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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今朝田玉婷：堅守人民立場要求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史學

點擊：作者：王今朝田玉婷來源：昆侖策網【原創(chuàng)】發(fā)布時間:2021-09-25 10:05:32

【摘要】中國傳統(tǒng)史學冠絕世界。20世紀初至70年代末，中國史學研究逐漸引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形成以階級斗爭為主線的現代史學，取得了超越傳統(tǒng)史學的輝煌成就。八九十年代，中國史學一方面向前發(fā)展，另一方面也存在嚴重不足和教訓。新時代的中國史學，應該是圍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開的敘事之學和社會發(fā)展大勢之學。為此，在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史學研究必須堅守人民立場，以所有制的歷史研究為基礎旁及其他來研究國內史，以美國史、國際共運史和世界技術史為主要對象來研究世界史。只有這樣，才能創(chuàng)造性發(fā)展馬克思主義史學。

中國古代經典《尚書》中的民本思想已經與馬克思主義的人民英雄史觀相當接近了。雖然自周秦以來，勞動人民總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階級，但歷朝歷代的開創(chuàng)者實際上都與勞動人民有著這樣那樣的血肉聯系，能夠使勞動人民休養(yǎng)生息，進而開創(chuàng)出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等“普天同樂”的局面。之所以如此，也是統(tǒng)治階級中的某些人透過奴隸起義、農民戰(zhàn)爭等反抗運動多多少少意識到人民已經構成維系政治統(tǒng)治不可或缺的基石，人民的利益不可撼動。而在近代，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萍瀏醴起義、廣州起義、武昌起義等更是構成推動中國封建皇權統(tǒng)治結束的關鍵力量。袁世凱背叛革命、軍閥割據、巴黎和會喪權辱國又使得中國發(fā)生了討袁革命、五四運動等，無產階級開始登上中國政治舞臺，人民革命更是向前發(fā)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封建主義、帝國主義以及資本主義對立面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使得中國革命的面貌煥然一新。經過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國共產黨終于奪取政權，建立了新中國。此后，通過穩(wěn)定財經、一五計劃、社會主義工商業(yè)改造，新中國迅速從新民主主義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國家，為中國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社會制度基礎。縱觀歷史發(fā)展進程，再沒有一個過程能夠如此鮮明地反映出人民英雄史觀的正確了！再沒有一個過程能夠如此鮮明地反映出堅守人民立場的重要性了！那么，當新中國由于70年的發(fā)展已經比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民族偉大復興之時，我們究竟需要一個怎樣的歷史學呢？[1]歷史研究究竟怎樣才是科學的呢？[2]歷史研究究竟怎樣服務于國家的戰(zhàn)略方針呢？[3]

一、21世紀前的中國史學簡史

（一）20世紀以前的中國史學

中國自古就有史官，并一直持續(xù)到清代。自上古以來，歷朝歷代的統(tǒng)治階級非常重視官修歷史。然而，自孔子刪訂《尚書》、《春秋》和左丘明著《春秋左氏傳》后，私人修史之作就屢見不鮮了。二十四史中許多官修歷史也吸收了私人修史的資料。除了官修歷史和私修歷史之外，中國古代歷史學還可以分為史家和考證兩大流派。修史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工程，其中主要有歷史的真實性與服從統(tǒng)治階級需要的矛盾，歷史過程的復雜性、目標的恢宏與個人學識精力的矛盾，史料真?zhèn)巍⑵拿埽瑢懽鞯脑斅悦埽蝿张c時間的矛盾，等等。由于這些矛盾，中國古代史書總是存在著各種局限性，但不可否認修史還是會帶來巨大的社會利益。修史離不開考證。史料的鑒別和選擇是極其復雜而耗時的，比如，比較直接史料與間接史料、官籍與民記、本國記載與外國記載、近人記載與遠人記載、本事與旁涉、直說與隱說、口說史料與文字史料等。僅以安史之亂中顏果卿倡義河北一事為例，引用之書達7種，考辨文字竟達2573字。[4]

在20世紀之前，中國歷史學一直沿著自身的軌跡發(fā)展。儒家各種經典、二十四史、《資治通鑒》的編纂使得古代中國成為世界上歷史學最發(fā)達的國家。古代歐洲雖然也有歷史學，但一直無法與中國古代歷史學媲美，而且直到19世紀歷史學才獲得獨立的科學地位。[5][6]與歷史學的發(fā)達不無關系，中華民族成為一個具有高度創(chuàng)造性和韌性的民族。在17世紀中葉清朝初年，中國的人口數達到1.5億，到18世紀末，人口數已超過3億，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漢族人的定居點已擴大到先前由少數民族居住的一些邊疆地區(qū)。[7]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著類似中國的悠久而燦爛的文明。進入19世紀，清朝統(tǒng)治下的中國開始衰退，并伴隨出現饑荒、農民革命等“社會不穩(wěn)定因素”。在此后的100多年中，農民運動此起彼伏，而西方列強多次入侵，對中國的掠奪變本加厲，使得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地步。[8]救亡圖存成為中華民族的唯一選擇，“社會改造”思潮由此蓬勃興起。[9]由此，中國歷史學必將揭開新的篇章。

