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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富增：蘇聯人寫的“西行漫記”——《在華一年》

點擊：作者：倪富增來源：理論中國微信號發布時間:2024-08-09 11:21:32

1936年，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根據對陜甘寧邊區實地采訪的所見所聞，寫成《紅星照耀中國》（中文譯為《西行漫記》）一書，真實客觀地向外界介紹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斗爭，生動展現了中國紅軍和中共領袖的風采，使當時偏于中國西北一隅的中國共產黨迅速受到國內外前所未有的關注。1939年，作為進入陜甘寧邊區的第一位蘇聯新聞記者，羅曼•卡爾曼以大量膠片和筆記記錄了邊區情況、他與共產黨人和八路軍官兵的交往，同樣向國際社會，特別是蘇聯社會客觀而又真誠地介紹了中國抗戰和中國共產黨。1941年，羅曼•卡爾曼撰寫的《在華一年》（俄文版）由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被人們稱為蘇聯人寫的“西行漫記”。2020年，塵封近80年后，此書中文版才由中國前駐俄羅斯大使李輝親自翻譯并得以出版。

用攝像機記錄抗戰的特派記者

羅曼·卡爾曼，全名羅曼·拉扎列維奇·卡爾曼，1906年出生于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當地一位小有名氣的作家和記者。卡爾曼憑借父親早年給他買的一部相機經常拍照的功底，17歲便被《星火》雜志社錄用，開始了此后近50年的職業攝影生涯。他先后在《星火》《探照燈》《蘇聯攝影》等雜志社工作，曾拍攝列寧逝世追悼會等重大事件。1932年從國家電影學院攝影系畢業后即進入蘇聯新聞電影制片廠。1936年至1937年，作為戰地記者進入西班牙拍攝內戰，在內戰前線做了大量戰地報道，1937年8月回國后榮獲一枚“紅星勛章”。

▲羅曼·卡爾曼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國際形勢發生急劇變化。8月21日，中蘇兩國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1938年9月，卡爾曼奉蘇聯政府之命，以《消息報》特派記者和蘇聯新聞電影制片廠攝影師的身份來到中國，開始為期一年的拍攝工作。

雖然生活條件和工作設備不盡人意，但他還是想盡辦法解決攝影器材、手續辦理、車輛配備、隨行翻譯等方面的困難。談及自己在中國的經歷時他寫道：“在我近年來所有電影拍攝中，這次拍攝最為艱難和復雜。戰爭在這個陌生國家廣袤大地上延伸，在拍攝的同時，要研究這個國家，研究它的風俗習慣、斗爭方法，預測事態的發展，學習它拗口、不易掌握的語言。”

目睹和記錄全面抗戰初期的中國

卡爾曼曾穿越陜、甘、川、渝、鄂、湘、晉等大半個中國，親臨抗戰最前線，拍攝了“武漢保衛戰”“重慶大轟炸”“長沙大火”等重大事件，一路上目睹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中國人民齊心協力抵抗侵略，同時也對抗戰初期中國西北、西南與中南部地區人民的苦難生活有了切深的感受。他把這些戰亂與流亡、暴行與反抗、人民的決心與希望都寫進書中，在拍攝長沙大火后的傷病員們時他寫道：“我們作為蘇聯人，比任何人都能夠理解和同情為生存權而斗爭的人們所經歷的苦難”，字里行間流露出他對中國抗戰的樸素同情與支持。

▲羅曼·卡爾曼在戰斗現場拍攝

除了前線戰事，卡爾曼還拍攝和記錄了中國的群眾運動、社會組織的活動、農民對軍隊的大力支持、中國婦女的工作情況、同樣奔赴戰場的幼年群體，無數與日寇血戰到底的英雄形象等等。此外，他還拍到日軍印制的“絕密”作戰行動計劃和使用毒氣規則、日軍的文件、士兵的書信等一手的史料。通過這些鏡頭，向蘇聯人民和國際社會介紹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跡和頑強精神，以支持中國抗戰。

終于來到延安

直到1939年5月，卡爾曼才終于突破種種封鎖來到延安。之前的幾個月中，國民黨方面調來一輛小汽車供卡爾曼專用，并派了一位青年副官“陪伴同行”，表面上說是協助，實際上是監督他的活動。卡爾曼也一直在找機會去到延安，他很清楚，要想拍攝真實全面反映中國抗戰的內容，就必須深入到陜甘寧邊區。

