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黨組織把農民組織起來，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首先，祝賀山東省煙臺市市委原組織部部長于濤同志《組織工作道與行》專著由東方出版社出版與發行。我很贊成于濤同志在煙臺市委當組織部長時在全國率先推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把群眾組織起來走共同富裕的集體道路這一戰略作法。為什么？因為這很符合馬克思、列寧、毛主席、鄧小平和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指示精神，很符合黨、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是歷史必然和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的具體體現。
早在1864年，馬克思在英國倫敦《國際工人協會成立宣言》的講話中就指出：“勞動的政治經濟學對財產的政治經濟學還取得了一個更大的勝利。我們所說的是合作運動，特別是由少數勇敢的‘手’獨力創辦起來的合作工廠。對這些偉大的社會試驗的意義不論給予多么高的估價都是不算過分的。”“要解放勞動群眾，合作勞動必須在全國范圍內發展，因而也必須依靠全國財力。” 1872年，馬克思又指出：“社會運動將作出決定：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產。把土地交給聯合起來的農業勞動者，就等于使社會僅僅聽從一個生產者階級的支配。” 1920年，列寧指出：“用榜樣的力量促使小農為了自身的利益過渡到大規模的、集體的、用機械耕種的農業上去。” 毛澤東在1955年就花很大工夫親自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這本書。目的就是為了推進合作化運動，早日完成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河北遵化王國藩合作社把村里最窮的只有三條驢腿的23戶農民聯合起來，辦起了一個“窮棒子”的初級社，第二年就發展到了83戶，糧食畝產量從120多斤增長到了300多斤。毛澤東在為河北遵化“書記動手，全黨辦社”一文所寫按語中說：“我們提出了‘積極領導，穩步前進’，‘全面規劃，加強領導’這樣一些口號，并且贊成遵化同志們所提出來的‘書記動手，全黨辦社’這個完全正確的口號。”“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于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 就在他編輯這本書的同時，通過1955年中央的幾次會議，全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進入了高潮。到1956年底，全國已有96.3%的農戶加入了合作社。1958年2月28日，毛澤東在會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時說：“以前我對你講過，解放以來我沒有一天是快樂的，直到一九五五年當我看到有那么多的農民參加了合作社，我才快樂了。” 黨關于第二個歷史問題的《決議》把我國對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與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一道稱之為“偉大的歷史性勝利” 。黨的第三個關于歷史問題的《決議》又進一步充分肯定了國家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9年12月16日，毛澤東同志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就說：“特別是農業，更應當搞好。吃飯靠外國，危險的很，打起仗來，更加危險。” 他還說：“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不好。從現在起，我們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農村要“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2019年暴發的全球新冠疫情，以及現在正在發生的某個大國企圖在我國周邊組建各種軍事同盟對我國進行武力圍剿，都說明著城市人口過分膨脹的各種弊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我國必將仍是一個農業大國。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后來的新冠疫情大暴發，加上俄烏沖突后國際大環境的激烈變化，全球供應鏈特別是其中的糧食、能源等這些關涉國計民生的最為重要的基礎物資供應極可能要遇到大的問題。這說明毛澤東老人家真是高瞻遠矚。鄧小平也高度重視農業集體化問題。1992年7月23日、24日，他在審閱中共十四大報告稿時指出：“關于農業問題，現在還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我以前提出過，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北京郊區搞適度規模經營，就是集體化集約化。從長遠的觀點看，科學技術發展了，管理能力增強了，又會產生一個飛躍。我講過，農業的改革和發展會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第二個飛躍就是發展集體經濟。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有的地區農民已經提出集約化問題了。這個問題這次不提也可以，還是鞏固承包制，但是以后總會提出來的。現在土地是公有的。要提高機械化程度，利用科學技術發展成果，一家一戶是做不到的。特別是高科技成果的應用，有的要超過村的界線，甚至超過區的界線。僅靠雙手勞動，僅是一家一戶的耕作，不向集體化集約化經濟發展，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是不可能的。就是過一百年二百年，最終還是要走這條路。” 1992年12月18日，鄧小平又明確指出：“中國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慮分配問題”；“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僅僅是少數人富有，那就會落到資本主義去了”；“到本世紀末就應該考慮這個問題了”。解決分配問題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緊密相連的。沒有農村集體經濟，決不會有農村的共同富裕。本世紀末已經過去22年了，總書記帶領全黨扶貧，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績。通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進一步解決分配差距，恰逢其時，亦正當其時。習近平總書記同樣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他還在福建工作時就指出：“有的同志說，只要農民脫貧了，集體窮一些沒有關系。我們說，不對！不是沒有關系，而是關系重大。……發展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證，……是振興貧困地區農業發展的必由之路，……是促進農村商品經濟發展的推動力。” 2013年3月9日在參加江蘇代表團審議政府工作報告時他又說：“改革開放從農村破題，大包干是改革開放的先聲。當時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制，但實踐的結果是，‘分’的積極性充分體現了，但‘統’怎么適應市場經濟、規模經濟，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 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考察小崗村時還指出：“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2020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考察時明確說：“走好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我們要總結經驗,在全國不同的地區實施不同的農業合作化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再三、多次預先強調甚至警告，我們的飯碗要端在自己的手上；我們的飯碗里要盛著自己生產的糧食。201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還把“發展壯大薄弱村空殼村集體經濟”列入年度基層黨建工作重點任務。2018年11月，中組部、財政部、農業農村部三部委聯合印發了《關于堅持和加強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扶持壯大村級集體經濟的通知》（中組發〔2018〕18號）。于濤同志積極倡導“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做法，不僅是創造性地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的指示精神，同時也是直接根據中央組織部的明確要求認真在做事。所以，于濤同志的精神和做法，值得在全黨全國大力提倡和推廣。
我個人并不認為，現在全國都要立即、馬上一窩蜂地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但是，在全國在條件成熟的地方確實需要籌劃和提倡了。廣大農民“已經看見了自己的偉大的前途” ，這是我們在農村必須前進的方向。因為，集體經濟是農村勞動者當家作主的標志和標識，是共同富裕的根本性前提。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人民當家作主。人民不僅要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里當家作主，更要首先在經濟領域當家作主；人民在經濟領域不能當家作主，在政治和文化領域里當家作主往往會成為一句空話。我們黨是我國在所有領域中領導我國一切事業的核心力量。從長遠和根本上講，如果我國農村不能積極穩妥地推進和實現農業集體化，還會涉及我國社會主義這一根本制度中黨領導一切和“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等能否有效鞏固的根本問題。如果我們不敢提倡和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甚至回到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鄧小平同志所主張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必須要實現“第二個飛躍”的戰略構想不僅根本無法實現，而且我們黨在我國廣大農村還會失去應有的經濟基礎，黨也就不可能長期執政，中華民族就不可能實現偉大復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就不可能高揚。（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發布）【本公眾號所編發文章歡迎轉載，為尊重和維護原創權利，請轉載時務必注明原創作者、來源網站和公眾號。閱讀更多文章，請點擊微信號最后左下角“閱讀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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