱們這個學校表面上是國民黨的反動分子統治著，他們只能開除我們的人，開除不了我們要求抗戰的心。真正領導我們抗戰的是中國共產黨，聽說建校開始，墻基底下就埋著共產黨的種子哩！”我聽了這些話，單純希望讀書的心里豁然開竅地想：“讀書，絕不能誤了抗戰，當了亡國奴，敵人還能讓我們讀書嗎？”決心跟著進步同學走。“12·9”愛國學生運動在北平爆發了，被開除的胡騰聰從北平經常給我們姐弟倆寄抗日宣傳材料，動員我們向附近的中學和農村散發，“反對華北任何傀儡組織”、“要求恢復東北失地”的口號激動著我的心，凡是從北平傳過來的傳單，我都千方百計地散發出去。但僅僅散發傳單力量太小了，就在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濟南各校的學生掀起了響應“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的高潮，我們鄉師的同學在運動中起帶頭作用。我們姐弟倆年紀小，志氣高，也跟在高年級的同學后面，作抗日宣傳，學唱抗戰歌曲。父親從家鄉來信告訴我們，他在報上看到全國學生都要求抗戰，希望我們也不要甘心當亡國奴。有了父親的支持和同學的帶領，在抗日救國運動那強大的革命洪流中，我們心里更踏實、行動也更活躍了。

第二年秋天，胡騰聰和北平的幾位同學經過濟南，對我們說，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勝利到達陜北，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齊心抗戰。他們正在想辦法去找紅軍。隔了幾天，就在濟南城的南圩墻根一間普普通通的民房里，胡騰聰和他學校民先隊的負責人王志超介紹我們姐弟兩個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解放先鋒隊。他十分嚴肅地告訴我們，民先隊是黨的外圍組織，采取秘密的方式進行工作，不要隨便暴露自己的身份。我懷著沸騰的心，從南圩墻根摸著昏黃的電燈照耀下的路，一直走向城東北黃臺車站附近的鄉師大門。我從今以后，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一個組織——“民先”的一員了，這件事，我沒有寫信告訴父親。

浯河灘上抗日宣傳動員的萬人大會

盧溝橋槍聲響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從關外直接踏到關內，中國大地上全面抗戰的烈火燃燒起來，我們莊上正在家鄉過暑假的學生們，十萬火急地趕回了濟南城，我和弟弟也回到了鄉師。由于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學校當局正在準備南遷，南遷就意味著敗退，有的同學告訴我，地下共產黨發出號召，共產黨員們，民先隊員們，進步愛國的同學們，要脫下長衫到廣大農村去，緊緊地和工農大眾一起，發動抗日救國運動，誓死保衛國土，堅決不做亡國奴。我們七八個在省城讀書的學生，也準備回鄉發動抗戰。當莊里的人聽到我們要回家抗日的消息，父老兄弟姐妹們，無不歡欣鼓舞。有的說：“鳥無頭不飛，有識文解字懂道理的青年們領著干，咱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大老粗，就能拿起鐵镢二杈子，和小日本拼個你死我活。”有的人氣憤地說：“咱們的天，咱們的地，咱們的山，咱們的水，咱們的莊稼，咱們的人，日本鬼子憑什么來糟踐？中國人總有中國人的骨氣！”過去在孫中山領導革命時期參加農會的農民們，更是摩拳擦掌重新收拾自己的舊家伙。莊里小學的學生們，聽說我們到了高密火車站，敲著銅鼓，吹著小號，走出好幾里路迎接我們。別看農村人識字少，一顆顆愛國的紅心，卻不比城里人差。現在回想起來，八年抗日戰爭取得最后勝利，主要就是依靠廣闊農村為重要陣地，依靠千百萬農民為堅強基礎。

