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娥：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機遇 ——2019～2020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報告
點擊： 作者：潘金娥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發布時間:2020-09-16 08:59:00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機遇
——2019～2020年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報告課題組*
在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背景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很多新的特點。
2019年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重要紀念意義的一年。這一年是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也是五四運動爆發100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世界各地的共產黨舉行了豐富多彩的紀念活動，總結共產國際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探討新時代國際聯合的可能。中國隆重紀念五四運動爆發100周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回顧中國共產黨逐步走向輝煌的歷史進程與成就，激勵中華民族繼續努力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越南、古巴、老撾、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總結革新實踐、布局發展新藍圖。非執政的共產黨積極探索，成效有喜有憂。
2020年，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加彰顯其重大意義。
一、各國共產黨總結共產國際的歷史經驗教訓，探討新時期的國際聯合
1919年3月2日，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在莫斯科宣告成立，1943年5月25日宣布解散。
2019年，紀念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重要主題。世界各國共產主義組織舉辦各種紀念活動或會議，回顧共產國際的歷史意義與影響。
2019年2月16～17日，歐洲共產黨和工人黨“倡議”在土耳其舉辦了題為“為共產主義而斗爭：百年政治遺產”的會議。
6月1～2日，30個共產黨在莫斯科舉行了“紀念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的科學與實踐”會議。會議總體上肯定了在列寧領導下建立的第三國際的積極作用及其為發展和加強世界共產主義工人運動所做的貢獻。會議宣言指出：“我們正面評價共產國際，并不意味著共產國際在歷史上沒有錯誤。我們應當批判地對待共產國際的經驗。”[1] 盡管現在沒有條件去成立新的共產國際，但仍然有必要進一步研究第三國際的歷史經驗，并將其運用于未來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實際斗爭。
10月18～20日，來自58個國家74個政黨的137名代表參加了在土耳其舉行的以“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繼續為和平和社會主義而斗爭！”為題的第21次世界共產黨與工人黨國際會議。這次會議對當前資本主義體系持續危機、國際局勢緊張和戰爭威脅加劇等問題進行分析研判，呼吁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加強無產階級的國際聯合。
法國共產黨《人道報》節、葡萄牙共產黨《前進報》節也把慶祝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作為活動主要內容。
共產國際百年紀念適逢美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美共于9月開始在芝加哥、紐約、洛杉磯舉辦地區性慶祝活動，慶祝這兩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百年紀念日。
英國共產黨等也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紀念活動，借機烘托氣氛，擴大影響，但規模不大。
原蘇東各黨通過積極參與紀念國際共運重大歷史事件的國際會議，回顧反思社會主義歷史，共同發表聲明和對時局的看法，顯示了世界共產黨工人黨聯合的力量，也鍛煉了弱小黨的隊伍，增強了共產黨和人民的信心。
