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元、李政隆 | 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再思考
點擊： 作者：張志元、李政隆 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 發布時間:2021-12-31 13:35:54
蘇聯的計劃經濟始于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它不是在理想條件下形成的，而是在強敵環伺的貧弱農業國逐步建立起來的。
計劃經濟體制，即經濟行為是以統一計劃為條件的制度化經濟體系。社會主義國民經濟計劃的實施與勞動人民廣泛參與經濟管理密切相關，是社會主義生產方式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主要區別。
計劃經濟體制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力圖消除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同時使蘇聯經濟從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中脫離出來。在蘇聯，計劃經濟代行工業革命的職能，使蘇聯實現電氣化與工業化，并為贏得衛國戰爭的勝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質基礎。但一直以來，西方學者對于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卻持徹底否定的態度。
蘇聯解體后，一些西方學者開始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進行反思，并給予其正面的評價：
蘇聯為計劃經濟體制設計了ОГАС系統(全國自動化系統)。蘇聯在計劃經濟的中后期，試圖以此系統作為解決資源分配問題的技術手段和方案。該系統在莫斯科建立計算機中心，其他地區建立二級中心，最后在各個經濟重地建立終端，各個終端和計算機中心通過網絡交換數據。該系統基于序數效用論推導出需求曲線，進而給生產部門提供指導。
作為數據收集整合系統，ОГАС其本身不會進行生產，其目的是解放人工，讓更多的人從事創造性工作；減少人為信息失真，加快信息反饋。但20世紀的基礎設施決定了ОГАС系統能發揮的作用很小。由于觸動了蘇聯中后期統治集團的利益，ОГАС的發展最終流產。
后來這一概念被引入軍事領域——戰略核力量自動控制指揮空中系統，一旦該系統確認蘇聯任何地區或指揮系統遭受打擊，就能依照預設方案展開核反擊。
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今天，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全面、科學地研究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源起、發展與成就，對于堅持并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我國國民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供理論與實踐指引具有重要意義。
一、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理論與實踐
（一）蘇聯發展計劃經濟的理論支撐
在馬克思、恩格斯所處的時代，市場經濟中的私人醫院需要利潤，生產藥品的資本家也需要利潤，制造生產機器、租售廠房……在資本流通的一切環節都要利潤。資本家剝削無產者的剩余價值，商品交換獲得的利潤被少數人占有，資本占有者愈加富有，勞動者愈加貧困，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受到極大限制。
面對這種狀況，馬克思指出：“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而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也將隨之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的自覺的組織所代替。”
馬克思還提出了計劃經濟的具體原則：“勞動時間的社會的有計劃的分配，調節著各種勞動職能同各種需要的適當的比例。另一方面，勞動時間又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勞動中個人所占份額的尺度，因而也是計量生產者在共同產品的個人可消費部分中所占份額的尺度。”
