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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網絡上不斷看到，許多人呼吁善待民企，解除民企束縛等等，走出經濟困境，并沒有去研究一個14億人口的大國為什么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為什么會因有效需求不足導致經濟危機。近日看到《鐘建民：為什么民企越發展老百姓越窮？》和《黃庭民：試論解決當前我國經濟問題的兩把鑰匙》，從當年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之爭，體悟到當下中國應當依靠人民群眾走出經濟困境。

一、重溫兩條抗戰路線之爭

“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全面戰爭開始，也由此開啟了兩條抗戰路線之爭。中國共產黨主張依靠人民群眾和全民族的力量共同抗戰，在抗日戰爭時期制定并實行的放手發動群眾，進行人民戰爭，這就是全面抗戰路線。國民黨提出并實行僅僅主張依靠政府和軍隊抗戰，堅決把人民群眾排除在外，這就是片面抗戰路線。

全面抗戰路線和片面抗戰路線的最大區別，是依靠哪些力量進行抗日，是開展人民戰爭還是把人民群眾排除在外，是積極抗日還是消極抗日。由于國民黨不發動和武裝人民群眾，實行一條單純政府的與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由國民政府和軍隊包辦抗戰，依靠英美等國的“外援”，不給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權利，導致了在正面戰場上的失敗和遭到嚴重損失。片面抗戰路線是由國民政府的階級本質決定的，國民政府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與廣大工農群眾處于階級對立狀態，因此不愿意讓人民的力量在抗戰中發展壯大，從而威脅其日后的統治，不僅挫傷和打擊了人民群眾的抗日積極性，也影響到國民黨前線官兵的士氣和戰斗力，導致了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的節節敗退，喪失了華北、華中、華南大片領土。而共產黨實行的是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提出《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強調“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無論是在淪陷區還是游擊區，共產黨人都是播火者，都是動員抗戰、組織抗戰和堅持抗戰的領導者。在敵后戰場，共產黨構建起主力軍、地方軍、民兵自衛隊三結合的抗日武裝力量體制，真正展開了波瀾壯闊的人民戰爭，人民創造的地道戰、地雷戰、破襲戰等各種各樣的打法，讓日寇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正因為如此，中國共產黨成為當年團結指引全民族統一抗戰并最終打敗日本侵略者的時代先鋒，在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反抗日本法西斯戰爭中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兩條抗戰路線論爭的核心，是如何動員、組織和領導人民群眾抗戰，是打一場國家和民族的戰爭，還是打一場政府和軍隊的戰爭，這是國共兩黨指導抗戰、實施抗戰的分水嶺，也是雙方在抗戰期間力量消長興衰的根本原因。國民黨雖然在退無可退的時候提出抗戰“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也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但始終實行的是政府操控、軍隊主體的片面抗戰路線。《大公報》記者張高峰曾一針見血地指出：“沒有民眾的軍隊準打敗仗，沒有民眾的戰場只能放棄”。

兩條抗戰路線的根本分歧，表現在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上。國民黨是讓民眾“共同擔負”，共產黨是與人民患難與共；國民黨致力于控制民眾，共產黨致力于服務人民，把人民視為父母靠山和力量源泉，與人民是血肉關系、魚水關系。這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觀念，是不同政黨和軍隊階級屬性的集中體現。

美軍駐延安軍事觀察組有個評論：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有一種生機勃勃的氣氛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手的愿望，這在國民黨的中國是難以見到的”。其所以成功，是因為動員了最廣泛的民眾參戰，而“這種全體動員的依據和可能性，是建筑在一種經濟的、政治的和社會的革命運動之上的”。