在中國，包括中國國際共運史學會、北京市國際共運史學會、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等學術機構舉行了以紀念共產國際為主題的學術研討會，討論其歷史意義并總結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的影響。
對于共產國際的歷史意義，多國共產黨普遍認為：共產國際在其短暫存在的24年里，推動了世界各地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和發展壯大，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社會主義在一些國家的勝利和社會主義陣營的確立奠定了基礎，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在共產國際創建時，世界上以“共產黨”命名的黨只有13個，而到共產國際解散時，已經發展到68個共產黨、300多萬名黨員。[2] 共產國際促進了殖民地和附屬國被壓迫民族的覺醒，為亞非拉民族解放運動的發展和獨立立下功勞；共產國際積極推動世界反法西斯斗爭，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領導人久加諾夫在黨報上發表的紀念性文章指出，共產國際的“歷史意義在于，在世界范圍內把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群眾工人運動結合在一起，推動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和動員勞動人民在反對帝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斗爭中捍衛自己的利益，加強了工人的國際團結，把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民族解放運動引上了一個新的水平。共產國際開展的工作為后來的成就奠定了基礎，其中包括共產黨在許多國家取得勝利并形成世界社會主義體系。”[3]
關于共產國際的歷史教訓，各黨看法不盡相同。主要觀點有：一是共產國際高度集中的組織制度忽視了各國共產黨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二是對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失誤不利于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三是對革命形勢和資本主義的歷史地位判斷失誤，造成“左傾錯誤”。
對于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中的功過，周恩來曾經進行總結并指出：“毛澤東同志說它是兩頭好，中間差。兩頭好，也有一些問題；中間差，也不是一無是處。”[4] 從中國革命的發展史來看，這也是對共產國際所起作用的比較中肯的評價。
有學者就總結道，“共產國際的歷史功過可進一步概括為：大功有成，彪炳史冊；過失亦深，足資鑒戒”。[5]
在總結共產國際的經驗和教訓時，人們對當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國際聯合的必要性及其途徑進行了思考。
以希臘共產黨為代表的所謂“正統派”認為，國際共運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偏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今天的國際共運的形勢與第二國際瓦解時相似，機會主義浪潮吞沒了共產主義左翼運動。希臘共產黨批評“有數十個國家加入了帝國主義體系，形成了資本主義壟斷”。
美共聯合主席喬·西姆斯總結共產國際的教訓時指出，“共產國際的失敗，與其說是因為前蘇聯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倒不如說是因為各國工人階級運動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使中央的指導和決策變得不可能。工人階級的國際主義和團結顯然是必要的，但這必須要在完全尊重有關各方的自主權和獨立性的情況下謹慎進行。”[6]
不少共產黨認為，共產國際成立100年后的今天應當成為重建國際工人運動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新起點。
摩爾多瓦共產黨指出，在全球競爭的推動下，科學技術進步突飛猛進，技術的發展涉及創造比人類潛力更高的人工智能，今天正在形成的世界革命時機，是新的共產國際的預兆。
拉脫維亞共產主義聯盟認為，當前共產黨人的武器依然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共同的斗爭、階級和同志的團結。這是反對民族孤立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必要條件，共產黨人的團結是未來的必然選擇。
俄共奔薩地區代表喬治·卡梅涅夫說：共產國際從1919年到1943年只存在了24年，但即使在今天，其國際精神仍然活躍，共產主義運動正在發展。蘇東劇變30年后，西方國際組織再次出現裂縫：特朗普的貿易戰、美國和歐盟的矛盾、歐盟內部矛盾，等等。在這種情況下，對共產黨而言，重要的是制定統一的國際共產主義戰略和戰術，利用帝國主義陣營的分裂，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7]