資本主義私人所有制的要素可以歸結為市場、雇傭勞動以及商品利潤，計劃經濟則要排除這幾個要素。計劃經濟的經濟基礎只能是公有制，因為沒有一種社會形態能夠阻止社會所支配的勞動時間以這種或那種方式調整生產，只有在公有制條件下，這種調整是通過社會對勞動時間所進行的直接的自覺的控制來實現的。
馬克思提出計劃經濟是為了消除資本主義的異化以實現人的關系與物的關系的統一，消除個體生產同社會生產的矛盾。這是計劃經濟的理論來源。
十月革命勝利后，蘇俄開啟了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實踐進程。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表現為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而所有制形式一旦改變，如何組織社會化大生產成為最重要的問題。
列寧說過：“沒有一個使千百萬人在產品的生產和分配中嚴格遵守統一標準的有計劃的國家組織，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斯大林認為：“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就是把農業和社會主義工業結合為一個整體經濟，使農業服從社會主義工業的領導，在農產品和工業品交換的基礎上調整城鄉關系，堵死和消滅階級借以產生首先是資本借以產生的一切孔道，最后造成直接導致階級消滅的生產條件和分配條件。”即首先消滅資產階級，進而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最終建立起以經濟和生產單位劃分的基層單位，然后根據人民的需要，進行生產。
列寧逝世過早，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未完全展開。斯大林繼承列寧未竟的事業，領導蘇聯人民發展社會主義工業，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在沒有任何前人經驗的基礎上繪制藍圖，為20世紀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經濟建設提供了寶貴經驗。
（二）蘇聯推行計劃經濟的時代背景
戰時共產主義政策退出歷史舞臺后，新經濟政策應運而生：政策由余糧征集制改為糧食稅；企業工廠由完全國有改為部分交由資本家運作；恢復商品貨幣關系。新經濟政策的實施，使農民開始從經濟收益角度關心農業生產，進而保證了城市與工業的后勤供應。商業是新經濟政策的基本環節，不斷擴大的商業代替了居民配售制。1924年完成的幣制改革，穩定了通貨。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讓蘇俄經濟得以恢復，奠定了蘇維埃政權的經濟基礎。但在實行新經濟政策后的幾年里，富農開始囤糧，待價而沽，城市缺糧成為長期困擾蘇俄的嚴峻問題。同時，農村對工業品的需求也無法得到滿足。
俄共（布）認為，如果工業品價格太高就會損害農民的利益，破壞工農聯盟。于是，蘇維埃政府下令降低工業品的價格，這導致需求增加。由于城市是工業品產地，市民獲得工業品的難度遠低于農村，大量的工業品在城市被買走，到農村已經剩余很少，而城市剩余的工業品被富農以高價向農村出售。其結果就是，本想降低工業品價格，實際情況卻是其價格被抬高。對企業而言，人為降價的后果就是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的收益而發生虧損，政府不得不以印發大量鈔票的方式填補企業虧損。這一系列因素導致城市居民購買力提高，需求進一步擴大。大量工業品在城市被搶購，留給農村的工業品更少，價格更高，工業品一到農村就立刻被搶購一空。
在新經濟政策后期，蘇聯出現嚴重的工業品短缺和糧食收購危機。此后，以斯大林為首的蘇聯領導集體，終止了新經濟政策。
新經濟政策是列寧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一個步驟，他指出：“這個政策之所以叫新經濟政策，是因為它在向后轉。我們現在退卻，好像是在向后退，但是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先后退幾步，然后再起跑，更有力地向前跳。”
在經濟基礎已經穩固的情況下，蘇聯放棄這條過渡性政策，走另一條經濟路線是當時最好的歷史選擇，正如斯大林所說，“我們所以采取新經濟政策，就是因為它為社會主義服務，當它不再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拋開”。