我們回家后第一件任務，是教唱抗日歌曲，歌聲能夠打動人們的肺腑，歌聲能夠激發人們的熱情。我們在省城里學會了《救亡歌》、《大路歌》、《開路先鋒》、《熱血歌》、《五月的鮮花》、《流亡三部曲》、《打回老家去》……恨不得支支都向家鄉人盡情地吐，高昂地唱。農民兄弟們白天淌著大汗在莊稼地里砍曬紅了米的高粱，收割熟得金黃黃的谷穗，晚上回家吃上口飯，就向小學操場跑，擁擁擠擠排成隊伍唱歌。有一次我們教唱《救亡歌》：“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拿起我們的武器刀槍！”一位盤腿坐在地上的老大爺含著小煙袋說：“現今呵，有武器刀槍的不抗戰，咱們想抗戰的人又沒有武器刀槍。”這樣旗幟鮮明、愛憎分明的語言，激動著我的心，我們的鄉村父老，是多么精明智慧，而又多么堅強不屈，如果把他們看成愚昧無知、野蠻粗魯、自私自利、刁鉆邪惡、行為卑下的一群，那就是對他們太不了解，甚至是有意的歪曲丑化。

光唱歌，似乎已不能滿足大家的要求，有人提出，萬事都有個理，要說說抗戰的道理讓大伙都聽聽才行。人們議論著以酒聞名的景芝鎮，每月逢五排十，四面八方的人都去趕大集，西門外浯河岸上那片大沙灘上，每年慶祝豐收的季節，都要搭起高臺唱大戲，今年咱們莊稼收的也不孬，為什么不在那里搭起臺子，宣傳抗戰打鬼子的道理呢？這個提議，給我們青年學生們極大啟發，但是干這樣的大事，沒有有威望的人帶頭，組織不起來。父親是第八區（區公所就設在景芝鎮）的中心小學校長，他對全區各村的小學都有一定的號召力，聽說鎮上有72家燒酒小作坊，掌柜的、賬房先生們有不少是他教出來的學生，他主動地擔當了動員搭臺子和組織教師學生去參加大會的任務。父親很自信地說：“抗戰，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嘛，唱大戲能湊起份子，宣傳抗日就出不起幾個錢？連后莊的幾家地主紳士們我都要向他們去做說服工作。你們年輕學生，只管登臺唱歌、講演、演個小戲什么的就行。”有了這個做組織工作的臺柱子，我們心里就踏實多了。我想到介紹我參加民先的胡騰聰，曾贈我一本民先隊編的街頭小戲本，戲名叫《放下你的鞭子》。這個戲的主題是描寫東三省被日本鬼子霸占之后，一老一小流亡到關內以賣唱為生的悲劇故事。記得在濟南的時候，有一次全市進步同學秘密地在橛山頂集合動員抗日，有的學校就在大會上演過。當時我曾被戲中故事感動得熱淚直流，便提議在浯河灘的大會上也演這出小戲。同學們都拍手贊成，幾個人分工誰演哪個角色，一個臉色較黑的同學，自告奮勇要演那個流亡的老大爺，我個子矮小，演那個賣唱的小姑娘，牛玉溫演那位主持正義的觀眾，弟弟抽出時間準備在大會上講演。

大會，專門找了一個星期天（不耽誤上課），又逢大集的日子，在景芝西門外河灘上召開了。附近村莊的農民都要來趕大集的，都要到河灘臺子底下聽聽消息，看看熱鬧。各小學的教師學生，舉著紅綠布做的小旗，排著整齊的隊伍，高唱著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的歌，從四面八方涌向會場。我們莊上的一些青年農民把小學僅有的一架風琴也抬到高高的戲臺上，同學們打著鼓吹著號，站在戲臺的前排。上臺講演的有五、六個人，還記得第一個帶頭登臺講話的是父親，他講的很多，牢記胸懷的有這么幾句：“日本侵略者，快要占領咱們的省府濟南城啦，省府一失，咱這高密縣、景芝鎮、前屯莊、后屯莊、沙窩、洛崗……還免得了被那鐵蹄子踏碎？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志氣，不能單純嘆息和憤怒，要趕快想出個行動的辦法，坐著不動，只能當亡國奴。”緊接著父親和幾個人的講話，血氣方剛的弟弟也登上臺去，回到后臺，熱得脫下白布小褂，大汗滲得擰下水來。