對于如何實現國際聯合，各國共產黨提出不同看法。
以希臘共產黨為代表的“正統派”認為，今天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共產主義力量，首先要回答意識形態和革命戰略統一的問題，而所謂統一的意識形態，指的是對時代問題，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關系等問題的看法。
以土耳其共產黨為代表的一些共產黨認為，共產黨實現國際聯合主要體現黨際之間的團結和交流經驗，并且不能允許在一國內建立凌駕于黨和黨員意志之上的任何權威。
拉脫維亞共產黨人聯盟領導人認為，共產黨應該在歐盟議會內加強合作，與捍衛現存制度的政黨進行斗爭，只有這樣才不會讓“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口號徒有虛名。
綜上，在共產國際百年紀念之際，各國共產黨認識到實現國際聯合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探討加強國際聯合之路。然而，從各國共產黨對共產國際歷史的不同評價，以及進行國際聯合的策略和路徑可以看出，各黨當下在一些基本理論問題和行動策略問題上存在分歧，這些分歧重點涉及如何對待馬克思主義，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以及如何看待社會主義改革等問題。這成為當前世界各國共產黨實現團結和國際聯合的主要障礙。
二、社會主義國家總結實踐求突破，布局發展新藍圖
（一）中國紀念五四運動和慶祝新中國70年的輝煌成就，引領世界社會主義運動走上新征程
100年前的1919年5月4日爆發在中國的五四運動，是一場以青年為主體的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拉開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準備，為新的革命力量、革命文化、革命斗爭登上歷史舞臺創造了條件”。[8]
可見，五四運動在中國社會主義發展道路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年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目前，中國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商品消費第二大國、外資流入第二大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國為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了30%。
70年來，中國不斷探索并建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中國在某些高新科技方面已經達到世界頂尖水平，引領行業技術的發展。
70年來，中國的民生建設成果顯著，人民群眾生活水平質量不斷提高。2020年，中國將在全國消除貧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除此之外，新中國在國防、軍事和外交領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舉世公認的。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久加諾夫認為，中國“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并在高新技術領域取得長足發展，向世界展示了獨一無二的發展道路。”[9]
中國的成功是當今世界的杰出范例。新中國在70年的實踐進程中為世界社會主義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做出了巨大貢獻。目前，中國高揚繼續推進經濟全球化的旗幟，推動經濟全球化朝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這對于世界社會主義發展具有重要轉折性意義。[10]
（二）2019年，越南、古巴、老撾、朝鮮等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與建設各有特色
1、越南共產黨謀篇布局，為黨的十三大構想發展新藍圖
在越南共產黨領導下，2019年越南經濟發展較快。全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7.02%，通脹率維持了較低水平，全年增幅為2.79%，創3年來新低；全年商品貿易總額達到5170億美元，其中出口額2634.5億美元，實現順差99.4億美元；吸引外資380億美元，為10年來最高水平，實際利用外資203.8億美元，創歷史紀錄。
政治生活內容豐富。越共中央召開了十二屆十中全會、十一中全會，推動落實黨的十二大各項任務，積極籌備將于2021年年初舉行的越共十三大，指導制定國家發展戰略方針；政府根據黨的會議精神，制定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國會召開了兩次會議，就相關法律文件以及越南經濟社會重大問題進行討論，通過了多項法律文件和多項決議草案。