近年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甚至出現某種程度上的經濟蕭條，權威人士對經濟形勢的“權威研判”，對堅持什么樣的經濟治理原則，如何應對未來經濟面臨挑戰，以及宏觀經濟政策的重心應如何調整等方面，尤其是發揮民企作用，開出了一系列方法和舉措，可謂頭頭是道，看起來很是讓人振奮，可收效并不那么如人意。悉心研讀那些權威高見和開出的擺脫經濟困境“藥方”，根本看不到人民群眾的任何影子，似乎人民群眾對治理經濟不起任何作用。這就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當年的兩條抗戰路線之爭，盡管有著性質不同，但就依靠人民群眾角度來看，不免發出疑問，是依靠人民群眾，還是依靠民營企業即民企老板，亦即是依靠群眾，還是依靠資本？

黃庭民老師的文章《試論解決當前我國經濟問題的兩把鑰匙》（昆侖策研究院2024年10月17日）中，把這個道理說得很清楚：“生產和消費應平衡，考慮到儲蓄，生產出來的東西要賣掉，必須國內老百姓收入超過消費品產值。但我國長期以來都是收入遠低于產值，加上分配嚴重不平衡，底層收入占比很低。其結果是年年增加生產過剩，主要依靠對外出口，解決部分過剩。例如，今年的國內生產，上半年增長了4.1%，但國內消費總額的同比增長卻不到2.8%。相反，累計出口則同比增長了6.9%，出口總值高達12.1萬億，超過國內零售總額23.6萬億一半，考慮到零售價要明顯高于企業批量出口價，其實際價值就更接近國內消費的財富。進口方面，因人為抬高美元對人民幣匯率，進口實際價值恐怕僅有市場價值一半，也就是說，進口總值1.27萬億美元，實際價值恐怕也就4萬億人民幣，對比出囗12.1萬億，等于半年就奉送近10萬億財富給西方。 ”七十年代末以后，以儲備大量美元外匯為富裕的象征，反而嘲笑毛時代不儲備美元是沒錢，是“窮”。美國佬樂開了花，你中國要美元？我開動印刷機就有，多的是，但你得拿貨物資產來換。于是，“中國生產、美國印錢”這種殖民經濟模式，就這樣形成了。老百姓只知道應該多賺錢，卻不知道國家可以印錢，不需賺別國的錢。而且錢已經不是真金白銀，而只是一張紙或電子符號，隨時可以作廢。沒主權的國家才賺別國的錢。你聽說過美國會賺取大量人民幣存起來嗎？這個貼傳出三個意思，一是生產和消費應平衡，生產出來的東西要賣掉，國內老百姓收入必須超過消費品產值；二是必須解決自己老百姓勒緊褲帶，變相奉送西方的問題；三是我們開放，不能總讓西方牽著鼻子走，也應當學習美國和西方，大幅度提高勞動者收入，增加國內消費，讓經濟為本國老百姓服務。

黃庭民認為，解決當前我國經濟問題有兩把鑰匙，而圍繞人民群眾做文章，亦即“大幅度提高失業救濟金和工農養老金，從而提高勞動者工資和消費，解決生產過剩問題”就是第一把鑰匙；第二把鑰匙則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國債，籌集資金”，亦即“給市場提供足夠的凈資金，才能降低企業負債率到正常60%以下水平，改變如今150%以上，導致無法按市場法則管理經濟”的狀況，停止貿易順差和資本項開放，防止外來貨幣入侵，才能維持物價穩定和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其論述第一把鑰匙的意義作用，剖析了我國經濟最大問題是消費不足，企業產品積壓，生產過剩嚴重，導致企業債務不斷增長，倒閉風險不斷增加。由于產能過剩，多年來，我國工業生產線開工率都比較低，所有企業整體負債率已經超過150%。可產能過剩嚴重背后隱藏的本質，是國內勞動者收入占比太低，導致消費不足。從收入與國內生產總值對比發現，不僅常年只有41%左右遠低于西方國家的70%-90%，而且消費占比更是以30%左右驚人之低與美國的75%-85%相距甚遠，加之人均消費僅有美國十五分之一、30年日本的六分之一。文章認為只要我國人均消費能夠達到日本水平，亦即美國平均水平的40%，即使不搞貿易順差，都用于國內消費，我們需要的生產能力都會遠超現在。說到底，依靠人民群眾走出經濟困境，就是必須讓國內老百姓收入超過消費品產值，促使生產和消費的平衡。但我國長期以來都遠低于產值，加上分配嚴重不平衡，底層收入占比很低。而勞動者只有吃飯的收入，成本壓榨到極致，又使得工業產品國內市場很小，絕大部分產能（如今占世界一半以上）面臨倒閉。也就是說，不斷壓低國內老百姓收入和消費能力，其結果必然導致經濟走向崩潰。另一方面，我們主要依靠對外出口，占領美國和西方市場，如今美國基本不生產工業消費品，我們換回什么？不過是儲藏在美國和西方銀行和金融賬戶的數字，帶來的是物質財富的極大消耗，是長期物價必然上漲的主要原因。而且為進入西方市場，還提供大量優惠，讓西方資本家拿走大量利潤，實質是免費拿走大量財富。如果我們調整好國內分配，提高國內勞動者收入水平，增加保障，就可以較多地轉變為國內消費，從而減少過剩。可以說，這篇文章鄭重其事把提高國內勞動者收入水平作為擺脫經濟困境的舉措，有非常積極的現實和長遠意義，可惜并沒有提出如何開掘人民群眾的主人公作用，且在經濟困境之中提高勞動者收入，恐怕很難讓傾向資本的權威們接受。

