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間圈養”其實不是新聞,早在2015年人民日報就有過相關報道,2021年半月談還曾刊文《只許喝水上廁所,神獸歸籠如坐牢:課間10分鐘,“野”點又何妨》。然而,時至今日,一名教師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對此現象的吐槽又引發廣泛關注和熱議,只能說明“課間圈養”現象幾成常態,成了難以走出的教育“困境”。
瀏覽眾多論述此類現象的文章,在分析“課間圈養”大行其道的原因時,不外乎以下幾種觀點:教育行政部門對學生安全高度重視,對各級各類學校的考核評估把穩定作為關鍵因素;學校沒有尊重學生身心發展規律、違背了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教師擔心學生課間嘻鬧奔跑發生碰撞和矛盾、難以承受學生意外受傷后的追責;家長對于學校及教師的安全監護責任訴求過高,一旦孩子出事就可能不依不饒等。甚至還有人說,現在的學生不好管,動不動就鬧事打架、尋死尋活,讓學校、教師和家長不厭其煩、膽戰心驚,也是他們贊同和傾向 “以圈代放”、“以管代教”的原因之一。
很顯然,上述分析只關注到了該現象的淺層原因,沒有追究其背后的深層動因。事實上,無論是教育體育局、學校、教師,還是家長和學生等,他們的觀念和行為的確與“課間圈養”現象構成了一種循環往復的“怪圈”,成為相互相成的因果“陷阱”。但從更深層次的根源分析,實際上它折射出當前更為常見的社會治理“困境”——維權與維穩的矛盾。
從上述主體的角度分析,他們的觀念與行為均符合“理性人”的假設。學生天性好動,尤其是年少無知、青春勃發之際更是向往自由與奔放的身體活動,這已是不爭的事實。此外,對于渴望與同齡人的交往、追求超越家庭和班級范圍的集體歸屬感與友情的學生們來說,課外活動也是最好的平臺。顯然,釋放運動天性、獲得身心協調、鍛煉交往能力,這是學生作為“理性人”的本能沖動和成長需求,無法被壓抑。但是,由此而來的奔跑、打鬧、摩擦、矛盾和沖突就不可避免。因此,一旦被視若珍寶的孩子在學校出現意外,家長必然要追究學校或教師的管理責任,甚至提出過高訴求,這是法律賦予家長們的合理權利。即使他們提出訴求的過程方法與利益指向可能“非理性”,但提出訴求本身是理性的,不容置疑。
當教師與學校面對家長的質疑、批評甚至維權時的“非理性”言行時,出于趨利避害的考慮,他們必然會選擇從源頭減少引發矛盾的可能,那就是嚴格管理學生,盡量避免意外。教師和學校頁沒有錯。而教育體育局乃至地方黨委政府為了學校的秩序、社會的穩定,也就會從制度、管理、獎懲等各方面采取有力、有效的措施。他們同樣是立足自身職責,作出了最優選擇。
獨立個體或團體的“理性”行為看來無可非議,但是集合到了一起,就構成了整體的“非理性”。一方面,學生及家長在自身利益受損的條件下,輕則要求賠禮道歉、重則要求賠償損失,進而借助上訪上訴等合法途徑來維權,這是他們不愿放棄的權利。而有些人甚至會采取非正當手段來漫天要價、謀求更大利益,這也是當前的不容回避的現實。另一方面,行政部門、學校以及教師等承擔著維穩的壓力,為了快速消除不良影響,避免造成更大更多的資源消耗,他們可能會借助行政干預等措施息事寧人,有時還不得不滿足學生及家長的過高訴求。由此,上述多個主體的“理性”行為和觀念最終構成了基層治理中維權與維穩的“困境”。
破解這一治理困境、消解“課間圈養”現象,需要從觀念引導、民主治校、調處機制等多方面入手,逐漸滿足正當訴求、培育教育理性、扭轉不良風氣。一要著力引導社會輿論,借助多種平臺、多種方式,倡導家長正確看待孩子在學校發生的種種事件,一旦出現意外也要理性維權。二要著力引導家長參與校園管理,盡快培育起民主治校的風氣。“家長會”不能成為通知會、說教會甚至批評會,而要促進家長與教師、學校的溝通,引導他們深入了解學校的情況,增進相互理解和支持。三要著力構建多方協調矛盾、處理意外事件的機制,引導家長依法維權,避免行政直接干預矛盾調處的不良傾向。
作者:王洪春 系中共上饒市委黨校黨史黨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上饒市社聯理事,上海大學社會科學院碩士研究生畢業,研究方向為黨史黨建、領導干部思想政治教育。來源:昆侖策網【作者來稿】圖片來源網絡 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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