卡爾曼在延安的這段日子里，受到各界的熱情歡迎。5月14日晚，他應邀參加了在中央組織部大禮堂舉辦的文藝晚會，觀看魯迅藝術學院演出的三幕話劇《冀東起義》。在這里他巧遇剛從蘇聯返回延安不久的蕭三。他興奮地對蕭三說：“來中國八個月了，到了延安才感到舒服、自由，什么話都可以說啦！”

剛從國統區來到延安的卡爾曼，既被延安在艱苦條件下展現的積極抗戰氛圍所感染，又被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在抗日前線和敵人后方取得的一系列成就所感動。卡爾曼發現，延安雖然條件艱苦，甚至有一半以上的房屋都在日軍的轟炸中被摧毀，但對中國青年卻有著很大的吸引力，他在書中寫道：

“可以大膽地把延安稱為一座青春城市，一座抗日青年的城市。青年們從全國各地匯集到這里。小伙子和姑娘們搭著便車，或成群結隊地步行去往延安。他們知道艱苦的生活在等待著他們，知道去延安的千里奔波和一年的學習僅僅是在華北戰場、游擊區和日軍后方工作前的預備階段。”

▲中國青年愛國者從四面八方向陜甘寧邊區匯集

在延安的日子里，卡爾曼的鏡頭觸及到方方面面，他拍下了愛國青年從四面八方涌向邊區，拍下了大學、學院、醫院、政府機關等所在的窯洞、農村里的宣傳畫、大學生進山干農活、農民自衛軍戰士、田間勞動的農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生們和邊區小學、幼兒園孩子們的生活，記錄下了魯迅藝術學院的畫展，“新中華報”社和青年記者聯合會召開聯席會，橋兒溝工人學校開學典禮，還有棗園、解放日報社、八路軍軍醫院等地也留下了他的拍攝足跡。延安令人目不暇接的新鮮事，讓他早早開始擔心自己的電影膠片存量不夠。

▲羅曼·卡爾曼的珍貴錄音

卡爾曼還詳盡地介紹了陜甘寧邊區的各項治理：在普選基礎上產生的民主管理機構，選舉出來的政府成員的生活條件與邊區其他居民毫無二致，政府積極組織經濟建設，設立“生產合作社”等組織幫助農民生產改善生活，加強文化建設，建立學校、普及教育提升人民素質，組建藝術演出團體……透過他的鏡頭和文字無不讓人感到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見到了毛澤東

作為進入邊區的第一個蘇聯新聞記者，卡爾曼先后采訪了林伯渠、羅瑞卿、冼星海等邊區政府政要、八路軍高級將領和抗戰文化名人。但他更加期待的是與毛澤東的相見。

初到延安，卡爾曼一直沒有機會見到毛澤東。但在他參觀過的所有地方，“在我去過的大學、小學、幼兒園，每一孔窯洞，我所見到的一切都使我感受到這位天才的組織者、領袖、思想家的精神”。他聽到毛澤東的名字被熱烈地到處傳誦，感受著邊區人民對黨的領袖的愛戴和擁護。

“我焦急而又激動地等待著與毛澤東的會見和談話”。很快，這一天終于到來了。

1939年5月25日晚，卡爾曼前往楊家嶺拜訪毛澤東。“我挨著毛澤東坐下來，挨著這個名字籠罩著勇敢、不屈不撓意志、英雄主義、最平易近人等傳奇光環的人。”卡爾曼觀察到毛澤東生活和工作極為樸素，“他穿一身灰布軍便服，外面又套著一件又肥又大的針織短衣，腳上穿一雙細繩納底的帆布鞋。”“毛澤東的窯洞與延安青年學生住的其他幾千孔窯洞毫無區別。”“他在這孔窯洞里生活、工作、思考。一張寫字臺、一張用粗糙木板釘制的床、幾個放滿圖書的書架、一把藤椅。”

▲毛澤東與羅曼·卡爾曼

兩人的談話一直持續到后半夜。毛澤東與卡爾曼談到了抗日戰爭的形勢和前途，民族統一戰線等問題。因為卡爾曼曾在西班牙做戰地記者，話題就涉及到有關西班牙、有關共和軍的一些事。毛澤東還與卡爾曼談到了蘇聯，談到了斯大林，談到了航空、地鐵、盲飛、北方海路、現代化高射炮質量，水下和空中戰爭。這些細致具體而又廣博的問題無不使卡爾曼贊嘆毛澤東是位“天才的組織者、戰略家、擁有豐富實踐智慧的國務活動家”。