三、一個特別尖銳的問題

鐘建民老師的文章《為什么民企越發展老百姓越窮？》（鐘建民的理論思考2024年10月16日），非常耐人尋味，所提出的問題特別尖銳。他提出，在經濟陷入困境的時候，許多人并沒有去關注為什么會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一個有14億人口的國家，會因為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經濟危機，但卻有許多人在呼吁要善待民企，要解除民企束縛等等，而對于“民企越發展老百姓越窮”的問題卻沒有人來思考和研究。文章從一個國家就是一個超級的經濟實體，生產與消費是需要平衡的，如果企業生產出來的東西不能進入消費領域，價值運動就不能有效地循環，整個經濟運動就會產生堵塞，國家經濟就會走下坡路，分析我國經濟發展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民企越發展老百姓越窮”這種病態發展模式。文章深刻指出，由于資本的逐利性，民企的發展在生產端和消費端的雙重作用，必然導致老百姓越來越窮的現實。從生產端來看，由于民企追求的是盈利最大化，成本最小化，作為勞動者的收入的工資和人工費用最小化是企業經營的基本目標。因此，隨著民營企業的大力發展，我國的工作日制度不是朝著工作時間越來越少的方向發展，反而是向著越來越多的方向發展，從過去的8小時工作制發展到12小時工作制；而拖欠工人工資的現象則很常見，違法經營已經成為許多民營企業的常態。工作時間和強度大幅增加，而工資收入則越來越低，這就是民營企業發展的現實。從消費端來看，隨著民企的大力發展，原來那種滿足老百姓的公共需要的生存環境已經轉變為資本逐利的場所，老百姓成為資本搜括、盤剝的對象。作者不僅舉出某省將一個水庫使用權租給私人，干旱時農民要求水庫放水，水庫持有者先是不肯，經調解后又要求十幾元一噸的例子，揭示民企的普及使老百姓做得時間和強度更多更大而收入卻更少，與失去原來的醫療、教育、住房等公共供給的良好環境的交相作用，造成老百姓的開支隨著市場化日益增大，“民企越發展老百姓越窮”的現實。文章呼吁，從根本上改變那種有效需要不足的問題，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就必須從廣大勞動者的利益要求出發，大力發展按勞分配的勞權企業，使全體員工的收入隨著企業的發展而不斷增加，從而使全體勞動者的收入狀態與經濟發展的方向相一致；還應該形成以人民為中心的社會經濟環境，大力發展滿足老百姓公共需要的各種產品，降低廣大老百姓的生活成本。還有一個帖子認為“資本是逐利的，民企發展在生產端和消費端的雙重作用，必然導致老百姓越來越窮。走出困境，唯有做強做大做優國有經濟”，而做強做大做優國有經濟最重要的就是發揮工人階級主力軍作用。可以說，這個帖子說得更深刻！這篇文章和這個帖子算是就發揮人民群眾作用，提出了擺脫經濟困境的一家之說，不知能否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

