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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根良：強樹西方經濟學、排斥政治經濟學是自掘墳墓

點擊：  作者：賈根良    來源：紅色文化網  發布時間:2024-11-04 13:04:53

 

摘要：在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簡稱的“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已經成為約定俗成的術語，后者是指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理論。但戰后以來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理論內部，不僅發生了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與西方正統經濟學之間的尖銳對立，而且也出現了與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融合”發展的局面，“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已不能反映和容納這種巨大變化的新情況。由于我國大學中講授的“西方經濟學”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統經濟學，本文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命名為“西方政治經濟學”。“西方政治經濟學”對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和規律的研究比“西方經濟學”提供了更現實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論研究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也具有直接的和重要的借鑒價值，因此，我國經濟理論界應該大力加強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并對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西方經濟理論的本科課程設置進行改革。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正統經濟學界鮮為人知的海曼·明斯基名聲大噪，“明斯基時刻”的概念迅速傳遍了世界各國的經濟理論界和政策制定部門。明斯基在西方經濟理論界屬于備受西方正統經濟學(Orthodox Economics)排擠的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與其具有共同命運的除了西方發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外，還包括西方其他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Heterodox Economics)的流派，如新熊彼特經濟學、老制度主義經濟學、女性主義經濟學、社會政治經濟學和替代性教規經濟學等。在這些西方非正統經濟學中，究竟還有多少明斯基式的人物一直被埋沒?明斯基作為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的代表性人物尚且如此，遑論其他學者?“明斯基時刻”這種現象不僅反映出西方正統經濟學長期打壓非正統經濟學的不正常狀況，而且也折射出我國經濟學界在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上存在著重大缺陷,即缺乏多元主義的科學精神。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繼承悠久政治經濟學傳統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各流派得到了迅速的壯大，他們目前正致力于發展一種綜合性的和統一的理論框架，對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西方正統經濟學形成了嚴峻的挑戰。本文將首先從廢棄“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在我國所導致的惡果入手，扼要論述堅持“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基本區分的必要性。然后，本文將從西方經濟理論界正統與非正統之間對立的事實出發，討論在中國學術話語體系中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命名為“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必要性。最后，本文在對我國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上缺乏多元主義的原因進行分析后，將從中國經濟學多元化發展、加強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角度，闡明加強西方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對繁榮我國經濟科學的重要意義。

 

一、堅持“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區分

 

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一種學科術語的廢棄或啟用并非只是名稱改變這樣一種簡單的事情，而是隱含著學者們對某種哲學社會科學范式的否定或認同，甚至包含著某種政治追求。例如，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的英美國家，在新古典經濟學家的推動下,“經濟學”作為學科的稱謂取代了“政治經濟學”這個傳統術語。

 

有關美國的情況,弗雷德里克·李指出,“在1885—1990年這個相對較短的階段，美國經濟學發生了轉變，美國經濟學家的用語也發生了轉變，把使用古典政治經濟學教科書、閱讀亞當·斯密、大衛·李嘉圖和穆勒的著作的專業和課程稱為‘政治經濟學’，把使用新古典教科書、閱讀馬歇爾和其他新古典經濟學家著作的專業和課程稱為經濟學。結果，大約在1900—1910年，美國所有大學和學院的經濟學入門課程和研究生課程都在講授新古典價格理論，馬歇爾的《經濟學原理》是標準教科書之一”。

 

對新古典經濟學家們來說，這種學科術語的改變具有三重目的：

 

首先，遠離棘手的和引發尖銳社會沖突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新古典經濟學家們宣稱經濟學是“節約、最大化和效率的科學”，而不是研究人與人之間“生產關系”的政治經濟學。因此，“經濟學”必須擯棄政治、技術、制度和文化意識形態等因素，致力于發展一種不受這些因素影響的有關資源配置的“客觀”科學，這樣，他們就將政治經濟學對社會、政治和道德等寬廣問題的關心縮小到對個人經濟行為和市場運行的分析，從而遠離了棘手的和引發尖銳社會沖突的重大政治經濟問題。新古典經濟學的這種“遁世主義”的經濟理論遭到了一些有見識的經濟思想史家的批評，如米爾斯指出，“當時，英國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正在消失，但是，在英國取得其令人矚目的發展的新古典主義卻從來都既沒有就其中的‘為什么’提供過分析，也沒有就‘如何才能遏制這種現象的繼續發生’開出過什么藥方，盡管當時人們已經廣泛意識到了正在成為事實的這一不利趨勢”。

 