“毛澤東談話時經常引用民間俗語，用詞簡明扼要。毛澤東愛說笑話，喜歡援引孔子的話，經常開懷大笑。”交談時毛澤東簡明而詼諧的表達以及自信快樂的笑容，深深地感染著卡爾曼。

休息吃飯間隙，卡爾曼問毛澤東，“為什么到現在都沒有寫長征的歷史？”毛澤東回答說：“我們正在做這件事情。我們按照黨的紀律，要求參加過長征的人都寫，我們要集體開展這項工作。”隨后，毛澤東走到桌子跟前，拿出一張紙，用筆法奔放的字寫下自己那首《七律·長征》贈予卡爾曼。

卡爾曼在書中寫道：“我緊緊握著毛澤東的手，頓感由人民領袖親筆書寫的這首謳歌一個最偉大歷史功勛的詩，將是我從中國帶回最珍貴的禮物。”

卡爾曼還記錄下共產黨領袖與人民的親密關系，他拍下了毛澤東與司機顧保申同桌吃飯、與農民親切交談的情景，拍下了毛澤東在抗日軍政大學演講和檢閱隊伍的情景。“毛澤東是這樣的平易近人，在農民們的臉上毫無驚訝的表情”“他們簡直像朋友一樣跟毛澤東打招呼，停下來跟他說話。”“毛澤東叉開雙腿，兩手撐腰，手指朝前，向農民詢問一些事，給他們出些主意。”毛澤東與群眾的魚水情在卡爾曼的鏡頭中被真實地展現出來。

▲毛澤東與農民們聊天

卡爾曼在邊區停留的日子里，多次跟拍毛澤東的工作日常，用鏡頭記錄下毛澤東看文件、寫文章，以及在工作之余散步、休息的場景。卡爾曼在華拍下的照片中，有一張前所未見的毛澤東特寫照，是首次在國內公開。照片中毛澤東眉頭微蹙，眼睛深邃而堅定地望向遠方，微微上揚的嘴角展示著勝利的信念。

▲卡爾曼拍攝的毛澤東

在延安短短20天的時間，卡爾曼用鏡頭、用眼睛和心靈感知著延安的一切。特別是與毛澤東的會見，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卡爾曼把與毛澤東相處的情形生動地記錄在《毛澤東會見記》一文中。1939年7月8日，蘇聯《消息報》用半版篇幅刊發了這篇戰地通訊，毛澤東的形象被傳播到蘇聯和俄語世界。7月23日，紐約《星期日工人報》以《中國最偉大的戰略家談抗日戰爭問題》為題發表了卡爾曼的電訊，毛澤東又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戰略家”而名傳美國和英語世界。隨后，8月28日，重慶的《新華日報》翻譯、轉載了這篇文章。

▲1939年8月28日，《新華日報》刊登《毛澤東會見記》

完成特殊使命

從1938年9月來到中國到次年9月離開，卡爾曼扛著攝像機、冒著炮火跨越11個省，走了二萬五千公里，拍攝了十公里長的膠片，完成了一場“攝影長征”。

▲《在華一年》（俄文版）封面

回國后，他分別制作了兩部紀實電影《戰斗中的中國》（1939）、《中國特區（延安）》（1939）和一部紀錄片《在中國》（1941）。爾后于1941年，卡爾曼完成了《在華一年》（俄文版）的寫作，并于5月底6月初由蘇聯作家出版社出版，這是國際上難得的記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初期中國軍民奮起抵抗侵略和展示中國共產黨人形象的重要書籍之一。

遺憾的是，《在華一年》（俄文版）剛一問世，即趕上蘇德戰爭爆發，故對此書及內容知悉者甚少，在當時未能引起廣泛關注。

李輝大使親自翻譯成中文

2018年的某一天，時任中國駐俄羅斯大使李輝偶然讀到《中國音樂》雜志一篇關于《黃河大合唱》和冼星海的文章。文章里提及，蘇聯記者卡爾曼1939年訪問延安，跟魯藝的學生聯歡時冼星海唱了《黃河大合唱》中的一段。這場活動在卡爾曼《在華一年》（俄文版）中有記載，但這本書國內還沒有中文譯本。李輝立刻意識到這本書的史料價值和現實意義，經多方查找，終于在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圖書館得到了俄文復印件。李輝親自將該書翻譯成中文，并于202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此，中國讀者才得以一睹這本湮沒在歷史塵埃中近80個春秋書籍的真容。或許是因為《在華一年》在向國際社會介紹延安和中共方面與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有異曲同工之處，他的這本書也被人們稱之為“蘇聯人寫的‘西行漫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