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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新生：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的三個原則

點擊：作者：喬新生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發布時間:2020-07-02 0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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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美國上市的“中國概念企業”大約有358家。近些年來，由于美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行嚴格審查措施，已經有100多家中國概念企業從美國股票市場摘牌，轉而在香港證券交易所或者內地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隨著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監管重點轉移，還會有更多的中國概念企業從美國股票市場退出，在中國香港證券交易所或者中國內地證券交易所掛牌上市。

對中國概念企業從美國股票市場退出，一些學者表示擔心。他們認為隨著中美兩國關系惡化，中國企業在美國處境將會更加困難。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但必須指出的是，中國概念企業不等于中國企業。中國概念企業可能是境外注冊企業按照控制協議在中國市場經營并且在美國掛牌上市，也可能是中國投資者在海外注冊企業，在美國掛牌上市。中國概念企業許多股東來自于其他國家，因此，從資本構成來看，中國概念企業并不是所謂的中國企業。中國概念企業與中國連接最顯著的特點是，中國概念企業的經營活動在中國，并且在中國獲取利潤。中國概念企業帶有鮮明的中國特點，但是，中國概念企業既不是中國企業，當然更不是中國為投資主體的企業。

中國概念企業退出美國股票市場，對美國投資者來說，可能會損失投資機會。因為中國擁有人口紅利和消費紅利，中國概念企業借助于中國的人口規模以及中國的消費紅利，實現2位數以上的盈利，為美國投資者帶來豐厚回報。

當然，中國概念企業退出美國股票市場在中國香港和祖國內地股票市場掛牌上市之后，美國投資者可以直接投資中國香港的股票市場和中國內地的股票市場，這對于中國吸引外資不無益處。從這個角度來說，不要把中國概念企業從美國股票市場退出看作是不得了的事情。中國概念企業從美國股票市場退出有利有弊。對于美國投資者來說，失去的是機會，對中國概念企業來說，可能是發展的新機遇。

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概念企業之所以從美國股票市場退出，是因為美國監管非常嚴格，中國概念企業無法承受監管審查。這種說法似是而非。美國證券交易機構為了維護投資者的利益，對美國掛牌上市企業始終采取實質性監管措施。換句話說，美國證券監管法律規則之復雜，出乎人們的想象，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美國上市公司從來都是實施實質性的監管。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可以調查美國上市公司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可以對上市公司合同進行審查，可以對上市公司披露的所有信息進行核查。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嚴格監管，并非有百害而無一利。如果中國概念企業在美國掛牌上市，經得起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的嚴格監管，那么，說明他們財務管理十分到位，在信息披露以及治理結構方面經得起檢驗。

一些學者認為，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嚴格監管是出于政治目的。這一點毫無疑問。在美國這樣一個種族歧視十分嚴重的移民國家，對于任何外來東西包括中國概念企業，都會另眼相待。

中國概念企業在美國遭到盤查，是非常正常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社會制度與美國完全不同，中國企業會計制度和美國有較大的差異，因此，美國證券監管機構按照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的會計規則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監管，理所應當。中國概念企業應當學會“入鄉隨俗”。另一方面，中國概念企業在股權結構調整以及包裝上市過程中，有可能會存在問題。一些中國概念企業為了隱藏自己的真實投資者，在離岸中心注冊的時候，安排了復雜的股權結構，從而使真實的投資者被掩蓋。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嚴格監管，一方面可以讓真實的投資者浮出水面，另一方面可以督促中國概念企業在中國從事經營活動的時候，不要借助于控制協議損害中國消費者的利益。無論如何，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嚴格監管，中國投資者都應該以平常心看待。

但是，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嚴格監管，并非都是出于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其中存在大量的政治因素。在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爭大背景下，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嚴格監管，是美國對中國發動金融戰爭的組成部分。如果對此不提高警惕，采取相應的措施，那么，中國概念企業有可能會成為任人宰割的羔羊。