斯大林認為，在爭得了無產階級專政從而建立走向社會主義的政治基礎后，需要用本身的力量建立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即建立社會主義所必需的新的經濟基礎。在服務于無產階級利益的前提下，才會有計劃經濟的邏輯推演。計劃經濟作為早期無產階級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生產組織體系，其目的是為了確保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得到實現。所以，必須消滅勞動力的商品屬性，消滅生產資料占有者對勞動者剩余價值的占有，消滅勞動力的交換價值，直接面向勞動力的使用價值。
計劃經濟就此產生。以“一五”計劃為標志開始的計劃經濟實踐，既是蘇聯對馬克思主義計劃經濟理論的實踐與探索，也是蘇聯在當時的國內外客觀形勢下為完成加速工業化戰略、應對戰爭威脅而作出的最優選擇。
二、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與歷史成就
（一）計劃經濟體制的特征
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閾下，社會發展過程中存在三種經濟形態：自然經濟、商品經濟、時間經濟。小農經濟是自然經濟的重要表現形式，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發達階段，而“一切經濟最后都歸結為時間經濟”，“時間經濟以及有計劃地分配勞動時間于不同的生產部門，仍然是以集體為基礎的社會首要的經濟規律。甚至可以說這是程度極高的規律”。
馬克思還在此基礎上指出：“真正的經濟——節約——是勞動時間的節約（生產費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這種節約就等于發展生產力。”計劃經濟學是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它不是計劃一切的經濟，而是不為利潤而生產的經濟，真正的計劃經濟學是包含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的科學。
第一，計劃經濟的本質在于不為利潤而生產，即實現社會生產的非商品化。工業化使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得到鞏固。但計劃經濟并不是所謂精確地集中控制某個項目計劃，而是有計劃、按比例地分配勞動時間。具體表現為進行分配預算，以取代利潤驅動生產決定社會成員收入。
計劃經濟并不考慮利潤，只考慮時間的節約與浪費。如果社會的總勞動時間和個人使用自身的勞動時間一樣，那么社會組織的成本標準上也無需考慮利潤。因為生產的目的不再是利潤，而是更少時間下的更多生產與使用。這就意味著貨幣的非商品化。
同樣，價格也被消滅，計劃價格不再是傳統意義的價格。傳統意義上的價格反映的是商品交換比例，其存在的目的是利潤。計劃經濟體制下，社會成員的收入與利潤無關，只與時間節約與勞動有關，從而計劃價格不再是生產價格。由此可見，理論上的計劃經濟是可以消除異化、解放人性的制度。
從嚴格意義上講，計劃經濟體制的蘇聯依然存在少量的商品生產，但這些商品的流通并不完全受市場規律的自由調節，而是國家將部分產品根據利潤計算，其他部分則根據社會效益來計算，并以計劃的手段進行控制。國家以總體更契合社會效益的定價措施掌握價格，進而保障蘇聯人民的物質生活。同時，對基本生活用品的定價只是實現社會效益的一部分，同時還要有保障國家整體盈利的定價計劃——即在特定時期內抬高非必要奢侈品的價格，進而與必要日用品價格保持平衡。在蘇聯“市場”內，生產資料脫離市場，不作為商品流通，國家決定這些生產資料的分配與控制。
第二，計劃經濟的核心是更少時間下的更大化社會生產，即用更少的時間進行更多的生產活動。蘇聯的計劃經濟沒有同時期西方市場經濟那種相互壓榨的競爭，而是推行斯大林提出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正是在這種倡議和運動影響下，采煤工人斯達漢諾夫(Алексей Стаханов)在一個工作班的時間內采煤120噸，超額完成計劃13倍并創造了世界采煤新紀錄。
在當時的蘇聯，計劃經濟的直觀表現是在工人文化技術水平提高的基礎上采用新技術、改善勞動組織、革新工作方法，以保證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蘇聯計劃經濟中一切項目計劃的選擇，都和市場經濟完全不同，其邏輯是要把利潤驅動轉化成物質使用與個人時間節約的驅動。
斯大林反復強調：“不能把我們的年度計劃和五年計劃跟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客觀經濟規律混為一談。”計劃經濟的“計劃”不是指集中控制的“項目計劃”，而是指有計劃、有比例地分配勞動時間，用預算驅動來取代市場利潤驅動的社會活動。