（二）20世紀初至抗戰(zhàn)開始前的中國史學

鴉片戰(zhàn)爭后，洋務運動、清政府派遣留學生、林則徐和魏源等人的著書立說、仁人志士的海外流亡，都使得中國人開始“睜眼看世界”。在林則徐支持編譯的《四洲志》基礎上，魏源于1842年寫成的《海國圖志》打破了“天朝說”觀念，并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鄭觀應于1894年出版的《盛世危言》實際上是對西方社會制度的一種總結，以之為中國富強救國之方案。20世紀初，面對內憂外患的形勢，中國人開始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中國人的歷史觀念也發(fā)生了變化。許多歷史學新銳都把“社會改造”作為社會問題解決的一個根本方法。章太炎早在1990年擬成的《中國通史略例》，已經就新編中國通史的宗旨、體例乃至具體篇目發(fā)表了相當系統(tǒng)的看法，認為新史學應該致力于“知古今進化之軌”、“振勵士氣”，推陳而出新。1901年9月，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fā)表《中國史敘論》，發(fā)出了以新方法撰寫“中國史”的吶喊。他指出，舊新史學特質上的差別主要在于：“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事實之關系與其前因后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牌，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體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系。”[10]從此，研究社會問題、探索社會改造的方案、回答“中國向何處去”等問題，越來越成為歷史學界的共識。中國歷史研究不再只是資治之鑒，而是開始與國家、民族命運緊密結合起來。

然而，新的歷史研究發(fā)展一波三折。歷史學界首先興起的是以進化論為特征的新史學。[11]1902年，梁啟超提出：“歷史者，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12]新史學家們認識到歷史研究的對象不再局限于帝王將相等少數英雄人物，而是包括普通人在內的全人類進化的歷史。章太炎在1902年致書梁啟超，主張中國通史之作“以發(fā)明社會政治進化衰微之原理為主”。夏曾佑曾感慨于近古“至于讀近代歷史，則衣冠涂炭，文物掃地，種之不滅者幾希，天下愁嘆，而不知所自始，其將蹈埃及、印度之覆轍乎？”[13]。中國進化史學是“短命的”，停留在資產階級思想意識上，并不是唯物史觀所主張的基于生產方式變革的客觀社會歷史，[14]而且沒有在大學產生深遠的影響，但它們無疑為中國史學的進一步發(fā)展鋪墊了道路。

當西方在19世紀因馬克思主義的誕生而催生了史學革命之后，中國歷史學界依然保留著強大的考據傳統(tǒng)，并借考據的進步而疑古。1917-1949年期間，疑古學派幾乎把持了全中國大學歷史界的教席。[15]考據固然是學問，然而在國破家亡的時代，社會對歷史學的期待已經不是疑古，而是要指示社會發(fā)展的方向。丁則良評價說：“從五四到抗戰(zhàn)開始這二十年中，全國的學術界可以說完全埋頭在這分析的工作中，大家誤解歷史，誤解史學，以為就是考據，就是校勘。而于我們歷史的大貌、文化的輪廓，反沒有人能說得清楚。”[16]這不是說這一時期的中國沒有試圖描述社會改造的通史著作，而是它們普遍不能滿足社會改造的需要，特別是不能滿足運用馬克思主義來改造社會的需要。

中國社會發(fā)展迫切需要反映宏偉歷史觀、服務社會改造的中國通史著作。中國開始系統(tǒng)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后，必然涌現出大批運用馬克思主義來研究中國歷史的人物和著述。李大釗早期就開始接觸社會主義思想和馬克思主義學說。如果說《法俄革命之比較觀》（1918年）一文中“歷史者，普遍心理表現之紀錄也。故有權威之歷史，足以震蕩億兆人之心，而惟能寫出億兆人之心之歷史，始有震蕩億兆人心之權威”只是在挑戰(zhàn)中國歷史界的考據學派和疑古學派，[17]那么，當他提出“發(fā)明歷史的真義的是馬克思”時，他已然成為在中國倡導運用唯物史觀指導歷史研究的第一人。[18]同期，魯迅、陳獨秀都發(fā)出了改造社會的呼喊。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1919年）指出：“因此覺醒的人，愈覺有改造社會的任務”。1919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中指出：“我敢說最進步的政治，必是把社會問題放在重要地位，別的都是閑文。”[19] 1920年李蔭清在《唯物的歷史觀與科學的歷史》一文中說：“解釋人類社會的歷史的變遷，以物質條件做中心也好，以經濟情形做中心也好，還不是名異而實同的以人類的物質生活為主動嗎？”[20]何炳松1929年在《歷史研究法》中說，歷史“就是人類過去的活動”，將歷史活動總結為經濟、政治、教育、藝術和宗教五大方面。[21]可見，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家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觀點，開始從物質生產方式來看待社會現象。雖然這些理論大都沒有承認“階級斗爭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但圍繞社會改造的歷史的社會科學觀點產生了，即歷史學與社會科學“聯姻”了。這樣一來，唯物論必然成為中國史學的研究范式，馬克思主義史學也必將成為20世紀中國歷史學的主流。

（三）抗戰(zhàn)開始至新中國建國時期的中國史學

抗戰(zhàn)開始前，中國革命的大本營已經轉移至延安。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深諳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身體力行研究歷史。毛澤東于1939年12月完成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鋪陳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zhàn)爭，才是歷史發(fā)展的真正動力”的歷史唯物論觀點。他還揭示了中國資本主義本來有所發(fā)展，又不可能長足發(fā)展，從而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事實和中國武裝革命的必然性。正是在這種歷史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明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形式、革命的任務、革命的動力、革命的性質和革命的前途。毛澤東所做的這種分析雖然是民族的，卻深刻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使中西方史學研究發(fā)生的變化：（1）從研究孤立的、以政治事件為主的歷史轉向社會和經濟復雜而長期的過程；（2）從研究歷史事件發(fā)生的主觀動機轉向背后的物質原因；（3）從帝王將相、英雄和杰出人物的研究轉向階級的形成以及階級矛盾的變化等。[22]僅僅23000字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高度概括了抗戰(zhàn)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任務、發(fā)展方向、發(fā)展動力，這必然有賴于對中國通史，尤其是對“理亂興亡”與“典章制度”的研究。

