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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圍繞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現實可能性及實踐進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刻分析和闡述，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這對廓清當時黨內的思想迷霧、進而推動“十月革命”成功爆發起到了至為關鍵的作用。任憑物換星移，重溫這一著作中的光輝思想，對當前我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依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它啟發我們：旗幟鮮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確保有力進行“偉大斗爭”；堅決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確保科學建設“偉大工程”；大力加強社會主義建設，確保接續推進“偉大事業”；自覺樹立核心意識，確保順利實現“偉大夢想”。

 

 

《國家與革命》寫于“十月革命”爆發前夜，列寧在這部著作中批判了機會主義和修正主義對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肆意歪曲，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無疑，這對廓清當時黨內的思想迷霧、進而推動“十月革命”成功爆發發揮了關鍵性作用。任憑物換星移、時空翻轉，其所散發的光輝思想和理論光芒依然熠熠生輝，具有寶貴的思想啟迪作用和深遠的現實意義。

 

一、何以必要：關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

 

列寧指出“只有承認階級斗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真正的、現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認為，這是馬克思主義者最本質的特征，是檢驗是否真懂和真信馬克思主義的“試金石”[1]。這一論述充分體現了他對“無產階級專政”必要性的高度認識。

 

1、鎮壓剝削者反抗的內在要求

 

“無產階級專政”之所以必要，首先就在于它是無產階級奪取和鞏固政權、實現自身解放的內在要求。因為資產階級從來也不會主動將政權拱手相讓，就是在他們失去政權后，也依然會千方百計籌劃大反攻，做殊死搏斗和最后掙扎。對此，列寧有著十分清醒的認識。

 

1918年，他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中強調說：對“剝削者的反抗”必須進行無情的鎮壓，否則便不能徹底戰勝和消滅資本主義勢力，因為要在短時間內“就把這些剝削者的財產，把他們在組織上和知識上的優勢完全剝奪掉”是不可能的，在這種境況之下，他們必然會心存幻想，時刻謀劃著“推翻他們所仇視的貧民政權”[2]。

 

1919年2月，列寧在委托他起草的《俄共(布)綱領草案》中寫道：自有階級斗爭以來的全部世界史啟示我們，剝削者在失去階級特權后，必定不會偃旗息鼓、善罷甘休，必然重振旗鼓、卷土重來，謀求“復辟”。因此，蘇維埃國家對此必須未雨綢繆，做好充分的準備以便對剝削者的反撲進行最堅決的鎮壓，否則，就會出現前功盡棄的危險[3]。

 

到1920年，列寧作出了更加深刻地分析，他說：無產階級要取得對資產階級的專政，就必須對其進行“最奮勇和最無情的戰爭”，因為資產階級的反抗力量會比它被推翻前更為兇猛，這不僅在于國際資本對它的外來補給，而且還在于日益增長的小生產的力量對它進行源源不斷的內部補充[4]。

 

2、領導廣大民眾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現實需要

 

除了鎮壓剝削者反抗外，“無產階級專政”還體現為領導廣大民眾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的必要。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言明：“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從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必要條件之一[5]。顯然，在此處提出的建立“新的經濟結構”即“社會主義經濟”。緊接著，他又強調：“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政權”，一方面是“為了鎮壓剝削者的反抗”，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領導廣大民眾“‘調整’社會主義經濟”[6]。就此而言，“領導廣大民眾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又是“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目的之一。這就深刻體現了“領導廣大民眾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同時作為“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和條件的高度統一。

 

3、引導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必然選擇

 

在列寧看來，“無產階級專政”只有在“階級”和“國家”趨于消亡時，才逐步失去其歷史作用。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這段歷史時期，不能急于取消“無產階級專政”。

 

他明確提出：只要還存在階級，專政就不可避免，因而無產階級專政在“介于資本主義和‘無階級社會’即共產主義之間的整整一個歷史時期都是必要的”，看不清這一點的人，就不可能真正理解和掌握馬克思的國家學說[7]。接著，列寧對此論斷作出了精辟地分析和闡釋，他說，從表面上看資產階級國家的形式五花八門、各色各樣，但其實質是同一的，即它們的深層本質“都是資產階級專政”。與之相應，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也會產生多種多樣的政治形式，但從本質層面來看，“都是無產階級專政”[8]。質言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整個過渡時期，都離不開“無產階級專政”。

 

二、何以可能：關于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現實可能性

 