圍繞越共十三大籌備工作這一主軸，2019年越南共產黨的工作重心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組建大會籌備工作領導小組、推進大會文件的編制、制定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及人事安排、深入開展黨風建設和反腐敗工作、加強社會管理和防止敵對勢力“和平演變”等。
其中值得關注的是，2019年2月19日，越南政府總理阮春福在視察計劃投資部時提出經濟社會發展“兩個一百年”的愿景目標。
第一步，到2030年建黨100年時，越南進入中等收入高水平國家行列，成為“創新型社會、公平的社會、民主文明的社會”，滿足五個指標：
（1）人均GDP達到18000美元以上（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
（2）全國大部分（50%以上）的人口成為城鎮居民；
（3）工業與服務業占GDP比重達90%以上，并提供70%以上就業；
（4）私營經濟占GDP比重80%以上；
（5）聯合國人類發展指數達0.7以上。
第二步，到2045年建國100年時，越南建成為一個“繁榮的發達國家”。具體指標是：
（1）步入世界上生活最幸福的高收入國家行列，成為一個繁榮、幸福的國家；
（2）在全球競爭力指數和營商環境指數方面，成為全球前20名最具知識經濟競爭力的國家，收入較高且收入來源多樣化，工業按現代化方向發展，農業比重降到10％以下且不再是純農業；
（3）成為亞太地區教育質量最高的國家之一。
2、古巴隆重紀念革命勝利60周年，修改憲法改革國家領導人體制
2019年是古巴革命勝利60周年，古巴政府舉行了隆重紀念活動。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領導人發去賀電，肯定古巴革命的勝利不僅開啟了古巴獨立自主謀發展的嶄新歷史，更極大地鼓舞著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不結盟運動和社會主義運動。
2019年，古巴經全民公決通過了新憲法。新憲法規定，國務委員會是全國人大常設機構，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不再由國務委員會主席兼任而改由新設立的國家主席和總理分別擔任。國家主席由全國人大選舉產生，須年滿35歲，首次當選不得超過60歲，任期5年，可連任一屆。總理由國家主席提名，經全國人大選舉產生，負責政府日常工作并領導部長會議。
2019年10月，根據新憲法和新《選舉法》，選舉迪亞斯-卡內爾為古巴首任國家主席，薩爾瓦多·瓦爾德斯當選國家副主席，埃斯特萬·拉索·埃爾南德斯當選全國人大主席并兼任國務委員會主席，曼努埃爾·馬雷羅·克魯斯為政府總理。會議還選舉了由21人組成的國務委員會。勞爾·卡斯特羅將擔任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至2021年。
新憲法指出，全民所有制是古巴的主要所有制形式，古巴經濟體制以計劃為主，同時考慮市場因素。
3、朝鮮修改憲法，淡化“先軍政治”色彩，經濟發展和外交取得新突破
2019年4月和8月，朝鮮第14屆最高人民會議先后召開兩次會議，討論憲法修改問題。修改的主要內容有：刪掉多處“先軍思想”，將名義最高領導人與實際最高領導人合并，實行社會主義企業責任管理制等。朝鮮修改憲法的主要原因有三個：
第一，因為“先軍政治”已經包含在“金日成—金正日主義”中，不再單獨強調，淡化了“先軍政治”色彩，這符合其2018年以來將發展戰略從“先軍政治”調整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轉變。
第二，新憲法規定國務委員會委員長“代表國家”，而不再由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代表國家”。這是確立了以國務委員會為中心的國家政治體制，使國務委員會委員長不僅只是掌握國家實際最高領導權，而且也在法律上明確代表國家，因而在法律制度方面理順了關系。
第三，刪除“青山里精神”和“大安工作體系”，分別代之以“高度發揮群眾精神力量和創造能力的革命工作方法”和“實行社會主義企業責任管理制”，原因是該表述具有20世紀60年代的時代印跡和地域特色，新的表述更符合新時代朝鮮更廣闊的戰略發展要求。
需要明確的是，盡管朝鮮調整了發展戰略重心，但憲法的根本性內容并未改變。例如憲法中第四十三條所規定的“朝鮮人民民主共和國的人民經濟是計劃經濟”這一點沒有修改，而且新憲法更加強調人民群眾的作用，堅持人民群眾第一主義。金正恩強調，“把人民群眾第一主義作為一切黨務工作的根本原則”。由此可見，朝鮮修改憲法的內容是要改變一些過時的表達，理順行政制度和經濟管理方法，以保證在新時期能夠順利按照朝鮮式社會主義道路發展。
