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覺得半導體國產化的最大難點是商業循環的建立,這個問題已經被美國解決了
什么是商業循環,就是產業鏈上每個鏈條都有足夠的利益可以獲取,從而有強大的驅動力去做事情,有極高的積極性去搞技術開發。
商業循環一旦建立了,就能夠把每個人的積極性都調動起來,就能夠形成強大的動力,以前美蘇冷戰的時候,蘇聯就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雖然蘇聯有兩億多人口,但是生產和研發的自我積極性并沒有真正的調動起來,其技術的進步主要還是依靠國家規劃的項目和領導意志,而同時期美國和西方已經建立起了良好的商業循環,搞創新,搞研發,搞創業能夠在這個循環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因此產生了巨大的動力。美國大量的精英可以從商業循環中獲得好處,迸發出了巨大的創新力量,民用科技和產業的發展,又反過來為軍事的發展提供了資金和技術,實現了良好的雙輪驅動,這也預示了美蘇冷戰的結局。
我國改革開放后最大的成功就是建立起了商業循環,調動了廣大人民的積極性,政府只負責提供稅收,基礎設施,法律,國際關系,轉移支付等公共服務,大量的民營企業能夠通過自己的商業奮斗就能夠賺到錢,動力十足,像華為,大疆,小米,比亞迪等公司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浙江省的中小民營企業大量的出口海外,獲得了巨大的財富。
但是存在的問題是,這個商業循環是基于利益最大化的,也就是說我采購西方芯片產品能獲取商業上的最大利益,那各個公司自然會采購西方芯片的產品,而不給國產芯片機會,除非你能夠做到在收益上(例如更低的價格,更好的服務,更好的技術)能夠達到甚至超過西方同行的水平,而國產要做到這一點,尤其是技術復雜的半導體行業,其實是需要和產業鏈上的各廠家聯合創新的,芯片設計廠家,芯片制造廠家和芯片生產設備廠家,其實是相互成就的,不管是芯片設計廠家,還是芯片生產設備廠家,都會派駐工程師長期駐廠聯合工作,這說明芯片各個環節的創新是互相關聯的,如果沒有機會得到產業鏈的支持,持續進步也無從談起,更不要說領先了。
而美國從2018年開始的芯片制裁,極大的改變了這個商業循環的利益最大化情況,那就是這個商業循環中的中國公司,繼續采購美國芯片和設備不再能夠讓自己利益最大化了,因為會有讓自己不能擴產,減產甚至關門的風險,因此開始紛紛采購和扶持國產芯片和設備廠家,使得原本沒有機會的國產芯片和設備公司,紛紛得到了機會加入了國內需要芯片的各行業的商業大循環,并且逐漸壯大。
解決了國產芯片和設備的商業循環入口問題,其實最大的問題就解決了,因為即使你做出來的東西一開始并不太完善,或者技術上比較低端,一樣能夠獲取進入商業循環的機會,而如果做的越好,從這個商業循環中獲取的利益越大,從而實現逐步的國產替代。
這幾年半導體產業鏈的國產化程度是在不斷提高的,現在也在不斷進步,這個商業循環會推動著國產化率不斷提高。
來源:寧南山今日頭條號 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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