毛澤東不僅重視共產黨自身的歷史，而且重視中國古代史研究，希望在此基礎上寫出新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古代史。1938年10月，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強調“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的總結，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繼承遺產，轉過來就變?yōu)榉椒ǎ瑢τ谥笇М斍暗膫ゴ筮\動，是有著重要的幫助的。”[23]在這種背景下，新式中國通史的出版自晚清開始至1937年抗戰(zhàn)爆發(fā)前大量涌現，至少不下26部。[24]可是，當時“受時代之刺戟，思建立民族主義之基礎，群欲得一中國通史而讀之”的中國社會各界“苦于無其書”。[25]抗戰(zhàn)前出版的繆鳳林《中國通史綱要》、章嵚《中華通史》、鄧之誠《中華二千年史》，抗戰(zhàn)后出版的周谷城《中國通史》（1939）、錢穆《國史大綱》（1940）、呂思勉《中國通史》（1940和1944年分別出版上下冊）等，雖然都付出巨大心血，但大多是用新方法整理舊國故，與社會現實嚴重脫節(jié)，都有維護既存政治體制的一面。[26]1945年顧頡剛也批判中國通史“多屬千篇一律，彼此抄襲”“條列史實，缺乏見解。”[27]僅從這些方面看，對一種嶄新的中國通史專著的社會需求已經產生了。

在延安，這種對“新”通史的需求推動了《中國通史簡編》的問世。范文瀾于1940年開始著手編寫一部“供干部學習的歷史讀本”——《中國通史》。[28]上冊（上古到五代）于1941年9月出版，中冊（宋遼到鴉片戰(zhàn)爭）于1942年12月出版，合稱《中國通史簡編》。下冊于1946年出版，僅完成鴉片戰(zhàn)爭到義和團運動部分。《中國通史簡編》以直述方式表達對國史的看法，實際上構成對毛澤東歷史觀點的“文本化”、“學術化”和“具體化”，極大地統(tǒng)一了中共內部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政治的認識。毛澤東評論《中國通史》說：“我們共產黨人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甑臍v史，不僅有我們的看法，而且寫出了一部系統(tǒng)的完整的中國通史。這表明我們中國共產黨對于自己國家?guī)浊甑臍v史有了發(fā)言權，也拿出了科學的著作了。”[29]盡管《中國通史簡編》尚存不足，但才大工疏，事繁鶩博者，最不宜于考據。不可否認，《中國通史簡編》將觀點蘊藏于史實中，貫徹了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哲學。后人評價說：“《中國通史簡編》諸版成為后來編寫各種國史教材的‘母本’，借助各種管道，層層滲透，形塑了幾代人的國史記憶，產生了無遠弗屆的影響”。[30]

（四）新中國1949-2000時期的史學

1、1949-1976時期

在新中國實施穩(wěn)定財經、抗美援朝和一五計劃等舉措后，進一步解決意識形態(tài)中的歷史學、文藝界問題提上了中共的議事日程。1954年中國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在全國政權穩(wěn)固之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加強思想界的領導無疑是自然之理。[31]就歷史界而言，這意味著以疑古學派為代表的民國歷史學路線的失勢和馬克思主義史學主導地位的確立。

1949-1976時期的中國史學基于唯物史觀討論了眾多重大問題。其中，中國古代史分期問題、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問題、中國封建社會農民戰(zhàn)爭問題、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漢民族形成問題，被稱為新中國歷史研究的“五朵金花”。[32]盡管在一些問題上并沒有取得觀點上的完全一致，[33]但它們的一個突出共性就是從考據史學轉向從社會物質生產出發(fā)來闡釋歷史。而且，一些關于社會歷史的觀點進一步深化和發(fā)展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比如，侯外廬認為，盡管“特殊的生產資料和特殊的勞動者的結合關系決定著某一社會經濟構成，但生產方式取得支配地位的標志，則常常是通過上層建筑的法律形式折射出來的。”尤其值得稱道的是，這一時期以馬克思主義史學為主體的中國史學最大限度地服務于中國社會主義工商業(yè)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其中，關于封建社會土地私有化方式的討論（一是由共同體成員的份地變?yōu)閭€體農民的私有土地，一是由國家分封和賞賜田邑變?yōu)樗饺说牡禺a）對今天中國所有制結構問題仍舊具有重大現實意義。

改革開放后也有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這個時期的中國歷史學因高度政治化而背離了社會發(fā)展方向，應予以“徹底清算”。這種觀點大謬不然。它實際上是一些人借重新反思“歷史和文革”之名，行否定歷史之實。據說，范文瀾后來曾提出“階級社會是由互相對立著的統(tǒng)治階級和被統(tǒng)治階級構成的，打破王朝體系，抹掉帝王將相，只講人民群眾的活動，結果一部中國歷史就只剩了農民戰(zhàn)爭，整個歷史被取消了。”[34][35]如果范文瀾提出這樣的問題，一定是有所特指，而不是對他的《中國通史簡編》的否定。帝王將相固然是中國古代歷史的一部分，但他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隨風而逝了。而且，以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并沒有抹掉帝王將相，否則，怎么可能理解農民戰(zhàn)爭呢？“只講人民群眾的活動”怎么就導致“一部中國歷史就只剩了農民戰(zhàn)爭”，怎么導致“整個歷史被取消了”了呢？所以，即使范文瀾表達過那樣的觀點，也不是為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活動為核心的歷史學翻案！