其次，成為得到官方支持的正統經濟學。“就新古典經濟學成為并依然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遮羞布而言，它是沒有意義的。……新古典經濟學的推動力起初部分來源于意識形態領域(抵制馬克思在社會壓力不斷增長的時期所產生的影響)，……通過將其分析與歷史分析脫鉤，成為‘靜態’理論，為在現狀之內運轉和維持現狀服務”，其“出現和發展得到了經濟和國家的貨幣、權力和現狀的認可——它在知識和意識形態上維護現存的資本主義體系。因此，1900年時候的新古典經濟學中融合了一種客觀解釋資本主義如何運行的研究綱領，以及推動資本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綱領。后一種綱領進而確保了新古典經濟學可以反多元化，可以使用任何手段去壓制非正統經濟學家和非正統思想，將它們從學術界和社會中清除掉”。

 

最后，對特定研究方法的認同。雖然人們目前對“政治經濟學”和“經濟學”這兩個術語的含義不存在共識，而且，《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在“政治經濟學與經濟學”這一詞條中也說，“自它們產生以來,涵義都有所變化,然而,兩者基本上可以看作同義語”，但實際上，從其起源來看，對新古典經濟學家們來說，之所以要用“經濟學”替代“政治經濟學”作為學科術語，原因就在于它賦予了“經濟學”與后者截然不同的一種研究方法：“政治經濟學提出的經濟理論建立在社會—歷史方法上，歷史、制度和社會階級的互動被賦予了中心的地位。經濟學將它的分析建立在個人主義方法論上，它提出不考慮歷史的理論，這一理論的有效性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種對個人主義方法論和數學形式主義的認同，目前仍是西方正統經濟學打壓非正統經濟學的兩個重要標準。

 

在世紀之交，我國曾發生過有關“西方經濟學”這個概念的存廢之爭。反對使用“西方經濟學”這一術語的學者認為，“西方”是一個地域性概念,“西方經濟學”這個用語是不正確的，應予廢棄。但這一看法與“西方經濟學”這個概念在我國的起源和約定俗成的用法完全不符：在我國，“西方經濟學”中的“西方”不是地域性概念,而是政治性概念。正如吳易風教授指出的，自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立以來,經濟理論領域一直存在著兩大對立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是無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一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或經濟學，在我國，用全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簡稱的“政治經濟學”專指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用“西方經濟學”專指西方國家的理論經濟學特別是現代西方國家主流派的理論經濟學(相當于本文的正統經濟學的概念——引者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代表著兩個不同的經濟理論體系。

 

反對使用“西方經濟學”這一術語的學者“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主張使用“現代經濟學”取代“西方經濟學”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排斥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的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確立西方正統經濟學在中國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

 

首先，在他們看來，只有西方正統經濟學才是“現代經濟學”，其他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是落后于時代的老古董。正如吳易風教授指出的，這些“學者認為，現代西方國家的理論經濟學，研究的是現代經濟問題，因而是‘現代經濟學’，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經濟學研究的是一百多年前的經濟問題，因而不屬于‘現代經濟學’。在他們那里，‘現代經濟學’指現代西方經濟學,特別是指現代西方國家主流派的理論經濟學。他們企圖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從‘現代經濟學’中排擠出去”。

 

其次，這些學者認為，只有西方正統經濟學才是科學的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是一種意識形態。2005年6月2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回顧與展望”研討會上，針對“中國高校學科劃分中的‘政治經濟學’(即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分割，與會部分講者在將后者說成是‘科學’的和‘現代’的同時，還試圖將前者概括為‘意識形態’和‘落伍’的”。實際上，這些學者所謂的“現代經濟學”不僅不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而且也不包括西方非正統經濟學諸多流派。

 

在過去十多年中，中國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課程設置的變化見證了主張廢棄“西方經濟學”概念的目的所在：除了經濟學專業外，我國許多高校包括國際經濟學和財政金融等在內的財經類專業在本科課程設置中取消了政治經濟學;在研究生入學考試中，許多高校在理論經濟學專業的基礎課考試中，使用“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代替“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西方正統經濟學在中國高校的支配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強。

 