筆者的觀點是，對于中國概念企業在美國受到嚴格監管，應當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如果中國概念企業的確存在嚴重違法犯罪情況，那么，中國監管機構應當支持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監管，如果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公布中國概念企業的真實投資者，并且公布中國概念企業在中國市場的經營活動，那么，對于滿足中國公民的知情權和中國投資者的知情權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中國概念企業往往采取協議控制的方式，控制中國境內的經營活動，這對于中國證券監管機構加強監管極為不利。如果中國證券監管機構能夠借助于美國證券監管機構披露的有關信息，加強對我國市場內中國概念企業經營活動的監管，那么，可以堵塞漏洞，切實保護中國投資者和中國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中國證券監管機構在對中國概念企業乃至中國上市公司實施監管的時候，應當堅持下列原則：

首先，對等原則。

中國外商投資法確立了對等原則。如果其他國家對中國采取限制性措施，那么，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應當嚴格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的規定，對相應國家采取限制性的措施。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促使其他國家保護中國投資者的利益，也只有這樣才能使相關國家在對中國概念企業實施監管的時候，真正做到一視同仁。

中印兩國發生邊境沖突之后，印度國內極端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一些地方發起抵制中國商品的活動。印度推動“印度制造”和“印度自力更生”計劃，印度政府推薦的電子商務平臺企業，要求所有在平臺經營供應商都必須標明產品的原產國。這個由印度商業和工業部啟動的電子商務平臺，在排斥中國商品方面已經到了不擇手段的地步。

這個平臺正式使用“印度制造”過濾器，所有使用者都可以選擇購買那些“本地含量”大于50%的產品，如果購買的產品中“本地含量”小于50%，可以拒絕提供服務。所謂“本地含量”，就是指商品的總價值在印度國內的比例，如果一件商品價值10萬元，那么，在印度增值的部分必須超過50%也就是5萬元。這種有別于“原產地”制度的所謂“本地含量”計算標準，是一種赤裸裸的貿易歧視。中國政府應當按照對等的原則，對印度產品采取同樣措施。中國對外貿易主管部門可以規定，如果印度不取消對中國產品的貿易歧視，那么，中國將按照對等的原則對印度產品采取同樣的措施，直到印度取消對中國產品的貿易歧視政策。

各國為了保護本國的市場和本國的企業，可以在雙邊協議和世界貿易組織議定書的框架內采取必要的貿易保護措施。但是，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臨時措施和貿易保護措施制定了明確的法律規范，任何國家都不能脫離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單獨對其他國家采取歧視性政策。印度政府的所作所為，實際上就是要把中國產品從印度市場排擠出去。

不過現在看來，由于中國和印度貿易處于不平衡狀態，如果離開中國商品特別是電子商品，印度消費者利益有可能會遭受損害。因此，中國愿意和印度協商簽訂協議，達成諒解，但是，如果印度政府屈從于國內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壓力，由政府支持的電子商務平臺公然抵制中國商品，那么，中國不得不采取對應的措施，切實保護中國企業和中國的國家利益。

近些年來印度為了阻止中國投資者進入印度，制定了一系列針對中國的稅收、金融和市場準入政策。這些政策客觀上影響了中印兩國貿易投資合作。

中國之所以沒有直接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仲裁，一方面是因為中印兩國的貿易額有限，印度制定的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對中國對外貿易影響不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如果世界貿易組織仲裁機構作出有利于中國的裁決，那么，中國要想對印度實施制裁措施，將會面臨相當大的困難，這是因為印度對中國的出口額十分有限，中國要想對印度出口中國的產品增加征收懲罰性關稅，恐怕沒有著力點。當然，由于美國拒絕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遴選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專家團成員，世界貿易組織仲裁機構工作效率已經大幅度降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自然不愿意向世界貿易組織提出仲裁，要求世界貿易組織解決中國和印度的貿易爭端。

美國對中國概念企業采取的歧視性政策是顯而易見的。美國國會甚至在國防授權法案中，針對中國華為公司專門制定特殊的制裁措施。中國華為公司已經聘請國際經濟法方面的專家將向美國聯邦法院提起訴訟，要求聯邦法院審查認定美國國會決定的國防授權法案中有關針對中國華為公司的條款無效。

