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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 敵人已潛入我們的“網絡國土”之中

【摘要】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網絡已經24小時全方位覆蓋于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們在享受著越來越便利的網絡生活的同時，大量未經過濾的信息混雜著敵對勢力的糖衣“毒藥”隨著網絡傳播開來。如果說，意識形態的爭奪是一場戰爭。那么，這場戰爭早已經在網絡上打響。而不幸的是，我們幾乎不設防的已經讓敵人縱深于我們的“網絡國土”之中。

2015年2月28日，一部柴靜“自費”的環保紀錄片《穹頂之下》發布，隨后在南方報系及網絡媒體的強勢助推之下在網絡上迅速傳播。伴隨著人們對環保的關注，該片中質疑政府不作為、行業壟斷等論點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美國駐華大使館適時開展了針對中國網民的“環保講座”，國外媒體也迅速開展了相關宣傳報道。但是，就是在這樣一部包裝精美的紀錄片里，卻是被爆出大量數據造假、拍攝資金來源于美國福特基金等丑聞。筆者在認真觀看了該片之后，也發現了該片蓄意使用大量造假數據以及煽情的話語，試圖將環境問題引向私有化問題。但是，該片數億次的瀏覽量再次證明，柴靜成功的將“毒藥”混淆其中喂給了無數人，而我們中的不少人也在不知不覺中成了這次事件的推手。

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網絡已經24小時全方位覆蓋于我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人們在享受著越來越便利的網絡生活的同時，大量未經過濾的信息混雜著敵對勢力的糖衣“毒藥”隨著網絡傳播開來。

如果說，意識形態的爭奪是一場戰爭。那么，這場戰爭早已經在網絡上打響。而不幸的是，我們幾乎不設防的已經讓敵人縱深于我們的“網絡國土”之中。

美國《華盛頓自由報》曾援引日本外務省情報披露：日本政府1996-2003年以來的7年里秘密撥付了11.37億日元(約合1330萬美元)用以支付一個名為“C國網客覺醒聯盟”的報酬以及活動經費。該情報還披露：該組織主要由C國人士組成，負責人是日本外務省有“中國通”之稱的前日本駐華參贊小林多吉。該組織隸屬日本外務省特情科，主要的工作是在C國的網絡論壇上發表甚至編造一些極具煽動性的文章和新聞，從而達到打擊C國國民自信心、離間國民和政府的關系，積極制造混亂，從而讓日本從中達到自己的目的。

這就不難解釋，為何網絡上隔三差五總會出現一些“有思想”“有見識”的人拋出“看看日本”之類的言論。北京地鐵事故發生后，許多人無不贊揚國外地鐵管理嚴謹。但是僅僅數天之后，日本地鐵發生同樣的乘客墜落鐵軌被碾壓致死的事故，這些人無不選擇了沉默，更有甚者不經調查就高喊著：“這算什么?有中國的事故多?”在這些人的眼里，只要是國外的，就是美好的，只要是國內的，就是丑陋的。

與此同時，無數包裝為“心靈雞湯”“人生感悟”的文章在微博、微信等網絡平臺上瘋狂傳播著，“雞湯”里的“毒藥”在不知不覺間被無數人喝進了肚子。于是乎，我們看到：浪費最嚴重的美國人在教我們如何節約，文盲最多的印度人在教我們讀書辨理，宅男最多的日本在教我們如何教育孩子。這些旨在摧毀民族自信心的文章就在我們的手里傳播著。

而這些僅僅是目前中國互聯網亂象的冰山一角。前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Joe Huntsman)在其競選共和黨候選人論辯時，不顧主持人的數次阻攔，得意的宣稱“我們應該在中國境內團結我們的盟友和支持者，他們是年輕人，是新的互聯網一代”，“他們正在推動一場可能徹底改變中國的變革”。

不僅僅是網絡媒體，大批傳統媒體也已經淪陷，變成了反黨反國宣傳的喉舌。

2008年汶川大地震，舉國同悲。南方某報卻發表題為《天佑吾民》的評論，拋出了“天譴論”觀點。

2010年10月18日，南方某周刊發表《你所不知道的石原慎太郎》。該文為日本右翼極端分子、一貫反華的軍國主義余孽、購買釣魚島事件的始作俑者石原慎太郎做“人性化描述”，不談大是大非，不談民族立場，反倒替石原標榜是“反共不反華”。