然而，令廢棄“西方經濟學”概念的提倡者始料未及的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西方正統經濟學的支配地位在西方發達國家受到了廣泛的質疑，《資本論》受到追捧，明斯基和皮凱蒂名聲大振，長期被壓制和被邊緣化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開始進入西方國家公眾的視野。在發達國家這種變化的影響下，西方正統經濟學在我國也開始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特別是在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重要性的強調使我國許多高校財經類專業重新開設了《資本論》課程，但卻發現能夠講授該課程的合格教師奇缺。筆者不僅贊同我國高校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教學的重要舉措，而且也一直在強調要振興在我國衰落已久的經濟思想史和經濟史學科，但本文擬不對這些問題進行討論。本文將集中討論發達國家非馬克思主義主義的經濟理論界的現狀，并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做出分析，旨在為改革我國西方經濟理論的教學與研究提供相關政策建議。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在對西方正統經濟學嚴重缺陷的眾多質疑中，一個重要的事件就是新一輪“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興起。所謂“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the post autisitic economics movement)是指2000年由法國學生發起，并在法國、英國和美國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廣泛影響的經濟學教育改革運動，學生們使用精神病學的一個術語痛斥西方正統經濟學的“自閉癥”，指責其已經沒有能力解決真實世界的許多重要經濟問題，呼吁經濟學發展的多元化、批判性思考和對真實世界的研究。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再次風起云涌。2009年，億萬富翁喬治·索羅斯有感于發達國家高等學校中講授的經濟學課程已不適應當代世界經濟發展的需要，出資成立了“新經濟思維研究所”(Institute for New Economic Thinking)，其中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改革經濟學課程設置，編寫新的經濟學教科書。2011年11月2日，哈佛大學大約70名學生在著名教授雷戈里·曼昆講授的經濟學課程上，通過罷課并發表《哈佛學生致曼昆的公開信》的方式表達了他們對正統經濟學根深蒂固的偏見、脫離現實和缺乏批判性思考的強烈不滿。2012年，德國學生發起了新一輪的經濟學教育改革請愿活動，這一活動很快就擴散到了世界各地，在許多國家涌現出了眾多的“后危機經濟學社團”、“重新思考經濟學聯盟”等學生社團組織。2014年5月5日，來自19個國家的42個學生團體發起成立了“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一年之后，這一組織就已發展為31個國家的82個學生社團。

 

新一輪“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再次直指西方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例如，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后危機經濟學社團”在其2014年的調研報告《經濟學、教育與無知——曼徹斯特大學的經濟學教育》中指出，曼徹斯特大學將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提升為經濟學唯一的學習對象，其他經濟學流派如制度主義、演化經濟學、奧地利學派、后凱恩斯主義、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和生態經濟學等在經濟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中幾乎是完全缺乏的，這種狀況扼殺、損害和壓制了對于經濟學的認知至關重要的創新、創造力和建設性的批判，違背了曼徹斯特大學自己的教育指導方針。

 

實際上，在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學里，正統經濟學支配曼徹斯特大學經濟學教育的狀況并非個例，正如《國際學生對經濟學多元化的呼吁書》指出的，這是一種具有普遍性的現象。在學生們看來，這種狀況在民主社會中是不正常的，“并非僅有世界經濟處在危機之中。經濟學教學也同樣處于危機之中，并且此危機所殃及的范圍遠在象牙塔之外。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執政者的頭腦，因此也塑造了我們棲身的社會。……歸根到底，經濟學的多元化教育是健康的公共辯論的必需品，她是民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因此，“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呼吁：“不同校園，同一心愿，我們期盼，經濟學課程能有所改變”。

 

那么，在西方發達國家，正統經濟學和非正統經濟學之間的分裂是如何產生的?正統經濟學這種單一經濟學范式支配經濟學教育的狀況又是如何形成的?在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理論內部發生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我們為什么有必要提出“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概念，用來專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呢?

 

二、“西方政治經濟學”概念提出的必要性及其界定

 

在這里，我們首先需要對西方經濟理論界中正統經濟學和非正統經濟學的概念做一簡單說明。除了在哲學基礎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著根本性的不同外，正統經濟學和非正統經濟學最重要的分野就在于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現狀不同的態度：正統經濟學對其進行辯護，而非正統經濟學無論是出于改良還是推翻這種制度的目的，都對其持批評態度。與“正統”和“非正統”相聯系的，還有“主流”和“非主流”這兩個詞：在一定時期內，非正統經濟學可能成為某個國家的主流經濟學，比如20世紀前30年的美國制度主義;同樣，正統學說也不一定是主流，比如奧地利學派。

 

如果了解經濟思想史，我們就會知道，目前西方國家的正統經濟學是在19世紀末“邊際革命”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從19世紀40年代到20世紀30年代，繼英法古典經濟學之后，在歐美國家相繼誕生了歷史學派、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邊際主義經濟學(包括數理經濟學派和奧地利學派)、老制度學派、熊彼特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19世紀90年代，馬歇爾通過綜合“邊際革命”的成果，創建了新古典經濟學，這種經濟學在美國也得到了發展。雖然新古典經濟學在20世紀初期的英國和美國已經取得了正統經濟學的地位，但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整個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界總體上仍呈現出多元化的發展格局。

 