2、1977-2000時期

這一時期的歷史學，對前期的歷史觀有所延續(xù)。許多老一輩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在這一階段仍然發(fā)揮著深遠影響。比如，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在“文化大革命”后繼續(xù)得到修訂。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在蔡美彪續(xù)編下發(fā)展為《中國通史》12卷本。白壽彝任總主編的12卷22冊約1400萬字的《中國通史》于1999年出齊。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在這一時期經修訂后也先后出版。另一方面，由于社會矛盾判斷的變化，中國歷史學開始發(fā)生微妙的變化。改革開放后，中國就否定了“階級矛盾是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觀點。圍繞歷史發(fā)展動力這一根本問題，社會上涌現出了“生產力及生產斗爭是歷史發(fā)展根本動力”、“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是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動力”、“科學技術是社會發(fā)展唯一動力”等諸多觀點。中國歷史學經歷了從以“階級斗爭動力觀”為核心的“革命化范式”向以經濟建設為核心的“現代化范式”的悄然轉換。這看起來似乎還是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議程，而實際上，其內容逐漸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統(tǒng)觀點。

確實，80年代的中國歷史學開始由對政治運動的研究轉向對社會生產力發(fā)展機制的研究；由為政治家歌功頌德轉向為農學家、企業(yè)家、商業(yè)家樹碑立傳；由對革命原因、過程的總結轉向社會發(fā)展機制的分析。90年代，中國歷史學研究向庸俗化又邁進了一步，“已經開始向中國現代史學的起步階段回歸，其主要特征就是‘回到傅斯年’。”[36]但是這顯然不是向正確方向的回歸。有觀點認為，90年代后，中國歷史學不僅與傳統(tǒng)史學分道揚鑣，而且告別了80年代的后“文革”史學，終于走出了政治化、意識形態(tài)化的籠罩，開始了真正的話語轉換和范式轉換，史學正在回歸屬于自己的位置。[37]而市場經濟的興起又造成了諸多年輕學者“著作皆為稻粱謀”的“史學危機”。[38]歷史教學和科研領域一度涌現出大面積的商品化、市場化現象，出現“由所謂‘通俗歷史’向‘娛樂歷史’的墮落”。[39]

在這20年中，考據學派的研究向路再度浮現，最顯著的表現是“回到乾嘉去”思潮的泛起和“國學”的復興。[40]1994年底，胡繩指出：“不排除有人企圖用‘國學’這一可疑的概念來達到摒棄社會主義新文化于中國文化之外的目的。”同時，在西方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影響下，中國歷史學越來越傾向于用諸多域外觀點去解決當下的現實困境，而實際可能從根本上脫離了西方的研究背景和階級偏向。在這種背景下，中國歷史學的本土化備受沖擊，歷史學的社會地位一再下降。而究其根本，這一類歷史研究是否本質上又是為建立市場經濟服務的呢？

毫無疑問，現代化建設中的一些問題，如民主和法制建設、反腐敗和廉政建設、農民問題、工農業(yè)關系問題等，可以由中國歷史學研究來提供經驗教訓。[41]然而，改革開放后脫離了階級斗爭的歷史學研究缺乏整體關聯性與普遍意義內涵，以至于穿行于碎片之間。[42]這既是研究的一種細化、深化，也是因沒有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而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一種背離。有學者指出，前輩大家無論從史料細致辨析還是基本觀念框架的搭建上，均為古史解釋體系的相對自洽與完整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結果自然是古史定論迭出，而近代史新論頻現卻定見難尋。[43]究其原因，恐怕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歷史學研究已經因過多地放棄階級斗爭的歷史動力觀而步入歧途。20世紀的中國史學“輸入進化論，是一大進步；輸入唯物史觀，是更大的進步。”[44]而改革開放后的20年里，中國史學研究出現上述種種問題，沒有取得應有的進步，這恐怕是因為它從歷史唯物論的倒退。

為什么會發(fā)生這種倒退呢？在1949年后的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雖然看似已經形成一種基本共識，但對于歷史唯物論的不同見解給背離歷史唯物論的歷史學發(fā)展提供了思想基礎。有觀點認為，必須否定階級斗爭，特別是否定了社會主義社會依然存在尖銳的階級斗爭的觀點。[45]然而，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顯示，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地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這里面既可能有赫魯曉夫式的無知，也可能有戈爾巴喬夫式的故意。前者或許是“倒洗腳水把孩子也倒出去了”，而后者就是“不要孩子了”。習近平指出，中國“絕不能犯戰(zhàn)略性、顛覆性錯誤”。[46]從馬克思主義政治學的觀點看，所謂顛覆性風險，就是資產階級取代無產階級掌握中國的政權。中國史學如果繼續(xù)淡化階級斗爭，就可能無法發(fā)揮它應有的功能！

二、主流歷史學是社會發(fā)展大勢之學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種機遇與挑戰(zhàn)并存，這也對中國歷史學的發(fā)展提出了新的任務和要求。毫無疑問，只有密切聯系社會現實的史學才是具有生命力的史學，只有懷著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史學家才是大有作為的史學家。[47]因此，在日新月異的時代背景下，尤其需要歷史學來揭示社會發(fā)展大勢。