故而本文認為，人民群眾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中國經濟走出困境的真正偉力所在，而不是權威們認定的資本是走出困境的唯一依靠，群眾沒有任何資本，對走出經濟困境完全無能為力。大家不會忘記，當年蘇聯撕毀協議撤走專家留下一大堆半拉子工程所造成的災難，與三年自然災害交相作用，所造成的困難，要比現在的經濟困境難得多。可中國工人階級在國家外遭經濟封鎖、內遇自然災害的緊要關頭，頂著風浪開展了迎戰洋人卡脖子的群眾性技術協作攻關活動。這個偉大創造就是職工自覺發起的，所有能工巧匠和技術人員聯合一起，圍繞蘇聯撤走專家留下的“半截子工程”和霸權主義卡脖子造成的企業生產危機，進行技術攻關和技術交流。職工把企業的困難當作自己的困難，把攻破洋人留給的技術難題當作義不容辭的責任，職工技術協作攻關克服了許許多多難以想象的困難，的的確確解決了企業許多經濟技術難題，迅即像滾雪球一樣不斷壯大，形成了從省、市到廠、車間的職工技術協作組織網絡體系，由沈陽延伸到整個遼寧省，由遼寧延伸到全國各地，譜寫了一曲曲自力更生的凱歌——孟泰組織大型軋輥鞍技術攻關，使鞍鋼擺脫了蘇聯停供鋼面臨停產的危機，并填補我國冶金史上的空白；馬恒昌小組通過職工技術協作取得1174項革新成果、實施151項先進技術、推廣102項先進操作法，帶領技術服務團隊踏遍19個省市進行無償技術服務。黨中央和國務院對職工技術協作活動極其關懷和重視，國家經委1962年12月在批轉沈陽職工技術協作活動經驗時指出：“群眾性技術協作很有成效，為當前怎樣開展技術革新活動提供了一個值得重視的經驗”，推進職工技術協作活動迅速在全國各地傳播發展，實現跨省市的地區性協作，發揮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從而成為中國工人階級的“偉大創舉”。同時，工人以廠為家結出的技術協作碩果，鼓舞了全國各條戰線的你追我趕，更震撼了剝削壓迫工人的資本主義世界，震撼了從來都把技術攻關、技術創新歸為資本力量的資產階級學者。美國著名專家薩特米爾稱中國職工技協是“群眾性的技術合作運動”，是中國科技與群眾的絕佳結合。中國工人階級技術協作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創舉，證明了毛主席關于工人階級“特別能戰斗”的論斷，也決定了工人階級“以廠為家”的豐功偉績永垂青史。

毛主席說過，“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當今只要真正依靠人民群眾，也一定能夠鑄就中國經濟的銅墻鐵壁。

毛主席還說過，“多少一點困難怕什么。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當今要真正依靠人民群眾，我們什么困難都不怕。

所以，我們要從當年中國共產黨堅持依靠人民群眾進行人民戰爭的全面抗戰路線，反對害怕人民、把人民排斥在外、僅依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路線的對比中，從當年頂著風狼迎戰洋人卡脖子的工人階級偉大壯舉中，汲取寶貴歷史經驗，真正站在最廣大人民的立場上，真正以人民為主體、為中心，把政策導向用在提高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和創造力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的力量，走出當前經濟困境，走向中國式現代化。離開群眾，只靠資本，那是不會有出路的。

參考文章：

[1] 中國共產黨全面的全民族抗戰路線與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根本區別在哪里？新華網 2015年08月27日

[2] 黃庭民：試論解決當前我國經濟問題的兩把鑰匙，昆侖策研究院，2024年10月17日

[3] 鐘建民：為什么民企越發展老百姓越窮？鐘建民的理論思考，2024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