重大的變化主要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當時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大陣營的尖銳對立中，在美國產生的麥卡錫主義對西方非正統經濟學造成了嚴重的打擊。麥卡錫主義是指1950—1954年間由美國參議員麥卡錫在美國國內掀起的反共和反民主的潮流，它惡意誹謗、肆意迫害共產黨和民主進步人士甚至持不同意見者。從1950年初麥卡錫主義開始泛濫，到1954年底徹底破產的前后五年里，其影響波及美國政治、外交、學術研究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信奉所謂自由市場經濟的美國正統經濟學家借助麥卡錫主義打壓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其他非正統經濟學流派，通過動用國家力量、商業團體力量和高等教育機構中的精英階層等，使得非正統經濟學家在大學中得不到雇傭，即使被雇傭也容易被開除。

 

直到1970年之后，西方正統經濟學動用國家力量打擊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行為才退居間接角色，而在這時，通過大學的科研績效評估(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或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特別是通過期刊等級評價等職業力量對非正統經濟學的排擠開始占據主導地位。

 

這類似于目前我國高等學校的學科評估。西方一些經濟學家的研究表明，SSCI即所謂的“權威期刊”實際上只是西方正統經濟學的陣地，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各流派和經濟思想史的研究根本就不可能在這些刊物上發表研究成果，這就導致對存在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相關大學系科的學術評價很低;為了提高評估績效，這些大學在招聘、晉升、研究戰略等決策上不得不歧視從事非正統經濟學研究的學者，直至驅逐這些非正統經濟學研究者，這導致了非正統經濟學在歐美國家絕大多數名牌大學的消失。

 

但是，非正統經濟學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這種艱難環境中還是生存下來了。在度過了20世紀50年代的滅絕性危機后，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在60年代重又開始活躍起來了,并在以后又產生了許多新的學派,如60年代末產生了生態馬克思主義，70年代產生了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的法國調節學派和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 80年代產生了新熊彼特學派和女性主義經濟學，21世紀初產生了替代性教規經濟學。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后，冷戰的結束，經濟學多元主義思潮在西方國家的興起，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的爆發，國際金融危機對正統經濟學理論根基的打擊，以及非正統經濟學家更加積極的學術組織活動，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迅速壯大，弗雷德里克·李甚至用“涌現”這個詞形容非正統經濟學從1990年到2006年期間在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學界所取得的長足發展。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之間整合性或“融合性”的發展。在19世紀下半葉，由于受到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所有經濟學流派批判的影響，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曾中斷了對古典經濟學解體后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的吸收。在國內外經濟學界一直流行著這樣一種看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目前被稱作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在理論上的相互借鑒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但弗雷德里克·李的研究卻指出，在20世紀前半葉的制度主義經濟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發展中，它們之間的理論接觸就已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包括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內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各流派之間這種多元化理論接觸的普遍趨勢持續不斷，以至于“到了1990年，很多非正統經濟學家在各種方法之間已經看不到明顯的理論界限，這一結果反映了理論上的整合已經發生”。

 

在西方非正統經濟學這種整合性發展的基礎上，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家們致力于發展一種對西方正統經濟學替代性的經濟理論體系，以便改變各流派沒有一個統一理論框架和一盤散沙的局面。正如張林教授指出的，“當前，非正統經濟學家形成的共識是: 要成為新古典主流經濟學的替代性經濟學體系，非正統經濟學各學派必須融合發展，形成一套整體的非正統經濟學理論”。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一些經濟學家致力于發展一種將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非正統經濟學綜合在一起的框架，例如，奧哈拉和弗雷德里克·李就是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奧哈拉提倡一種綜合了馬克思與其他非正統經濟學家研究成果的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框架;李以批判實在論經濟學方法論、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和斯拉法的社會剩余方法為基礎，以扎根理論(grounded theory)為經驗研究方法，綜合后凱恩斯主義的國家貨幣和不確定性理論、制度主義的社會構造矩陣方法、社會政治經濟學(和女性主義經濟學)“行動的人”(acting person)的觀念等非正統經濟學各流派的方法和理論元素，構建了一個由結構、組織和能動性(行動的人)三個層次構成的分析社會供應過程的模型，這是近年來非正統經濟學家致力于構建統一的非正統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個代表性成果。

 

通過以上討論，我們可以得知，二戰后以來特別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或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內部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在西方經濟理論界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已經屬于同一個陣營，它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樣，都是與西方正統經濟學相對立的理論體系。由于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許多共同的基礎，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已經不再是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經濟學”這個概念雖然準確地反映了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理論的本質，但它是在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理論內部沒有發生嚴重對立的情況下使用的術語，已不能反映和容納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經濟理論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的新情況。特別是在我國高等學校中講授的“西方經濟學”是清一色的西方正統經濟學理論體系，不包含任何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內容，在這種先占優勢的情況下，西方正統經濟學實際上已經獲得“西方經濟學”這個術語的獨占權。為了與之相區別，特別是為了在大學經濟學教育中開設這方面的核心課程，在我國經濟學的話語體系中，我們需要一個簡潔的新名字來命名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

 