社會發(fā)展具有一定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見性，但它不是盲目的，作為歷史主體的人民群眾也能夠通過發(fā)揮自身主觀能動性認識歷史規(guī)律，并遵循歷史規(guī)律推動社會發(fā)展。按照馬克思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生產力-生產關系的二元對立框架，社會發(fā)展必然也就是生產力的發(fā)展、生產關系的發(fā)展和上層建筑的發(fā)展。這些發(fā)展無疑是在國內與國際的交互作用中實現的。中國的歷史學需要充分地反映所有這些方面。就學科而言，主流歷史學的根本任務在于通過對史料的分析、研究，重現過去的歷史事件，理清歷史發(fā)展的脈絡，揭示歷史發(fā)展的方向和動力，以及歷史發(fā)展的具體過程和原因。因此，歷史學是社會發(fā)展大勢之學，不僅局限于客觀敘事，而且總是要抓住事物最本質的特征、最主流的方面，才不會陷入繁雜交錯的細枝末節(jié)和“碎片化”的歷史事實之中。

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里，生產力的進步相對緩慢，因此中國古代史家關于物質生產的記載較為稀薄，而更多關注王朝更替和政治更迭，即上層建筑和生產關系的歷史學。縱觀中國上千年的封建歷史，統(tǒng)治階級長期強調“造反無理”、“革命有罪”，中國人民只有在“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的極端條件下才可能揭竿而反。社會在相當程度上就是在這種壓迫、反抗、變革的過程中逐步發(fā)展起來的。在20世紀之初，受西方資本主義入侵的影響，眾多半封建半資本主義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面臨著社會向何處去的抉擇。為了救亡圖存，近現代中國先后嘗試過君主立憲制、民主共和制等政體模式，最終選擇了人民共和國這一模式，并于1956年底基本確立社會主義制度。在這種社會大環(huán)境下，不少有志之士都翻譯、出版了相關著作來反映中國不同時期的社會發(fā)展趨勢。尤其在1840-1976年的一百多年里，中國人的歷史視野逐漸聚焦到階級斗爭。毛澤東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發(fā)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篇文章，對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無產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地主和買辦階級的革命地位作了深刻分析，抓住了中國問題的核心和關鍵。

疾風暴雨式的革命已經過去，在當今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理論是否還能作為指導中國史學發(fā)展的基本理論？毛澤東說：“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48]只有通過階級斗爭的敘事對過去進行描述和解釋，去重建過去，才能對歷史產生一以貫之的理解。可以說，不存在階級斗爭敘事的地方就沒有歷史。[49]改革開放后的中國歷史學，對階級斗爭避之猶恐不及，部分觀點甚至趨近于唯心主義了，顯然這并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應有之意。

可以說，整個社會的發(fā)展進程是一部充滿著“破”與“立”的歷史，矛盾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在這種矛盾的復雜交錯中，歷史研究者如果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只見社會現象，而不窮其根本，如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等，就無法寫出揭示社會發(fā)展大勢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學著述來。而當前中國歷史學的發(fā)展又應該立于一個怎樣的境地？馬克思唯物主義史觀為我們指明了方向，其落腳點始終在于廣大人民群眾。人民立場是當前及以后中國歷史學發(fā)展所必須堅守的重要原則、不可以突破的底線。

三、未來一段時期內的中國史學研究議程

今天的中國歷史學已經跨越了家譜時代，所面臨的根本任務不再是為帝王將相做家譜，而是揭示怎樣才是、才能不忘初心，從而幫助克服由人亡政息所導致的歷史周期律，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為完成這一根本任務，設立如下的研究議程是極為必要的。

（一）中國史研究議程

中國歷史研究首先是立足于書寫中國歷史發(fā)展基礎之上的。毫無疑問，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必須建立在堅實可靠的經濟基礎上。基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這就至少對當代中國歷史學研究提出了如下任務：

第一，中國歷史學必須加強對中國所有制歷史的研究。

中國歷史學需要揭示中國歷史悠久的公有制文明，需要揭示土地私有制在封建社會后期占主導地位的客觀事實，更加需要揭示封建私有制因底層農民遭受剝削和壓迫而不可持續(xù)的史實。中國古人早就有“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患寡，患不均”的理想。在封建社會里，存在著大量的公有土地。比如，在侯外廬看來，秦漢時期的“黔首自實田”、“公田”、“墾田”、“官田”、“屯田”、西晉的“占田”、北魏、北周、北齊直到唐朝的“均田”都是國有土地。侯外廬認為“君主是主要的土地所有者”，直到明朝中葉隨著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和成長，皇權壟斷的封建土地國有制才開始發(fā)生質的變化。[50]韓國磐也認為，雖然唐朝中后期均田制遭到破壞，但是“在莊園土地占有形態(tài)下，封建土地國有制并沒有解體，……以另一種皇莊的形式出現”。[51]封建土地國有制對于凝聚國家力量、繁衍中華文明發(fā)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戰(zhàn)爭、社會動亂年代，土地國有化的社會效用就更為明顯。孟子曾言“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52]因此歷朝歷代統(tǒng)治者必須為民制產。而土地國有制恰好滿足了這一要求，使無地少地的農民發(fā)展為自耕農階層。因為只有眾多的自耕農才能使國家足食足兵、強大興盛。唐代初期社會安定、國威強盛的貞觀之治局面，一定程度上恐怕也在于此。