第三，計劃經濟否定西方市場經濟的核心原則，即為私人資本增殖服務的原則。市場經濟下，資本流通的一切環節都追求利潤，要求雇傭勞動者用大量的勞動時間去進行生產，其自由時間被竊取。當生產的目的是獲取利潤，那么其成本標準，就不是人與物關系上生產要素的消耗，而是人支配人這類權力關系上的交換。
例如，企業為提高利潤率而采取的“減員增效”措施，并不能提高單位時間內最大化生產和使用物質的生產效率，而是為了提高剝削效率——即讓余下的工人在相應勞動時間獲得更低的工資，或者以相同的工資勞動更長時間。也就是讓工人在更長的勞動時間內不為自身服務，加重了對工人勞動時間的不平等交換，表現為對勞動力和商品生產的資本預付，加劇對工人剩余勞動的剝削。因此，資本主義國家所謂的“自由市場”就是馬克思所說的“時間經濟”的異化，企業在實質上是階級斗爭的產物。而計劃經濟是為勞動者本身的需要服務的。
斯大林曾指出：“未來生產的主要目的是逐漸滿足社會的需要。”即根據上一時間段的生產數據和消費數據找出生產的最優值，調整各個生產單位之間預算分配，以最少的投入獲得最大的產出，把因此節省和自然增長的勞動力投入其他行業，進而提高廣大人民的生活水平。
馬克思指出：“時間的節約，以及勞動時間在不同的生產部門之間有計劃的分配，在共同生產的基礎上仍然是首要的經濟規律。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為規律。然而，這同用勞動時間計量交換價值（勞動或勞動產品）有本質區別。”
現實中的一切項目計劃，都是相應專業的基層人員或者工程技術人員提供的知識或者信息。如果不是計算機或者人工智能在做這些項目計劃，那么應當如何進行選擇？這就是社會主義勞動競賽。
計劃經濟在嚴格意義上反對平均主義，講求按勞分配的原則，“平均主義的根源……是原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平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工人想要更高的工資或者職稱，就需要進行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最典型的就是用低預算的使用量來完成更多的項目。計劃經濟中的“項目計劃”，正是通過這種節約時間的勞動競賽進行選擇的。同時，時間的節約使得社會可以實現更多的項目計劃，從而使更多的勞動者給社會提供知識與信息。這樣，只需相應環節的人依據使用與時間節約的原則進行“比較”，社會的知識信息就可以通過這種方式，使得復雜的計劃經濟體系得到最廣泛的傳遞。
同樣，計劃價格——即生產消耗就是通過斯大林說的社會主義勞動競賽比較得出的。計劃價格是預算下達的核算依據之一，另外的依據是庫存流量消耗和物質擴大再生產的比較。在每個生產與管理周期，相應的部門通過預算，以資金的形式向計劃委員會按照計劃價格采購相應的機器、原料等。相應的部門都要編制一定的預算，并且以此進行經濟活動。
（二）計劃經濟取得的偉大歷史成就
蘇聯在斯大林時期優先發展重工業，進而帶動基礎設施、教育、醫療、輕工業、農業的發展。在重工業領域，優先發展機械工業，大規模發展黑色和有色冶金產業。從發展社會生產力的方面來講，計劃經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了工業革命的職能。
蘇聯成立時文盲率接近80%，“一五”計劃前，工程技術人員不到意大利的1/5。在“二五”計劃完成時，基本消滅文盲；工程技術人員的數量已高達1300多萬，是德、意、日、法、英五國總和的6倍。到衛國戰爭前夕，蘇聯一共建成1萬多個現代化大型企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戰時的蘇聯機械制造業產值增長近40倍。這是在法西斯入侵工業區、能源不能正常供應、有色金屬和鋼鐵無法按量供應的情況下實現的。
計劃經濟取得的成就證明，作為資本主義的替代方案，社會主義發展模式不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前者無法比擬的優越性。正如俄羅斯學者所言：“西方各國用了將近兩個世紀才完成的事情……俄羅斯只用了幾十年殘酷而又堅定地完成了，而結果卻是對現代歷史最偉大的經濟改造和社會改造。”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蘇聯在斯大林的領導下創造了另一個經濟奇跡：被摧毀的國民經濟在5年之內就得到恢復。失去數千萬人口的國家，在沒有馬歇爾計劃以及外國貸款的情況下，保持了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即使是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蘇聯經濟的增長速度也保持在4%~5%之間。