在提出這個新名字之前，我們首先考察一下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家們是如何命名其經濟理論體系的。弗雷德里克·李指出，在非正統經濟學的歷史上，“諸如非傳統(non traditional)、非新古典(non neoclassical)和非主流(non mainstream)這些詞都曾被用來統稱它們，但這些詞都沒有正確的學術感，或者沒有引起積極的反響。此外，一些人認為，政治經濟學(或者非正統政治經濟學)可以用作一個統稱，但這個詞在歷史上屬于馬克思主義—激進經濟學的稱呼，這也使得這種用法站不住腳”。弗雷德里克·李堅持使用“非正統經濟學”，因為他認為，這種命名要突出所有流派的共性，不能偏向于任一種流派，所以，政治經濟學這個稱呼不適合，但他又承認，“非正統經濟學這個詞實在是沒有感染力，可能會被非正統政治經濟學、政治和社會經濟學或者制度—演化政治經濟學所取代”。澳大利亞經濟學家弗蘭克·史迪威(Frank Stilwell)堅持使用“政治經濟學”作為其理論體系的名稱，但這仍與這個詞在西方經濟理論界屬于馬克思主義—激進經濟學的稱呼相沖突。因此，在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界，這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在這里有一個問題：為什么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界要將馬克思主義的和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統一在一起命名呢?這是由其所處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情所決定的：對抗正統經濟學的共同命運使他們走到了一起。正如曼徹斯特大學“后危機經濟學社團”的調查所表明的：非正統經濟學任何一種流派的教師在曼徹斯特大學現在幾乎都不存在了，這使他們的生存危機感總是揮之不去，所以他們只有團結起來，才能在狹小的生存空間里獲得一席之地。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在經濟思想史上的革命所導致的馬克思主義和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間的許多分歧就退居次要地位了，雖然在這種統一之下，這些分歧仍是存在的。我國的國情與之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承擔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理論基礎的重要功能，而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非正統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主要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它們具有很多共同之處，但在我國沒有必要將其綜合在一起。而且，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其內容都比“西方經濟學”豐富，因此，在學科分類上必須單列，我們也沒有必要給予它們一個統一的名字。

 

正是因為這種原因，西方非正統經濟學家們對于如何命名其經濟理論體系的苦惱在我國就不存在了，而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命名為“西方政治經濟學”也就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在“政治經濟學”專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同時，“西方政治經濟學”指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而“西方經濟學”則專指與這兩大理論體系相對立的西方正統經濟學。西方經濟思想史很清楚地表明，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樣，“西方政治經濟學”繼承了源遠流長的政治經濟學傳統，而“西方經濟學”在其鼻祖——新古典經濟學誕生之初就與“政治經濟學”切割開來了，目前西方經濟學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也不具有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因此，將西方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命名為“西方政治經濟學”是恰當的。事實上，在奧哈拉主編的《政治經濟學百科全書》中，所謂當代政治經濟學諸流派除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外，囊括了非馬克思主義的非正統經濟學的主要流派，但將“西方經濟學”完全排除在外了。

 

有人可能會問：西方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興起的“新政治經濟學”難道不是西方政治經濟學或非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嗎?公共選擇學派是這種“新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代表，我們就以這個學派為例對此做出說明。首先，公共選擇學派等“新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一種有關政治的經濟學，它主要是使用經濟學研究方法研究政治問題，其學科屬性更偏向于政治學，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背離了將物質財富生產作為研究對象的“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科屬性。其次，它實際上仍以個人主義的和非歷史的新古典范式為基礎，與政治經濟學約定俗成的社會—歷史研究方法相悖。最后，與“政治經濟學”是在歷史、社會和政治的環境中研究經濟問題這種寬廣的視野不同，“新政治經濟學”則是向政治學輸出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產物。由此可見，“新政治經濟學”相異于經濟思想史中“政治經濟學”的慣常用法。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新政治經濟學”的概念遭到了西方國家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不僅逐漸地被新古典經濟學廢棄了，而且還被公共選擇理論家所盜用，用來概指他們的研究議程”， “特別是在美國，由維吉尼亞學派、芝加哥學派和當代‘公共選擇’理論在(政治經濟學)這個術語上的使用是造成(政治經濟學這個概念)混亂的源頭”。由此可見，“新政治經濟學”背離了源遠流長的政治經濟學主流，“政治的經濟學”可能是其恰當的名稱。因此，“新政治經濟學”不屬于政治經濟學傳統中的“西方政治經濟學”或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范疇。

 

三、加強西方政治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重要意義

 