地主大土地私有制即使有其內在的必然之理，其破壞性和局限性也顯而易見。一方面，地主通過合法或非法手段使農民承擔沉重的苛捐雜稅，使得中國古代稅賦制度具有明顯的累退性；另一方面，土地兼并導致社會財富和土地占有高度集中在少數官僚地主權勢手中，而農民則成為被剝削對象，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新莽時期的赤眉、綠林起義、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唐朝王仙芝、黃巢起義、宋朝方臘起義、元末農民起義、明末李自成起義、清朝太平天國運動等都或多或少反映出封建土地兼并引發(fā)的社會矛盾。所以歷朝歷代致力于推行“抑兼并、均土地”就不難理解了。可見，封建時期土地所有制問題與封建社會的階級關系、社會貧富分化、底層農民受到的剝削、農民戰(zhàn)爭、改朝換代等客觀事實都是密不可分的。中國歷史學如果不深入揭示歷史悠久的公有制文明，不深入揭示私有制的危害，就難以理解和確認公有制、國有化對社會主義國家的重大意義，也難以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發(fā)展趨勢的理論的指導。

中國歷史研究還需要在古代所有制研究的基礎上深刻認識當代所有制的發(fā)展。新中國成立后，經過1952年土地改革、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于1954年以立法手段確立了農村的土地國有制。198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表示“城市的土地屬于國家所有”。土地所有制問題之所以能夠很快受到關注并迅速成為“五朵金花”之一，不僅由于“它們是歷史上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也是對中國社會主義發(fā)展具有關鍵性的問題。因為任何經濟主體都不能不在一定的所有權的土地上從事其活動。土地所有制關系著重大的利益分配。所以，當前，土地所有制問題仍然是在運用馬克思唯物史觀研究中國歷史進程中出現的、具有學術和現實雙重意義的無法回避的重大歷史理論問題。

改革開放后，生產資料由相對單一的土地要素發(fā)展為土地、資本、信息、技術等多種要素并存，各種生產要素由原來純粹的公有制過渡到了一種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雖然得以確立，但還可能面臨顛覆的危險。隨著市場經濟迅速發(fā)展，這種混合所有制經濟多大程度上滿足了現階段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發(fā)展需求、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這一體制下如何得以堅持和鞏固、如何認識國有經濟的主導作用、各種私有成分在當前又處于何種發(fā)展趨勢，這些涉及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制度基礎的根本性問題同樣有待21世紀中國歷史學家深入開展具有中國特色的理論研究。

第二，中國歷史學必須加強對所有制以外的其它重要經濟史、社會史研究。

當代中國歷史學研究還離不開對其他重大問題的考證和分析，例如，如何看待中國古代貨幣史，更進一步地，如何看待張居正的貨幣化改革？《明史·食貨志》記載：“一條鞭法者，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于官……凡額辦、派版、京庫歲需與存留、供億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為一條，皆計畝征銀，折辦于官，故謂之一條鞭。”[53]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增強了白銀貨幣化的趨勢，推動了中國古代以實物和勞役為主的財政體系全面向以白銀貨幣為主的貨幣財政體系的轉型。清初“攤丁入畝”實際上也沿襲了萬歷年間貨幣改革的成果。但是在明末白銀貨幣經濟下，舊有財政體系的根基動搖，農民遭受多重盤剝，加之其他因素的作用，導致了明朝滅亡。雖然由明朝開創(chuàng)的銀本位貨幣體系持續(xù)到1935年終止，但圍繞古代貨幣史的研究對認識中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fā)展中的潛在問題，諸如經濟過度貨幣化、美元化，由此帶來的價格上漲壓力、金融資產泡沫、國外經濟危機輸入等，仍舊具有重大現實價值。

黨的百年史是中國當下歷史研究的重大問題。特別是如何看待新中國1949-1976年的經濟發(fā)展狀況，如何客觀評價“文化革命”、如何認識改革開放及其經濟政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到底怎么走、多種所有制結構是否可持續(xù)、過去的對外開放是否能夠繼續(xù)進行下去等問題，是關系當下、涉及未來的大問題，都要求中國歷史學做出相關的研究。事實上，對這些問題的深入思考與研究，是真正辨析歷史的前提。而澄清這些重大社會問題不得不依賴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解、貫徹。今天，對歷史唯物主義科學性的理解又可以用這百年史，特別是這百年中中國共產黨的戰(zhàn)略及其成效來加以檢驗。歷史學研究者只有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武器，才能實事求是地澄清中國當代發(fā)展史的本然和所以然。只有在這種基礎上所塑造的中國現代文明才有其科學性所在，才能經受時代和人民的檢驗。

第三，中國歷史學必須加強對當代中國歷史人物的研究，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徹底祛除歷史虛無主義的藏身之所。

歷史是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的，客觀歷史規(guī)律雖不以某些人物的意志為轉移，但其中一些重要人物卻能對客觀實踐發(fā)揮或是促進、或是阻礙、甚至決定性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毛澤東的評價問題存在較大分歧，由此引發(fā)的如何看待“前三十年”，如何看待“文革”這段歷史、如何評價1978年前的經濟成就與失誤都引發(fā)了激烈的社會討論。正如列寧所說：“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范圍之內。”[54]如果僅僅以“大躍進”、“文革”為由，否定在毛澤東領導下我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成果，實質上也否定了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實合理性，就不再僅僅是“見孤木以為森林，拾芝麻以為珠璣”了，而是抹黑英雄、虛無領袖，實質上落入了歷史虛無主義的圈套。在這方面，蘇聯解體的殷鑒不遠。