2019年朝鮮外交取得了重要成果。1月7～10日金正恩再次對中國進行訪問；2月26日金正恩抵達河內與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第二次朝美首腦會談，同時正式訪問了越南，這是朝鮮最高領導人時隔55年對越南的再次訪問；4月24日,金正恩乘專列抵達俄羅斯遠東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與普京進行了會晤；6月30日，金正恩和特朗普在朝韓兩國交界的“三八線”上進行歷史性會面，特朗普更是跨過“三八線”走到朝鮮一側與金正恩握手，成為歷史上首位踏上朝鮮領土的現任美國總統，具有標志性意義。6月20～21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對朝鮮進行了國事訪問，中朝友誼翻開時代新篇章。
4、老撾加強干部隊伍建設和思想理論建設，為新一屆黨代會做準備
2019年，老撾人民革命黨克服國內外諸多不利影響，繼續推進社會主義革新，經濟社會各方面的發展保持良好勢頭。其中，全年經濟增長6.4%，人均GDP達到2620美元；減貧工作取得積極成效。
2019年，老撾人民革命黨召開了十屆八中全會和九中全會，對現階段老撾社會主義建設和黨的建設成就與經驗進行總結，布局2021年年初召開的黨的十一屆全國代表大會。其中，八中全會出臺了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三個相關文件，在兩次全會前后老撾人民革命黨還相繼出臺了多個加強干部隊伍建設的相關決議文件，強調進一步做好干部隊伍建設工作。
老撾人民革命黨還加強了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與先進性教育，在政治思想、干部組織、反腐倡廉、作風建設和紀律監督等方面都取得了較大成就。老撾人民革命黨十屆八中全會后，進行了穩步有序的干部調整，為2021年年初召開的老撾人民革命黨十一大做好人事布局。
2019年老撾人民革命黨在理論創新方面也取得新的進展。自從老撾人民革命黨十大正式將凱山·豐威漢思想與馬克思列寧主義共同列為黨的指導思想以來，老黨中央政治局先后于2018年12月13日與2019年3月27日頒布了《關于凱山·豐威漢思想研究的決議》《關于成立凱山·豐威漢思想研究委員會的決議》等文件，成立了由老撾國家社會科學院、國家行政學院、國家社會科學研究所、凱山·豐威漢學院、人民安全學院、凱山·豐威漢博物館等部門代表組成的凱山·豐威漢思想研究委員會。
2019年5月5日，老撾人民革命黨中央政治局還頒布了《關于成立黨中央理論研究院的決議》，黨的理論研究與宣傳工作逐漸加強。
三、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產黨積極探索謀發展，成效喜憂互現
南亞的尼泊爾的共產主義運動近兩年態勢積極。
2018年2月15日尼共（聯合馬列）和尼共（毛主義中心）組成了左翼聯盟上臺執政，并于2018年5月17日宣布合并組建尼泊爾共產黨。一年來，尼泊爾在政治、經濟、社會、外交等領域都取得了不菲成績，政通人和，人民安居樂業，是近30年來最穩定的時期。
2019年，尼泊爾共產黨對原尼共（聯合馬列）和尼共（毛主義中心）的基本理論進行了整合與完善，其中如何對待人民戰爭的問題仍未形成統一意見。2020年，尼泊爾共產黨將召開合并后的第一屆黨的代表大會，大會將確定新的理論綱領，規劃新時期發展藍圖。
與此同時，南亞最大的共產黨組織印共（馬）的表現堪憂。
在2019年5月舉行的印度第17屆人民院選舉中，印共（馬）獲得的席位由原來的6席減少到3席，滑落到歷史最低點，印度共產黨的席位從1席增加至2席，印度人民黨取得壓倒性勝利。
印度政治右轉態勢進一步鞏固，左翼政治空間被進一步壓縮。
在原蘇東地區，2019年歐洲議會再次通過反共決議案，一些國家的共產黨被禁止活動，共產黨處境艱難。
在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和柏林墻倒塌30周年之際，東歐各國共產黨工人黨積極參加紀念共產國際成立100周年的活動和國際會議，對東歐劇變的歷史和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進行回顧反思、總結經驗教訓，推動原蘇東地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
在政治參與方面，部分共產黨在全國和地方議會選舉中支持率有所提升，為地區性社會主義運動發展注入了新活力。
其中，2019年9月舉行的俄羅斯地區和地方選舉中，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取得顯著進展，在總共12個地區中的10個地區，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的支持率有所提升，在市議會中的席位總數也有增加，尤其是在莫斯科市議會選舉中獲得13個議席，較之前增加了8個席位。
在11月的白俄羅斯國民議會選舉中，白俄羅斯共產黨議席數從2016年的8席提高到11席，作為議會第一大黨繼續在國內政壇保持著一定影響力。[11]
與此同時，在2019年2月24日舉行的全國大選中，摩爾多瓦共產黨人黨全線崩潰，丟掉了全部21個議會席位，淪為議會外黨，這是該黨繼2009年因政治危機失去執政地位后遭遇的又一次重大挫折。
（二）多數西方共產黨通過左翼聯合走議會斗爭道路，有亮點但總體低迷
2019年是歐洲議會選舉年，歐盟27國的政黨和政治組織都全力投入選戰，各國共產黨積極參加議會選舉，一些共產黨通過聯合其他左翼共同推出候選人。然而，由于其競選主張偏重于左翼聯合，各黨的立場主張模糊，特色不鮮明，沒能抓住自己固有選民對自身處境的關切點，加上受民粹主義政黨和極右翼政黨的阻礙，因而競選結果并不樂觀。