正如筆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的開頭所談到的，學者們廢棄或啟用一種學科術語是有其目的的，本文提出“西方政治經濟學”概念也不例外，目的就在于倡導經濟學多元化發展，推動我國經濟學界加強對這種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使之成為抵抗“西方經濟學”支配中國經濟學界的一支重要力量，并為我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提供更有借鑒價值的西方經濟理論。改革開放以來，在我國經濟學界一直流行著這樣一種看法：“西方經濟學”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系統反映和描述，它建立了市場經濟中經濟規律的理論，對于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我國來說，需要認真學習、吸收和借鑒。但正如德國演化經濟學界的元老烏爾里希·維特指出的，(作為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鼻祖的)邊際革命確立的是一種倒退的、牛頓主義的和反歷史的經濟學主流，在西方經濟理論界，針對“西方經濟學”有關市場經濟的非現實的和歪曲的描述等許多重大缺陷，一直就存在著大量的批判，而我國經濟學界很少有人對此關注，對于“西方經濟學”很有用的流行觀念也一直缺乏反思。

 

實際上，出于改進和完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目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很少對資本主義現狀進行辯護，更多的是對其進行批判性研究，因此，“西方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特別是對現代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研究比“西方經濟學”提供了更真實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對于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西方經濟學”更有助益。正如雅各布和馬祖卡托2016年在《重新思考資本主義》一書的導言中指出的，“正統經濟學不能解釋西方資本主義在最近十年中面臨的主要問題——疲軟的增長、金融不穩定、下降的投資、金融化、生活水平的停滯、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危險的環境風險。……幸運的是，在經濟學中有大量的資源對此類問題進行過研究。因為資本主義經濟的這些特征幾乎不是自我揭示的，因此，它們在過去一百多年的經濟學中得到了研究。這些研究構成了一些偉大經濟學家著作的基礎，這些經濟學家是卡爾·波拉尼、約瑟夫·熊彼特和梅納德·凱恩斯以及最近的演化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就像本書各章所表明的，以這種經濟學為基礎的分析可以對目前的經濟政策進行徹底的批判，并提出強有力的替代性觀點”。這里值得說明的是，雅各布和馬祖卡托在這里所謂的演化經濟學是指新熊彼特經濟學;制度經濟學是指以凡伯倫為開端的老制度經濟學，而非以科斯和諾思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

 

然而，既然“西方政治經濟學”對于我國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比“西方經濟學”更有價值，那么，為什么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在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上卻出現了重大的失誤呢?——盲目追隨西方正統經濟學的潮流聲勢浩大，但“西方政治經濟學”卻很少有人研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當西方正統經濟學通過政府力量和大學科研績效評估制度將“西方政治經濟學”邊緣化之后，除了我國的極少數學者外，我國在大規模引進西方經濟理論時，人們注意到的就只能是“西方經濟學”了。另一方面，“歷史終結論”對我國引進西方經濟理論的支配性影響。在冷戰時期，由于東西方的對抗，高度集中的蘇式政治經濟學和自由市場經濟的西方正統經濟學都走向了極端和教條。冷戰的結束導致了蘇式政治經濟學的終結，但作為其對立一極的西方自由市場大獲全勝，結果,西方正統經濟學不僅沒有終結，反而成為了“倫敦城唯一的游戲”，其支配性影響比冷戰時期更甚。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在我國興起的“只有一種經濟學，這就是現代經濟學”的思潮就是美籍日裔政治學家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在經濟理論界遲到的翻版。

 

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東歐的劇變使福山歡欣鼓舞，他歡呼美國民主制度是人類社會最完美的制度，是人類歷史的終結。雖然福山早已承認了這種“歷史終結論”的錯誤，但經濟理論界的“歷史終結論”在我國卻一直沒有得到反思。2006年，筆者在《中國經濟學革命論》一文中指出，“實際上，柏林墻的倒塌并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勝利，而是它陷入終結危機的開端”。1993年成立的經濟學多元論國際聯合會(ICAPE) 就是反思經濟學中“歷史終結論”的先聲。它在成立之初就指出，由于正統經濟學在美國的統治地位，在美國，“以至于很難發現不追隨正統宗旨的研究生教育項目。實際上，美國大學的所有經濟系都已被經濟學是什么、應該怎樣研究經濟學的單一觀點所控制，通常伴隨著深奧的數學技術，(自由)市場理論的論證已成為該專業絕對必需的東西，深奧的證明而不是社會目標贏得了更響亮的掌聲。在美國所確立的這種專業取向，經過某種時滯，正擴散到歐洲和日本，在全球范圍內造成了各種豐富的經濟思想傳統的生存危機。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部分來自于這種事實：許多經濟學家在美國受到訓練，然后帶著他們所吸收的新古典主義精神，回到本國的大學和研究中心。追隨美國模式，這些國家在專業人員的招募、提升、薪金和獎賞等方面正轉向新古典的和數學化的理論標準。雖然這并沒有完全被完成，但在歐洲和亞洲，同質化和方法論的統一的相同過程正在穩步地被推進”。