列寧不僅對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有著高度的認識，同時也深刻洞察到實現無產階級專政具有諸多有利因素，這些因素集合起來就構成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現實可能性。革命的運動只有在同時滿足必要性與現實可能性這兩個特性時才會發生。

 

1、大多數農民受政府壓迫而渴望推翻政府

 

恩格斯曾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把大多數居民變為無產者，從而就造成一種在死亡的威脅下不得不去完成這個變革的力量”[9]。即是說，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不僅工人受壓迫，而且農民和小資產者等也深受剝削，這就形成了變革的廣泛階級基礎和磅礴力量。

 

依循這一思想觀點，列寧指出：資產階級竭力切斷“農民及一切小資產階級”的內部聯系，分散其力量，但從實際結果來看，這卻更有利于無產階級對他們進行“團結、聯合和組織”，因為資產階級的這一舉動使這部分“被剝削勞動群眾”遭受的壓迫更甚于無產階級[10]。

 

實際上，這種情形不單是存在于當時的俄國，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是如此。正如列寧所總結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大多數農民都極其渴望推翻“資產階級”政府[11]。從而，這就為無產階級專政提供了有利的內部條件和外部環境。

 

2、無產階級能夠團結和領導一切被剝削勞動者

 

在十月革命前，廣大農奴、無產者、小資產階級受著資產階級、奴隸主的盤剝和擠壓，但這些革命的階級力量是分散存在的，而如果不能將他們聯合起來凝聚成革命階級的強大合力，要奪取和鞏固革命政權是不可能的。在這些階級中，能夠團結和領導被剝削階級，擔負起反抗資產階級統治重任的，非無產階級莫屬。

 

列寧反復強調：只有無產階級能夠擔當起領導所有被剝削勞動者對“資產階級”進行鎮壓的重任，“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它的生存的經濟條件使它沒有任何妥協的余地，使它對革命的要求最為堅決[12]。易言之，無產階級由于其革命的徹底性使其能夠勝任“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團結者和堅強領導者。這是決定無產階級專政成為可能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因素。

 

3、資產階級民主使階級斗爭日益明朗化和尖銳化

 

“民主”是資產階級經常披出來掩人耳目的“價值觀外衣”。馬克思恩格斯對這種“虛幻的民主”早就作了無情的批判與揭橥：資產階級所宣揚的“民主”不過是“資產階級特有的民主”，而不是“廣大勞動人民的民主”。

 

列寧在繼承這一思想觀點的基礎上，結合新的時代境遇作出了進一步思考，得出：資產階級民主在不自覺中為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盡管這并不是資產階級的本意，盡管這種“民主”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力量，甚至使無產階級的鎖鏈更為沉重。但是，正因為這樣，階級矛盾才變得越來越“明朗化和尖銳化”，當這種斗爭達到一定的臨界點，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根本利益就趨于一致了，而這一“共同的”根本利益，“必然通過而且只有通過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對這些群眾的領導得到實現”[13]。換言之，這種“狹隘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而也是徹頭徹尾虛偽騙人”的“資產階級民主”將拉開而不是彌合資產階級與被壓迫勞動者之間的縫隙，這無形之中為“無產階級專政”創造了“激進的需要”和更為急切的革命要求。

 

 

三、以何可能：關于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實踐進路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和現實可能性得到闡明后，亟待說明的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何以可能的問題，即如何實現和鞏固“無產階級專政”。

 

1、進行暴力革命，推翻資產階級專政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14]這一著名論斷卻被一些人歪曲為“非暴力論”：“國家的廢除”是一個“緩慢的、平穩的、逐漸的”過程，而不會產生“疾風驟雨”式的革命風暴”。這種“粗暴的解釋”無疑意味著“回避革命”，甚至是“否定革命”。

 

針對此，列寧針鋒相對指出：實際上，“按恩格斯的看法，資產階級國家不是‘自行消亡’的，而是由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來‘消滅’的”[15]。他強調說：無產階級專政取代資產階級專政，就是要以無產階級的“特殊力量”取代資產階級的“特殊力量”，這兩種力量之間的更替只有通過斗爭才能確立，“決不能通過‘自行消亡’來實現”[16]。

 

列寧主張，必須系統地教育群眾認識到暴力革命的重要性，避免跌入“非暴力論”的思想誤區。

 

2、發展新型民主，防止和根除官僚制

 

列寧作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他將“民主”和“專政”喻之為“孿生兄弟”，認為講“民主”時不能不講“專政”，講“專政”時又不能忽視“民主”。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就是要發展“新型民主”，“使它第一次成為窮人的、人民的而不是富人的民主制度”，另一方面，“新型民主”又離不開“無產階級專政”，離不開“對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一系列剝奪自由的措施”[17]。