在700多個歐洲議會席位中，由法國共產黨、意大利重建共產黨、西班牙共產黨以及歐洲多個左翼黨派聯合組成的歐洲聯合左翼—北歐綠色黨團只獲得38席，比上一屆減少14席。而在參選的共產黨中，比利時工人黨歷史性獲得1個席位，希臘共產黨保持2個席位不變，葡萄牙共產黨減少至2個席位，其他共產黨工人黨沒有贏得席位。
在2019年的議會選舉中，比利時工人黨（PTB/PVDA）的異軍突起成為從歐洲激進左翼政黨發展困境中脫穎而出的“黑馬”。比利時工人黨在2019年5月舉行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的支持率增至8.7%，獲得1個席位，從而實現歷史性突破。而且在本國的地區議會選舉中，工人黨在弗拉芒、布魯塞爾、瓦隆分別獲得6.6%、12%、13.5%的支持率以及4個、11個和10個議席。在比利時全國議會選舉中，工人黨更是史無前例地在聯邦議會獲得12個議席，在參議院獲得4個議席，加上歐洲議會的1個席位，比利時工人黨的議席數已經從2014年的8席迅速上升至42席，在全國有當選代表的12個政黨中位列第五。
在西方共產主義運動普遍陷入低潮甚至轉向的背景下，比利時工人黨成功上演了完美“逆襲”，被稱為“重要的亮紅色突破”和“現象級的社會運動”。其原因是比利時工人黨調整了行動策略和思想理論，提出最終目標是構建一個無階級社會，即真正集體性社會或共產主義社會，這符合當前形勢下大多數民眾的理想，吸引了民眾入黨，使得黨員人數從2007年的2800人上升到2019年年底的19000人。比利時工人黨卓有成效的政治實踐，對其他西方共產黨具有重要參考和啟發意義。
在亞洲，在西方發達國家共產黨傳統版圖中原本占有很大比重的日本共產黨，近年來日漸式微。
在2019年舉行的日本第25屆參議院選舉中，日共贏得245個議席中的13個，比上屆減少1個，并且與公明黨、自民黨在地方議席方面的差距也有擴大的趨勢。
為尋求發展，日共改變了斗爭策略：一是致力于提高與在野黨結成統一戰線成立聯合政權的可能性，二是在黨際外交上轉向以歐洲為中心。在2020年1月14～18日召開的第28次黨代會上，日共對黨綱進行修改，刪除了中國、越南、古巴等國是“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新探索”的表述，不再把21世紀認定為兩種制度共存的時代。日共的這些調整實際上反映了當前西方共產黨的某些共同點，其發展動向值得關注。
在美洲，2019年是美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美國共產黨在6月15～16日召開第31次全國代表大會，實現了新老領導人更替，墨西哥裔的坎布隆和非洲裔的喬·西姆斯成為美國共產黨聯合黨主席。[12]
此次代表大會對當前資本主義進行了詳細分析，提出了美國共產黨在新時期開展斗爭的具體策略，制定了美國實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必須要經歷的斗爭階段和步驟，提出了通過開展強大的工人階級運動來推動美國社會主義實現綠色新政的目標。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中，美共支持被貼上社會主義標簽的民主黨議員桑德斯。美共希望通過聯合左翼參加政治活動來擴大影響。
在澳洲，共產主義運動出現了活躍態勢，但內部分歧依然嚴重。
在1921年成立的新西蘭共產黨解散25年之后，一群以在校學生為主的年輕人成立了“新西蘭新共產黨”（New Communist Party of Aotearoa，NCPA），并在2019年11月21日在惠靈頓召開了成立大會和第一次中央委員會大會。會上通過了黨章和黨綱，明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黨的指導思想，并宣稱是無產階級的政黨。在成立大會上，提出了“一個階級，兩個聯盟”（One class,Two unions）的口號，“一個階級”表示新西蘭新共產黨是一個面向無產階級的政黨；“兩個聯盟”包括工人聯盟(即工會，trade union）和社區聯盟（community union），表明該黨執行以工會運動和社區運動為重點的行動方針。
近幾年，澳大利亞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Australia,CPA）黨內出現了思想觀念和組織路線上的嚴重分歧，原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鮑勃·布里頓(Bob Briton)于2019年6月宣布另立門戶，組建澳大利亞人共產黨（Australian Communist Party, APC）。鮑勃認為，該黨是堅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主張理論斗爭的徹底性，加強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與組織建設，反對依托工會及左翼聯盟走議會道路的改良主義路線。鮑勃認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目標難以融合。這些觀點正是他與澳大利亞共產黨（CPA）其他黨員的分歧之處，實際上也是西方一些共產黨內部分裂的共同原因。