（二）中國歷史學必須加強世界史研究

近代以來，世界歷史不斷由各民族、各國家分散孤立的歷史發(fā)展成為相互聯系的歷史。二戰(zhàn)以后，美國成為超級大國，對于許多國家而言，儼然成為世界的燈塔之國，對世界格局的發(fā)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不能不研究美國史，不得不研究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規(guī)律，不得不研究世界科技史。

第一，美國歷史研究。對于世界歷史未來的演進和中國未來發(fā)展而言，美國何去何從極為重要。毫無疑問，美國的國運嚴重依賴其所處的外部環(huán)境，但同時也受到其國內矛盾的直接影響。就已有的研究看，中國的美國史研究依然沒有擺脫美國人所設定的研究議程。而這種預設的“研究議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塑造美國的山巔之城、世界燈塔形象。如果美國國內矛盾已經極為激化，那么這種山巔之城、世界燈塔形象無疑構成一種欺騙世界各國人民的幻象。因此，研究美國國內矛盾所包含的方面、所達到的激化程度以及未來的發(fā)展趨勢，無疑必須成為中國的美國歷史研究極為重要的方面。長期以來，美國作為世界警察國家、霸權國家，無疑創(chuàng)造出與世界其它國家，包括法國、德國、日本、阿富汗、敘利亞、伊拉克等國的巨大矛盾。這些外部國家間的矛盾、美國外部矛盾與內部矛盾的交叉無疑也必須成為中國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可以說，抓住了美國歷史，也就抓住了資本主義國家歷史的主要方面。

第二，國際共運史研究。從《共產黨宣言》發(fā)表算起，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有173年的發(fā)展歷史。1917年十月革命的勝利極大地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fā)展，推動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新中國的建立本身又推動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發(fā)展。然而，正是在這個過程中，作為20世紀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策源地的俄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在斯大林逝世后“悄然”走向衰落。在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作為前蘇聯主體的俄國究竟何去何從，是否會再次興起共產主義運動，以及內外部矛盾雙重交織下的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活躍狀況，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內容。中國作為當今世界唯一的社會主義大國，中國改革開放實際也構成國際共運史的重要內容。改革開放一方面極大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fā)展，另一方面也使得不少人產生了許多疑問。正是在這個背景下，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說到底是要解決黨內存在的違背初心和使命的問題。[55]雖然中國改革開放史可以作為中國自己的歷史來研究，但其它國家的歷史學如何看待中國改革開放史，也可以構成中國的世界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向。

第三，世界科技史研究。科技發(fā)展越來越成為生產力發(fā)展的決定力量，而中國的科技發(fā)展還面臨著嚴重的任務。科技發(fā)展不能閉門造車，必須將中國放置于世界科技發(fā)展的大環(huán)境中。古代中國的科技領先世界，而16-19世紀則開始走下坡路。西方國家則一改中世紀的黑暗局面經過兩次工業(yè)革命走在了世界科技前列（其中不無中國文化和科技成就的影響）。世界科技史，尤其是西方科技史研究層出不窮，主要集中于：西方國家科技究竟是怎樣發(fā)展的？有哪些是值得中國借鑒學習的？又有哪些是不適合中國的？西方現代科學技術乃至哲學思想是否又受到中國的強大影響？[56]無疑，還有眾多的問題需要回答。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國的科技發(fā)展內在規(guī)律可能因時、因地、因事而不同，這就要求中國史學研究者應秉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和辯證的方法，這樣的史學研究才能真正為中國科技進步提供參考價值。正如盧卡奇所言，“自然科學的認識理想被運用于自然時，它只是促進科學的進步。但是當它運用于社會時，它就會成為資產階級的思想武器。”[57]

僅僅是上述三個方面的研究[58]，就已經構成中國世界歷史研究的龐大的任務了。不完成這些任務，中國未來一個時期的世界歷史研究就不能說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也只有在完成這三大任務以及其它可能的重大任務的基礎上，[59]中國世界史研究才能旁及其他。

四、結論

中國歷史學擁有悠久的發(fā)展歷史，從古代文明發(fā)展至今，從來都是在直面時代問題中，探索治亂興衰之源，闡明得失成敗之因，成為智慧之學、有用之學。總結中國20世紀歷史學發(fā)展的經驗、教訓，可以說，歷史學雖然是敘事之學，總是離不開對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活動的記述，但歷史學決不僅僅是敘事之學。歷史學是反映社會發(fā)展大勢，抓住決定事態(tài)走向的根本性因素和內在聯系的發(fā)展大勢之學。只有馬克思主義史學才能擔綱這一使命。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至關重要的一點是，必須擺脫帝王將相的家譜學之窠臼，必須建立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敘事。為此，中國史學研究必須兼顧國內、國際兩大方面。從國內看，中國史學研究者需要加強所有制歷史研究，所有制以外的其它經濟史、社會史研究以及當代歷史人物研究。從國際看，中國史學尤其要注重對美國歷史、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世界科技史的搜證、分析和總結。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馬克思誕辰200周年大會上指出，“馬克思主義之所以具有跨越國度、跨越時代的影響力，就是因為它植根于人民之中，指明了依靠人民推動歷史前進的人間正道。”人民立場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必須一以貫之的基本原則和優(yōu)良傳統(tǒng)。世界正處于百年未遇之大變局。在這樣的時代，創(chuàng)造性地堅持馬克思主義史學，不得不是史學研究者所思考的根本所在。在這樣的時代，中國史學家應該肩負鮮明的時代感和使命感，堅定文化自信，寫出無愧于時代和人民的中國史著作。有了這樣的歷史自覺，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中國史學界必然開創(chuàng)出歷史研究的新局面。