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一種方式。蘇聯計劃經濟既有社會主義的一般真理性，也具有深刻的時代烙印。我們要客觀、科學地評價斯大林的計劃經濟思想和蘇聯的計劃經濟體制，合理汲取其中具有真理性和科學性的部分，積極揚棄其缺點與錯誤，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得到進一步發展。
三、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認識誤區的澄清
（一）所謂“計劃經濟導致蘇聯農業落后”
一部分文章和書籍用“蘇聯糧食產量比沙俄1913年的產量低”來說明蘇聯計劃經濟導致蘇聯農業落后，似乎在這種體制下，國家力量都用于生產武器裝備，老百姓吃不上飯、穿不上衣，好像蘇聯只有重工業是成功的，農業則是完全失敗的。其中最典型的說法是，實行集體農莊制度的蘇聯，糧食產量不如沙俄時期。
事實上，在20世紀50年代，蘇聯的糧食產量比沙俄時期要高很多。數據表明，1913年是俄國史無前例的豐收年，糧食產量高達8600萬噸。然而1909～1913年的5年中，俄國糧食平均年產量實際上只有7250萬噸。而1953年是蘇聯的一個歉收年，糧食產量為8250萬噸，但在1951～1955年的5年中，蘇聯年均糧食產量卻高達8850萬噸。
西方學者專門挑出1913年和1953年的糧食產量來進行對比，以此說明蘇聯的農業不如沙俄時期，并試圖進一步證明蘇聯農業集體化不如私有農業，可謂“用心良苦”。如果把谷物產量和土豆（土豆是蘇俄和西方國家的主食）產量加在一起，可以發現，1953年的產量并不輸于1913年。1913年的谷物產量比1953年多350萬噸，但1953年的土豆產量比1913年多了4070萬噸。由此可見，1953年廣義的糧食產量其實是遠高于1913年的，計劃經濟導致蘇聯農業落后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此外，沙俄是糧食出口大國（高于早期蘇聯），但是這不能說明沙俄時代的糧食是足夠的，老百姓都是溫飽的，因為沙俄把人民的口糧出口，不問人民死活。蘇聯時期，國家要顧及全體人民生活，糧食首先要供應全體人民，因而沒有余糧出口。
同時，在西方國家，因為存在很多人消費不起的現象，所以總是存在過剩的問題，顯得商品很豐富。如果實行公有制和供給制度，西方國家同樣的商品量是無法滿足全民共享的，就會出現商品短缺現象。
（二）所謂“蘇聯計劃經濟時期的經濟支撐基本靠資源創匯”
這一說法同樣不符合事實。蘇聯石油出口在1983年達到高峰，人均石油年收入為46美元，且2/3是向社會主義陣營出口。而近些年，俄羅斯人均石油出口收入則為1700美元左右，是蘇聯石油出口高峰時期的近40倍。
蘇聯時期，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在1989年出口的產品中，再加工產品占出口比重為77%，其中機器制造與金屬加工為34%，開采部門占比則為23%。近些年來，在俄羅斯出口商品結構中，能源、礦產品、原材料占比為70%，而機器和運輸設備的占比不到6%。
雖然天然氣和石油的確是蘇聯出口收益的來源之一，但說蘇聯經濟靠資源出口來支撐是言過其實。在經濟互助委員會中，蘇聯本身也處于矛盾的雙重地位：對于不發達的成員國來說，蘇聯充當經濟發達國家的角色，生產并出口了不少尖端產品；對于東歐發達的成員國來說，蘇聯又充當原料供應國的角色。
（三）所謂“計劃經濟時期蘇聯輕工業水平低下”
這同樣不是事實。在20世紀80年代，蘇聯的毛織品、棉布、鞋和砂糖的產量均為世界第一，許多輕工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啤酒產量世界第二，同時是世界第一大奶制品消費國和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冰淇淋消費國。
蘇聯輕工業門類齊全，產量并不低，主要問題出在流通而非生產環節。對于國土面積遼闊的國家而言，紡織中心在中亞，消費中心則主要位于歐洲，對于幾千公里的運輸距離，物流的重要性不亞于生產。蘇聯溫帶較少，每年冬春轉季時，道路都會嚴重劣化，不利于產品運輸。此外，蘇聯幅員遼闊，人口相對較少，基礎設施的維護非常困難。即使蘇聯開發大量的寒帶運輸車輛，面對反復劣化的道路，物流效率的提高仍十分有限。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在遠東地區只能維持一條鐵路運行。
（四）所謂“計劃經濟時期蘇聯日用品嚴重短缺”
這種觀點是顛倒黑白。20世紀80年代的蘇聯工業消費品生產（第二部類）比50年代增長了20倍左右，而同期的美國生產僅增長了約2倍。認為整個蘇聯計劃經濟時期物資緊缺，要靠排隊供應，這其實是把20世紀80年代末計劃經濟體系逐步瓦解、供應鏈逐步崩塌的亂象套到整個蘇聯時期，得出蘇聯缺乏食品和日用品的結論。
事實上，物資短缺很大程度上是戈爾巴喬夫在沒有制定與市場經濟配套措施的情況下拋棄計劃經濟所導致的。喪失理想信念的官僚因失去國家管控有了腐敗的空間，大量物資被倒賣到黑市或者拆成原料賣向海外。物資短缺階段正是1987~1990年戈爾巴喬夫集團放棄社會主義、轉向資本主義的“改革”時期。