按照美國憲法，如果美國國會制定的法律中，包含對企業（法人比照自然人）的歧視性條款，那么，國會制定的法律違反憲法，是無效的。不過，美國國內已經形成了遏制中國的政治同盟，因此，美國政府和美國國會針對中國華為公司采取的一系列歧視性政策，乃至美國證券監管機構針對中國概念企業采取的一系列審查措施，都帶有明顯遏制中國的色彩。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華為公司不能寄希望于通過訴訟解決問題，中國政府應該按照對等的原則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換句話說，如果美國對中國企業采取歧視性的做法，那么，中國可以對美國企業采取同樣的措施。

當然在現實生活中，由于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需要美國投資和美國企業的技術，因此，中國不會針尖對麥芒，更不會立即對美國企業采取制裁措施，因為制裁措施對中國吸引美國投資不利。中國一定會在適當的時候，按照對等原則表達中國的立場，提醒美國證券監管機構，注意維護維護公平貿易原則。

其次，統一原則。

眾所周知，美國證券監管機構對中國概念企業進行實質性審查，其中一個重要性的理由是，中國企業所依據的會計準則不同于美國證券監管機構批準的會計準則。這種說法有一定的道理。

中國實行漸進式改革，中國在會計制度改革過程中，一方面充分吸取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會計準則，另一方面根據中國傳統會計制度，逐步完善中國的會計準則體系。

不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中國在會計改革方面可以加快步伐。因為會計是國際通行的經濟語言，會計也是市場經濟的鎖鑰。中國在會計準則改革方面，應當盡可能地實現與國際接軌。這不是崇洋媚外，而是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必然要求。

中國制定的一系列會計準則，旨在維護中國市場經濟秩序，保護中國企業的正當利益。但是，從中國企業發展需要來看，中國應當積極借鑒美國、英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國家的會計制度，盡快改革中國的會計體系，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的會計制度適應現代市場競爭特別是國際市場競爭的需要。

在美國的會計制度中，要求會計憑證必須說明原由，而中國的會計制度中，會計原始憑證則強調記錄的完整性。二者孰是孰非，相信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會認真研究。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在經濟活動中，原始憑證客觀記錄資金的落點，而沒有考慮到資金的用途以及資金的效益，那么，會計管理就會流于形式。中國應當積極借鑒西方國家的財務管理制度，并且按照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的財務準則，改革中國財務管理制度體系，盡可能地在會計和財務管理方面實現與國際接軌，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參與國際競爭。

中國會計教學機構在中國會計國際化方面，已經邁出了實質性的步伐。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作為中國會計領域最優秀的教學機構，早在多年前就已經設立了國際會計準則課程，并且與英國等一些國家合作，設立專門的會計培養方向，為跨國公司培養優秀的會計人才。

隨著現代網絡技術的發展，傳統會計制度面臨新的挑戰。區塊鏈系統核心價值就在于，去中心化。所有經濟活動信息都可以在數據庫中呈現出來，數據庫可以自動地比對信息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如果某一個行為主體提供的信息是錯誤的或者是不完整的，那么，在數據庫中可以立即反映出來，因此，使用現代區塊鏈網絡系統，不僅可以及時地反映行為主體的行為軌跡，而且可以對行為主體的行為效果進行適時評價。

今后會計作為一個職業是否還要存在的必要值得考慮。但是不管怎樣，資金管理和資金的調度仍然是戰略管理和微觀管理中不可或缺重要組成部分。會計基本原理可以通過數據庫和區塊鏈系統呈現出來，而區塊鏈技術有可能會代替傳統人工作業，會計崗位將逐漸減少。

今后跨國公司和黨政機關可能不需要設置會計人員，只需要將有關信息輸入數據庫，數據庫可以自動生成各種統計報表，并且反饋給行為主體。行為主體出差或者從事科學研究，只需要報告自己的交通軌跡以及提交最終的成果既可，所有財務報表都可以自動完成，會計人員則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數據庫完成各項會計工作。

當然，如果數字貨幣廣泛應用，那么，問題就會變得更加簡單。所有科研課題經費和出差經費，可以直接通過數字貨幣交給行為主體，行為主體只需要在每個環節把經費使用情況輸入數據庫，就可以自動扣減有關經費。這樣可以大大節省會計時間。

可以這樣說，中國應當積極推動數字貨幣廣泛應用，推動會計的數字化，這對于打破西方國家在會計準則和會計人員培訓方面的壟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對于中國企業走出去，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提高企業管理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戰略意義。