2020年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將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繼續發展。這場疫情不但影響人們的健康和生活，而且將對世界生產方式、科技發展、國際格局乃至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種制度力量對比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一方面，中國作為最早暴發疫情的國家，以迅猛之勢成功管控了疫情的泛濫，充分展示了中國共產黨的先進性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此同時，越南、老撾、古巴和朝鮮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疫情的管控方面也表現出色。截至4月30日，除古巴外，其他三國沒有報告一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其中，朝鮮未見有病例報道，老撾僅有19例病例并從4月中旬就不再有新的疫情出現，越南作為接近1億人口的國家，只報告了320例病例并且已全部出院。雖然古巴確診病例達到1467例，死亡58例，但同全世界的大部分國家相比，尤其鄰國巴西疫情的大規模泛濫，古巴對疫情的防控非常出色。
由此可見，面對新冠肺炎疫情，社會主義國家用實際行動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在重大災難管控和醫療體制方面的優越性。
此外，中國充分發揮國際主義精神和大國責任擔當，為世界多國提供了大量的防疫物資、治療經驗和醫療隊，竭盡全力幫助世界多國戰勝疫情，贏得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可和贊賞。
2020年4月2日，中國共產黨同100多個國家的230多個政黨就加強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國際合作發出共同呼吁。[16] 參與發表共同呼吁的政黨來自全球五大洲，包括主要國家的執政黨、參政黨、重要在野黨以及政黨國際組織，涵蓋了左中右不同意識形態的政黨。共同呼吁也獲得了古巴共產黨、尼泊爾共產黨、塞浦路斯勞動人民進步黨、美國共產黨、巴西共產黨、智利共產黨、阿根廷共產黨、英國共產黨、英國共產黨（馬列）、西班牙共產黨、澳大利亞共產黨、孟加拉國共產黨（馬列）等世界眾多共產黨的簽署、公開發文、致謝等多種方式的支持和贊譽。[17]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的大流行，凸顯了人類在災難面前休戚與共，沒有人能夠獨善其身。因此，中國提出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更容易被理解并受到了歡迎。
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國家無視中國的抗疫成果而對中國進行無端指責和攻擊，對待本國疫情卻政策遲緩行動不力，導致疫情泛濫。這一方面暴露了資本主義政客們打著自由民主的幌子執行的是雙重標準，另一方面還暴露了西方醫療制度的缺陷、社會管理方面的不足、資本主義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的各種弊端以及西方高揚人權口號的虛偽。在疫情泛濫之下，西方各國勞動人民和社會底層民眾更加沒有安全感，生活物資得不到保障，貧富差距進一步顯現，有可能將引發更嚴重的社會問題乃至政治動蕩。
因此，疫情之下，社會主義作為替代資本主義的一種理念和制度，在世界上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獲得更多的信任。然而，由于兩種力量之間的差異依然懸殊，西方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制度的維護者不會甘于就此罷休，必然會變本加厲地對社會主義運動加以抵制和打擊，各國共產黨處境將更為艱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之間的斗爭雖然有利于社會主義發展態勢，但兩種制度長期并存的格局難以改變。因此，我們應積極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這是當前歷史條件下世界各國和不同制度之間合作共贏的理性方案。
注 釋：
*中國社會科學院A類創新工程項目“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思潮與運動新進展研究”課題組，課題組首席研究員是潘金娥，主要成員有：劉海霞、孫應帥、潘西華、邢文增、賀欽、李凱旋等。
（作者：課題組首席研究員潘金娥，系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研究部主任、研究員；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號，原稿載于《世界社會主義研究》2020年第6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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