綜上所述，計劃經濟體制不是導致蘇聯解體的原因，蘇聯被計劃經濟體制拖垮的說法不符合事實。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可以同市場經濟一樣實現大規模的生產、分配物質財富，同樣能支撐國民經濟的合理運轉。蘇聯在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總體向好，而且沒有周期性崩潰。能和整個西方陣營競爭，蘇聯依靠的正是計劃經濟體制。
四、對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再思考
（一）蘇聯采用的MPS核算方式更符合計劃經濟體制
蘇聯計劃經濟沒有GDP概念，而是采用MPS核算，即實物生產體系MPS體系以勞動價值論為價值基礎，更注重物質生產的擴大導向，主要適用于計劃經濟國家，以經濟平衡表的形式對物質生產部門進行實物核算，主要核算方法為統計和單式記賬法，主要指標為社會總產值和國民收入。
蘇聯的經濟核算基于MPS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這個體系的基礎是以一定預算去完成更多的科研指標、社會工程等項目。GDP則是SNA國民賬戶體系SNA體系主要適用于市場經濟國家，以國民賬戶矩陣表的形式對物質生產部門和非物質生產部門進行資金核算，主要核算方法為會計和復式記賬法，主要指標為GDP和GNP。不存在“蘇聯GDP”這一概念。
蘇聯解體前，聯合國同時采用MPS和SNA兩套體系；蘇聯解體后，基于SNA體系的國民經濟核算方式成為經濟唯一衡量標準。GDP核算包括土地增值、資本增值、第三產業利潤增值等要素，而這些要素在計劃經濟國家是沒有的。例如建造的房屋，直接進入分配階段，而不進入市場交易環節，基于住房市場化產生的地價就不存在了。
計劃經濟時期，蘇聯人民極具勞動熱情，建設的很多大型基礎設施都不計入GDP。當時很多時代特色并不適用當下的標準，因此根據計劃經濟條件下的工農業產值來估計所謂的“蘇聯GDP”無任何意義，因為非商品化經濟下不存在總的“市場價格”。所以，蘇聯當時的建設成果無法用GDP衡量。
GDP僅僅是所有產品與服務的市場價值總和，用以反映國家在一年內新增產品、服務的價格總量，進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市場規模和經濟規模。除此之外，這個指標對于衡量綜合國力或國際影響力并沒有絕對意義。因此，馬克思從關注經濟運作中探討社會發展脈絡的方法是正確的。
（二）蘇聯計劃經濟與中國計劃經濟不同
蘇聯計劃經濟的關鍵部分，是以列·康托羅維奇(Леонид Канторович)為代表的科學家不斷研究并發展的高度復雜的線性規劃。使用這種計劃方法的困難，在于對計劃制定者的數學類學科受教育程度要求極高。
中國曾請求蘇聯領導人派遣專家協助編制計劃，但對于當時中國基層單位統計人員的業務水平來說，如此復雜的計劃填報任務是難以完成的，中國自1958年就放棄了這種高度復雜的計劃方法。在此之后，中蘇兩國實行的計劃經濟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
蘇聯實行廠長負責制，廠長對國企負有法律責任。而我國當時的計劃經濟受政治影響比較大，直觀表現是“特殊時期”的政治掛帥。我國真正開始學習蘇聯計劃經濟是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廠長負責制正是在我國改革開放后才確立的。
蘇聯計劃經濟相對法制化和系統化，在勃列日涅夫時期，計劃委員會為其愈加復雜的經濟制度設計了新的復式記賬表格。通過此表，計劃委員會可以計算出產品變動對上下游產業鏈的影響。1970年前后，蘇聯設立專業部委計算機中心，通過聯通各部委的計算機中心，進而設立國家計算機中心。這一時期，蘇聯的計劃經濟達到較為完備的程度。
（三）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存在缺陷
由于計劃經濟體系過于龐大和復雜，計劃者面臨極其復雜的數學任務，這對統計人員受教育程度要求過高，許多社會主義國家學習多年，最終因無法以MPS體系進行完整的精準核算而放棄。
在過去，計劃經濟通常被認為是和市場經濟對立的社會生產運轉體系。社會主義國家的計劃應是全體勞動者參與制定并執行的，勞動者既要獲得自己的勞動成果，同時也要安排自己的勞動過程。
蘇聯的計劃經濟是以大量科研人員以及經濟專家牽頭，經過大量的運算來進行的。康托羅維奇院士把“資源最優利用”這一傳統經濟學問題，由定性研究和一般定量分析推進到現實計量階段，對線性規劃方法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貢獻，并因此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同時我們要清楚，雖然從理論上講，蘇聯的計劃經濟是較為完備的，但從實踐過程看，它是有缺陷的，即計劃過分精密和龐大。蘇聯國企在當時幾乎不會負債經營，導致的問題也不容忽視：如果沒有國家命令，產業在自行發展的基礎上更新速度不會很快，致使計劃經濟的創造力下降。
