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久99国产精品尤物-国产高清色播视频免费看-男生肌肌往女人桶爽视频-精品国产-91PORNY九色|www.jqdstudio.net

美國民主蛻變為選舉政治，走進了歷史死胡同

王希蘇

中國人理解的民主是“人民當家作主”，這應該是國家治理的終極狀態。讓我們暫時跳出中國的思維框架，去追溯西方民主的本源，從美國民主嬗變的個案，看西式民主怎樣逐漸退化，終至走進了歷史死胡同。

現代民主制度起源于歐洲，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里程碑。十七世紀的英國有產階級率先限制王權，將國體改為君主立憲制，宣布議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一百年后，法國直接推翻王室，徹底否定王室的世襲特權，成立共和國。

西方稱這新的國家制度為“democracy”，中文譯為“民主”。這個詞來自希臘文，原意是“人民-統治”，是古雅典城邦管治模式的稱謂。由此衍生的現代民主有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國家領導人由選舉產生，即所謂“共和”（republic）；二是國家按憲法治理，即所謂“憲政” (constitutionalism)。從王治到民治，從王法到憲法，是一大歷史進步。這個新制度有強大的生命力，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二百年中紛紛踏上民主化進程，建立了共和國。

與王室對峙時，“共和”和“憲政”是追求的目標。當“王權”這個對立面不復存在，全世界都實現了“共和”和“憲政”后，民主便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即如何實現“人民-統治”。

西方民主，由權勢階級發起。所謂“人民-統治”中的“人民”，不是我們理解的“老百姓”或“人民大眾”。古希臘的選民限于“自由民”，不包括工匠、婦女、外邦人和奴隸。英國革命時期的人民指的是與王權對立的新興有產階級。因此剝奪王權后，議會的控制權轉移到納稅多的富人手中。美國籌劃建國的是男性白人殖民者，沒有婦女，更不用說土著印第安人和黑奴了。

那么，占人口少數的權勢階層怎樣實現“人民-統治”呢？他們的答案是選舉。西方人普遍認為只要遵從兩個原則：一是選舉產生政府(elected government)；二是少數服從多數（majority rule），便算是人民統治。

選舉產生政府和議會，可以防止領導權和決策權被篡奪或私有，是實施民主的方法。其好處是公平：除罪犯外年滿18歲的公民，人人有選舉和被選舉權，黑白、男女、長幼無欺；一人一票，分量相等。另外，它的流程公開透明，不可能在程序上做手腳。特朗普想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囑親信設法多數出一萬多張選票，或者控制票箱，尋找計數不當的證據，被告知不可能，可見舞弊不易。

西方民主沒有朝人民化的方向發展，而是發生從“共和”和“憲政”向“選舉”的位移，并得到西方理論家的肯定。熊彼特在《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1942年）中說：“民主方法就是那種為作出政治決定而實行的制度安排，在這種安排中，某些人通過爭取人民的選票取得作決定的權力。”亨廷頓在《第三波——20世紀后期的政治民主化浪潮》（1991年）說得比較簡潔：民主就是用普選的方式產生最高決策者的政體。這儼然是熊彼得的回聲。二位享譽西方的一流學者，時隔半個世紀對民主作出相同的表述，理應是對西方民主的精確概括和解讀。

從實踐上看，選舉政治已成為西方民主的最終歸宿。名目繁多的政黨是選舉工具；勾心斗角追逐的是國家領導權和議會立法權。一般社會問題的爭議也帶上黨派色彩，和選票掛鉤。競選和投票壟斷了幾乎全部的政治生活，老百姓唯一參與的政治活動就是投票。美國總統四年一選，競選持續一整年，參議員四年一選，眾議員兩年改選三分之一，此外還有州長和州議會的選舉。充斥媒體的國內新聞是：普選，大選，初選，中選，區選，州選，競選演說，競選辯論，競選造勢，競選活動，站臺名人等等，媒體人不厭其煩分析的是選民，選票，選區，選情，競選團隊，競選策略，競選廣告。競選有個不言而喻的原則是“和平移交權力”（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即上一屆權力由勝選者承接。特朗普不接受敗選，煽動支持者占領國會山。這個事件轟動全美，打擊了國民對民主的信心。一次違反選舉規則的個案，即被視為對民主制度的威脅和破壞，它印證的是：民主在美國人心里等同選舉。