注釋：

[1]仲偉民、張銘雨：《20世紀上半葉中國歷史學的社會科學化——以清華學人為中心的考察》，《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王學典、孫延杰：《實證追求與闡釋取向之間的百年史學──兼論歷史學的性質問題》，《文史哲》，1997年第6期。

[2]王貴仁：《從“史學革命”到“唯物史觀”的傳播——試析唯物史觀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學邏輯》，《求索》，2008年第8期。

[3]張憲文：《彰顯歷史學服務國家發(fā)展戰(zhàn)略的功能》，《江海學刊》，2018年第5期。

[4]李昌憲：《司馬光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397-400頁。

[5]耿睿勤：《<歷史學筆記>——馬克思最后一部史學手稿》，《世界歷史》，1992年第2期。[6]俄羅斯的歷史學大概起源于1803年。參見戴桂菊：《尼·米·卡拉姆津——俄國著名的貴族歷史學家》，《史學理論研究》，1997年第1期。

[7]丹尼爾·W·克諾夫茲：《美國歷史學家和中國》，《思想戰(zhàn)線》，1994年第4期。

[8]金沖及：《中國近代歷史的幾個根本問題》，《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3期。

[9]侯云灝：《“社會改造”思潮的興起與2O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2期。

[10]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11]侯云灝：《“社會改造”思潮的興起與2O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2期。

[12]梁啟超：《新史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0頁。

[13] 侯云灝：《“社會改造”思潮的興起與2O世紀的中國歷史學》，《史學理論研究》，2002年第2期。

[14]夏曾佑：《中國古代史》，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9頁。

[15]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增訂本），科學出版社，1960年，第22-27頁。

[16]丁則良：《中國史學之新趨勢》，《大國民報》（昆明），1943 年4月21日。轉引自李孝遷：《“紅色史學”：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新論》，《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17]《李大釗全集》，第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8頁。

[18]《李大釗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678 頁。

[19]陳獨秀：《實行民治的基礎》，《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號。

[20]李蔭清：《唯物的歷史觀與科學的歷史》，《史地叢刊》，1920年第1期。

[21]何炳松：《歷史研究法》，《何炳松文集》第2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年，第241頁。

[22]楊豫譯：《當代史學主要趨勢》，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頁。轉引自盧鐘鋒：《回顧與總結：新中國歷史學五十年》，《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23]轉引自金燦然：《中國歷史學的簡單回顧與展望》，李孝遷編校：《中國現代史學評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63頁。

[24]王家范：《中國通史編纂百年回顧》，《史林》，2003年第6期。

[25]顧頡剛:《中華百史的發(fā)軔》，《申報》1934年10月21日。

[26]蘇誠鑒:《評〈中國史綱〉上冊》，《文史教學季刊》1942年第6期。

[27]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1頁。

[28]陳晉：《毛澤東閱讀史》，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第100頁。

[29]佟冬：《我的歷史》，《中國當代社會科學家傳》第4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3年，第84頁。

[30]李孝遷：《“紅色史學”：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新論》，《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11期。

[31]蔡美彪：《王維江.“不是治學方法問題”——蔡美彪訪談》，《史林》，2013年第S1期。

[32]盧鐘鋒：《回顧與總結：新中國歷史學五十年》，《中國史研究》，1999年第3期。

[33]如關于封建社會確立，翦伯贊主編的《中國史綱要》、尚鉞主編的《中國歷史綱要》分別堅持西周封建說和魏晉封建說。關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xù)，有觀點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結構是“一個超穩(wěn)定系統(tǒng)”，這個系統(tǒng)所具有的結構特征和作用機制，使得封建社會產生周期性振蕩，卻保持中國封建社會的結構基本不變。

[34]《紀念太平天國革命一百一十周年首都史學界討論六篇學術報告——范文瀾發(fā)言說歷史研究必須堅持嚴格的歷史主義》，《人民日報》，1961年5月31日。

[35]楊念群：《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歷史學的若干沉思》，《天津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

[36]謝泳：《回到傅斯年》，《二十一世紀》（香港），2000年第10期。

[37]陳峰：《沉淪與上升：1990年代經濟轉軌時期的中國歷史學》，《東岳論叢》，2020年第5期。

[38]田人隆：《中國歷史學面臨新的挑戰(zhàn)》，《中國史研究動態(tài)》，1993年第2期。

[39]陳峰：《沉淪與上升:1990年代經濟轉軌時期的中國歷史學》，《東岳論叢》，2020年第5期。

[40]王學典：《近五十年的中國歷史學》，《歷史研究》，2004年第1期。

[41]李子文：《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創(chuàng)新問題》，《史學集刊》，1994年第4期。

[42]張生：《穿行于“碎片”之中的歷史學及其應有態(tài)度》，《歷史研究》，2019年第6期。

[43]楊念群：《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歷史學的若干沉思》，《天津社會科學》，2018年第3期。

[44]瞿林東：《唯物史觀與中國史學發(fā)展》，《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1期。

[45]戴鞍鋼：《坎坷前行——20世紀后半葉中國歷史學的演進》，《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