現在看來，計劃經濟的確是需要不斷完善的，正如市場經濟也需要不斷改革一樣。斯大林以及之后的蘇聯領導人把公有制的作用絕對化，片面追求單一的公有制形式，違背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的客觀規律。
（四）經濟社會的良性運行需要國家的宏觀調控
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沒有把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簡單稱為“計劃經濟”，而是稱為“社會的計劃調節的經濟”。也就是說，計劃經濟的主體是整個社會，不再是個體和私人。政府是管理經濟的主體，對經濟過程進行調節，并且必須有社會規模的計劃性管理。
長期以來，對計劃經濟有很多曲解和誤解，提到計劃經濟就想到“僵化”之類的字眼，這同樣是思維僵化的表現。市場經濟同樣不乏“郁金香危機”“黑色星期五”等因投資人狂熱導致的經濟災難。“自由市場”與其說是一種現實，不如說是一種理想狀態。在現實中，由于信息差異與資本差異，真正的自由競爭始終不能實現，掌握要素優勢的一方總能借此為自己牟利，乃至確立壟斷市場。
因此，世界上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歷史上都經歷過國家調控時期。作為英美主流經濟學的凱恩斯經濟理論，就是在市場機制出現危機的情況下，提出國家必須干預調控經濟的理論。
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視國家計劃如同洪水猛獸，根本不進行國家調控，連建議性的國家指導也沒有，把計劃的一環完全丟掉，以經濟和生產單位劃分的基層單位被取消，這導致蘇聯經濟迅速崩潰。
由此可見，任何經濟體制的良好運行，都無法離開政府干預。在促進合理分配的意義上，一切經濟行為都具有公共服務的意義。其中食品、能源、基礎設施建設等產業是現代社會進行高度分工、保障物質生活的基礎。相比于其他產業，它們與公共服務關聯更加密切，也更加無法承擔市場波動的風險，所以各個國家都會在相當程度上干預、保護這些產業的運營。在工業大發展時期，國家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尤其迫切，這時計劃的優勢體現在該體系在資源規劃方面的高效，國家計劃可以用高效的執行力推動這些產業的發展，從而實現國家的整體轉型。
2020年，中國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國家動員大規模生產醫療物資、口罩與防護服，滿足了疫情發生時對醫療防護用品和器械的井噴式需求。相反，擁有發達資本市場的西方國家在病毒面前卻不堪一擊。
對于列寧去世以后的蘇聯，特別是實行計劃經濟的蘇聯，部分人是持徹底批判態度的。但這種“蘇聯亡于計劃經濟”的論調是一種唯心主義的批判。戈爾巴喬夫認為社會主義道路難走，在經濟、政治、思想上全面倒向西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遭受重大挫折。
中國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不斷提高黨把方向、謀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推動全黨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完善上下貫通、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確保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落細，推動我國早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作者：張志元系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李政隆系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2018級本科生；來源：“世界社會主義研究”微信公眾號，原載世界社會主義研究 2021年第11期；圖片來自網絡，侵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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