《放下你的鞭子》這個戲開演了，演流亡關內的“老大爺”先提著一面小銅鑼從后臺出來，滿臉愁容地說“敲起鑼兒轉悠悠，關外的人們做馬牛，帶著小女進關內，賣唱為生也自由……”然后便高聲喊著：“我的香姑呵，你怎么還不出來賣唱哩！”

我在剪發頭上系了一條扎著紅頭繩的辮子，穿著一件母親借來的補著好幾個補丁的紅花布衫，淺藍色的褲子，隨著風琴伴奏，唱了一段：“高粱葉子青又青，九月十八來了日本兵，先占火藥庫，后占北大營，殺人放火真是兇……”然后，又含著熱淚唱起凄涼悲壯的《流亡三部曲》，當我唱到“爹娘呵，爹娘呵！哪年哪月才能回到我可愛的故鄉……”的時候，想到自己的家鄉也將要變成東北那樣，心情難控制，眼淚禁不住撲簌簌流了下來，嗓子哽咽得再也唱不下去了。這時臺下鴉雀無聲，隨著我的哭聲，有的也抽泣，嗚咽起來，連在臺下看我演戲的母親，也用袖子抹眼淚了。那個扮演老人的同學，便舉起鞭子向我抽打，一邊抽打，一邊落淚，以極悲凄的聲音哭訴著：“你這個小香姑，誰叫你不唱啦，你不唱，咱這無家可歸的人怎么生活呵！”這時，那位扮演觀眾的牛玉溫，猛地從臺下跳上臺去，奪過老人手里的鞭子說：“放下你的鞭子，不要打你的香姑，有志氣的中國人去打侵略我們的日本鬼子，為什么在自己親人身上出氣？！”當他從老人手里奪鞭子時，這出戲已進入高潮。下面看戲的人，有的可憐從東北流亡賣唱的父女，向戲臺上扔銅板（當時用的一種銅幣），有的高聲喊著：“放下你的鞭子，有志氣去打日本鬼子去！”這呼聲，震天動地，景芝鎮周圍的村落原野，都像睡獅一樣醒來，人們要救亡抗戰的怒火熊熊燃燒。直到大會快要結束，那呼聲，還在浯河上空如沉雷般地滾動，臺上臺下一起響起了“工農兵學商，一齊來救亡”的歌聲。

這是我們從濟南回來的幾個民先隊員和青年學生，第一次在農村進行的較大規模的抗日救國運動。后來，這一帶的人們，一直傳頌著這一次抗日宣傳動員的萬人大會。

敵人據點跟前一個堅強的紅色戰斗堡壘

1937年的冬天，日寇終于占領了離我們前屯莊只有七、八里路的景芝鎮。這里晴朗的天空，變得烏云滾滾了。鎮上有的酒店掌柜出頭當了維持會長，給敵人當了奴才，后屯莊有的地主，駕上車馬逃到縣城、省府或者青島等地方去，企圖在虎狼窩里茍且偷生。但是絕大多數的勞動人民，在兇殘的敵人面前，既不麻木不仁，也不粗魯莽撞，他們冷靜地觀察著百十個小日本鬼子龜縮在鎮上的動靜。前屯莊以牛樹蘭為首，暗暗地組織起一支十多個人的小小武裝隊伍，這些青年男女，熱血沸騰，膽大包天，恨不得將那個強占我們地盤的敵人據點給一鍋端了。但是苦于找不到領導我們抗戰的共產黨、八路軍。胡騰聰已與我們失去了聯系，民先隊沒有直接上級組織，也不能隨便發展隊員。樹蘭在這些青年中年齡較小，但信心較強，他一面安慰我們：“等一等，我設法去一趟沂蒙山。”一面到附近各村聯系在外面讀書回來的青年學生。有些人也和我們一樣希望找到真正的抗日隊伍，常常到我莊商量抗日的辦法。父親雖然不認識他們，只要他們一進小學的門，他總大包大攬地有時說是他的學生，有時說是他朋友的孩子，莊里人心里明白，嘴里不吭，有良心的誰能給小日本通風報信？