選舉的目的是選出好人，組建好政府。關于人們對民選政府的期待，林肯作過最簡潔、最精辟的概括：“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有這樣的政府，可算是人民當家作主。

情理上這不是異想天開的奢望，現實中卻是不可企及的夢想。里根和拜登等多位總統曾用它來標榜民主制度，聽上去就沒有底氣，像是廣告語炒作。美國有精英人士將“民”換成“1%” (government of the 1%, by the 1%, and for the 1%），調侃美國政府屬于占人口1%的富人，此舉得到許多人附和。

如果選不出好領袖、不能建立好政府，選舉制度難辭其咎。從歷史和現狀看，美國現行的選舉制度有以下天然缺陷：

1. 一個半世紀以來，競選一直在代表不同利益集團的民主和共和兩個政黨之間展開。既然沒有一個政黨代表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這樣的選舉便不能算是人民的選舉。它是政黨的角斗；

2. 領導者是在實踐中錘煉出來的，普選不可能產生優秀的領導人；

3. 沒有專門機構對候選人的歷史、品行、能力、業績進行全面、深入、客觀的資格審查，公民投票沒有可靠依據。在標準缺席的情況下投票，結果沒有權威性；

4. 沒有可靠信息的篩選、核準和共享機制，各種故事和意見在媒體上和渠道中肆意流傳，民眾難以識別真偽，憑競選演說和辯論發言形成的主觀感受投票，結果缺乏嚴肅性；

5. 選票多少是競選勝負的唯一標尺，但常識告訴我們：是非、高下、賢愚、善惡不能憑某一時刻的人數多少判斷。

6. 選舉費用龐大（州長選舉上億，總統選舉上百億），而且靠政黨和競選者自籌，這給資本操縱選舉、左右國策制造了機會；

7. 中下層民眾沒有經濟實力組建政黨，不可能參加競選，他們的民主權利限于在兩三個候選人中選擇其一，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參與國家事務的機會。看似由選民決定誰人當選，其實他們不是主人，是拉來的陪客。

在這樣的選舉制度里，選舉演變為黨派紛爭，黨同伐異，專挑對手錯誤，死纏爛打。浪費社會資源不說，它分裂國家，分裂族群，分裂人民。兩黨惡斗不因選舉的結束而結束。選舉后，國務上有執政黨和反對黨，議會里有多數派和少數派。如果執政黨在議會不占多數，議會便處處刁難政府，或者拆臺，讓執政黨出不了政績，下一次選舉好取而代之。在議會中，“不信任投票”、“提前大選”、 “拉布”、“彈劾”、“罷免”頻頻出現，有些國家和臺灣地區的議員甚至拳腳相加，上演全武行。兩黨制是制約美國進步的罪魁禍首。這樣的選舉不能形成國家意志，不能同心同德建設國家。

在這樣的選舉制度里，選票是核心；贏得選票是一切。各政黨，各競選人不遺余力、不擇手段地拉票。用龐大的競選班子為競選人設計競爭策略和口號，爭取中間選民，收獲游離票倉；一個接一個的宣傳造勢會上，競選者表演般做出種種親民舉動，力圖建立民眾好感。每一篇演說，每一個動作都經過精心設計，經過高人指點，經過反復彩排，不讓細節出現絲毫失誤，影響選民觀感。競選人常常做出未必能兌現的承諾，最典型、最荒唐的莫過于特朗普為了阻止拉美非法偷渡潮，提出在美墨邊境建造一千多公里長的隔離墻，并誓言讓墨西哥承擔上百億建造成本。競選人不惜迎合民粹主義的主張，犧牲原則，犧牲長遠利益，為了贏得最大數量選民的支持。這些公開活動的背后，還有不光彩的地下活動，包括不擇手段刺探對手情報，組織輿論工具散布謠言，潑臟水詆毀對手，目的只有一個：抹黑對手，影響中間選民的選擇。這樣的競選不是君子之爭，而是你死我活的廝殺，令人啼笑皆非的鬧劇。馬克吐溫在短篇小說《競選州長》中揭露的競選亂象，在漫長的一個半世紀以后有增無已，而且愈演愈烈。這樣的選舉，既不能確保好人當選，也不能阻止壞人當選。

