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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有不同的特征，當代中國的對外開放這件事也是這樣，在環境、 前提、以及條件等都發生劇烈變化的大背景下，“對外開放”也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

首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開啟人類世界全新的歷史面貌。今天的世界迥異于過去，其突出表現就是天下大亂，大亂之下必然是大動蕩、大改組，各種矛盾疊加激蕩，各種強烈破壞性的沖突此起彼伏。可以說，過去那種以和平發展為基調或主題的生態環境已經被覆蓋、顛覆與替代。在這樣的背景下，展望未來，戰亂頻仍將成為今后一個歷史時期的突出特征，這是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不可忽視的大環境。

其次，對華“戰略競爭”促使中西方關系走進新的歷史時期。“戰略競爭”已經成為美國對華的主打與主干，在此框架下，今后的中美關系必將圍繞這個主題而展開。可以說，中美關系已經進入“戰略競爭”的新時期。不僅如此，在霸權當局的操縱下，整個西方世界也都將圍繞霸權的對華“戰略競爭”而展開他們同中國的關系，從而使整個中西方關系也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這是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不可忽視的大前提。

最后，“中國式現代化”賦予“對外開放”以新的內涵。“對外開放”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這是“對外開放”的本質屬性與核心要求，任何時候都是這樣。但在不同歷史時期，具體的服務方式與服務途徑則有所不同。改革開放的初期，對外開放的主要任務是引進外國的資金與技術，把中國的經濟搞活。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對外開放”則必須服務于中國式現代化的現實需要，必須服務于抗擊霸權對華“戰略競爭”的迫切需要，其核心內涵與具體指向同過去有明顯的不同。

正因為這樣，所以，進入新時期的“對外開放”呈現強烈的階段性特征。

第一，內涵更宏大

過去，“對外開放”的目的簡單而直接，主要是為了吸引外資與技術，現在則要通過對外開放，更好和更有效地塑造中國的全球領導力；過去，“對外開放”的主要方式是“引進來”，現在則在此基礎上更重視“走出去”，譬如實施“一帶一路”倡議等；過去主要是面向美西方發達國家，現在則應更多地面向不發達和欠發達國；過去主要是著眼于中國自己的發展進步，現在則不但要使自己獲得發展進步，更注重于推動世界和平和全人類的發展……凡此種種，都說明新時期的“對外開放”在內涵與品相上都邁上了新的臺階。如此這本般的“對外開放”才堪稱是“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否則，如果只是過去那種“對外開放”簡單的重復和少許的修正、加碼，則無論如何也難稱“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第二，保障更艱巨

邁上新臺階的“對外開放”顯然更加復雜艱巨，在“質”與“量”兩個方面都有全新的要求。在“質”的方面，新時期的“對外開放”不僅要求中國為世界其他國家貢獻更多的新技術手段，譬如綠色清潔能源技術、現代網絡技術等，還要求中國貢獻更加有效的中國方案、中國智慧與中國主張，更強有力的開辟人類發展的新道路、新模式；在“量”的方面，新時期中國的“對外開放”在規模上更加龐大，將更廣泛地普及到五大洲四大洋，將覆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各個領域。

但是，這樣“質”與“量”兩個方面的擴張性發展必然要遭遇各種阻力、干擾與破壞，相應地就要帶來安全保障方面的難題，這將成為今后一個時期越來越大的挑戰性課題。譬如在中國周邊如緬甸、尼泊爾、阿富汗等地是這樣，在遙遠的非洲、南美洲等地也同樣是這樣，甚至連北冰洋航線都一概是這樣。新時期“對外開放”的戰略保障問題將變得日益突出，將成為對中國所面臨的重大戰略考驗。

第三，斗爭更激烈

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必然要面對強大的遏制與狙擊，其主要策源地毫無疑問就是美國及其霸權集團。

過去經常有一種說法，那就是美西方集團要求中國必須“對外開放”，不允許中國反其道而行之，否則就是同他們過不去或對著干，就要為他們所拒斥、打壓和反對，就要成為他們的戰略對立面。在這樣的語境邏輯下，好像“對外開放”的中國就是同美西方站在一邊的中國了。

這其實是嚴重的謬誤。事實上，美西方所要求的“對外開放”只是他們概念和意義上的“對外開放”，這種“對外開放”意味著對美西方的認同和服從，意味著接受美西方的支配與領導，也意味著美西方據此可以對中國進行滲透、安插與演變。而一旦中國的“對外開放“失去或者背棄了這樣的功能，則中國的”對外開放“就要招致他們強烈的反對與狙殺。現如今的情形正是這樣。現在，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的諸般新特征、新品質無一不遭到霸權及霸權集團嚴厲打壓，甚至連中國學生到美西方大學里學習、中國語言文化機構在西方國家設立的“孔子學院”都一概遭到種種限制與清理清除。如今并不是中國要不要”擴大開放“的問題，而是美西方要壓迫中國必須按照他們的企圖和旨意來”擴大開放“，否則就不許中國搞什么”對外開放“。

因此，要實現“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就必須堅決進行反霸斗爭，要堅決打破霸權集團的圍堵、遏制與封殺，這是新時期中國對外開放難以回避的戰略大邏輯。

遺憾的是，在一些中國人的詮釋下，“對外開放”與“反對霸權主義”歷來被人為地對立起來。在這些人看來，“反對霸權主義”就等于是反對“對外開放”，要搞“對外開放”就不能“反對霸權主義”。他們就是用這等流氓式的綁架來消解“對外開放”的積極意義，扭轉和顛覆“對外開放”的正確方向。這是中國“公知”們慣用的手法，他們一直都在這樣干，目前依然還是這樣。

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美“戰略競爭”的背景下，應該揭穿上述那些“公知”操弄“對外開放”話術的真面目，把“對外開放”話語權、解釋權從一些“公知”手里全面徹底地奪過來。要使全中國人民深刻地認識到，在新的歷史時期，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進行高水平的對外開放，而這樣“高水平對外開放”必須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各種“變”而積極地應變，必須進行堅決的反霸斗爭，這樣的“變”才成其為積極向上的發展與進步。所謂“變則通、通則久”，亦此之謂也。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