總而言之，在企業監管方面，一方面必須強調使用統一的國際語言，盡可能地借鑒西方國家的會計制度，不要另起爐灶，制造不必要的會計語言障礙。另一方面，應當加快現代會計制度改革的步伐，在未來會計準則體系建設中貢獻中國智慧。

第三，主體原則。

企業監管是一個國家監管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個國家經濟安全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

企業監管涉及國家主權。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實實在在客觀存在。人們無法想象，如果其他國家可以對中國的企業實施“長臂管轄”，那么，中國企業將會面臨怎樣的困難。

美國之所以能動輒對中國企業采取懲罰性措施，是因為中國企業和美國存在貿易和投資合作關系，美國掌握著資金結算的主導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建立了以美元為基礎的國際金融體系。美國構筑了貌似獨立、中立的美元清算中介組織，為各國金融機構和企業以及公民提供服務。各國的金融機構都是美元清算組織的成員，每個金融機構的美元清算，都必須經過美國設立的清算系統，因此，美國可以輕而易舉地掌握各國的資金流動情況以及企業結算情況。

美國之所以動輒威脅對其他國家采取制裁措施，根本原因就在于，美國掌握著資金結算系統，可以洞察一切。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安排人員與美國清算機構進行聯網工作，中國企業乃至中國公眾人物所有資金流動情況都在美國掌握之中。中國一位著名導演為了讓自己的兒子在美國擁有更加舒適的學習環境，采取“螞蟻搬家”方式將資金運送到美國，被美國清算機構發現并且報告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聯邦調查局以所謂洗錢犯罪的名義，凍結賬戶資金，并且準備對這位導演采取法律措施。

這個案例從一個側面說明，如果不了解美國的金融結構，不了解世界清算系統，不了解美國在控制資金流動方面所擁有的絕對權力，那么，在維護中國企業和中國公民利益方面有可能會出現嚴重失誤。中國必須堅持屬地原則，強調中國企業和中國公民應當由中國的監管機構管轄，中國監管機構應當享有優先管轄權。

從目前情況來看，中國金融監管機構強調的是雙重管轄原則。一方面認為美國證券監管機構有權對中國企業投資美國活動實施監管，另一方面認為中國監管機構對于中國企業或者在中國經營的企業擁有監管權。修改后的中國證券法規定了中國證券管轄制度，如果外國企業在中國的經濟活動，給中國企業和個人造成損害，或者外國企業的經營活動有可能會影響中國市場或者中國企業和消費者的利益，那么，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有權實施管轄。

《證券法》規定，“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的證券發行與交易活動，擾亂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市場秩序，損害境內投資者合法權益的，依照本法有關規定處理并追究法律責任”。這標志著中國證券監管機構完全可以對美國證券市場證券發行和證券交易活動、擾亂中國境內市場秩序、損害中國境內投資者合法權益行為實施管轄。這是中國依法維護中國投資者合法權益的必要之舉，也是中國證券監管機構維護中國國家利益和中國消費者合法權益的正義之舉。

相信中國證券監管機構會設立專門涉外部門，處理有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證券發行和交易活動、擾亂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市場秩序、損害中國境內投資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只要加強對境外證券發行和交易活動的監管，那么，就可以從源頭維護中國的市場秩序，確保中國金融安全不受損害。如果外國投資銀行或者對沖基金借助于證券發行市場或者證券交易市場籌措資金，在中國境內擾亂市場秩序，損害中國境內投資者合法權益，那么，中國證券監管機構可以追根溯源，將境外證券發行和交易機構繩之以法。

中國是否有能力對境外證券發行和交易機構實施管轄是一回事，中國是否有法律對境外證券發行和交易機構實施管轄是另外一回事。

中國是否敢于對境外證券發行和交易機構實施管轄是一回事，中國是否有權利對境外證券發行和交易機構實施管轄是另外一回事。

相信中國證券監管機構將會采取更加嚴格的監管措施，依法監管在中國境內采用“存托憑證”掛牌上市的企業，將會對外商證券交易活動實施更加嚴格的管理。只有讓不法分子受到懲罰，中國證券市場才能吸引更多有價值的投資者。

（作者系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轉編自“喬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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