 

他指出：在取得革命政權后，應該“徹底發展民主”。所謂“徹底發展民主”，就是要使民主的內容更充分、民主的主體更全面，由“資產階級的民主”發展為“無產階級的民主”、由“少數人的民主”發展為“多數人的民主”、由“壓迫者的民主”發展為“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由“政治民主”發展為“經濟政治文化的全面民主”、由“形式民主”發展為“實質民主”、由“舊式民主”發展為“新型民主”。利用這種“新型民主”可以最大限度地抑制和消除“官僚制”。

 

列寧認為：“資產階級議會制是把民主(不是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結合在一起，而無產階級民主制度則立即采取措施來根除官僚制”[18]。

 

3、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機器

 

巴黎公社失敗后，馬克思深刻總結了其經驗教訓，認為“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19]，而必須徹底打碎“舊的國家機器”。但是，這一論斷卻被伯恩斯坦完全歪曲成為“機會主義的見解”。對此，列寧一針見血地指出：顯然，在這里，“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應當打碎、摧毀、炸毀全部國家機器”，而不是“告誡工人階級不要在奪取政權時采取過激的革命手段”[20]。

 

因為，無產階級需要國家機器是為了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要建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就必須先打碎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他還說道：革命階級應當打碎舊有國家機器，“利用新的機器來指揮、管理”，而不是“沿用舊的國家機器”，如果說“要一下子、普遍地、徹底地取消官吏”在實踐中不太現實，那么，打碎舊的官吏機器，并建立新的官吏機器，在此基礎上“逐步取消任何官吏”，這是能夠實現的，“是革命無產階級當前的直接任務”[21]。

 

4、開展武裝的無產階級的監督，使新的機構免受資產階級的糟蹋

 

列寧說，資本主義簡化了“國家”的管理職能，使我們有可能廢除“長官職能”，但他同時又指出，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因而也并不打算在短時間內取消一切管理和服從，而是“用‘監工和會計’的簡單職能來代替”。他還提出，我們將實施“最嚴格的鐵的紀律”，使國家官吏成為我們“委托的簡單執行者”，“變成對選民負責的、可以撤換的、領取微薄薪金的‘監工和會計’”，這就是我們無產階級革命勝利后的必要和緊要任務[22]。

 

在無產階級的鐵拳“摧毀現代國家的官僚機器”后，自然要產生一個新的機構，這個新的機構應該由“已經聯合起來的工人自己使用”，即“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的監督和領導下”，通過“雇用一些技術人員、監工和會計”，付給他們不超過“工人工資”的薪金維持運行，從而“把整個國民經濟組織得像郵政一樣”，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國家，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標。這樣才能使勞動階級的這些機構擺脫議會制的窠臼，免受“資產階級的糟蹋”[23]。

 

5、實行自愿基礎上的集中制，擴大全民的自由程度

 

馬克思曾說：“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要“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凌駕于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24]。這一觀點被伯恩斯坦將其與“蒲魯東的聯邦制混為一談”[25]。對此，列寧嚴正指出：馬克思在這里說的消滅“凌駕于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并不是要否定“集中制”，消滅“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并不意味著消滅“集中制”[26]。

 

列寧還強調說，當前，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存在一種“非常流行的”錯誤觀點，“即認為聯邦制共和國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國自由”，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事實上，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國賦予的自由比聯邦制共和國要更多而不是相反[27]。

 

6、維護革命權威，威懾反對派反撲

 

對于革命者而言，維護革命“權威”是必不可少的。就是在革命勝利后，為了維持和鞏固新取得的政權，也必須憑借“權威”對反對派施以威懾。

 

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引用了恩格斯駁斥蒲魯東主義者“反權威主義”的四個“反問句”以表達他的觀點：假若巴黎公社沒有武裝的人民這個鎮壓資產階級的革命權威，它能堅持一天以上嗎？相反，巴黎公社之所以最終失敗，難道不是因為公社棄用權威嗎？如果沒有“一定的權威”，一切都將停止運行和發展，這難道還不夠明顯嗎？公社難道不應該更多地運用已經“武裝起來并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這個革命政權嗎？[28]在這里，列寧引用恩格斯的話旨在說明：在國家消亡前，一定的權威不僅是合理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四、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思想的當代啟示

 