在這樣的選舉制度里，競選人演說、辯論、答辯涉及的話題只有兩類：一類是國家面臨的挑戰，如財政赤字、通貨膨脹、貿易逆差、巨額國債、振興制造業、重建基礎設施、國家分裂、移民潮等；另一類是社會熱點話題，例如性取向、槍支犯罪、家庭暴力、墮胎的合法性、種族和宗教歧視、婦女地位、學費昂貴等。話題沒有新意，大多是幾十年沒有得到解決的老問題。少數是媒體炒作出來的，例如性取向（LGBTQ）這種算不上普遍的現象，得到的關注與普遍存在的貧富不均和種族歧視不成比例。對以上問題，競選人高調的表態多于務實的措施，提出的解決方案多屬被動應對，破解困局的措施多屬臨時修補。競選人的口號是領導美國前進，讓美國更強大、更美好，但是沒有對世界發展趨勢的分析判斷，也提不出前瞻性的努力目標和國家戰略，更沒有對潛在危機的未雨綢繆。在他們身上，我們看不到有大局、全局、趨勢的意識，也看不到改革、突破、開拓的精神。這樣的選舉選不出能夠率領國家前進的領袖型人才，也選不出能夠帶領國家走出低谷的實干家。

在這樣的選舉制度里，競選人展示的是俘獲人心的口才、應對提問的敏捷、遮掩過失的機巧、暗傷對手的能耐。這正是律師的強項，所以美國全部的45位總統中有27位是律師出身，參眾兩院535名議員中，200多位擁有法律學位。領導國家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和能力的互補，美國政府和議會的組成缺乏多樣性，學理工的人占比很小。從當選者個人來說，他們的經歷單一，從政的只有與政客斡旋的經驗，經商的從未處理過政務。連市長、州長、參議員都沒有當過的商人，毫無治國理政經驗，也能當選總統。有人說這正是民主的偉大之處，任何人都有權利競選公職。其實，個人權力不受制約是制度的缺陷，國家的悲哀。這些人以多數票當選，上臺后業績表現差強人意，民眾滿意度迅速跌至40%、甚至30%以下。競選中辯論的社會問題年復一年地提出，卻始終得不到解決。這樣的選舉選不出真心實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也形不成強有力的國家管治團隊。

大公司的CEO和名校的校長不可能靠競選上位，因為他們的作用關系到公司和學校的生存和發展。他們的任命有嚴格的標準和周密的程序，常常要聘請專業公司篩選候選人，進行全面的考核審查（Due Diligence，中文譯為盡職調查），最后還要通過多次面試，董事會滿意，才最后拍板。一個國家的領導人關系全國人民的安全和福祉，不憑能力和業績，只看一次性投票結果，這不是民主，是輕率，是對國家、對人民的不負責任。

西方民主最初是占人口少數的上層人士推行的，它的正確發展方向，本應是逐漸擴大普通民眾的權利，建立具有廣泛人民性的政府，最終實現人民自己管理自己。這條路能越走越寬。事實是，西方統治者從來沒有主動將權利擴大至全民，就連一人一票的局面也是勞動者、婦女、有色人種二百年抗爭的結果。白人和既得利益者能夠享受現代文明所有的自由和便利，其他階層實際上是二等公民，只在紙面上擁有平等權利。除了幾年一次的投票，他們與行政權和立法權絕緣。屬于少數人的制度，不可能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制度。

而今西方民主從共和憲政轉向選舉政治，是倒退；少數人的競選游戲將一個充滿希望的新制度拖入了歷史的死胡同。

文章來源于方法學苑 ，作者王希蘇；轉自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