 

顯而易見，在我國經濟學界出現的“只有一種經濟學，這就是現代經濟學”的錯誤思潮就是上述所謂“經濟學現代化就是美國化，美國化就是新古典化，新古典化就是數學化”這種潮流的產物。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標志著建立獨立自主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體系提上了議事日程，我國經濟學界特別是高等學校的經濟學院已經到了對經濟學美國化進行深刻反思的時候了。在這方面，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借鑒“國外哲學社會科學的資源，包括世界所有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取得的積極成果，這可以成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有益滋養。……我們應該吸收借鑒，但不能把一種理論觀點和學術成果當成‘唯一準則’，不能企圖用一種模式來改造整個世界，否則就容易滑入機械論的泥坑”。在我國，目前仍存在著一種企圖用“西方經濟學”的一種模式徹底改造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強大力量，加強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不僅是抵消這種力量并推動中國經濟學多元化發展的有效措施，而且也是加強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種重要途徑,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中國經濟學多元化發展的有效措施

 

如果要加強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和研究，就必須對我國高等學校的西方經濟理論的課程設置進行改革。薩繆爾森有句名言：“只要讓我編寫一個國家的經濟學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誰制定法律!”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作為“西方經濟學”的代表性人物，薩繆爾森非常清楚地認識到了經濟理論范式在國家意識形態功能上的重要性。在“經濟學要與國際接軌”的思潮支配下，我國高等學校的經濟學教育經過二十多年的改革，與美國大學的同質化已經達到了很高的程度，在新自由主義思潮泛濫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被邊緣化上發揮了重要作用。與西方發達國家一樣，“西方政治經濟學”在我國高等學校的西方經濟理論的教學中也幾乎是不存在的。2000年爆發的“經濟學改革國際運動”和近年來的“國際學生經濟學多元化倡議行動”都強烈要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政治經濟學”進入發達國家高等學校的經濟學課程體系。我國在加強和改進高等學校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學的同時，也應該考慮在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本科核心課程中開設“西方政治經濟學”課程，甚至像目前已有的“西方經濟學”專業一樣，在碩士生教育中設置“西方政治經濟學”專業。

 

我國高等學校西方經濟理論教學的課程設置是西方正統經濟學(“西方經濟學”)的輝格史觀發揮支配性影響的產物。簡單地說，輝格史觀就是站在勝利者的角度編纂歷史并指導人們行為的歷史觀。在輝格史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歷史學界和科學史學界已經遭到批判的情況下，戰后以來，輝格史觀仍一直支配著西方經濟學界，薩繆爾森就是這種歷史觀的倡導者，直到《劍橋經濟學雜志》在2014年第3期出版的一整期專刊對其進行批判。當西方正統經濟學支配了美歐國家大學的經濟學課程后，薩繆爾森在1987年的一篇著名論文中就提出了經濟思想史應該站在勝利者的角度來編寫。薩繆爾森說到做到，在他有關經濟學的譜系圖中，經濟學中只存在一種從亞當·斯密到現代西方正統經濟學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他的眼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只是旁枝末節，而美國學派、歷史學派、老制度學派和熊彼特經濟學等另一種經濟學研究傳統在他的經濟學譜系圖中則消失了。

 

受上述輝格史觀的支配性影響，我國高等學校西方經濟理論的教學設置了“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三門課程。“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講授的只是作為西方正統經濟學的“西方經濟學”，只是在“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的教材中增加了部分的非正統經濟學流派，這是一種有關西方經濟理論只存在一種理論傳統的“連續性—多元化假定”：“只有少數異端觀點豐富了(正統——引者所加)經濟學的話語，做出了重要的理論貢獻，而那些沒有(對正統經濟學——引者所加)做出貢獻的觀點理所當然要消失。”而且，據筆者調查，由于課時限制，“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這門課程在還沒有講到非正統經濟學流派時就結束了。在這種有關西方經濟理論的課程設置中，作為一種與西方正統經濟學相對立的經濟學研究傳統在高等學校的經濟學教育中消失了。

 

因此，筆者建議對我國高等學校西方經濟理論的本科課程設置進行改革，壓縮“西方經濟學”課時，增加“西方政治經濟學”作為與“西方經濟學”并列的核心課程，這是西方經濟理論教學多元化的內在要求。在許多大學的經濟學院，本科課程中開設了以數學為基礎的中級微觀經濟學和中級宏觀經濟學課程，這些課程的設置沒有考慮到服務于學生的實際需要，因為大量的財經類本科學生畢業后并不從事經濟理論研究，沒有必要學習更高深的數學和這些中級西方經濟學課程。因此，這兩門課程都應該取消，同時取消“現代西方經濟學流派”課程，將西方正統經濟學流派的講授合并到“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取消的這三門的1/31/2課時分配給“西方政治經濟學”，1/22/3用于加強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教學。