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思想不僅為“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蘇聯社會主義事業的蓬勃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貢獻，而且為我國乃至全世界社會主義國家的政黨建設發揮了科學的理論指南作用。就是在當下，對我國推進“四個偉大”依然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1、旗幟鮮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確保有力進行偉大斗爭

 

人民民主專政，即“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互相結合起來”[29]，這是列寧無產階級專政理論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是人民意志的生動體現，是我國的立國之本。誠如鄧小平在深刻反思蘇東劇變慘痛教訓時所言，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并不輸理，要旗幟鮮明地講才行。

 

黨的十八大提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一項長期的艱巨的歷史任務，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30]“偉大斗爭”無疑對“人民民主專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鑒于此，習近平強調，要堅持“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立國之本”，“不能有絲毫動搖”，“不能犯顛覆性錯誤”[31]。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就是“顛覆性錯誤”。黨的十九大報告在闡述“偉大斗爭”時首先就強調，要“堅決反對一切削弱、歪曲、否定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行”[32]。總而言之，只有旗幟鮮明、理直氣壯、毫不動搖地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才能永葆我國社會主義紅色政權，才能有力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

 

2、堅決貫徹落實民主集中制，確保科學建設偉大工程

 

“新型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的萌芽，是列寧用來根除“官僚制”的銳利武器。在我國，民主集中制有著更豐富的內涵，是我們黨的根本組織原則，是強化黨內監督的重要抓手，黨的制度體系的核心[33]。

 

當前，民主集中制在總體上得到了貫徹，但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有的黨員領導干部喜歡獨斷專行，搞“家長制”“一言堂”；有的喜歡搞“團團伙伙”“壘山頭”“拜碼頭”“拉幫結派”；有的喜歡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陽奉陰違”“當面一套、背面一套”；還有的蔑視群眾、脫離群眾，沾染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習氣，等等。這些現象嚴重破壞了黨內政治生態，有損黨的形象，同時也阻礙了黨和人民事業的發展。

 

歷史和實踐反復證明，黨的民主集中制執行到位、貫徹到底，黨內政治生活就正常，黨的事業就蓬勃發展，反之則萎靡不振，甚至有覆滅的危險。鑒于此，《關于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提出：我們必須堅決貫徹和落實民主集中制，“努力在全黨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34]。惟其如此，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才能避免成為“爛尾工程”，才能不斷走向科學化。

 

3、大力加強社會主義建設，確保接續推進偉大事業

 

列寧認為，“領導廣大民眾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二大任務。他指出：“組織一切被剝削勞動群眾去建立新的經濟結構”是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從而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必要條件之一[35]。“無產階級專政”要破立并舉，不僅要打碎資本主義“舊世界”，而且還要建設社會主義“新世界”，發展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在過去，我們黨過多地使用人民民主專政“破”的功能，而忽視了它“立”的任務；過多地關注人民民主專政在政治領域的意義，而忽視了它在其它領域的作用。

 

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須充分認識“加強社會主義建設”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之間互相促進、相得益彰的關系。一方面，“加強社會主義建設”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又為“社會主義建設”營造良好環境。因此，我們既要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促進“社會主義建設”健康發展，同時也要大力加強社會主義建設，不斷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前進，從而反過來對“人民民主專政”形成強大支撐作用。

 

4、自覺樹立核心意識，確保順利實現偉大夢想

 

針對社會民主黨人在批評無政府主義時，避而不談“革命在對待暴力、權威、政權、國家方面的特殊任務”，列寧引用了大量恩格斯在《論權威》中的原話進行了批駁，他認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在奪取革命政權時要不要樹立革命“權威”。這里的“權威”在一定意義上，就是要有一個“核心”。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維護黨中央權威,必須樹牢“四個意識”，做到“兩個維護”。樹牢“四個意識”關鍵是要增強“核心意識”，自覺“忠誠核心、擁戴核心、維護核心”。做到“兩個維護”，首先就是要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在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其次是要堅決維護黨中央“定于一尊、一錘定音”的權威、堅決服從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以此確保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聚全黨力量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巨輪行穩致遠。

 

總而言之，雖然我們所處的現時代早已告別列寧寫作《國家與革命》時的革命背景，但是并不能就此認為，列寧無產階級專政思想已經失去時代價值。應深刻認識到，這一思想在穿越歷史時空后依然閃耀著巨大的思想光芒、蘊含著豐富的當代價值。我們應立足新時代新使命，對其加以積極地開掘，從中探取思想火花、萃取思想精華、擷取思想啟迪，為新時代推進“四個偉大”助力。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來源：“思想火炬”微信公號，原載“《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年第三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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