望眼欲穿，盼到1938年的冬天，南郭莊一位早就認識的同學曹篤志來了，他是在沂蒙山區共產黨辦的岸堤干校入了黨，畢了業以后，組織上派回發展高密一帶黨的組織的，他回來已改名為曹勇濤。一回到家鄉先找牛樹蘭和我這兩個民先隊員，第一個先發展了樹蘭參加了共產黨，并說明民先隊員抗戰前早就是黨領導下的進步青年，入黨不用再有候補期。然后又介紹了我和牛玉溫、王寄愚、張希賢、李致敬等（這幾位同志有的后來改了名），由牛樹蘭任支部書記，為了打開整個第八區的局面，樹蘭入黨不久便被任命為中共高密第八區區委書記。這樣一來，前屯莊又以小學為陣地秘密地活動起來。父親明白大家在忙著干什么，自己省吃儉用，青年同學們一來，他總要端出四個小盤，一壺酒，熱情招待。曹勇濤感激地說：“到了牛景文老師家，咱們就都是他的兒女。”支部也好，區委也好，父親這個被人們稱頌桃李滿天下的老教師，就是他們的保護人。年僅16歲的青年共產黨員李致敬，支部先選送他去沂蒙山區受訓。人們議論：“這小子怎么不進小學門啦？”父親說：“他小學畢業，到縣里上中學了。”人們對這位老實憨厚教師的話，也都百信不疑。支部編寫抗日傳單，由信得過的人趁著到景芝鎮買酒的機會，將傳單壓在酒簍子底下，通過組織散發出去。有一次，景芝鎮的敵人下鄉清剿了，父親將我穿的一些花花綠綠的衣服扔出門口，迷惑住他們，讓我們這支小小的武裝隊伍到莊西頭集合起來看情況。莊里大多數的父老鄉親們，也都長著一顆中國心，對鬼子是“要頭有頭，要命有命，要共產黨俺沒看見。”支部、區委的人和他們的槍支彈藥，因為沒有什么人去向敵人告過密，所以沒有遭到什么破壞。試問，這些純樸、正直、愛國的農民，難道只有前屯莊有？！

又是一個大雪紛飛的黑夜，曹勇濤披著滿身雪花來和弟弟商量，準備向魯東南地委輸送幾個干部，研究到誰去的時候，樹蘭說：“男的嘛，在家鄉碰到什么麻煩事，容易對付一些，還是先讓兩個女黨員——牛玉華和牛玉溫先出去。”我聽到這個喜訊，猶如天空炸響了春雷，湖水里蕩漾起波濤。想起在鄉師讀書的時候，語文老師吳天石向我們講高爾基的《海燕》，眼前影影綽綽地出現了翱翔在烏云滾滾的海面上的海燕。決心到了沂蒙山區，一定要做一只不怕風吹雨打的海燕！

和我一起到沂蒙山的除了牛玉溫，還有莊上的兩個進步的女孩子。牛玉麗這個學習包扎救護的婦女隊員經常說：“俺什么都聽您的，您上天俺跟您上天，您入地俺跟您入地。就是不敢叫爹和娘知道。”怎么走法成了一個大難題。不得不去找父親商量。只要是正義的事情，父親舍出命來也敢擔當！他沉思良久，手捂前額說：“一不做二不休，女孩子在家里總躲不過敵人的眼，出去我也少塊心事，只要你們能做一個秋瑾，死了也是個英雄！敵人來要人，我就說送你們到沂水城上學去了！就是天塌下來，我也頂住。”

離家出走的那天夜里，母親搟了長長細細的面條給我吃，指望著走了還能常來常往，站在大門口，抹著眼淚望著我。父親一直送我們到莊西頭的葦灣崖，囑咐帶領我們走的曹勇濤說：“四個孩子全交給你了。相信你會帶領她們走光明大道！”然后，又拉住我的手向我手里塞了一張小幣，夜影里我定睛一看，原來是一張兩角五分的小票。父親，這也許是您身上僅有的一點錢吧！走出幾步，我又回頭看看，他穿著長袍的身影，穩穩地站在凜凜北風之下，像一棵遮天的大樹！