比其輿論陣地的失守，試圖從思想根基上悄然下手的“軟刀子”危害更為明顯。近幾年，打著各種“歷史解密”的文章不斷出現在各種媒體上，大肆宣揚歷史虛無主義，用不嚴謹的數字和不存在的戰績粉飾國民黨軍隊，以此攻擊共產黨軍隊的抗戰作用，許多人甚至是一些學者也已經認同了這些所謂的“歷史真相”。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這些“歷史真相”，許多人已經認同了“國軍是抗戰主力”這樣的言論，甚至于對比雙方高級將領犧牲人數來證明此言論。但是事實是：抗戰時期，共產黨軍隊被國民政府授予了高級軍銜的一共僅有31人。根據《抗戰期間犧牲的中共將領群體的考證與定位》一文中的考據，東北抗聯有75位、八路軍有76位、新四軍有29位、華南抗日游擊隊有8位將領犧牲，合計188人(有網友自發統計的結果是197位)。到抗戰結束時，國民黨方面的總兵力約600萬，共產黨方面的兵力約130萬。按照國軍犧牲了206位將領，共產黨犧牲了188位來算，共產黨的陣亡將領比率，是國民黨的4倍多。根據二戰時日本華北軍《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綜合戰果》：“交戰回數一萬五千次，與共產黨軍的作戰占七成五，交戰的二百萬敵兵力中，半數以上都是共產黨軍，我方收容的十萬九千具敵遺尸中，共產黨軍約占半數……這一方面暴露了重慶軍的劣弱性，同時也說明了共產黨軍交戰意識的昂揚……”

諸如此例，不勝枚舉。國民政府簽署的《簡體字推行法令》，變成了中國政府“拋棄民族文化”的“證據”;國民政府承認了外蒙獨立，這也成了攻擊中國政府“拋棄國土”的“證據”。欲亡其國，先亡其史。這些虛假文字的背后，我們更應該清楚的看見敵對勢力的險惡用心，而不是充當敵人的推手。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數次對外戰爭都取得了勝利，這讓西方勢力清楚的看到中國在面對外敵時的戰斗力。“硬刀子”得不到好處，西方就動起了“軟刀子”。而這把“軟刀子”就是利用網絡、電影、書籍鼓吹西方憲政和“普世價值”，輸出西方意識形態和思考方式，試圖通過廣大的中國網民，綁架輿論、制造爭端，從而達到從內部瓦解中國的目的。

在這場戰爭之初，我們被打了一個措手不及。西方國家利用中國互聯網起步晚的現狀，憑借著硬件和軟件的雙重優勢，培植了大批“網絡發言人”，掌控了大批門戶網站、網絡平臺，迅速傳播反黨反國言論、制造輿論熱點、封殺愛國言論、屏蔽真相傳播，在短時期內迅速主導了言論，制造出所謂的“民意”。在這“被動挨打”的局面中，中華民族數千年來的傳統價值觀、歷史觀和世界觀遭受到了全面圍攻。他們肆無忌憚的抹黑開國領袖、詆毀英雄模范、攻擊政黨政府，甚至企圖煽動“顏色革命”，妄圖從中國內部搞亂中國。這場網絡意識形態的戰爭，已經不再是沒有硝煙的戰場，而是狼煙四起、四面告急。

特別是我們中的一些黨員干部，缺乏對網絡意識形態斗爭的清醒認識和責任意識，缺乏在網絡上為黨而戰、為國分憂的擔當意識，甚至于缺乏了最基本的政治立場。對于一些明顯的攻擊言論不予置評，放任自流，甚至帶頭傳播。這是極其危險的行為。

2014年2月28日，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宣告成立，中國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擔任了小組組長，并提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等一系列重要論斷。因此，加強在新時期新形勢下的網絡安全教育刻不容緩!

國防大學戴旭教授在《如何打贏當代網絡“上甘嶺戰役”》一文中說：面對新時代的巨大挑戰，中國軍隊除了警惕傳統安全領域的威脅之外，還須對網絡時代網上國土領域的新型戰爭予以戰略性關注。毫無疑問，軍隊應該擁有對國家主權管轄下的所有網站中的涉軍輿論信息進行統一監管的權力。同時，為了更有效地履行使命，還應當借鑒其他國家的有益做法，對現有文化、宣傳系統進行整合、技術提升和新功能開發，并在此基礎上盡早成立守衛中國網上國土的專業部隊，協助國家文宣系統，收復網上國土失地，掌握維護網上國土安全的主動權。

針對目前的現狀，結合戴旭教授的文章，筆者認為，我們急需做好以下三點：

一、完善網絡管理規定，師出有名

針對當前網絡意識形態爭奪戰的混亂場面，我們要迅速完善現行網絡管理規定，查找管理漏洞。同時推行網絡管理規定立法，明確法律責任。推動網絡實名化相關規定出臺，將法律責任明確到人。換言之，就是要以法律手段確定意識形態戰場出擊的合法性。

二、建立網絡外宣隊伍，師出有人

我們應該建立專門或兼職的網絡外宣隊伍，堅持以黨性、政治性為第一選拔標準，以官方發言為核心，團結“分散作戰”的愛國人士，從宣傳方法上更貼近群眾和實際，廣泛的發動群眾，使黨的思想主張宣傳更接地氣、更富實效。

三、轉變網絡思想策略，師出有威

當前我們在網絡戰場上已然被動，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要改變以“不信謠、不傳謠”的被動防御局面，采取“要辟謠”“傳播正能量”的主動進攻手段，扭轉當前網絡的不利局面，將真相、正能量更廣泛的傳播出去。

面對當前硝煙四起的網絡意識形態戰場，我們已經失去了先手、失去了主動，因此我們更要亡羊補牢，牢牢掌握好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權、管理權、話語權，堅持以正面宣傳為主的方針，引導輿論向“陳述事實、找準立場”發展，全力爭奪這場戰爭的最終勝利。