 

(二)加強和創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教育的重要途徑

 

首先，在高等學校財經類專業中開設“西方政治經濟學”核心課程可以加強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經濟學教育中的地位。正如著名經濟學家尼古拉斯·喬治斯庫羅根所指出的，“確切無疑的是，關于如何超越靜態結構的課程——也許是唯一重要的課程——來源于馬克思、凡勃倫和熊彼特”。凡勃倫和熊彼特的經濟學說深受馬克思影響，學習和研究“西方政治經濟學”，可以使學生們通過將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進行比較，加深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解，更好地掌握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奧哈拉將馬克思與凡勃倫視作制度與演化政治經濟學的兩位奠基者，并廣泛探討了這兩大傳統在當代發展的內在聯系。然而，正如老制度主義者的當代代表人物霍奇遜指出的，以凡勃倫為代表的老制度主義雖有其優點，但它過去并沒有馬克思那種提供理論體系的能力。在筆者看來，霍奇遜的這個評價同樣適用于“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其他流派。有比較才有鑒別，通過學習和研究“西方政治經濟學”，可以深刻地體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宏大敘事和歷史洞察力的強大魅力。

 

其次，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創造性發展的重要途徑。我們可以以調節學派和社會積累學派為例說明這個問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這兩個學派發展的基礎，但其理論創新也受到了“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深刻影響。調節學派吸收了凱恩斯和后凱恩斯主義者卡爾多的經濟理論成果，并從熊彼特經濟學、波拉尼的經濟學說和法國年鑒學派中汲取靈感，從而創立了調節學派。1978年，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大衛·戈登在論文集《危機中的美國資本主義》中發表的《漫漫滑行道上的升與降》一文標志著積累的社會結構理論學派的誕生。該學派是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的基礎上，綜合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制度主義經濟學、長波理論和熊彼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創立的。

 

最后，通過綜合“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豐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早在2003年，筆者在南開大學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的會議上就提出過這種觀點，在過去的十多年的文章中也表達過這種設想，這就是：批判性地吸收“西方政治經濟學”的豐碩研究成果，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更加豐富，并將大大增強解釋現實和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例如，老制度學派政治經濟學在制度、技術和金融問題，“新熊彼特學派”在技術、中觀經濟學和產業政策，奧地利學派在“主觀知識”、徹底的不確定性和市場過程理論，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性別、家庭和種族，后凱恩斯主義政治經濟學在財政、貨幣金融和宏觀經濟學等諸多方面的研究，完全可以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框架下被吸收進來，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創新的思想來源。

 

但是，在我國政治經濟學界，人們除了對西方國家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比較重視外，對“西方政治經濟學”沒有多大興趣，研究的人也很少。

 

有關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政治經濟學”之間關系的代表性研究著作可參看楊虎濤：《交匯與分野：馬克思與演化經濟學家的對話》;孟捷：《歷史唯物論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2016年的相關討論。幾年前，筆者在相關學術會議上曾對這種現象提出過批評：我國馬克思主義學者在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與西方經濟理論進行比較時，比較的對象只是“西方經濟學”，而對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具有許多共同基礎的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卻視而不見;一些學者在撰寫政治經濟學史的時候，寫的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史，而對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政治經濟學史”也視而不見，這就使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成了“孤家寡人”，失去了與更廣泛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在當代發展的聯系，創新的思想源泉必然會越來越枯竭。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重視“西方經濟學”，輕視甚至與西方正統經濟學家站在一起鄙視“西方政治經濟學”，這不僅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不利，而且對我國經濟科學的總體發展也是非常不利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引進西方經濟理論上的失策。近年來，“西方政治經濟學”引起了國內更多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重視，《政治經濟學評論》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給予了很大支持，這些都是很好的開端，但與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樣，“西方政治經濟學”同樣也是博大精深的，沒有長期的研究，也是無法掌握其精髓的。

 

引進的目的是為了創新。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不能停留在綜合“西方政治經濟學”成果上，必須要有所創新，要有所創造。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的，“如果不加分析把國外學術思想和學術方法奉為圭臬，一切以此為準繩，那就沒有獨創性可言了。……要推出具有獨創性的研究成果，就要從我國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的觀點、歷史的觀點、辯證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實踐中認識真理、檢驗真理、發展真理。”加強“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教學與研究的最終目的是要解決中國經濟問題，因此，強烈的中國問題意識是我們在引進“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整個過程中都要牢記在心的。只有以中國問題為導向，我們才能通過對“西方政治經濟學”的批判性研究，做出重要的理論創新，創造性地發展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作者：賈根良 來源：紅色文化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