我們走后，聽說“前屯跑了四個姑娘”傳到了周圍村莊。父親的確遭了不少麻煩，跟著我們走的兩個女孩的媽媽，向父親要人，這倒還可以說服；也沒有喪失良心的人向縮在景芝鎮的日本鬼子告密。倒是盤踞在家鄉的地頭蛇，漢奸張步云，將他弄去扣了起來，逼問他的閨女是不是投了八路，父親既然早就下決心連命都豁出來了，誰也沒辦法對付他。最后，還是通過熟人、朋友、親戚各方的關系，將他保了出來。

1943年，聽說實行三三制民主政權的時候，前屯一度劃給淮安縣管，鄉親們將父親推選為縣參議員，直到日寇投降。1947年，國民黨反動派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父親患肝病晚期，腹水躺在床上，敵人一進門，就逼他供出參加共產黨的兒子和女兒，他用力睜了睜憤怒的雙眼，無聲地與世長辭。白天，敵人不準收尸，幾位民兵（也是他的學生），趁著黑夜弄了口棺材，將他浮丘在自己的地頭上。解放以后，中共高密縣委將他和學生們一起照的照片，教書坐的椅子，平日用的筆墨硯臺，以及開會提的綠帆布小箱子，都收藏在縣史資料室，紀念這位熱心教育事業和抗戰的老人。

我在前面說過，上面寫的這些耳聞目睹的和親身經歷的，只是抗日戰爭初期，發生在高密農村的一些實證。只能是供作家們寫文藝作品時一點點小小的參考資料。但還要再三聲明，文藝是以真實生活為背景的，寫長篇小說更不能離開大的歷史背景。

《豐乳肥臀》這本書，前面沒有前言，后面沒有后記。這本書到底怎么寫出來的，它的目的又是為了什么？難道我們高密東北鄉的農村就是這么個樣子？我眼睛盯著書中的封里照片莫言手中那支香煙，繚繞的煙霧籠罩著，看不清楚他的臉面。他作為一位軍人作家，瞇縫著眼在想些什么？

我無意中發現了他另一部長篇《紅高粱家族》，在這本書的“跋”中，我頓時開了竅似的又看清了莫言煙霧朦朧中的臉。這篇“跋”里有幾句是這樣說的：“……怎樣寫好長篇呢？想了半天，忽然覺得不必談虎色變，無非是多用些時間，多設置些人物，多編造些真實的謊話罷了。對待長篇小說應像對待某種狗一樣，寧被它咬死，不被它嚇死。”40多萬字的長篇《豐乳肥臀》終于以這種膽量寫出來了。在“跋”的最后，莫言還說：“《紅高粱家族》我真的沒寫好，我很慚愧。好歹我在這本書里留了許多伏筆，這為我創造了完整地表現這個家族的機會，同樣也是表現我自己的機會。”8年之后的今天，莫言終于編造了那么多所謂真實的謊話，也完成了表現他自己的機會。故可以從他的彩色照片里，看出他內心的喜悅。

《豐乳肥臀》扉頁上，莫言簽名“謹將此書獻給母親在天之靈”。封底上又寫著“謹將此書獻給母親與大地”。他真夠自豪的了！我作為一個讀者，也作為孩子的母親，母親的孩子，知道母親的確比父親還要苦得多，母親也的確是偉大的！但是，我絕不要書中寫的這樣一個母親，也決不做這樣一個母親的孩子！因為她雖然受苦，但又太愚蠢無知，缺乏女人的尊嚴。她只能是一個用污穢、淫蕩、荒唐的謊言塑造的母親，真正現實中的母親是值得人們尊敬和愛戴的。至于作者還要將它獻給大地，我們祖國的大地，幾千年來，含辛茹苦，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她絕對不允許以謊話在她偉大的軀體上胡涂亂抹。

1996年8月于北京

（來源：昆侖策網，原刊于《中流》1996年第10期，修訂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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